(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55 次) 时间：2001-05-08 11:07:12 来源：无线局域网 (pem) 转载
一元钱年薪的顾问经历
记者：梁先生您作为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是如何发展顾问作用的？
梁定邦：1998年，我在香港任证监会主席，3月份朱杌总理约我单独见面，朱总理知道我将卸任，希望我卸任后到北京来。他希望多借鉴国际经验并将这些经验介绍给我们的证管部门，我也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学习机会。1998年9月底我退任，10月中旬到了北京。
当时全国人大财经委与法工委正在做最后的证券法立法阶段工作。当时也来了一个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吴伟骢（据与吴熟悉的高层领导讲，吴当时在港任副主席年薪是600万港币），证监会也请他当顾问，这是第二个从香港过来的人。这段时间主要是把一些基础性工作开展起来。证券法颁布之后如何把证券法落实，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我也提了不少建议。要将一个旧的制度转轨到一个新的制度，有大量的清理整顿工作要做，工作是非常艰苦的。当时还有在行政上的新编制和看法，就是实行证券监管“垂直领导”，国务院颁布“三定”方案，证监会负责具体落实。对证券公司的监管工作也由中国人民银行非银行司转到证监会，我与吴向证监会提了许多制度上的建议，比如对券商的管理，我们将香港的一整套管理办法引进来，将国际上的标准融入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结合国情加以消化吸收。清理整顿了上市公司及基金公司，在将券商转轨到新的管理制度时，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财务问题，当时用“挪用”这个词，就是客户的保证金较普遍地被券商先用掉了，而他又没有支付偿还能力，这个事如果在国外可以看做是金融危机，但外人一般是很难察觉的。经过“5.19“行情之后，市场交易量放大。危机加重，中国证监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一直到2000年初，一些主要金融风险问题解决了。金融风险问题慢慢解决后又带来许多新问题，例如市场秩序问题等。原来我们行政干预手段非常浓厚，上市指标制度对国企有些照顾，对国企上市要进行辅导。我们的行政参与方式与全世界都基本不一样，要想把这种行政参与甩掉，这个是最难的。因为我们原来经济的支柱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没有强大，到了2000年已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开始到位，周正庆主席临走时推进了一件事，就是让高新技术企业到市场去。周小川主席到任后，与周正庆主席期间是两个不同的工作阶段。
记者：您对行政职能如何看？你是怎样了解国有企业的呢？
梁定邦：我是极力推行市场功能的，因为行政是没法管的。当然，行政手段可以给市场一个非常好的条件。
我不敢说对国有企业很了解，但这几年我跟得比较紧，对它们一些结构上的问题我都有研究，对中国的事，没有多年的功夫，没有身历其境，只以旁观者来观察，很难说了解。国有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它没与市场彻底结合，许多国家的计划还在里面，国家对于干部的任命还在里面。干部任命制度没有完全市场化去做。这既是制度上的一个缺陷，有时又是制度上的一种优越。每件事都有两方面，它的优越性表现在：中国优秀的干部和管理人员大部分在国企和国家机关；缺陷方面：从与市场不够接轨来说，就是不能用到市场最需要、最管用的人。所谓要用了解市场的人监管，其中个人待遇也要与市场接轨，这不只是中国的问题，全世界都是这样。比如以美国来说，如果你在美国证监会工作奉献2至5年之后，他可以挣10倍的钱。
记者：梁先生刚才讲到个人待遇应该与市场接轨，那为什么梁先生的年薪只要1元钱？是否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奉献”？
梁定邦：这是我自己一个非常自私的思想，就是想给自己减少压力。我当顾问，是希望寻求一个比较超脱的地位，若我是一个完全受雇的人，那就很难超脱了；我不是一个受雇的人，是顾问，这样我自己的自由就比较好保障。我觉得如果比较超脱的话，我还能起点儿作用，另外，我能保持那种自由的发言权，空间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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