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283 次) 时间：2000-04-29 11:33:33 来源：东东包 (bao) 原创-IT
壮士断腕和兔死狗烹的对立
在网上读了著名记者刘韧写的《柳传志心中永远的痛》一文，又读了独立IT评论人唐朝写的《谁该心疼？》一文，东东包看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柳和倪的纷争是当前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只是谁也没有他们的影响这么大，对中国IT业的冲击来得这么强烈。于是除了当事人的困惑或者明白以外，不少的人也进行了思考。究竟谁对谁错，谁是谁非，又或者根本没有个对错，没有个是非。因为立场决定观点，视角影响判断。所以没有人可以代表历史来下这个定论。而历史上的定论又有多少是全面而深刻的呢？联想无疑是中国高科技发展历史上的一面旗帜，过去是，现在也是，至于将来是不是，已经很难说了。特别是当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节目里北大的E-post的管理者向着联想的老总柳传志直言，联想在互联网的创造和革命中已经不再是领头羊的时候，东东包从心里感到一种酣畅淋漓的痛快。旧的行业领导者这么快就不得不面对新生力量的挑战，对于中国而言无疑是一种值得我们所有人高兴的事情。历史的前进步伐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它强悍的近乎残忍的卸下过去所有的荣耀而开始蕴育新的辉煌。在这历史性的转变中，我们还担心什么，我们还争论什么。
然而我们不得不去直面我们想忘记的历史，因为历史的教训不可以不被尊重。整个中国的一部24史，里面充斥了各种各样的王朝的开创和衰败。而每个王朝的最初，其领导者和辅助者都是那么的同心协力，一旦功成，却马上反目相向。同患难，却不能同富贵；同创业，却不能同守业。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屠戮名将，兔死狗烹，成了每一部创业史的结局。直到今天，两位联想的奠基者再一次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我们不仅要问，难道历史就真的这样会重复？难道这是中国人不可改变的溶于血脉的习惯和传统。于是我们中的有些人充满了对失败者的同情和怜悯，对历史舞台上的弱势群体给予了足够的关心，这样做的本身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念头，我们不得不敬重这样的认识。因为人类社会不仅仅有弱肉强食这样一个规则，也有济危扶困的侠义，否则人类与兽类何异？
在唐朝用潜意识的煽情文字打动我们心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忽视历史的刻薄。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慈善社会，这是一个金戈铁马，竞争激烈的时代。在残酷的竞争面前，在十倍速的发展面前，老科学家的思维习惯和做事方法还适不适应现代的要求？奠基人能不能继续成为一座大厦的管理者，一个大厦群体呢？显然倪远没有柳明白这个世界的关系准则， 没有柳对人和事的认识那么深刻。那么在他孤军奋战的时候，在他自以为真理站在他这边的时候，看上去更象是唐吉诃德在和一大堆风车作战，结果可想而知，只能以失败者的身份退场。曾经的左膀右臂，曾经在联想的发展过程中居功至伟的人，如果现在不能促进甚至在阻碍联想发展的时候，作为柳以及比柳更高的决策人，显然要做个痛苦的决定，妇人之仁还是壮士断腕？他们选择了后者，尽管这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不好受。如果说联想的继续发展需要有个人做出牺牲的话，那么现实让柳获得了足够重的筹码去赢得胜利的天平，而倪就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他们无从选择，因为这实际上是一个两败俱伤的选择。
法治与人治，永远难解的方程式
联想的内耗是中国企业内耗的一个缩影，内耗损失的除了个人的声誉和精力以外，更多的是企业发展的机遇和时间，而内耗这样一个隐性的损失却无法统计和衡量。柳和倪其实都不是错误的根源，他们同样也是受害者，不管他们的人格是否完整，不管他们的行为有多少是有偏差的。因为在一种不健全的制度下，人的作为往往受到这样那样的限制，甚至事情会不以他们的思路发展而走向另外一个路口。从细节上去究根刨底是极度没有意义的，我们只有从整体上，制度上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么在几个月后重新拾起这个人们逐渐淡忘的话题才有一点意义。
中国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不是很好。在一个高科技企业创业的初期，其管理是粗放性的，而外部机制和制度的不健全，促使企业往往要做一些冒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的事情，也就是打一些擦边球。比如说联想，柳承认在联想的发展过程中因为违规行为而两次被处以重罚。而企业性质，产权关系，企业收益分配等等一些关键性问题往往是模糊不清的。而正是这些关键问题的模糊不清为联想以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创业初期的精诚团结是一种患难中的本能和意志，企业发展壮大以后对于企业管理，控制和方向的争夺则反映了制度化的不成熟不完善。在联想这么一个大的企业里居然会有柳的意见决定一切或者倪的意见权重一时的现象，这说明在企业里人治的成分远远大于法治的成分。这其中，我们宣传机器的造神传统，我们潜意识里的个人崇拜，我们历史里对于英雄的渴望习惯无疑是人治现象难以根除的重要因素。我们很难建立一种法治的自觉化，规范化。虽然我们倡导法治已经这么多年了，可是人治的现象触目惊心。难道法治与人治，是一道永远难解的方程式？
是人创造标准，还是标准衡量人
几年前曾经被一本《联想为什么》的书所感动，那时的联想还没有暴露出如此多的问题。在市场方面凯歌高奏，使人们看到了中国的民族企业也能在高科技的领域成就一番事业，于是我对联想的管理层充满了敬佩和祈望之情。可以说在中国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凸显了两种价值标准的转变，也把两种运作模式和思考角度的冲突推到了前台。技术至上还是市场至上？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说了算还是资本和资本的代言人说了算或者管理人员说了算？可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柳传志只能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而倪的身份和发言的分量显然要高得多：那么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呢？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程中呢？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作用显然要退居次席，而懂得科技和市场之间关系的管理层面将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成为企业的最有发言权的人，因为他们的背后体现的是资本的意志，他们成为了新的时代标准！柳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努力，被历史所选择，成为了中国IT业一个时代的标准。而倪的悲剧莫过于藐视标准之间的转变，所以他的牺牲成为了一种必然。
如果我们只是单纯的以为与历史对比就能得出结论，那么这样做非常的肤浅。因为现代与过去有着很大的不同。联想的内耗从某种程度上讲有着媒体炒作的痕迹，事情在历史的转型期也并不稀奇。关键是一件本来很正常的事情，基于历史和体制下的根源可以被人理解的事情，为什么会被媒体所炒作呢？答案其实很简单，过去的体制不允许这样的矛盾产生，即使有矛盾，也会被上面的行政指令所强行控制住而不被社会所知。那么现在算不算一种进步呢？人为的放大一种人与人，体制与体制，标准与标准之间的冲突，让我们看清楚了我们所面对的最大的发展阻碍，不是什么国外的竞争，不是什么技术的落后和资源的贫乏，而恰恰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正视自己，既有深切的忧虑也有血淋淋的创伤，但是我们无法拒绝，无法逃避。
任何现在主观的宣传，评价，炒作，甚至赞美和诅咒，都将随着历史的快速跳进而烟消云散，但是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人能在转型的社会里创造新的价值标准，但同时价值标准也将衡量人的所有行为。那么如果有一个标准可以衡量柳倪的话，也只能是谁留在联想能够让联想发展的更好，显然联想的董事会，中国科学院，以及政府都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动用了这个标准。柳的继续和倪的离开无疑是在这样标准下作出的一种妥协，因为没有人能够在企业的内耗中获得全面的胜利。国外在处理这样的问题时显得比我们要轻松得多，因为人家的企业依据着客观的以资本意志而左右的规则，没有什么产权不清的困扰。如果技术人员和管理层面发生冲突，起决定作用的也只能是资本的整体意志。尽管残酷而不公平，但是客观而准确。
没有十全十美的圣人，但是有着有血有肉的历史先行者，他们的贡献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没有长盛不衰的企业，我们希望看到更多新的民族力量能够走到历史的前台，去演绎更加精彩的互联网革命故事。联想是一个里程碑，但已经开始在我们的世界里变得不那么重要，我们在热切的寻找，我们在默默的盼望，新的时代标准的缔造者！
(以前写的,先让专栏有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