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80 次) 时间：2000-09-20 16:22:08 来源：王永飚 (王永飚) 原创-IT
国企能否脱困？
“摸着石头过河”，这句一度风行一时的改革名言终于也遇到了问题：当改革步入深水区，到哪里去找那块救命的石头？
当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国企改革能否平安涉水而过，这个问题已经越来越尖锐：它不仅关系到国企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
去年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企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台，给出了一个全新的改革文本，它同时被认为是适时和必要的。
但它是否能够解决国企的现存问题，或者说解决国企目前的根本问题，仍然是一个极大的疑问。
鼓励竞争还是保护落后？
国有经济战线过长，低层次重复经营严重，被认为是国企的主要问题。
因此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被认为是当前国企改革的必然选择。
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政府只是简单地采取画地为牢策略，从单方面粗暴地圈定：哪些地块土质肥沃水草丰美，是我们国企的自留地；哪些地块偏远贫瘠风险大，交由我们个体、私营经济去搏杀。
姑且不论此举是否有失公平，这种解决办法本身就存在问题。
一者在圈占领域内一味强调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摒弃市场竞争，对国企竞争力的提高是否有利？二者强行的条块分割看起来更象是一次新的利益调整，是否有国家托拉斯的嫌疑？三者政府被自己铺天盖地的高科技宣传搞得眼热心跳，踏足（字面还强调“控制和加强”）高风险的高新技术产业是否妥当？
对于背水一战的国企来说，且不说这种让国企吃“偏锅饭”的做法有违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单是这种对自家孩子一味维护的做法，就值得商榷。
有关这方面的争论已经多得不能再多了，去年以来有关中国电信连篇累牍的争吵，至少让人明白了一条道理：竞争使人进步，垄断使人落后。
在那些“大锅饭”的时代，旧计划体制下国企拙劣的表现早已是不堪回首。近二十年来对国企问题的研究，除了成就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也使人们基本上形成一种共识：国企的活力，在于彻底打破“铁饭碗”，到市场中去求生存。
当下这种做法，只不过是从“大锅饭”过渡到“偏锅饭”，只不过是帮已经越来越难于在市场竞争中争到一碗饭吃的国企霸住一个更富足的奶瓶子。
从“大锅饭”到“偏锅饭”， 事实上并没有本质的进步或者区别：那就是，在维护国有资产的幌子下保护落后，并使之合法化了。
抓大放小还是抓强放弱？
去年上海《财富》500强的风云聚会，一度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做大还是做小的争论高潮。
主张做大者秉持“船大好抗风”之念，举世界各大公司频频购并为例，宣扬规模就是效率；主张做小者则坚持“小即是美”，认为“船小好调头”……莫衷一是。
值得关注的是，主张做大者一方面言必称通用、可口可乐，一方面却又对日韩的大宇、现代诸企业口诛笔伐。从中我们发现，同样是做大，方式却很不一样。
欧美的大企业集团多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通过无数次联合兼并优化组合而成，奉行效率优先法则；日韩的大企业集团则是在政府主导之下快速把企业做大，采取市场占有率优先的法则，往往追求经济规模和发展速度。
一个强调“强”，一个追求“大”。出发点不一样，结果也很不一样。
《决定》坚持“抓大放小”，这早已不是什么新提法，只不过联系前面所说“行业布局的战略性调整”，所指更为明确而已。但就其“抓大放小”的方式而言，已经决定了我们的“大”只能是政府主导下的“大”。因此，日韩大企业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我们国企的明天。
就我们目前的国有大企业而言， “大” 是不是就是好，也早已有过教训，如广信、粤海之流，资产逾230亿，不过徒有空架子而已。类似的国有大企业现在表面风光的只怕远远不止这些。
反而是现在为数相当多的高科技企业，规模不大，然而非常有活力，成长速度也极为可观，比起那些膨大的纸老虎，存在的价值恐怕要更大一些。
从根本上来说，“抓大放小”它只指向企业规模，并不兼顾企业的强弱，也无视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大小。
因此抓谁放谁，大或小都不应该是一个绝对标准。
怎一个退字了得？
“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可以说是此次国企改革的关键。而其中重点又在于“退”。问题在于退什么和如何退。
如果说“抓大放小”是以企业的规模来划分，那么“有进有退”则是从产业的角度来谈的。这意味着在国有经济应当退出的领域，国有企业无论大小好坏，都要争取通过产权转让将国有资本退出。
但是如何退？
国有资产的评估是一个大问题。相比目前国外更多地考虑资产的再生能力的动态资产评估办法，国内目前仍然只是静态地将固定资产减去企业债务等项目得出净资产若干。因此我们的评估结果往往有很大的水分：一个号称资产超多少亿的企业往往只是一个空架子。
国有资产评估中的水分，使得国有资产转让有很多限制。为了争取能把企业卖出去，又不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某市的解决办法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成功经验私下里广为推广，这个办法是由买卖双方事先谈好价钱，如果和评估结果出入较大，则由政府指示对该资产重新评估，直到结果尽可能地接近。
这个例子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国企在很多时候并不容易卖得出去。（这些至少从报表的数字来看都还算是有资产若干、经营良好的好企业，更无论那些资不抵债、举债经营的企业了）
而国有资产评估的弹性，使得我们有些经营良好的企业则真正面对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有家国企有人出价220万不卖，最后却以160万与另一家公司成交。更早些时，武汉一家每年赢利2000万的国企，在“国企改革”中由原经理以2000万元的价格自卖自买。
对于一些国有资产，许多企业即使有意收购，也往往因为国企沉重的债务负担和人员负担而备加踌躇。
为解决大部分国企负债严重问题，政府最近推出债转股等办法，但如果企业还是那个企业，产品还是那些产品，只怕“问题”还是那个“问题”，“亏损”还是那个“亏损”。
国有企业的人员问题也是个老大难问题。上海一些老企业，三分之一的员工养着三分之二的退休人员的不在少数。因此在产权转让的过程中，如何让这些人员得到妥善的安置，是个很伤脑筋的问题。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毕竟我们还要确保社会稳定哪。
出资人代表：是一种什么身份？
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在经济学上称为寻租，又称内部人控制，现在流行叫出资人缺位。
问题之所以屡禁不止，说到底，是因为政企职能覆盖、出资人虚位造成的；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政府做队员，又兼做裁判。
目前政府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推行出资人代表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形成国资委、控股管理公司、企业三层管理机制，使政府不再直接管理国有企业。通过国家所有、分级管理、授权经营、分工监督的原则，实现政企分开，从体制、机制上加强对国企的监督。
显然政府已经意识到产权不明晰是国企病的根源，但推行出资人代表的办法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只不过在政府和企业之间，又多了一个中间层而已。而且这个中间层的身份十分可疑：它代表企业，还是代表政府？它代表政府，还是代表一个壮大而虚无飘渺的“人民”？
从职能上说，它和政府的一个二级部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