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0 次) 时间：2001-03-02 22:16:47 来源：张义祯 (a_zhen) 转载
教育不是纯粹“私人性质”的产业
教育作为社会产品，它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其主要表现在教育消费的结果，不仅对本人有利，而且对社会有利，对国家有利。也就是说，教育的获益者不仅仅是受教育者本人，这一产品的外部影响很强，它具有积极的重要的公益性。因此，教育既具有私人产品的属性，又具有公有产品的属性，在经济学上被定为准公共产品。由此，如果把教育当作盈利的事业，赚钱的买卖，这是一种谬误，不是什么解放思想。另外，教育具有“教化”的功能，对形成和改造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具有重大作用，对人类文明的积累、传承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切都决定了它不能像私人产品一样产业化、市场化。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司长纪宝成也认为，教育不能按照企业经营方式、运作机制来办教育，只能说，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发展教育事业是政府的基本职责，各级政府必须投入。我国规定，政府财政性教育支出应逐步实现占国民生产总值4%，而目前只达到2.5%。针对“高等教育的最大受益者是受教育者个人，交学费是私人为自己所作的教育投资”的说法，西南民族学院青年学者肖雪慧驳斥说，难道办各级教育不是国家对未来的投资？国家未来的发展需要优秀的人才，如果不顾及国家未来发展而一味地提高“收费”，恐怕到时将会出现人才匮乏的困境，可见教育产业化是一项“害在千秋”的短期政策。
肖雪慧还连续发表文章对“教育产业化”进行强烈抨击。她说，从目前高中、大学学费大涨的情况看，教育产业化实质就是谁想受教育谁就得出钱购买教育机会，而这是与教育的公平原则与人本原则相违背的。她举例说，在山西这个经济较落后的省份，高中教育仅学费一项稍好一点的学校一年就是1600元，加上书本、资料等杂费和各种“长流水、不断线”的收费，得花掉一个中等收入职工好几个月的工资。大学的收费以成都为例，有的学校学生入校通知单上列出的费用是4000多元，实际上要交6000多元才能真正入学。至于大学“扩招”收费就更为惊人，一次性加收的“扩招费”少则三五万，多则十万。这样多的收费显然让大多数家庭不堪重负，尤其广大的贫困农村。教育产业化释放出不可救药的贪婪和世界教育史上闻所未闻的深度腐败。主张教育产业化的人的一个前提性理由是高中、大学不属于义务教育。她说，国家的财政收入难道不是来自“人民群众自身”，农村每家每户不是每年每人都要交教育附加费什么的，如果这些费用真正都能用于区区有限的高等教育怎么会不够？有人说，高等教育是“教育消费中的高档品”，不属国家保护价，应与市场接轨。肖雪慧则指出，中国人口众多，贫困人口比例大，高等教育供不应求，显然是“卖方”对“买方”的绝对优势，卖方赢家通吃。或者用经济学术语说，就是教育在供求关系上是没有“弹性”，价格的高低对于供求关系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因此，教育价格，绝不能实行“市场调节”。肖雪慧认为，教育是最不能以纯经济观点来衡量的，高等教育具有的公益性质，决定了它永远不能当作商品。
再有是从法律角度来看，我国法律规定教育不能盈利，利用财政投资推动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政府一个基本的职责，因此，各级政府、公务员都应当严格遵循和贯彻。如果有人认为这一法律规定不合理，那应当通过法律程序去修改法律，在这条法律规定未作出修改之前，任何人都不应当要求教育部门违法行事。
更有人认为，就我国目前的国情来说，扩大国民的教育消费需求有百害无一利。我国目前的大学收费的确扩大了国民的教育消费需求，但这种收费教育，直接受害的是教育，它直接危及教育事业的发展，不能保证教育的质和量，只能使教育事业（或者说产业）越来越萎缩。因为教育过程接受教育者一方面要有脑力劳动付出，另一方面还要承担高额的教育费用，精力和财力使受教育者（我们的后来接班人）及其家庭不堪重负。再说，扩大国民教育消费需求也直接影响其他产业的发展，因为扩大了国民的教育消费需求必然限制了国民的其他方面的消费。合理的消费需求结构能促进社会生产，从而拉动经济增长，但畸形的消费需求结构则会限制社会生产，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因此，教育的公共性决定了教育产业不能无限制地“产业化”，作为公共产品，政府应该负起本应承担的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而不能简单地将教育市场化，我们必须明白，在我们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东西不是简单市场化了事，事实上有些东西政府还应加大财政支持。
“扎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警惕“教育致贫”
常听到“治病致贫”，“天有不测风云”，生病有时是不可避免的，治病致贫也是实无办法。然而，如今却在一些地方出现“求学致贫”，尤其体现在农村大多数的家庭以及城市困难户家庭，这些原来就不富裕的家庭为供孩子上学，往往不惜一切代价，这也往往导致家庭“走向贫困”，或者使家庭“雪上加霜”，由于教育是一项长期投资，回报往往不是那么及时与明显，如今大学生的就业形势又不好，许多大学生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如果许多家庭千辛万苦花巨大成本投资孩子的教育，而最后的回报却是无可奈何的“失业”，我想这将是对这些积极投资教育的家庭的极大打击，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将动摇其他家庭或下一代人们对教育的正面看法，这毫无疑问将严重影响我们国家未来人口的素质，影响国家未来的发展，我想这对于我们民族将是可悲的。“扎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不是正常现象，“教育致贫”的现象值得社会关注与警惕。
从世界各国办大学情况来看, 极大多数都不是完全靠学费维持学校的发展，尤其是办有一定水平的大学(包括私立大学)。首先,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欧洲不少国家高校是免收学费的,法国的国立大学只收取少量注册费,英国到1996年才成立委员会调查是否要适当收学费。美国最著名的一批私立大学,其学费之昂贵是世界有名的。今年度学费大多超过两万美元,但在全年收入中学费的比重还是个小量。据美国教育部国家教育统计中心1997年公布的数据,美国1426万各类在校大学生中有1109万是在公立高校中就读的。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国1998年的人均GDP为31300美元,人均年消费额为21300美元。这就是说78%的大学生的学费负担,与人均GDP相比不是很重。日本的人均GDP超过三万美元,其国立和公立大学学费平均在3000美元左右,私立大学平均学费约为6500美元。由此可见，国外教育产业化的发展也是与其经济发展程度相适应，如果我们不顾国家的实际情况，盲目学习国外实行教育产业化，恐怕会适得其反，不仅不能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反可能会对未来国家的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挽救的局面。
据调查，我国1998年人均GDP只有人民币6200元,199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424元,农村居民为2160元。近几年来居民的收入并没有大幅增加，农民收入多年来并未有明显增加，有些地方甚至不增反减，如何增加农民收入已成为政府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照目前高校的收费情况来看，一般高校收费每年都在3000元――5000元，有的甚至不顾教育部门的“三申五令”乱收费，除了学费之外，学生还有生活费等费用，因此一般而言，目前培养一个大学生每年得花近万元，这笔费用对于一般城市工薪家庭来说已显颇有压力，更何况贫困的农村。如果投资教育对于一个家庭得到的仅仅是拮据的生活与渺茫的未来，那么可以预见教育可悲的未来，也可以预见国家未来的衰败。因此，如果教育收费制度的改革不从我国城乡居民大多数的收入情况出发,我们国家的高等教育就会变成面向少数“有钱人”的领地，而如果贫富差别进一步在文化素质上扩大,经济上的贫富差别以后就更难解决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越来越贵族化，这与高等教育大众化、民主化的国际潮流逆向而行，这种发展趋势值得让我们深思与警惕。
教育投资过高 专家不赞成教育产业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李培林在即将出版的《中国社会学白皮书》中写道：“中国公众常常在教育投入上做出超乎寻常的选择，如节衣缩食供子女出国留学等等。望子成龙和在子女身上寄托自己未实现的理想是中国文化历史积淀中孕育出的一种社会心理，而独生子女在城市中的普遍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心理。”中国社科院近期所作的一项相关调查在事实上给李的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当问到“您家将钱存入银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时，选择“ 用于子女教育”的中国公众占首位，高达64.2%，高于一般人们认为很重要的养老（46.2%）、就医（51.4%）和购房（37.1%）等用途。在问到“未来5年您的家庭消费会排在前5位的是哪几项”时，选择“自身和子女教育”的人占82.8%，仅次于“吃”（91.6%），高于穿、住和医疗保障这些消费大项。此外，有68.2%的被调查者说自己家里现在或未来5年内有人上学。有一半的父母想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学。
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一份调查也同样显示，中国90%的家长希望子女能接受高等教育，60%的人表示为孩子上学即使举债也在所不惜。李培林说，这并不是说目前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教育消费基础，而是因为在大众中确实存在节衣缩食为孩子教育的强烈愿望。正所谓“扎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学”的良苦用心。
对于教育走向市场的问题，大多数专家均赞成高校学生毕业分配应市场化。但对高等教育产业化，却有许多专家投了反对票，“教育是产业，但不能产业化。”专家们认为，高等教育必须面对市场的人才需求，引入竞争机制，后勤服务应社会化，鼓励各种形式的办学，这是高等教育是“产业”的含义。但高等教育不能以赢利为目的，不能违反教育的自身规律，否则就会有“卖文凭赚钱”的现象大量出现，那么高等教育就会出现大量扭曲现象。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王善迈反对知识商品化、学校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的提法。他说，教育所培养的劳动能力属于学生——未来劳动者，并不属于学校，学校也无权把学生的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出售。况且就是能“卖”，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市场上恐怕想“卖”还“卖”不出去，每年从高校毕业的学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无法找到工作，也就是说“教育投资”的过分庞大，而收益日益不明显或日前艰难也会严重打击人们的教育投资积极性。
教育“高收费”呼唤制度保障
虽然说“教育产业”是一种准公共性质的产业，教育不能简单地市场化、产业化，但是事实的发展已经让我们感到教育“高收费”时代的到来。面临这样的事实，我们在批判教育产业化的同时，也要关注一下在当前高等教育实行“缴费制”情况下如何让学生不至于因为贫困而失学；如何防止教育产业引入经济利益之后产生的腐败问题等等，其实这些问题的关键之处还是在于要建立一套完善可行的保障制度。我国高等教育收费改革来之突然，在实行高校缴费制的同时未能出台相关的制度来保障贫困学生的权利、监督高校收费的使用等等，因此，在教育“高收费”的同时也要呼唤相关的制度或立法及时出台。
当前，教育产业化在个别地方和学校风风火火地实施着。在其中的一部分学校就是大幅提高学费、杂费等各种费用。据有关方面对1998年全国14所高校抽样调查的结果，一个大学生一年的平均总支出为5929元。目前这个数字有了明显增长，其中仅学费一项就达到四五千元，个别学校每年需交的各种费用加在一起近万元。有的学校包括中学甚至在“教育产业化”的旗帜下违规招生，违规收费。去年下半年，辽宁省审计厅对全省85所中学的收费情况进行审计，共查出违纪金额1.3亿元，其中违规收费和超标准收费1亿多元。另外擅自收补课费、收晚自习费等现象也较普遍。显然他们“解放思想”到把“教育纯粹当做一种赚钱产业”来做，这对于社会毫无疑问是十分有害的。况且由于制度约束不足，在这些乱收费、高收费的背后不知要产生出多少的“贪财硕鼠”，可见将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来发展需要十分谨慎，国家要制度相关政策来约束相关人员的行为。
更为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渠道、一种制度来切实保障贫困学生完成学业。在我们社会的生活中，在很多领域内，我们非常缺少一些可行的制度或渠道来保障或救济相关人的权利，这是一个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事实。在有些问题上我们还可以缓一缓，还可以作一定的妥协与让步，但在解决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问题上，我们不能让步，国家其实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及时建立一种渠道来帮助贫困的大学生完成学业，为国家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在国外，许多国家都建立有一套帮助贫困大学生的制度，比如高额奖学金制度，贫困学生通过申请或表现突出而获得这笔奖学金就可以安心完成大学多年的学业，而不必“吃了上顿，想着下顿怎么办”。我们国家的贫困大学生也需要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求学渠道，这样的保障制度实际上于大学生于国都是有利的。
整理：张义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