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54 次) 时间：2000-11-29 18:26:12 来源：小淘 (小淘) 原创-IT
我想，我的性格或者命运决定了我总在不断放弃和告别中，骨子里面我是那种经不起失败的人，一遇挫折就选择逃走，因为我太爱面子了，偏偏当时我认为自己很坚强。在后来大四四处碰得头破血流满鼻子灰的时候我才明白这一点，我是一个软弱和十分敏感的人，我甚至经不起任何比较，每场招聘则像杀手一般毫不留情的搜刮最后几份尊严。而我又不像杰，他根本没有看见到比较，他是那种不妨糊涂的幸运儿。
99年7月搬了一次宿舍，在那一个炎热的夏季隐隐约约发生了一些事，那些事引发了一些似乎伤感或是痛苦的影子，如今回忆起来又无法确认到底那些发生过那些没发生到，或许只不过我的一个梦，又一个臆想，但那些影子却是真实的，回忆那个十分无聊的夏天，总有一种颤抖的痛苦在弥漫，那一年我烧掉了我所有的日记和过去的信件，我已经无法说明究竟是为什么，也许，这也是命，生命需要注定发生某些事。
那是大二结束时候的暑假，也是我大学最快乐时光的结尾，在这之后，生活的困惑开始接踵而来，关于身边的人，关于面包和糖，关于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刚开始我嘲笑生活，后来我嘲笑自己，因为刚开始我认为生活是可以改变的，后来我不得不承认，有很多事情在发生前就已经决定好了的，是自己无力改变的，这些最终带给我的是措手不及的恐慌与无助，更多的是一种宿命感。在带着浮躁、无奈甚至可以称之为绝望的季节里，我一个人在试验室度过近似自虐的的一个夏季。弗洛伊德说得对，当一个人觉得痛苦难于摆脱的时候，他就把痛苦当成幸福，于是，这时我回忆过去，试图把自己埋在过去的落叶而忘却现在的困惑。
于是我试图努力去思念过去的无头无尾的情感，我想，中学三年和那些混子在一起日子是多么美好的，我突然想念起纯子、想念起杨、想念起我们这一帮家伙在一起幼稚过的日子，不同的是，杨赢了，我输了，不仅他们一起去了北京，而且竟然我还刚刚好考在他后面，结果97年中学的橱窗贴满了我们的资料以为学弟学妹树立几个可怜的榜样，我永远的钉在他后面。
那看上去更像一个年少的游戏，在游戏里我们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我一直看不起杨，我讨厌他的精于算计，这种厌恶真得数年后浮沉于生存数载才得以释放。令人不可忍受的是，在班上的同学总是把我们捆绑在一起看待，大概是他以民选副班长进入了一届“内阁”而我则以班主任提名做了他的课代表，在中学，班主任的联络员也可以差不多享受副班长级待遇吧；我一年广播批评三次，跟教导处顶嘴五次，被抓爬墙六次，早上不起床做操十六次，还有打架若干次，他则半夜打桌球却被扫黄组的公安叔叔差点抓去蹲局子一次，煽动同学和学校当局进行“反动斗争”二次，三次早恋谈话，五次抽烟被请进教导处；他总是占在全校第一的位置不挪位，那些挑灯夜战的家伙看到他眼睛就冒火了，我则偶尔从市里拿几次奥林匹克竞赛的一等奖回来让那些总在教导处相见的老师大跌眼睛。我们也就仅仅在这些一些方面有一些相似，后来我还搞不清楚为什么数年后过去了，我们仍然被绑在一起比较，在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害怕这种比较。
在后来的很多年后，我仍然在北京流浪继续做一个“键盘手”养活自己，而他已经是一家大公司的副总了，那一年我们在我暂时租来的房间里面看球，中国队仍然以完败的恣态不给我们任何能够提起一点点激情的机会，那一夜纯子来电话告知和洋鬼子结婚了，她很轻松的说，我们再也不会彼此影响了，我习惯的反驳，我们从来就没有相互影响过，纯子幽幽的说，为什么每一次我们都要斗嘴。
我把这一消息告诉杨时，我们同时怒目圆睁，大喊一声“操！帝国主义！”，然后开啤酒，抽烟，骂中国臭脚，第二天早上醒来时我的卧室已经一片狼籍，就这样我和杨在相隔相当长时间后成为了朋友，后来我们还是商业伙伴，而我从来没想过会和他有过什么交往。
也许，我们仍然是在相互抛弃，只有抛弃完了我们才可以重新开始彼此的生活，生活的死结就在纯子结婚的消息里解脱了，于是，我们没有任何彼此的牵绊里不快乐的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