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44 次) 时间：2001-02-07 10:36:40 来源：江南雨客 (江南雨客.) 原创-IT
昨天，当我听说小宏雅去世的消息时，悲哀阻在心里。这是我去年为小宏雅写的一篇文章，发表后只为她募捐了10多万元，没能留住小宏雅的生命。听到宏雅去世的消息，翻出来再读，回想起见到宏雅的一幕幕，不禁流下泪来。这篇文章是写小宏雅当年患病之后的所思所想，再次在这里发出来，以示对小宏雅的哀悼，对所有曾关心小宏雅的人，曾给她以帮助的人的感谢，也是对在小宏雅之死中应该良心不安者的遣责。对那所不负责任的医院的愤怒。
作为记者，见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对许多事都能做到不带感情地去看待。17岁，如花的季节，竟时时被死亡的阴影笼罩。这对一个人一个家庭都是一场毁灭性的灾难，但如果放到整个社会之中，也只不过是声令人心痛的叹息。可是所有见过魏宏雅的同行都说，见过她，你就忘不了。在她的身上你会看到生活就是想把一种活生生的美毁灭给你看。她会让你心碎。1999年2月12日，农历腊月二十七，记者来到了南京江宁铜山镇。在一座简朴而干净的平房里，见到了魏宏雅。她快乐地和我说话，她带我去看她们的小镇，她给我看她一柜子的书。回来之后，连续一个星期，心里总是沉甸甸的。
1999年2月21日，我再次来到铜山镇。
第二次见面，17岁的女孩对我说起了她的心事。我们坐在绿绿的草坪上，冬日里的阳光暖暖地照在我们身上——
他们一定以为我已不在这人世了。他们也许不再想起我。他们现在都上高一了，不知道现在的班长是谁。只有我留在医院里，听不到上课的铃声，四周是病房里白色的墙壁，枕旁的书还是初二的教材。我趴到窗口，学校离这里太远了。
头“嗡嗡”地响，像有一架飞机盘旋着不肯降落，晕晕的。1997年的3月，我15岁，几次的考试总是不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向来都是考得最好的。可是这一段时候，上课时总是昏昏沉沉，老师的声音像在天上飘，听着听着，就想伏在桌上睡去。再后来，考试就与我无关了，学校也与我无关了。
学校在记忆里就是蓝天白云，就是一群女生在一起叽叽喳喳，女生只和女生一块儿玩，跟男生说说话，就有人笑。人家也笑过我。其实我和他并没什么，只是从幼儿园开始就是同学，一起做做作业，有时一起玩玩。自从有人笑过之后，我就再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其实我希望有个男生和我好，他应该什么都比我强，我什么话都能对他说，我什么困难他都能帮我解决。我没有这样的男朋友，将来会不会有呢？我不敢想。
两年里，我从这个医院换到那个医院。我17岁了。人家都说17岁是最会幻想的年龄，然而我不能去想，我只想着怎样把每个日子过得快乐过得完整。
我的家在小镇上，小镇上的孩子大多能四处乱跑能玩能闹的。可是父母总有许多不放心，我就乖乖在家，看母亲肯让我看的书。在学校，我也是一个乖学生。因为个子小，老师怕我镇不住同学，让我当了副班长。1997年寒假开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我正站在凳子上出黑板报，嗓子一阵疼痛，头晕目眩。我本不想告诉父亲的，他总是大惊小怪。一点点小病小痛，他就大惊失色以至于大动干戈，全家人几天不能安宁。但今天真是很难受，脑袋里总有一个什么东西在轰轰作响，支撑着回到家，腿软软的，想睡。
父亲几次三番询问，我说“头有点晕”。父亲果然心急火燎，逼着立即就去医院，我不想耽搁功课，坚持等星期六再去。
从医院回家的时候，父亲一脸轻松。半夜醒来，我听到妈妈隐约在哭。惺忪走过去，他们却睡得沉沉的。早上醒来，向爸爸要来病历，可我什么也看不懂。
病没好，又去了县医院，之后就没有再回家，直接去了省人民医院。父亲说是贫血。过几天就能回家了。我昏昏沉沉，趴在父亲的背上。爸爸的右腿因为小时候生病留下了后遗症，他瘸着腿把我背上背下。我想下来自己走，可是没有一点力气。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和白色病房作伴仿佛已没有了归期，父亲总是陪着笑说“好了，快好了。”同学们结伴来看我，男生也来了。他们推门进来的时候，一下子带进了满屋的阳光。我的书带来了，作业也带来了，他们不断地告诉我课程的进度。我急着想回到学校，不知道回去之后，还能不能做优等生。
当事者总是最后一个知道坏消息。那天，从父亲的包里掉出几张皱巴巴的纸，是传单。求人可怜求人帮助的。我得了白血病，所有的人瞒了我三个月。治好白血病要花几十万，更没人告诉我这个。我的大脑里一片空白，我面无表情，然而心里在挣扎变形。病房过道里的行人恍恍惚惚。我看不到天空，看不到树，街上汽车的引擎声和喇叭声越来越远。不是说是贫血吗？不是说贫血吗？我的嘴里机械地反复地念叨着。我知道，这是绝症。所有的人都抛下我不管了。我要死了。
父亲出去了。我想那些传单是散给街头路人的。他该如同天桥上伸手行乞的乞丐，或是路旁挂着纸牌求助的盲流吧。父亲从来是不肯求人什么的，他的腿残疾，他有着过份的自尊。我心如刀绞，为自己、为父亲。
他回来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躲进被子，用被里擦干脸。他还是一脸的笑，皱纹里满是灰尘。我对他说：“爸爸，回家吧。”他用手理着我的头发：“等几天就好了，好了就回家。”我想大叫，我想拍打床铺，我想把所有的人都赶出去。然而我只是仰面躺着，大睁着眼睛，一动也不动。机械地吃着父亲喂到嘴里的药，所有的药都没有说明，说明都被撕去了。病床上我的卡片上写着英文“MDS”，我看不懂。可是我已经知道了。
整整一夜，我在想，为什么是我？我好么乖，那么听话，我的成绩是最好的。为什么偏偏是我？我想哭，又没有泪。我就像在深水之中，我挥舞着手，喊着，扑腾着，可是爸爸、妈妈、老师、同学一一从岸上走过，没有人听到我的喊声，没有人停下来。我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谈话声、笑声，可就是没有人低下头来看我一眼，我在向下沉，向下坠。
很快，我第一次见到了死亡。
一个病人来到我们病房闲坐。这里是血液科，现在我才知道，住这里的绝大多数都是白血病病人。她看起来已经五十多岁了，戴着帽子，显然头发已经掉光，高高兴兴地笑着，高高兴兴地谈一些家长里短。走之后，有人说她才三十多岁，以前是模特儿，长得挺美的。隔了一天，是中午，听到走廊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父亲不让我去看。她走了。病房里恢复了宁静，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死亡，竟是这样的无声无息。我浑身冰凉，忍不住要发抖，我却不敢动，我好像闻到死神的气息，它就在我身边，窥视着我，时刻会扑过来，一口将我吞噬。
在生病之前，我就对死有着一种深深的恐惧。死就像让我一个人走进漆黑的夜里，但毕竟是自己吓自己，我这么小，还有好多年呢。而现在，我好像听到了死神的脚步。死对我来说成了一把残忍的刀，一点一点地在割着我对这世上的牵挂。我害怕。死，就是我喜欢的一切都不存在了。
我无可奈何。剩的日子越少，我越觉得珍贵。我找到了所有能找到书。读书于我成了唯一的安慰。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我才找到了自己的生机，我会笑会哭。家里的人看我这样都很高兴，说看不出是生病的样子，心情很好。初二的教材已看得不能再熟了，我一天几次催父亲，我要回去上学。头已经不晕了，耳朵里也不轰鸣了。更何况，我猜到父亲已再也借不来钱了。“爸爸，让我回家吧，或许我到学校的环境里过着过着就全好了，这里是这样的压抑，我不愿意我像一个病人，整天躺在床上。”
父亲和母亲带我回家。从中华门乘汽车，妈妈站在我的身后，不时地悄悄抹泪。以前妈妈的脾气不是很好，和我说话向来只说一遍，不听就是一通训斥，要么就是一巴掌。我从来没见她哭过。可是现在，她对我说话变得轻声细气。父亲每次见到我都要问我饱不饱、冷不冷。买了一包包奶粉、麦乳精放在床头，有事没事就给我泡上一杯。在家没病时我就不爱吃这些，可是父亲把杯子端着，眼巴巴地看着我。我鼻子酸酸的。汽车上，爸爸坐在我身边，车子一颠一颠的，他有点瞌睡。我伸手想扶他一把，他猛然一惊，忙端正坐好，又笑容满面地看我，问我累不累，要不要靠着他睡一会儿。
回家之后，我就又进了学校。所有的老师和同学都是无比的友善。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呵护我。怕我吹风，怕我着凉，怕我摔倒。父亲更是每天算好放学的时间在家等我，晚回五分钟，他就朝着学校的方向找过来了。我时时想忘记我是一个病人，可是每个人小心翼翼的笑容，又总是让我心碎。没有人再说我的风言风语，没有人让我去出黑板报，该我值日了，可地早已不知被谁扫好。我还当班长，可所有的事不用我安排不用我叮嘱，他们已全部做好。我像一个客人。我又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里，可是却像被放进一只玻璃瓶中，我看到他们又笑又闹，阳光晒在他们挂满汗珠的脸上。隔着一层冰冷，我的心缩成一团。他们向我招手，他们朝着我笑，可我却走不过去。
父亲不知从那里找来了那么多的偏方。用几块青砖，支起一个陶罐，用细火煎着苦苦的药。父亲跪在地上，用嘴吹着火，一跳一跳的火光里，烟熏在他的脸上。
没有等到又一次考试，我昏迷过去。醒来的时候，我又躺到了医院的病床上，眼前凑着许多人的脸。身体轻飘飘的，死亡对我，也许就像一下飞起来了吧。痛苦却甩给了所有的亲人。现在，他们小心翼翼地牵住一根细细的线，拉着我留在这世间。家，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电冰箱、洗衣机……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化作了一点一滴的液体，从吊瓶里滴进了我的身体。这能维持多久呢？可我又不能让父亲、母亲和排在他们身后的所有的家人失望。然而奶奶已经等不及了，就在我第二次住进医院的时候，她走了。我知道我劝不住奶奶，奶奶念叨过好多次，她固执地让为是她总是不死，夺了孙女儿的阳寿。到这一步，这个家已经身陷绝地，没有了退路，活下去，成了我的责任。
我开心地笑，从这个病房串门到另一个病房。我看书，我和病友们聊天。每个月一次化疗，每次七天，这七天对我是一场难捱的恶梦。这七天，什么也不能吃，一吃就吐，甚至不吃也吐，最后吐的是苦水。我想，还是死了拉倒吧。但学是捱过来了。每次在最不行的时候，我好像就听到学校里叮叮当当的铃声。他们都已经上初三了，他们正坐在课堂里，他们快乐地哄堂大笑，笑声震得窗户上的玻璃“嗡嗡”地响。我睁开眼，父亲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垂着，把自己的帽子捏成一团，头上已经没有一根黑发。化疗之后，我饱饱地吃，笑嘻嘻地告诉父母：“其实化疗并没有什么，像晕了一次车。”
在医院，接二连三地看到死亡，男女老少都有。两年间我长得很快，可能就是过早了解死亡的缘故吧。死亡是我的催化剂。死亡是我的追逐者。我要快快跑，不小心就会被死神攫取，在奔跑中我成熟了，因为成熟我更多对生的眷恋，对死的恐惧。命运会给我多少天呢？在这些天里的某一个晚上，我能不能作为一个主持人，出出在电视屏幕上呢？那是我十年来的梦想。
我真的上电视了。但不是我梦想的方式。我接受过一些善良人们的好意，我在舞台上向他们鞠躬，表达我内心的感激。这是慈善组织举办的一个大型晚会。我站在舞台上，不是因为我出色，而是因为我遭人怜悯。我懂得感激，我又觉得羞愧。我无法一一回报，但如果我还有时间，我愿我能够给需要的人带来生的希望。
又到了春天，我不知道哪一片绿叶会属于我。
大年初六，我到宏雅家去看她，她穿着一件红棉衣，像一束火苗燃烧在冬日的阳光里，生动鲜活。这扑面而来的勃勃生机与时刻觊觎着的死亡的阴冷，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刺得人心里发痛。
在偏僻简陋的小镇上，她快乐地走着，不时用甜甜的嗓音和街上叔叔伯伯阿姨们打着招呼。在一个胖胖的孩子面前，她停下来，抱起孩子，把吻印在孩子红红的脸蛋上。她告诉我，镇上有了第一家歌舞厅，春节，爸妈终于同意让表哥带着她见识了一下；她还说，知道她爱读书，有好多朋友借书给她，《巴黎圣母院》看不下去，一大段一大段描写关巴黎的建筑，烦死了。她说她喜欢《简爱》，可是只读了一半，妈妈不让读，说不是好书，就还了。她现在仍然是一个乖乖女。她说母亲还是不让她出去乱跑，以前是想让她在家看书学习，现在是怕外面细菌太多。她笑着：“其实我也不爱出来玩，在家看书就最开心了。”她写了许多小短文，挑了些给我看，还有一些，她悄悄地藏了起来。
这个女孩和所有幸福的美丽女孩没什么两样。一样的爱笑，一样的爱美，我看到她的嘴唇上涂着淡淡的口红。
她父亲和我站在巷子口说着话，帽子拿在手上，一头银白的头发，腰微微有些弓。宏雅站在巷子另一端的自家门口，远远地望着我们。阳光从巷子口斜斜地照下来，照在她的脸上。看到我在看她，她又甜甜地笑起来，朝我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