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79 次) 时间：2001-04-26 10:39:39 来源：易水寒 (易水寒) 原创-IT
中国，离知识经济还有多远？（征求意见稿，征求发表渠道）
易水寒
二百多年来，富国裕民的梦想在中国的天空上如久久不散的雨云之于干渴的大地，希望永远挂在梦想的边上，现实却永远流落于视线的边缘。为了富裕，中国人进行了一次次悲壮的试验，一次次失败，一次次从头再来。变法维新、君主立宪、洋务运动、实业救国、大跃进、改革开放甚至在那不堪回首的十年中喊的天响的口号：“越穷越革命”，也同样的烙着“富国”的印记。然而，当我们从历史的憧憬中抬起头来，将视线转向现实的生活，我们的失落感不禁油然而生：巨大的贫富差距、高风险的基尼指数、逐年下降的最终消费率、充斥市场上无处不在的权力的阴影、横行的贪污腐败、凄惨而庞大的农民与下岗工人群体……20多年的改革开放，犹如升空的焰火，绚烂之后留下的依旧是无尽的夜空。
为什么中国总是离富裕如此遥远？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各界仁人志士不断的追问，开出一剂剂药方，但是，总是不能药到病除。而今的知识经济，无非是这些治标不治本的药方之一，经过了两年多时间的回光返照，随着国际大环境的趋冷，曾引得无数精英竞逐攀的知识经济立即呈现出积重难返的颓势来。
我们离真实还有多远？
比尔·盖兹曾经说这样的一句话：我们总是过低的估计十年后的前景，但是却总过高的估计两年内的发展。这句话用在中国的经济界是最恰当不过的了，透过媒体上长篇累牍的歌功颂德式的报道，我们总是很难看清中国当下的经济状况到底是怎样。比如，在保七争八的GDP后面，是逐年下降的最终消费指数，国家计委宏观经济课题组曾经发表过一个报告，该报告列出一组数据：我国从1981年以来，最终消费以平均每年0.6个百分点的幅度下降，到1997年，已经降至58.5％，大大低于70％的国际平均水准。以至于近几年由于严重的内需不足，大量的库存商品积压严重，银行利率一降再降，甚至时见报端有“消费即是爱国”的论调。再比如，国企解困是近几年困扰中国经济的重要问题之一，见诸媒体的报道经常是“xx企业利润增长”、“xx企业解困成功”等冠冕堂皇的报道，但是，诉诸理性和常识，我们知道，国企问题之所以困扰中国的原因并非是生产不足，而是市场需求不足和产品结构不良造成的，之所以这些国企必须解困，也并非是因为投入成本问题。事实上，中国大型国企自50年代投资建设以来，国家的后续投入严重不足，是导致设备老化的重要原因。同时，由于长期采取大锅饭式的薪酬制度，生产成本极低，绝大多数投资已经收回甚至利润比我们估计的还要大很多。由于后续投入、体制等问题，设施老化导致大多数国企已经没有了在新技术、新观念下继续存在的价值，但是这些国企背后的数以千万计的在职和退休职工，却制约着有效的倒闭程序的施行。那么，本身已经没有存在价值的这些国企，解困的成本就是大量的无效投入和银行的坏帐和呆帐。这个数据到底有多大，至今我们还没有看到统计学上的报告。
我们的经济学离真实还太远，不仅如此，我们每天还在制造出更多的虚假的、冠冕堂皇的数据来继续混淆着本来就鱼龙混杂的数据，使现实在我们的眼中越来越模糊不清。两年来经济学界发生的张（张曙光）何（何清涟）之争、吴敬镰现象正是数据混乱导致的直接后果，争论各方，如果依照其各自所选用的数据来关照其推导出的论断，都不能说不正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任何一方如果按照全部的数据，恐怕都不能推导出有价值的论断。这不仅仅是经济学的悲哀，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站在中庸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下的经济现状，绝对没有媒体上标榜的那样，已经跻身世界先进行列，甚至随时都有发生严重的大规模金融风险的可能。但是，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也并非是一点解决的办法也没有了。中国从90年代开始的“摸着石头过河”，到今天的确已经摸到“扬子江心”，早就没有石头可摸了，但一条坚固的轮船恰在这时驶到了我们身边，这条轮船就是“知识经济”。
但是，我们能否登上这条轮船，进入新世纪的世界前列，或至少不会被国际社会抛的太远？这个问题还需要我们在对经济本身的理智的思考的条件下，抓住机会加以解决。
我们离常识还有多远？
马克思的出现，给18世纪的西方经济敲响了警钟，他用锋利的笔调，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导致贫富不均、社会差距加大等社会弊端，并指出危险的贫富差距和不良的商业信誉环境是导致灾难性社会动荡的首要因素。为此，马克思倡导了“消灭资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试验，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社会制度的制约，这一倡导在欧洲绝大部分地区没有能够开展起来。尽管如此，这场大规模的试验还是根本性的颠覆了横行于欧洲百年的资本主义理论，促使其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资本主义所走过的道路和面临的所必须解决的社会弊端。只不过，他们在解决问题上，选择了与马克思所指明的道路的相反方向，并没有采用消灭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社会矛盾，而是通过“消灭无产阶级”——社会动荡的原动力来解决社会矛盾。
“消灭无产阶级”的根本办法，就是让无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努力使全社会（而不是社会的一部分）全体进入“富人俱乐部”，以此从根本上消灭社会动荡的根源。从当前的情况来看，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这一努力还是颇见成效的，尽管走了很大的弯路（包括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表征的资源掠夺），但随着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和自由主义思潮日益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流价值标准，到40年代，将无产阶级改变为“中产阶级”的努力发展到了顶峰，也走到了社会福利制度所能够保障的稳定道路的尽头。经济大萧条说明了，仅仅依靠社会福利制度并不能从根本上使无产阶级跨入资产阶级的行列，因为社会稀缺资源制约着进入资产阶级的门槛和人数。于是，如何扩大社会稀缺资源和降低资本成本是接下来西方社会努力解决的问题。5、60年代，信息被引入了社会竞争资源，促成了第三产业的大规模发展，使得经营初始成本进一步降低。而后，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提高和IT技术的日趋成熟，知识，又被纳入了社会竞争的轨道。知识经济由此成为被全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知识经济的全称，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 based economy）”，这个概念是1996年由OECD《1996年科学、技术和产业展望》明确定义的，1997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份报告中，明确的使用了“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这个词汇，并由此成为当下经济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对于“新信息经济”、“超富裕经济”、“程序化社会”、“后现代主义经济”等经济环境的标准描述。它无疑是人类经济活动空间的一次革命性的拓展，并因此最大可能地将改变阶级、经济和现代社会格局。作为一种宏观上广延化的社会形态描述，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向人类走近，并且开始在各个经济领域中显现作用。
知识经济的发现是经济学术的一次新高峰。他给予了我们研究经济发展规律的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法论，使我们从简单的“资源——生产——分配”的研究一下子拓展了视野，将知识这一原本私有的资源引入经济学研究之中，并赋予它可再生的理论和方法。于是，这就如同大堤被打开了一个缺口，旧的经济秩序必然要被打破、重组，世界资本面临着一次新的分割，机会在每一个国家和民族面前尽管不是平等的，但是至少是相近的。重新洗牌，不仅仅再是一个幻想，而成为一种可能。
但是，知识经济毕竟是现代经济理论中的一个崭新领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经济结构和发展现状的制约。知识经济环境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对于知识、文化、信息的重视和良好的工业产业、服务业产业的基础，换句话说，知识经济是现代化的产物，这是一个基本的常识。
我们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近年来对于国际经济状况，我比较关心的是印度。首先，印度有和中国相似的社会问题：人口众多、贫富差距巨大、工业化水平低下、社会悠远、生存环境恶劣，特别是同中国差不多送的时间走上了追求现代化的道路。唯一的差异是：印度比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状况更恶劣一些，如人均资源状况、贫困人口负担和自然环境，但是没有经历过象中国十年文革一样人为的毁灭经济基础的灾难。而其中最有借鉴意义的不同是，印度独立之后，采取了西方主张的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制度民主化，而中国则采取了马克思指出的社会主义道路，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入手，力求实现贫富均等。
截至到2000年5月，印度官方报道人口数量达到了10亿，农业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70%，而印度的国土面积则是297.47万平方公里，中国官方报道截至到2000年末人口数量达到12.68亿，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相比较而言，中印在社会负担上的比较，印度的情况要数倍糟糕于中国。人均资源状况中印相比较，印度的情况也比中国有相当的差距，石油、煤炭等重要资源大量依靠进口。另外必须提到的是，自从印度独立，印巴分裂以来，印巴、印中之间就一直存在边界关系的紧张，并且零星战事不断，军备竞赛一直困扰着印度。
反观中国，尽管在社会资源、人均土地面积和自然环境上要优于印度，但是，中国经历了抗战、内战两次大量消耗社会资源的战争（在国内经济界有一种观念，就是认为战争会拉动经济，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战争只会创造无效的投入产出，即便在战争中能够消耗一部分人口，但是战争结束后的家庭重新组合的成本相比较和平时期利用控制人口总量的方法，成本依旧要高的多）和长达10年的文革内耗。事实上，中印之间利弊相权，初始情况还是相差无几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于1979年，以12界3中全会为界，印度现代意义的经济改革发韧于1991年，以市场机制为导向，重视私营企业的发展。也许是由于中印两国都面临着大量的贫困人口问题，两国不约而同的全部采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带动全民富裕”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只不过印度采用的是保护和发展中产阶级、知识阶级的方式，中国则采用的是让权利进入市场，有限发展私营企业的方式。两种不同的方式导致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众所周知的，中国面临的是权利经济的恶果，市场信誉恶化，贪污腐败严重，国家依旧控制、垄断着重要的煤炭、运输、电信、钢铁、金融等重要行业，但是，由于强力的国家金融的宏观调控，基本上能够在现阶段保持财政上的收支平衡。而印度则面临庞大的财政赤字，1998－1999年，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6.5％，每年的还债率占到GDP的15％。但是，除金融服务外的全部经济项目已经基本实现私有化，中产阶级人数1990年便达到官方公布的3亿人。生产出口从传统的纺织业和原材料已经逐渐向高技术含量的IT产品发展，据印度驻华使馆公布的数据，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2％，其中，服务业份额达到了46%，相当大的部分集中在高科技含量的软件业。反观中国，生产和出口项目仍旧集中在传统的纺织、能源和简单的组装加工等领域，可以说，印度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可持续发展的态势，而中国则尚未有这样的倾向。
在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今年引入经济学研究的重要指标——环境，印度的森林覆盖面积同中国一样比较贫乏，只占国土面积的22％，印度政府早在发展初期就意识到这个重要的问题，法律严禁原木的出口，而中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6.5％，但木材出口至今仍在出口项目总额中占有一定的比例，1999年，中国对俄罗斯的原木出口便增长到400万立方米，2000年这一数字增长到近600万立方米。1998年木制家具出口总额约18亿美元，还有众所周知的中国一次性方便筷的消耗与出口450亿双。相比较而言，尽管目前印度的官方经济指标比中国官方的数据稍低一些，但总体来看，印度经济能够产生良性循环，实现中远期的可持续发展，而中国经济给人的印象则是更注重眼前的竭泽而渔。如果说中国和印度同样站在现代化的起点上的话，那么，印度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现代化这条宽广的大道，中国却还在起点上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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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离可持续发展还有多远
中国离知识还有多远
中国离知识经济还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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