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48 次) 时间：2001-02-07 17:31:08 来源：龙007 (龙007) 转载
答薛兆丰(转自E龙）
（11/29 09:23）
文/汪丁丁
学术争论的两个前提：首先是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其次是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
王：汪老师，您是否想对兆丰先生批评您的文章发表一些看法？
汪：看完这篇文章以后，我觉得无言以对，因为他完全不懂我在那些文章里说的是什么。我记得他曾经在《南方周末》写文章我是“IT界中国可以说不的代言人”，也说明了他没有仔细读我的文章。
我本不想答复他，因为不清楚他的个人特征，例如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是经济学出身还是科技出身，这些知识背景决定一个人读书的理解程度，再者没读过他的其他文章，所在，不知道他写的文章是否就是这种风格，“窥一斑而知全豹”，是一种境界，在此我没有把握对他或许是偶尔为之的行文方式发表意见。
王：你不想对“批评”进行反“批评”吗？
汪：批评的权力是建立在对方权力的尊重的基础上，我尊重薛先生表达思想的方式，就如同尊重黑格尔表达的思想的方式一样。套用薛先生的话提醒读者：“你不愿意吗？我愿意。那是强权！”强权不是批评。我喜欢盛洪关于则研究所的学术争论所提出的两个前提：首先是不要怀疑对方的动机，其次是不要怀疑对方的智力。
王：那么对于他批评的内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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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古典经济学家早就讨论过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经典的例子如“对宝石的需求”，所谓“炫耀性需求”。对这类物品或服务的需求之所以会越贵越求，是因为需求者把代价本身看作可资炫耀的资本。现代的例子甚至更普遍，例如，我们在股票市场上看到的是普遍的行为——追涨杀跌。
不过，薛先生的“批评”中有一句是正确的：“汪丁丁就教育问题画的那条需求曲线确实是‘奇怪的需求曲线’”，但没有学术上的错误，当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用经验数据去验证曲线的斜率。
让我再补充一点，读者可以参考当代经济思想史领袖马克.伯劳格的《经济学史辨》关于“凡伯伦效应”的论述，后者就是这里说的向上的倾斜的需求曲线。事实上，只要个体的效用函数里面包含外部效应，例如，别人的效用在我这里引发正的效用，而我的效用会引发别人的正效用，那么，典型如“时装”或“流行歌曲”，越多的人需求就是导致越多的需求，从而价格与需求总量一起上升。这些经济思想史上的讨论，我觉得读者或参与讨论的人应当自己读书，否则怎么可能搞清楚基本概念呢？
王：薛先生的另一批评是说你将“不同的产品放在同一需求曲线上”，您以为是误解吗？
汪：只要仔细读了原文，就不难看出，我正是要把不同级别上的教育服务当作同一类型的服务来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级别上的教育服务绝不是如同“色拉、罗宋汤、面包、牛排、红酒、甜品和毛巾”这样的不相干的产品）。因为就教育的根本性质的而言，这些不同水平上提供的教育服务确实可以视为同类产品，并且，在我的理解，正如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斯宾赛在1970年代检验过的那样，许多不同教育程度上的学生是把文凭当作自身能力的“信号”来对待的，因此不同的文凭可以排列在同一供求坐标第内。
我不知道一贯标榜“自由主义”的薛先生在“批评”之前是否正处在风流自赏的心境，所以忘记了这些劳动经济学的经典结论。
王：您是不是认为自己更乐于用复杂化的思维方式来表达思想？
汪：薛先生对黑格尔的表达方式看上去真是“恨之入骨”，是以不惜用“文化革命”的语言着实痛痛快快地“批评”了一番，似乎只有“央格鲁－美利坚”那种廉价的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才算“哲学”。对此我只想感叹：世界如此复杂，有人愿意把世界想象得复杂此，悲观些。有人愿意把世界简单化、乐观化。知识结构和生活态度使然，谁也不必强求谁改变世界观。
我是个“复杂的自由主义者”，尽管我很缺乏社会和实际生活经验，薛先生是个，至少现在是个“简单的自由主义者”，即然都是自由主义者，还是应该交给朋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