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04 次) 时间：2000-11-28 04:14:03 来源：王东临 (书生意气) 原创-IT
现如今“知识经济”的说法已经泛滥成灾了，有关的、无关的都要与它挂上钩，这样可以显得时髦。我们是天天跟计算机较真的人，不是赶时髦的人，所以就不太愿意再用“知识经济”这个词。但要写中关村的问题，又实在是绕不开知识经济,一时也没找到其它可替代的说法，只好还用这个词，但要还它本来面目。
为什么要来中关村
中关村的街道、房子没什么特色，也不是旅游景点，但这里的人流密度不亚于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它是北京，乃至全国最堵车的地方之一，人们是奔着它的“知识”去的。不要被那些卖主板、硬盘的浙江人障了眼，就像一个巧夺天工的建筑物，它无疑是建筑设计师智慧的结晶，但外人所能看到的，只是盖房子的一群民工而已。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北京，特别是中关村，都是国内最有知识的地方。以高科技的龙头─IT─来说，北京无疑是国内第一流的，而第一流的也只有北京一个。第二流的空缺，其它城市(如上海)，可能会在工业经济、商业经济或金融经济领域赶上或超过北京，但在科技特别是信息技术方面，顶多算第三流。我是南方人，不是北京土著居民，没有颂扬北京的义务，但这就是现实，不承认不行。当然，我也知道，为北京带来如此好名声的高科技人才，基本上都是外地人，但这正是北京的魅力所在。它能聚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当然就是人才最多最好的地方了。美国发达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它是移民国家，聚集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同样北京发达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它是移民城市。
北京高科技人才主要聚集在海淀区，尤其是中关村。因此，中国知识经济的萌芽也应该在中关村产生。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关村，正处于知识经济的初级阶段。我们对它抱有的希望很大，但存在的问题也很多。无论是希望还是问题，都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知识经济与知识英雄
在知识经济的初级阶段，有理想主义者为我们勾画共产主义的蓝图，让人感到心潮澎湃却又与现实差距太大；有悲观主义者看上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对革命的红旗究竟能打多久深切地表示怀疑；有投机分子一天之内就完成了从门外汉到知识经济代表人物的转换；有唯恐天下不乱者趁机混水摸鱼；有追星一族紧跟时髦；有嗅觉灵敏的企业家要抓住重新洗牌的机会扶摇而上；有一心想制造新闻热点的媒体在为心目中的知识英雄对号入座；有不懂科技却在为知识经济设计方案的政府官员；更有感到迷惑的大众想弄清这一切却越弄越糊涂；当然，也有真正在为发展科技而废寝忘食的科研人员在默默工作却不知他们自己才是知识经济的主体。
抛开什么什么组织对知识经济的定义不管,按照最直观的理解，知识经济就是知识，而不是物质，发挥了主要作用而创造出来的那部分价值。当然，这里的知识是真正对社会有用的知识,而不是骗子在施展骗术时所表现出来的机智。例如，阿基米德的一个主意使本来需要100人干3个月才能完成的一项工程50个人干2个月就完成了，节省下来的人工以及其它效益就是知识经济的贡献；而那家生声称能把水变油的公司每年的营业额没有一分钱是属于知识经济的范畴，那叫骗子经济。
按照这种解释,只要是科技对国民经济作出的贡献就可以归到知识经济名下了，那为什么科技从古就在为国民经济作贡献，却直到最近几年才提出知识经济的口号呢？
原因很简单，以前科技(或称为知识)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还比较小，还算不上是决定性因素，而现在已经可以看到，科技的贡献越来越大，可以预计将来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这就象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提法一样，在农业社会也有大量的信息(祖辈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封建法律制度、书籍、官员的奏折等)，信息社会也有高度发达的农业(要不大家吃什么？)，只是按照谁占主流来划分。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已经为大众所接受了，知识经济的提法则更进一步明确将来科技是比生产资料更重要的要素，是科技而不是生产资料更多(当然不是完全)地决定经济的发展。在工业经济时代，生产资料是生产力的主要决定因素，在马克思时代知道怎样炼钢的人很多，但能拥有一个钢铁厂的人极少，就发了大财，成了钢铁大王；在知识经济的时代，钱可以很容易就能借到，人可以很容易就能雇来，只要有胜人一筹的知识，马上就可以发大财，这样的人就叫知识英雄。
中关村的精髓是什么
绕了一大圈，该回来谈中关村的问题了。我认为，要讨论中关村问题，不能局限在中关村范围内，因为中关村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高科技又是解决中国很多疑难问题的良药。从地域上来说，中关村只是中国的一个很小的地方，它不能脱离国内社会环境而独立存在，它的很多问题也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
先谈中关村的现实。很多人都把在中关村街面上所看到的当成中关村的全部，这无疑是非常片面的，就象只看到了盖房子的民工而没想到建筑设计师一样可笑。从人数上说，肯定是民工比设计师多得多，民工对该建筑物也有相当大的贡献，但能代表一个建筑物精髓的，自然是其设计师而不是民工。中关村也一样。做贸易的比做技术的人多，多得多，但真正能代表中关村精髓的，是在其中生存的技术人员而不是街面上的店铺。
北京的房租出了名的贵。不仅仅与国内其它城市相比更贵，与国际其它城市相比也是较贵的。据说在全世界都曾经排到前十位，与东京、纽约同属名列前茅者。中关村的房租尤其贵,将来总会比王府井的地皮更值钱的，如果不是现在已经更值钱了的话。位于北图内的一小间平房，就是红砖露在外面没有装修最原始的那种，不是门面，离中关村尚有五六公里距离，远不是最黄金的地段，每年每平米的租金要一千多元。也就是说，如此简陋的平房一年的租金在其它大城市可以一次付款买同样面积的商品房(楼房)。据说这还算比较便宜的,至于街面上的房子，就贵得可想而知了。电子市场几平米的柜台一年要几万元租金，以至于中关村百货商场的柜台都改成只卖一样货物─电子产品。
在市场经济时代，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企业家、机关领导还是科研项目带头人，都必须算经济帐。街面上的房子是适宜做门市的，技术开发(洋文叫R&D)可以放在其它地方。拿门面房来做开发，实在是太不合算。对做计算机配件生意的人来说，不用太高文化程度，识货、会记账、会跟风就行。就象盖房子的民工不需要太多的艺术修养，但你不能因此否定所盖建筑的艺术性一样，卖高科技产品的人也不需要太高的科技水平，你也同样不能因此否定所卖产品的科技含量。如果你是老板，月薪800元雇来的人就能干的工作，你愿意花2000元月薪雇更高级的人但干同样的工作吗？
所以，在算完经济帐后，中关村的街面就成了贸易的天下，而且文化知识不高的普通打工仔大量充斥其中。
中关村有中国最好的大学(北大、清华)和最好的科研单位(中国科学院)。俗称电子一条街的白颐路上还有人大、农科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紧邻的学院路上有北航、北师大、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八大院校。不算大量的慕名而来者(如笔者)，仅中关村自有人才就足够傲视天下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北京新技术产业试验区建立以来，中关村已成了中国的硅谷，是中国主要高科技技术的发源地，是国内高科技产品的主要集散地之一。联想、方正(含新天地)、长城、四通(含利方)、中软、用友、金山、希望、紫光、华胜、太极、连邦、赛乐氏、科海(排名不分先后，对挂一漏万者表示道歉)等主流企业聚集在此。北京作为首都，离行政首脑机关最近，不管是对主管部门还是对政府市场都是近水楼台。北京还是主要的全国性媒体所在之地，作新闻宣传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北京也是主要金融机构总部所在地，便于开展融资活动。北京是国外著名企业进入中国的首选之地，世界各大公司在大陆的最高决策机关基本都设在北京，主要市场活动也在北京,因此北京在国际交往方面也是遥遥领先的。
总而言之，中关村拥有发展高科技所需要的全部要素，其每个要素都在国内处于绝对领先地位。这才是中关村真正的现实。因此，不管当前中关村的科技水平有多高，不管知识经济当前在中关村已经发了几颗芽,我们都应该在中关村发展高科技，发展知识经济。中关村现在是，将来还应该是中国高科技产业的代表。
中关村之于中国的意义
民族高科技产业现时在中国是什么样的作用和地位？我认为，其在中国已产生了一定的作用，有一定的地位，但远远没有发挥它的作用，也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当然，地位不是向中央领导上书争来的，而是应当靠实实在在对国民经济作了巨大贡献自然形成的。在经济危机肆虐亚洲的今天，在即将进入一个新的世纪的今天，民族高科技产业应该也可能为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所谓科技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不是用高科技产品的产值和营业额来衡量的。那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即高科技是奢侈品，只有在解决基本温饱问题后才能考虑，有钱买大量高科技产品的都是富得流油的。其实不然，高科技对国民经济的首要贡献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例如，以前要印一本样书，需要专业印刷机，大量的铅字字模，熟练的捡字、铅字排版和印刷工人，较大的生产空间，而现在只要一台电脑、一台激光打印机、一套软件、一名打字员和几平方米空间即可，成本大大降低，时间大大缩短，这就是科技(十年前还能叫高科技，现在只能叫科技)的贡献。因此，真正实用的科技是节约钱的，而不是花钱的。
中国现在各企业普遍科技水平较低，生产效率低，生产成本大，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普遍效益不好。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是解决当前国内传统企业难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这也就是常说的科技的倍增器作用。因此，民族高科技产业当前必须担负起扶持传统行业的企业走出困境，在新世纪建设一个强大的中国的任务。
有人会怀疑中关村稚嫩的肩膀能否担负起如此大的重任。当然,谁都不指望光靠中关村人的努力就能把现在的亏损企业建设成世界一流企业,但只要能把用户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一点，生产成本降低一点，尽管也许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效益已经体现出来了。在创造出的这部分效益中，提取一部分作为报酬，用户不会有意见的。有了利益的驱动，相信会有大量富有聪明才智的人去拼命为国民经济作贡献的。
有人会问，为什么要用民族产业来做这事，直接买国外先进技术不行吗？这是因为高科技如果没有很好的应用效果就一钱不值，很多技术必须针对用户具体情况专门定制才能有用武之地。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往往基本情况就相差很大，有很多需求是国内企业甚至是某一个企业所特有的，把国外技术原封不动搬过来直接就能用是不太现实的(最起码要做汉化吧)。因此，很多人说软件业其实是一种服务业。显然，提供高科技服务应当是民族高科技产业的份内之事。另一个原因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特别是国内的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国外产品的价格往往会贵得让你根本不敢买,发展民族产业可以有效地降低企业购买技术的成本,不管它最后决定买国内的还是国外的。我相信除此之外，还有其它有待总结的理由存在。
软件是历史赐予中华民族的礼物
长期以来，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软件行业是历史赐予我们的礼物，使我们可以借此发展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再现盛唐之时的辉煌。之所以有这样强大的信心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因素：
首先，软件行业对未来(当然不是永远)的国民经济非常之重要，是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因为未来是知识经济决定国民经济的时代，知识经济取决于高科技，高科技是以信息技术为龙头的，而信息技术的灵魂是软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并是不只有等工业经济充分发达了才能发展知识经济，而是可以跨越工业经济直接发展知识经济(所谓“跨越”绝不是指不发展工业经济了，只是用于表达不等工业经济发展成熟就直接发展知识经济的意思)。
其次，中国人非常适合做软件。形象化地说，软件就象国际象棋和桥牌项目，硬件就象足球项目，尽管在我们这些项目的起点都同样低，而且对足球的投入要无数倍于国际象棋和桥牌，但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足球连参加世界杯的资格都没有，而国际象棋和桥牌都已进入世界先进水平。中国人在智力项目中的特长是不容忽视的。
对前面的叙述做个小结：中国现在存在内忧(企业效益差，失业率高)外患(亚洲经济危机),国民经济迫切需要先进科技强有力的带动(烦请经济学家研究一下与单纯扩大内需相比，哪个效果更好)，而中关村是国内发展高科技条件最为优越的地方，责无旁贷地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与义务。如果我们能够解决阻碍中关村发展的问题，不仅能够有助于完成类似8％这样的目标，而且还会带动整个国家在新世纪中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而不仅仅是中等发达国家程度。
桎锢软件业发展的12条锁链
现实似乎与我们良好的愿望背道而驰。软件不仅没有成为带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反而有人在讨论中国软件业究竟还有没有前途，是不是需要加以特殊保护这样的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有很多。首先是政府还没学会如何发展高科技，已经交了很多代价高昂的学费，但到现在还没学会。目前看来,曾经存在过以下问题:
1.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轻软件而重硬件,而做硬件需要的是庞大的投资,良好的基础设施,高素质的工人,严格的管理,当然还需要经济规模。别人采用1.2微米工艺的时候我们投产0.8微米生产线,还没建成人家就先后采用0.6微米、0.35微米甚至0.25微米工艺了,并已先后试验成功0.15微米甚至更高的工艺。动辄就是数十亿美元投资,能跟得上几回?况且,就算工艺上领先了也意义不太大。因为芯片只是高科技的栽体,芯片生产工艺先进并不等于高科技发达,就象印刷工艺先进与出版一本好书没有什么关系、高质量的足球场绝不等于高水平的足球队一样。软件才是信息产业的核心,就象书的内容和球队的水平一样,对书市和球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书的装璜和球场的质量只能起比较次要的作用。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即使是硬件产业也主要是软件。设计CPU与设计软件是很相似的。而国内所谓硬件业主要是指生产CPU这样的环节。即使花了数百亿美元把这个环节的水平提高上去了,也绝不等于硬件业就发展起来了。
总之,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软件至少与硬件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我们适合做软件;做软件要求的条件很少。而硬件不比软件更重要;我们不适合做硬件;做硬件要求的条件很多。但现在国家却把大量的资金和精力用在了硬件上,忽视了软件。
2.打击盗版不力。盗版对软件业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在此无庸多言。盗版形成的原因后面还将详细论述。作为政府,必须对法制不严、教育不当承担责任。
3.以前还制定了市场换技术的这样荒唐的政策。市场也许能换来生产制造技术,但绝对换不来高科技。请问我们用多大的市场能换来Windows的版权?光买来几百万个使用权顶多只能说应用水平上去了,与研发水平的提高一点关系都没有。此项政策的后果只能是掐死了自己的民族产业,完全依赖别人的产品,让别人随心所欲地主宰市场。其实只要拿其中一小部分钱真正投到点子上就能有很大效果了,而且根据市场规律,当一个市场有竞争时对消费者最有利,一旦被垄断就不行了。很多厂商都有这样的体会:一个利润很高的产品,一旦开发出来后外商马上就把价格降得很低,只得艰难度日,最后多半只能放弃,不仅预期的利润目标没有实现,而且还亏了不少,只好自我安慰“替国家作贡献”。
市场换技术的结果是不仅不鼓励替国家作贡献的人,而且帮助外商把它们掐死,让他们连给国家作贡献的机会都没有。
4.在少得可怜的给软件业的投资中,又有很大一部分被挪作它用。如建软件园,其实就是变相作房地产。软件做得好不好与机房漂亮不漂亮没有什么关系,就像一个政府是为人民谋幸福还是腐败无能并不取决于其办公大楼一样。什么时候我们才能不受这些表面文章的祸害呢?
5.不懂技术,不了解产业发展规律,瞎指挥。如“中华学习机”，当初的决心和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结果呢?
6.盲目发展大公司,忽略竞争力,舍本求末。公司大小只是手段,提高产品竞争力才是目标。但现状是只管规模,把竞争力放在次要地位,如“大公司战略”。做软件宜精不宜多,规模越大越难管,效率越低。因此规模越大绝不是成功机会越大,如果经营管理水平跟不上反而失败的机会更大,因为经营管理难度是随规模的增大而急剧增加的。试想,曹雪芹写《红楼梦》用了十年,如果二十个人写不仅不可能半年写完,弄不好一扯皮倒过来用二十年时间还不一定能写到现在的水平,而且文字风格难以统一。只有技术含量低、缺乏创造性的工作是人越多越好,如一个人抄一本《红楼梦》用三个月时间,二十个人确实就只需要四五天时间。
笔者在1995年“大公司战略”刚开始实施时发表过一篇《发展大公司战略需要注意的九个问题》,现在看看亚洲经济危机来临时,日本特别是韩国的恐龙企业的表现和台湾注重实效的中小企业的表现,便知笔者当初说的一点都不错。
7.不仅忽视中小企业,而且忽视民营和私营企业。由于软件行业发展很快,日新月异,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来形容还不够,应当是跑得慢就要落后。众所周知的摩尔定律认为,芯片集成度每18个月就翻一翻,二十年来一直得到应验,于是每年只增长50%的企业就要被淘汰了。由于每个人都得拼命跑才有可能不被淘汰,因此一年工作360天,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是常事。在这样严峻的生存环境里,私营企业比国营企业决策速度快,反应灵敏,吃苦耐劳,有更强的适应能力。
8.只看资历,忽视真正撑起软件产业的年轻人。由于软件行业也是一种吃青春饭的行业,一个程序员一般30岁后就开始走下坡路,35岁后仍然能在第一线拼杀的极其罕见。一线软件企业的负责人年龄多在30左右,更不用提程序员了。而大量的课题经费是四五十岁甚至更老的教授或院士申请的,具体工作其实都是研究生干的,研究生毕业了也就束之高阁了。教授和院士都是对一个人过去成就的肯定,不代表现在的能力。
9.科研经费发放成效不大。一个产业光有好的产品是不行的,需要的是好的商品。科研单位由于机制问题,往往开发出来的是试验室产品,离商品还有很大的距离,产生不了效益。这么多年来国内外的经验表明,成功的商品基本上都是由企业而不是科研单位开发的。科研经费可以集中到不能立即产生经济效益的中长期基础研究,并有切实有效的监督手段,使之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10.包括政府部门在内,知识产权意识淡漠。如某重要产品召开部级鉴定时,主办单位竟然纵容投资人独吞技术成果的行为,劝核心技术开发者忍气吞声,在鉴定材料中拒绝注明技术提供方,甚至禁止其出席自己产品的鉴定会,遭到鉴定委员会的异议。
11.增值税问题。由于软件企业的主要成本是人力费用和市场费用,缺乏进项税,因此国家给软件企业征的税可以说是最重的。尽管口头上都在说要鼓励和支持软件行业的发展,但实际行动却是通过税收政策调节来限制其发展。过重的税率导致各企业都争取直接对最终用户开服务业发票,结果是只能自己做销售,不敢通过经销商销售(通过经销商销售必须开增值税发票),大大限制了企业的发展,也与社会化分工协作的原则背道而驰。我认识的一个很成功的软件企业,属于一百家也出不了一家的那种,曾经私底下坦诚相告,如果他们不想办法在税上作点文章的话,现在还是亏损的。高科技本应是高风险高回报,十家里成功一家就能连其余九家赔的钱都赚回来,而现在一个百里挑一的成功企业都得靠打擦边球(或轻微违法)才能保住自己不亏损,可见政策环境有多恶劣。
其实成功的高科技企业其业主的智商都不低,比一般的税务人员都高得多。如果不是逼得没办法,谁都想遵纪守法,专心发展企业。但现在不得不把高智商用在了如何避税(甚至偷漏税)上,成天与税务机关斗心眼,结果是企业也发展不快,而国家实际收的税其实也不多。这是因为虽然税率高,但企业小,所收之税的绝对值并不大。由于税务负担过重,企业发展不大,甚至很快倒闭,就更收不上来税。有些企业趋利避害,为避税(或偷漏税)而不敢光明正大地发展,尽偷偷摸摸地做小动作,结果企业也发展不大,国家也收不了多少税。还不如把税赋调整到合理的负担,企业也不用偷偷摸摸了,发展起来后因为税基增大了,国家实际收到的税也比现在多了。
12.现在的信息产业部，名称是更贴近了，行为倒是更难理解了。种种迹象表明，如今中国的信息产业是不包括软件和硬件在内的，只有通讯才算。当然，这个问题不是中关村所能解决得了的，需要中南海来解决。我们拭目以待。
中关村要解的十个难题
前面提过，中关村作为植根中国社会的一个地域，必然要受到中国社会环境的影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很多问题，在中关村也同样存在，而且可能会被其中的高智商人物发扬光大。以下一一列举:
1.信用问题。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现实社会是个信用极差的社会。欠债不还被当成是天经地义，讨债者即使动用了法律武器也往往一无所获。头脑充满了一夕致富念头而又缺乏信用的人会不择手段地截留经手的钱财，不管它是否属于自己。一个吃过信用方面亏的人很难再对任何人产生信任，结果是所有人都不敢信任别人，不管他是自己的顾客、合作伙伴、雇员，特别是合伙人。
2.盗版问题。盗版问题的产生和泛滥是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而成的。从文化上说,可能是因为我们习惯于贫穷(温饱问题几千年来都是世人的头号问题,即所谓“民以食为天”),因此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之物才有价值可言,其中又以基本生活必需品最有价值。长期以来,老百姓总是用“XXX能当饭吃?”这样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事物的价值。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所占比例)是衡量社会先进程度的一把尺子,恩格尔系数系数越大,表明社会就越落后。毫无疑问,我们还是一个恩格尔系数较高的国家。因此,正当世界准备从工业文明向知识文明转型时,我们的国家还处于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型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已深深地烙上了恩格尔系数很大的时代所沉淀下来的传统。我们只有物质产权的概念,根本就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按照这种传统,看不见、摸不着,更不能当饭吃的知识只有修身、养性的价值,不值得拿宝贵的金钱来换取。
从法律角度来说,中国还是一个非常缺乏法治观念的国家,大量的违法犯罪行为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在农村,有时甚至连封建宗法制度都能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城市,公然贪污者大有人在,洪水溃堤后按人头摊派挨家挨户征来的水利工程款就能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挪用(或贪污),直到来年又溃堤造成人财重大损失才在群众的强大压力下查处相应人员。我不知道是什么查处结果,但我相信不是法律应有的制裁:按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即使是在中央机关,法盲也大量存在,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个主持鉴定会的单位。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在盗版问题上更为突出。偷窃有形资产未遂也要被关几天,抢劫一元钱也有判重刑的,但盗窃知识产权数十万元却不当回事。没有人因为用盗版产品被抓起来,即使是有组织的盗版团体,也远不象其它有组织犯罪团体一样受到严厉打击。法律已经规定了著作权和其它物质权利一样神圣不可侵犯,但人治大于法治仍然是中国现在的一大难题,而人治中的“人”又深受前述文化的影响,不认为侵犯知识产权有多大罪,结果是盗版者猖獗,被害人有理无处申冤。
从财务制度来说,有形之物可以入固定资产,进成本,而软件只能算费用,也表明了对软件的歧视。
从用户方面来说,不管自己的使用需求,一味求新求全求一步到位而不知道求够用,又有盗版的条件(满街叫卖盗版的小贩),而盗版又没有任何惩罚,当然愿意盗版了。有人说是买不起软件,我说买得起硬件怎会买不起软件,让他算一下账,结果如下:
“不谈大道理，我攒钱买了一台电脑，我月工资只有600元，我是选择盗版呢，还是勒紧裤腰带。。。
我省了又省,花6400元 + 两个月萝卜咸菜买了一台计算机,来点佐料：
操作系统： DOS6.22少不了，6XX元
没有瘟95，要被淘汰，1XXX元。
98 未出，您可以使用预览版，请付$30。
98出来了，每份仅售 1998元人民币。
小工具：Winzip注册费好象是$49*8.4=4XX元 。。。 。。。估计我现在用的小工具有20多个。
我想学 C++来个VC++或BC++吧，XXXX，至少四位数。
PASCAL DELPHI也很有钱途， XXXX，至少四位数。
AUTOCAD没见识过,拿来试试，XXXXX，不知其价几何？(前两天老板让我设计一个东西，我不得不说我不懂)
HTML 很流行，FrontPage很好用， XXXX，至少四位数。
游戏：我很迷，10个不多1XX*10/年
总共:我也算不清。。。
其他不详述。
其实我挺愿意支持国内软件商的，只要：
操作系统<50，工具软件<20，游戏<20，花在软件上的钱不超过收入的10% ”
我的答复是这样的:
“按照你对软件的态度,我可以照虎画猫如下:
没有PII-333，要被淘汰，?XXXX元。
PII-600 未出，您可以使用PII-450超频，请付$XXX。
PII-600出来了，每颗仅售 9998元人民币。
小工具：256M内存好象是375*8=4XXXX元,估计我想用的配件有n个。
我想用大硬盘,XXXX，至少四位数。
SCSI也很有钱途， XXXX，至少四位数。
Power PC没见识过,拿来试试，XXXXX，不知其价几何？(前两天老板让我设计一个东西，我不得不说我不懂)
HTML 很流行，Sun很好用， XXXXX，至少五位数($)。
显示器：我很迷，21寸不大XXXXX,五位数
总共:我也算不清。。。
其他不详述。
其实我挺愿意支持国内硬件商的，只要：
主板<50，显示卡<20，软盘<20分，花在硬件上的钱不超过收入的10% ”
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人们买硬件时知道按自己的财力选配置(所以上面这位老兄买计算机才花了6000多元而不是6万多甚至60多万),买不起就不买了,但为什么软件就不能只买自己用得上而且买得起的呢?国外朋友通过电子邮件寄来的文档往往都是Word 6.0格式的,用写字板就能打开,而我们在网上招聘时收到的简历统统都是Word 97格式的,逼得我只好跟着盗版了一次Word 97,仅仅是为了看简历(如果Word也象Power Point一样有免费的阅读软件,我就不用盗版了)。其实写一份简历可能用Windows 3.x的Write可能就够了,国外用户觉得没必要升级就可以不升级,而国内用户往往不管自己是否用得上,统统都要用最新的软件才行,否则被别人说落后面子上多过不去。奇怪的是,被人知道自己盗版了却又不怕面子上过不去,可见文化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既然人人都想用最新最好的软件,当然会觉得软件买不起了。另外,我见过很多机关,可以为硬件性能上微不足道也用不上的一点提高多花数千元,却不肯花数百元买软件。Microsoft的操作系统以前大家都说买不起,如果全中国每台计算机都要买正版的话,似乎中国就要破产了。现在所有品牌机都预装了正版操作系统,品牌机的市场占有率早已超过50%,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计算机上的操作系统都是正版的,也没见咋的啊?区别在于预装的操作系统是随硬件一起销售的,其价格打在硬件成本中,心理上不觉得而已。可见,根本不是什么买得起买不起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买的问题。
从理论上说,有人认为盗版可以促进软件的应用,推动软件行业的繁荣,因此对盗版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美国制裁大棒高高举起时就管一管,否则尽可以放任自流。这显然是很荒谬的。因为高科技行业,特别是软件业,研发能力远比应用能力重要得多。盗版虽然暂时促进了软件应用的繁荣,但彻底破坏了民族软件产业的研发能力,伤了根本,无异于饮鸠止渴。如果我们致力于发展国内彩电市场,代价是不许国内彩电厂家生存,那会是一个明智之举吗?彩电业还只是普通制造业,软件业更是如此。
还有一种理论说,现在国内软件市场是国外软件占大头,因此如果不盗版的话受益的将是国外厂商。这也是很荒谬的。首先,盗版对国外厂商来说只是伤皮毛的问题,而对国内厂商来说是断脑袋的问题;其次,现在这样悬殊的市场份额比例正是因为盗版产生的恶果,而当盗版现象不严重,软件市场扩大时,市场的份额就绝不是现在的比例了。上纲上线地说,这是静止看问题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如果软件实际市场扩大,就会有更多的人投入做软件,国产软件会比现在丰富得多,也比现在精致得多,会占领许多现在被国外软件以盗版方式占领的市场。另外,对于一些暂时不如国外的领域,还可以用低价策略占领相当大的一部分市场。例如,Microsoft Office一套要好几千元,而WPS 2000才几百元,对很多用户来说,用WPS 2000就足够了,他就会花几百元买WPS 2000,而不会花几千元买Office,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够用原则。而在盗版的情况下,Office和WPS 2000价格都一样,用户自然就会用功能较强的Office了,那WPS不仅没人买,也没人用,自然就会消亡,于是就没人再敢做通用软件,于是民族软件业就真的完蛋了。
从软件厂商自己来说,也有很多问题。受整个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思想影响,每个人都恨不能一夕暴富,产品十分粗糙却吹得天花乱坠,对用户反映的问题推三阻四,而计算机这东西是最实打实最认真的,来不得一点虚的假的,自然就会引起用户强烈不满,当然就会觉得这钱花得不值,能盗就盗算了。下面还就这些问题详细论述。
3.窝里斗的问题。显然,这不是中关村独有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问题,只是中关村不仅未能幸免,而且在其它因素的作用下更加突出而已。中关村的很多问题,如长不大的问题,恶性竞争的问题,管理不善的问题,人才跳槽的问题,以及其它让人觉得可憎的问题,都与此有密切关系。
很多人都总结过,西方式的嫉妒是你行我要比你还行,而东方式的嫉妒却是我不行我让你也不行。为什么本应团结一致的集体却变成仇敌,结果是皆大不欢喜呢?我试着分析一下,可能是源自中国患不均不患贫的文化(改革也正是从改变这个观念开始的)。也就是说,别人不好比,你我都是一块干的,凭什么拿工资、分红的时候我就不如你(或只比你多好几倍)?这世道就得讲个公平,否则都别干,谁都别想挣钱。与外人比,情况不清,不太好比,而且比完后再不服也没什么可以立竿见影的办法;与自己人比,相互知根知底,很容易就能找到不公平的地方,更重要的是立马可以拆台,讨价还价有筹码。至于拆台后是不是对自己也不利,反而在其次了。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了一出又一出人生悲剧上演:本来可以共同获利的,结果窝里斗两败俱伤,谁都没赚着钱,全赔了。如果说损人利己的行为还可以理解,那宁愿损己害人也不利人利己的行为就实在是太不明智了。中国的很多事情就坏在了这样的不明智上。
公平是相对的,不公平是绝对。这是因为判断公平与否有很多衡量标准,而这些标准又经常是相互矛盾的,例如,甲比乙资历老,学历高,但乙又比甲工作能力强一些,或甲比乙哪方面都要强,但甲所负责的业务正好十分空闲,而乙的工作量十分饱满,这时无论怎么定工资都会有人觉得不公平,甚至很可能双方都觉得不公平。所以,要想找出不公平的地方是太容易了,任何时候只想找都能找出来。另外,人们往往都对自己的局限性认识不足,都瞧不起别人的工作,经常过高估计自己单干的能力,这也为“不公平”的感觉创造了大量的机会。
在中关村由于民营企业很多,清规戒律也少,人的流动比较自由,另外拉一摊子并不难,散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了不公平的感觉,以及拆台的条件,再加上中国自古就有的宁为鸡头不为牛后的传统思想,窝里斗的戏就一出又一出地上演了。
4.技术与市场的问题。技术在高科技企业究竟应当占什么样位置?这个并不太复杂的问题到现在还是许多企业,包括一些所谓名牌企业没搞明白的问题。
显然,既然是高科技企业,区别于传统工业企业,就应当拥有他人难以企及的技术才能立足。应当靠技术含量而不是靠关系来阻止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否则该企业从本质上说就不是高科技企业,而只是经销高科技产品的普通商业企业(就象燕莎也卖电脑但它绝不是高科技企业一样)。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所拥有的技术又应当是适合市场需要的技术。再好的技术,用户用不上也是无效技术,而不管多么简单的技术,只要用户能用上,有效益,就是有效的技术。
我们可以简单地按照技术的复杂程度和其有效性把它分成四类。第一类技术简单而无效,说明该企业既不会做技术也不会抓市场需求,就该被淘汰;第二类技术简单而有效,这是市场至上者的杰作,能够短、平、快地赚钱,这也是他们轻视技术的原因。但因为技术含量低,马上就会被一窝蜂闯进来的仿效者(不是盗版者)把利润降低到大家都没钱赚的地步(如VCD、微波炉,这是中国人的另一个坏毛病,后面还有论述);第三类技术复杂而又无效,是技术至上论者经常犯的毛病,花费了大量的投资却不能创造效益,还会使用户对该企业丧失信心;最后一类技术复杂而又有效,是技术人员和市场人员精诚合作的结晶,是高科技企业的最高追求。它既能迎合市场需求,又不会轻易出现竞争对手,能够为企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赚钱大量的利润,所谓高科技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道理正在于此。
5.炒作与运作的问题。炒作说白了就是作宣传,运作就是具体干事。
这个问题类似于前面所说的技术与市场的问题。同样，我们可以把企业按炒作和运作能力简单分为四类:第一类不会炒作也不会运作,没的可说,也该被淘汰;第二类企业会炒作但不会运作,可称为是花把式,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红得发紫(如巨人,瀛海威),但早晚要露馅,而且会败坏整个行业的名声;第三类企业会运作但不善于炒作,可称为是傻把式,有真本事但没几个人知道,创造不出应有的效益;第四类企业既会运作也会炒作,可称为是真把式,既有本事又能把它兜售出去,是真正成功的企业。
第四类企业实在是太少了,于是我们就只能大量看第二类企业表演。每当有什么新东西出来时(如知识经济),由于炒作总是比运作要来得快,于是一时出尽风头的常常是吹牛家和骗子(如前面所说的那种一天之内就从门外汉摇身一变成为代表人物的那种人),而真正干事的人却默默不闻。等第三类企业把事干出来了,第二类企业也把牛皮吹破了,老百姓对所有这类东西都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如保健品)。所以说第二类企业可以败坏整个行业的名声。现在已经有知识英雄等同于骗子的说法问世了,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当然,第二类企业如果有自知之明,能在牛皮吹破之前练成一些真本事,也不失为一条成功之路。
6.不能正确看待用户的问题。这好象不是问题,用户就是上帝嘛。其实问题大着呢！一方面,由于用户对高科技产品往往理解不对(否则还叫什么高科技),因此全按用户说的去办是不行的;另一方面,由于高科技行业要求不断创新,而用户对还不存在的东西是难以想象的,这也为正确提取用户需求增加了难度;也有企业以此为借口,推脱对用户应尽的义务(“不是我有问题,是他不懂”);最后,受中国现在恶劣的商业道德的影响,也有不少企业捞一把就想走,根本不想对用户负责。
高科技企业必须花比其它传统企业更多的精力去全心全意为用户着想,因为你必需替用户考虑他考虑不到的地方,你要比他自己还了解他的需求,要非常耐心细致深入浅出地让他明白你的想法(而不是因为他不懂就不给他说了),还得说服用户接受他一时想不明白的方案(而不是图省事完全按用户意图去办,不管应用效果如何)。只有你真正为用户着想了,用户才会为你着想。
7.上船现象。这是说刚造好了一条船,定员1000人。新船下水后,岸上观望的人很多,但坐船的一个没有。为什么?因为这船不安全。何以见得?因为别人都不敢上这条船。终于有一个人,经过详细的考证,相信这条船是安全的,于是勇敢地上了船,我们把他称之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原来观望的人纷纷都上了船,十个,百个,千个,船都满载了,但人还在不停地上。船上有人惊呼,“超载了,不要上了”,但岸上的人不仅不理,还抢着上。为什么?因为这船很好。何以见得?因为这么多人都上去了,都挺好的。船上不是有人警告说已经超载了吗?那更说明船上很好,要不他为什么不让我上?况且一条船可以坐那么多人,也不多我一个。等上到1500人的时候,船沉了,有个别水性好的九死一生游上岸了,浑身水淋淋的,行李全都没了,而其它人都跟着船一起遭到灭顶之灾。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大家自己对号入座吧。当然,这也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不是中关村独有的问题,但由于高科技发展速度快,更新周期短,问题比较突出。
8.人才流失问题。这里所说的人才流失问题不是指一个企业不能留住人,或中关村普遍存在的跳槽问题,而是从中关村整体来说,存在的人才流向国外(主要是美国)和外企的问题。很多人才可能根本没在中关村工作过,直接奔高枝去了。
毫无疑问,由于国家之间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国外的经济条件比国内要好得多。外企的待遇要比国内企业高得多,而在国外工作的人又比在国内的外企工作的人待遇高得多,于是人们都纷纷奔往外跑。好学校(特别是北大、清华、科大和中科院)的学生从上学起就受到浓厚的出国文化的影响,早早就把TOEFL和GRE考了,迟的也在研究生期间把事办了,而且分数越来越高。TOEFL630分的都不好意思说成绩,GRE2200以上多如牛毛,再加上GRE的Subject和GMAT、TSE,即所谓五项全能,并在已经出国的师兄师姐的帮助下,一个班基本上都能有一半的人能出国留学。剩下的人在毕业分配时也是先奔外企走,然后是能解决户口的国营单位。不能解决户口,又迫切需要第一流人才的民营高科技企业只能在留在国内的北京生源中挑选。但众所周知,能胜任而且愿意做艰苦的开发工作的北京人很罕见,在中关村那么多公司的开发人员中,北京人实在是太少了,估计平均一个公司都远不到一个。等那些留在国营单位的外地生源的大学生把户口落下来,可以跳槽的时候,其跳槽的首要目标依然是外企。当然,就是这些民营企业好不容易通过各种方式招来的人才,也存在出国和奔外企的问题。
为什么同样的人,外企就可以给那么高的待遇,而国内企业却给不出来呢?是不是因为国内企业不如外企重视人才?对某些国营单位(特别是事业单位)来说,确实是存在不重视人才的问题。技术人员的工资总不能比领导还高,而领导的工资按行政级别套下来,也高不到哪里去。但对民营企业来说,技术人员的工资往往比管理人员的工资还高得多,企业老板已经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还比不上外企。事实上,国内的外企不管规模有多大(如CHP有数百人),都在从事市场销售工作,其研发任务基本上都是由其母公司承担的,其开发费用在其国内市场就收回了,在中国的分支机构只考虑市场费用就行了,没有分摊其庞大的开发费用的义务。另外,这些企业的品牌是靠其母公司树立起来的,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一分不花就有了极其响亮的品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口产品的价格与国外市场相当,甚至更高(美国卖99美元的Win98国内卖1998元),一台小型机都需要数十万美元,而国产产品卖不到这个价。总而言之,其成本与盗版的一样,而市场宣传费用很低,产品价格却很高,当能出大价钱挖人才了。
人才流失现象目前是坏事,但从长远看未必是坏事。台湾60年代出去留学的人也很多,当时也惊呼人才外流。但后来发现,当初出去的人对后来台湾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从另一个角度出发,也可以看成是国外著名企业免费认真培养中国人,培养出来一批人才可以为发展民族产业出更大的力。
9.出身问题。中关村企业初创时期往往规模小,资金更少,管理极不规范。更重要的是,受整个社会不守法经营大环境的影响,心存“企业小,查不到我头上”的想法,加上有“空手套白狼”的强烈需求,大部分企业在创业时期往往都存在不规范操作。一直发展不起来也罢了,一旦有了发展机遇,以前的不规范操作就拖了后腿。
首先,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迅速发展。高科技企业发展过程中都会遇到管理跟不上的问题,但在中国由于缺乏职业经理人,企业很难解决管理问题。
另外，受到创业时期条件所限,创业元老水平参差不齐,成功后创业功臣已不能适应企业发展需要,却居功自傲,不肯为能胜任工作的新人让位。
最严重的是，这些创业时期相关人员知晓企业以前的不规范操作,常常以其为要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
10.配套条件不足的问题。缺乏风险投资的问题已不用我讲了,其它还有缺乏职业经理人市场,缺乏售后服务连锁店等问题。
职业经理人虽然不具备高科技企业最关键的创新技术,却十分了解企业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所需要的管理体系,能以其丰富的管理经验帮助企业顺利渡过管理危机,保证企业的机制能一直正常运转,并不断调整以适应企业高速发展的需求。企业要快速健康发展,等自己的管理人员自行成熟是来不及的,迫切需要职业经理人的帮助。如果有一个成熟的职业经理人市场,使面临发展机遇的企业都能及时找到所需的职业经理人,对整个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作为一个对用户负责的企业,除了要不断创新以保证自己的产品一直都有竞争力(不一定是第一),使用户不会因为信任自己而买了落后产品以外,还得为用户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高科技产品的售后服务工作相对较多,而中国用户的应用水平又比较低,电话支持往往不够用,需要上门服务。指望厂商有能力在全国每个城市都开分公司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象软件连锁销售组织同样性质的软件连锁售后服务组织就很有必要了。该组织专门培养专业服务人员,在免费服务期向厂商处收费,免费服务期后向用户收费。有了这样的专业组织,厂商就可以集中精力用于产品的开发上,宣传可以找广告公司,销售可以找连锁销售组织,售后服务也有连锁服务组织承担,通过社会化分工协作大大减轻了厂商的压力和工作负担,能更快地促进行业的繁荣发展。
今日中关村:知识经济的初级阶段(《中关村问题》第一章) - 书生意气 - 2000-11-28 04:37:44
这是99年春节为刘韧写的文章,记得交稿前杜红超也看过。现在看是否过时? 刘韧,你说要拿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饭,还没忘记吧?各位斗牛士编辑们替我算算,这篇文章(纯字数一万六千字)能值多少稿费?够几次聚会用? 《中关村问题》这本书还有吗?我手里总共就一本,如果还有的话多给我一些,就当利息了。
Re:今日中关村:知识经济的初级阶段(《中关村问题》第一章) - 颜钧 - 2000-11-28 05:14:42
北京就是北京，西安的兄弟有没有？
你在西安？ - tincup - 2000-11-28 06:04:39
巧，我也在。 ：-）
西安我不了解,只作过一次一日行 - 书生意气 - 2000-11-28 15:05:48
是不是对我把北京抬得太高了有意见?我现在的观点和两年前基本上还是一样的,西安的朋友不妨说说你们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