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40 次) 时间：2001-01-02 18:49:44 来源：王永飚 (王永飚) 原创-IT
何弢：和而不同
在一个商业化的社会里，很多人觉得何弢有点道理，也有很多人觉得他神经兮兮，靠不住
王永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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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弢先生，集规划师、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于一身。１９３６年生于上海，１９６０年获美国麻省威廉斯大学文学士学位，１９６４年获哈佛大学建筑硕士衔，１９７９年获威廉斯大学荣誉人文学博士学位。
主要作品包括：香港艺术中心、加拿大世界博览会香港馆、上海浦东新金桥大厦、上海光大展览中心；厦门、青岛、杭州的城市规划设计；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水晶作品“大爆炸”等等。
１９９６年，何弢获任为香港知识产权会首任会长，１９９７年获选为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同年瑞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何弢文化艺术最高荣誉之“水晶奖”。
很难说何弢是个纯粹的建筑师。
“不少人觉得我好戆居，为什么不专心做一个建筑师、则师算了。又有人认为我有私心、有企图，唔知搏乜，可能我都几戆居，哈哈哈……”
用奏鸣曲方式由开始慢慢讲下去
何先生的故事是从１９３６年的老上海开始的。
少时受过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已是耳顺之年的何先生，想起当年在私塾少不更事的恶作剧，还忍不住发笑。得意的表情，就像刚刚做完恶作剧的小男孩。
后来随家迁居香港。小何弢进了浸信会办的培正中学。中学六年，每天在学校早会的第一件事，就是念圣经。
５６年，何弢获得四年奖学金，赴美国麻省威廉斯大学就读，主修艺术史，同时副修乐理和神学。“很多人说，学这个有什么好呀，搞艺术有什么出息呀？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讲究通才教育的威廉斯，给何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音乐是个奇妙的东西，”说起音乐，何先生有些手舞足蹈，“妙在理性和感性的结合。音乐要合拍子，也有和弦。拍子是理性的，而和弦却是很感动人的，两者结合起来，很了不起。”
很多关于结构的知识，就是从音乐中来的。
“跟写文章一样，起、承、转、合，一开始是开场白，之后是变化，变化。我现在跟你谈话，是用奏鸣曲的方式由开始慢慢讲下去的，反过来也可以用开门见山的方法。就像开门见山的音乐，一开始哗啦哗啦几下，然后慢慢再来。但它的结构一定很严密，严密之中又有感性。”何弢哗啦哗啦地比划，微笑着说道。
用在建筑上面，就是一种凝固的音乐。
“除了乐理，我又学了神学。”那时有几个大神学家，田立克是其中一个，“他的神学就是怎样去开导那些不相信的人，他跟你讲上帝，不是上天堂下地狱那套东西，他跟你讲理论，讲人的理论。”
“有些人喜欢讲权力，讲爱情，讲金钱，他说这些都是短暂的。如果这些没有了，人生就什么都没有了。”终极关怀，就是要寻找一种永恒的道理。
“我受了很大影响，”直到现在，何弢仍然视基督教义为人生的教训，背负十字架在世间行走，这并不意味着比别人清高，而是“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大学四年，何弢觉得自己过得一团糟，什么都懂一点，建筑是一点没学。
生活在一种奇异的矛盾之中
何弢的运气很好，或者说成绩一直不错，及后获取阿瑟李曼奖学金，保送哈佛设计研究院深造，专攻建筑及城市设计。在哈佛的第一年，认识了建筑大师格鲁彼乌斯。
“之后一直跟他的公司做事。那是六三、六四年，跟他设计一个在德国的陶瓷工厂，他知道我对包豪斯感兴趣，彼此言语很投契，也很开心，就做了他的私人助手。”
每天，何弢上午到格鲁彼乌斯的公司上班，下午回哈佛上课。
格鲁彼乌斯公司的人，秉承了德国人理性的传统；而当时哈佛设计研究院的院长舍特，是柯布西埃的大徒子。因此，上午是在一种理性的氛围中工作，下午则是浪漫、感性的思维训练，听生性浪漫的西班牙人讲“建筑是音乐，建筑是人生”。
四年，何弢一直生活在这种奇异的矛盾之中。
“于是有个怪事情发生。我一直是画画的，但到了１９６０年跟格鲁彼乌斯学习开始，就停止了。人变得太过理性，画出来自己责怪自己，觉得一张白纸是无辜的，画上去把它弄脏了。”
一停就是三十年。
乱中有序
毕业后，何弢在美国呆了半年，之后返回香港。“当时的心情，真是既兴奋又失望。”
兴奋的是，看到了香港密织的城市结构网络和无比的活力；失望的是，香港的一切事物总像是以不可预测的紊乱方式发展着，在学校习得的那套方法根本无法适用。
这些规则二战之后在世界各地纷纷展开，如１９５０年间，路易斯·康在印度设计的昌迪加尔等。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规则在为大师们带来巨大声誉的背后，是与现实生活的不合时宜。这些城市完全没有生气。
何弢引用格鲁彼乌斯的一段话语来形容：
“那些一时间曾自认打了胜仗、找到答案的人，那些轻易接纳传统遗产的人，还有那些早已忘了最初的伟大目标，而发现社会及科技的发展已破坏了平衡生态的人，会对眼前的混乱情状倍感困惑……”
何弢认为，世界原本就是Ｉｍｐｅｒｆｅｃｔ（不完美）的，这在上帝创世纪的第六天便是如此。
何弢的希望是从中找出改造的原则。在他看来，宇宙万物都依不同的尺度在不同的范围密切关联着，其间存在终极的序理；一座城市涵括了一连串活跃的、交互作用的活力，有恒常者，也有无常者。
问题就像萧伯纳名著“碧美年”中的希金斯教授那样，如何将一位有潜质但又出身低俗的卖花女，栽培成一位高贵的淑女？
何先生将自己的“碧美年情结”，归结出一条思路，“乱中取序”。
钢琴走音了
６８年，何弢开始组织自己的业务。
“那时我这人太怪了。”何先生感慨，“我是美国最早回香港做建筑的。香港那时候根本不给我牌照，说哈佛的东西不行：英国、香港大学的学制都是五年的嘛，你只读了三年半，大学又是搞什么艺术、神学音乐，这不行——”
何先生说起当年一些好玩的事情。
“后来糊里糊涂，我参加了一个香港新闻署的比赛，结果中了标。公共局发现我没有执业牌照，一定要我跟别的建筑师合作。我说，我不干，最多不做。新闻署长是个老外，一听：何弢，有种！于是给公共局打电话，说我不管，何弢是中标的，我就给他做。结果那个设计后来获了奖，特定树了个牌子‘建筑师何弢’。”
何先生乐了，“哈哈，那时候我是没牌的。”
“那时我这样的建筑师是很难找到饭吃的，”何先生感慨。尤其是在一个商业化的社会里，很多人觉得何弢有点道理，也有很多人觉得他神经兮兮，靠不住。
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何弢在香港作为一个另类的存在。
随后几年，何弢一直在推动香港艺术中心的意念。“那时候觉得香港是文化沙漠，作为建筑师，必须担当起一些社会的责任。”何弢和几个朋友一起，问政府要地啦，问人捐钱啦，由７０年开始，一直做到７４年。
在很多人眼里，何弢是在没事找事。但对何弢来说，“就像我爱人弹的钢琴，钢琴走音了，人家听不到，自己听到了——不舒服。”
太阳不会出来，是地球在动啊！
做完香港艺术中心，亦即７５年，何弢得到一个机缘，去希腊参加一个由著名学者发起的国际会议。
会上，年轻的何弢遇到了集诗人、数学家、工程师于一身的著名学者Ｂｕｃｋｍｉｎｓｔｅｒ Ｆｕｌｌｅｒ。Ｆｕｌｌｅｒ曾经在５０年代警告世界，２０００年人类将面临极大的贫穷问题。
“Ｆｕｌｌｅｒ一开腔就跟在座的人问，‘谁看过日出？’许多人举手， Ｆｕｌｌｅｒ随即说，‘太阳不会出来，是地球在动啊！’”何弢的脑袋，轰然一声，以时下的说法，是“开眼”了。
“跟着他说，‘上帝给我三种免费的东西：光、水、空气，但大家看看，空气，不是免费；水，不是免费；甚至光，也不是免费，原因是什么？人类的贪婪。”
２５年过去了，这一幕仍然历历在目，也从此决定了何弢此后的追求——如何将“天道”运用于“人道”，或言之，就是老子《道德经》的最后两句：“天之道，利而不害。”
东方哲学强调阴阳调和的“和而不同”的思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启发，以及杰出画家黄宾虹的影响，在何弢心中如沙石般搅拌、凝固，并最终搭起了一座新的建筑——“乱中取序”。
黄宾虹曾说，“一幅好画，乱中不乱，不乱中又有乱。其气脉必相通，气脉相通，画即有灵气，画有灵气，气韵自然生动。”
何先生在观察中发现，黄宾虹高龄时期的作品，通常给人以混乱、怪异、难以悦目的印象，但若进一步深入其中，却会发现其赏心的一面。在黄宾虹所画的残荷中，这种“乱中不乱”、“不齐之齐”的韵味，正是自己苦苦寻求的，在城市问题上所当效法的。
何弢在８０年代给厦门、杭州、青岛、土耳其直布罗陀的城市规划中，以及９０年代初给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写的对上海城市问题的建议中（后来在上海城市建设中一一得到实践），都隐约现出这一思想的影子。
“现在很多建筑都在讲什么后现代、讲解构，”何弢对时下的建筑潮流有些担忧。在他眼中，每个地方都有它自己的精神。
“不做形式的奴隶。而是怎样将那种精神把握住，将建筑自身的需求表现出来——你把毛笔给我，用墨在宣纸上画画也行，在水彩纸上画画也行，但这张画画在宣纸上，或在水彩纸上，是不同的。”
“如果说我这三十年来能做到的，就是这一点了。”
建筑画画犹如与太太谈情
何弢跟随格鲁彼乌斯，前后将近四年。当时格鲁彼乌斯私下里跟何弢说，学了那套东西会把你绑得很紧。
“他说了，感性跟理性要在内心里面打一场内战。创作是感性的火花，如果理性在这场内战中占了上风，创作的激情就给压住了。所以这三十年来我一直在打内战。”
这场内战，格鲁彼乌斯自己没能取胜。
“他的思想很深刻，可以使到你去创造。但他是个理性的人，从来不画东西。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所以请了很多有才华的艺术家来弥补激情的遗憾。”
“我是三十年跳不出来。”直到８９年的１０月，何弢在威廉斯大学打理黄宾虹在美国的第一个作品展览会。事情忙完之后，何弢随意在校园里走走。
十月的威廉斯非常漂亮，秋天金色的阳光、树影婆娑的丛林、黄金的树叶，“我的心动了一下，就想找个小本本画画，开笔之后就收不了——结果这场仗，我打赢了”。
从９０年开始，何先生画了很多画，尝试着各种艺术形式，水墨画、水彩画、用木头或水晶拼成的雕塑等等，将三十年的压抑彻底地释放了出来。
谈到建筑与画画的关系，何先生有自己绝妙的形容——
“等于写文章写到高潮，或者跟太太谈情的时候，都是那么激情！”
背负十字架生活
何先生最近做的，是以往从没尝试过的两样东西：给香港乐富村一个叫永光堂的教堂创作《创世纪》，和给世界经济论坛创作《大爆炸》。
这两样都是没有收入的，但何先生看得很开。
“这是我从来没做过的东西，对自己也是一种挑战。克服挑战，也是克服自己的心魔。心魔是什么？就是为名为利。”
上帝创世纪一共做了六天，这六天中只有三天是具象的，至于“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些用线条是画不出来的。
何先生采取了巧妙的形式，他找来几百张小孩子画的画，将小孩子看世界的东西，树、鸟、虫、鱼拼贴在一起，变成了一幅幅富有想象力的《创世纪》。
何先生曾在他的一本书里表示，自己从不曾以上天堂为信仰的目的。但他喜欢给自己开玩笑，“我们年纪大了，市侩了，污染了，而小孩子天真无邪，所以上天堂容易。”
何弢做的第二样东西，是给世界经济论坛创作《大爆炸》。
９７年，世界经济论坛给何弢颁发了一个水晶奖，奖励何先生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何弢是获得这个奖项的第二个中国人。去年，世界经济论坛的新总部在日内瓦落成。“主席让我给新总部做个艺术品，我答应下来，想了一年多也想不出要做什么，画张画、造个雕塑？都土得很，没啥创意。”
“后来想起用大爆炸题材：１５０万亿年前，宇宙在大爆炸中诞生。”
想法是有了，要表现出来可不容易。“我跟奥地利的水晶名厂斯瓦洛斯奇，一共用了二万二千多颗水晶、五百七十五套光纤，前前后后弄出来的东西，高科技得不得了！但不是死嘣嘣的高科技，是活的东西，每秒钟变化一次，象人的心脏不断跳动。我称之为宇宙的脉搏，跟人的脉搏形成共鸣，或者说，是艺术跟造化形成共鸣。”
花了一年多时间，做了两个不赚钱的东西，何先生自己很满足。
按何先生的说法，《创世纪》该是在今年１２月份完成，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我是一个甚么样的人
“我是一个甚么样的人，时时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喜欢胡思乱想，甚么都爱搞，甚么都爱谈。有人说，我做的和想的，都太‘杂’，一知半解，只在吹牛。这种说法，也许有道理。但我无法去改变，因为一旦改变了，就不再是‘我’了。”
与何先生一起“讲东讲西”，是一种非常自在的感觉。
作为一个建筑师，何弢的散漫甚至太过执著了，即便成为一些人“鞋中的沙子”；作为一个基督徒，何弢杂糅百家的“和而不同”，又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宽容。
何弢常常用１８世纪英国诗人蒲伯的一句诗句来解释眼前的世界：
“被创造出来，便是半升华，半堕落……”
何家养了１６只活泼可爱的小猫，每当夜色降临，一只只地开始跳上何弢的书桌。“从它们闪亮的瞳孔里，我时而窥见天象星辰的奥秘，而不知日之既白。”
夜深了，上帝也开始休息了罢，而何弢开始继续他的“讲东讲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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