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63 次) 时间：2000-09-20 16:16:10 来源：王永飚 (王永飚) 原创-IT
最近，在报上见到一则新闻：33位民营企业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名推出所谓的《信誉宣言》，呼吁重构企业信誉体系。
我向来对这些做法不以为然。在我看来，这种做法纯属炒作，按香港人的说法，就是做骚。
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企业家们主动提出要讲信用，说明我们企业家的信用意识提高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也是这些企业家们和宣传者们所乐见的，说得损一点，是正中下怀。二是既然信用还要提倡，说明现在的信用状况不怎么样。
关于前者，谁都可以说出一些道道来；而且说穿了，就会很没意思，上当受骗的自然义愤填膺，而另有一番良苦用心的，也不会就此善罢甘休。]
那我们就只谈后一个问题。
“君子喻于义”
我们的文化传统一向是讲究一诺千金的，所谓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但问题就在于这种高尚的道德指向从来就不是针对商业社会而言的。我们讲“君子喻于义”，动听得很。但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这里所说的君子，在奴隶社会是指奴隶主，在封建社会指的是士大夫。相形之下，其他人都算是“小人”。“小人喻于利”，这话可就没那么动听了。但比起“无商不奸”此类道德判断而言，还算客气得多。
由此可见，我们从传统上就不是什么信用社会。即使在君子的层面我们可以有一大堆说由，可以大大地引经据典一番，那也是从人格意义，从地位尊严，而不是从单纯的商业道德来说的，谈不上什么普遍意义。
这种传统的影响如此根深蒂固，弥远弥深。直到现在，人们谈起一些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原来叫个体户），常常不是酸酸地嗤之为暴发户，就是轻蔑地谓之潮洲佬。说起暴发户，我们很容易想起那些手拿大哥大，脖挂粗粗的金项链，手指上戴好几个金戒指，讲着蹩脚的广东普通话的小老广；说起潮洲佬，人们都愤愤不平地说，就是菜市场那些人，不是短斤少两，就是活虾变死虾。这当然是单冤案。
但要怪就怪我们有些企业确实不太争气。即便是那些高层次，已经上升到企业家一层的，甚至已经全国有名，被当做典型来树的，象傻子瓜子当初将发霉的瓜子加工卖给消费者，象巨人集团史玉柱经营不善四处欠债，都可算无良无信的例子。
反观西方，早在数百年前，卢梭就写道：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中。这个枷锁，就是社会契约。跟在商业道德契约观念熏陶数百年的西方社会相比，我们的社会信用观念要弱得多。
由此而言，这33位民营企业家花钱买吆喝，倒也有其良苦用心。问题在于，信用从来就不是吆喝出来的。
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爱多VCD，这个曾经的中央电视台标王，吆喝得够响亮了吧？如果信用真的是吆喝出来的，那么谁的信用也不及他。但当爱多因企业决策失误陷入困境的时候，即使他再怎么吆喝，又怎么样？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的是，我们现在的企业信用为什么不怎么样。
除了文化传统心理，短期趋利心理，信用机制不如发达国家信用社会完善等这些我们很容易掰着手指头说个一二三的诸因素外，我以为，其中还有一个根本因素，就是我们大部分的民营企业经营不善。
亏损或者基本不赢利，企业经营者就会想方设法从合作者身上动脑筋，或欠债不还，或拖欠货款，或迟迟不发工资，信用当然好不到哪去；
我国这两年处于经济通缩调整时期，各个行业市场竞争极为激烈。这其中，有相当一批企业深陷其中，在通缩的泥泞中挣扎。在这样一种经营困境中，企业的信用自然大受影响。
说到经营不善导致信用不佳，其实道理很简单，象史玉柱这种，不是他不想还，而是他还不起。当然有些人还不起就很坦白，我不行了，欠着吧。然而有些人还不起钱也罢了，他甚至比你还凶，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我刚从学校出来那几年，在一家号称“国有的信誉，信心的保证”的国有大商场做。大商场刚做起来的时候，很是牛了一阵子。按深圳零售业的惯例，一般供货商的结算期限是60天，对零售商来说，当然是拖得越长越好。但我们是当月结算，信用好得很。但后来经营情况一落千丈，根本不能保证及时付款，更谈不上什么信用了；有些公司业务回账管得紧的，就逼着业务员天天到商场讨账。看着欠债的镇定自若俨如衣食父母，追账的低声下气让你分不清到底谁欠谁的钱，我真的是很感慨。
欠债不还，革命有理，这大概可算是社会信用贫乏的一个范例。
我们的社会信用贫乏，跟我们市场化的程度也不无关系。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寻租行为普遍。人们只会更多地迷信权力之手，而对无形之手视若无睹；政府意志就会凌驾在市场信用之上。举例来说，有些官商合营的企业，一开始就不以赢利为目的，只是想着如何将国家的钱转到自己名下来花，不管企业是否债台高筑，只要能捞一把，企业照常生存，而债权人也因为对方“有背景”而自吞苦水，信用便无从谈起。
广州市前不久公布了一批赖账巨头，其中有个姓刘的港商。此人多次通过政府信用从各大银行贷款，但基本上是借债不还。但就是这人，前几年一度吆喝得厉害。除了隔三差五地从贷款中拿出九牛一毛，到处捐款，做善事，挣名声，还经常在甲A联赛给球星们发发钱，既扮了大款，又挣了广州足协主席的名声，可谓名利双收。单从这类教训中，我们就应该明白，名声并不可靠。
企业信用的帕累托佳境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无信用的状态当然是很不经济的。从追债一方来说，每天派人追债，交易成本大幅上升，当然不是自己想见的；从商场一方来说，也一样不合算，声誉受损不说，每天穷于应付追债，根本就没有时间认真考虑改善经营的问题。
违约的问题多了，就会造成普遍的社会信用低下，人们在合作之前就会花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去调查合作方的信用问题，造成很大的社会资源浪费；违约发生后，双方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法庭上见，面子上过不去不说，彼此都花钱花时间。无论前者还是后者，交易费用都会大大上升。其中危害，不言自明。
经济学上有个帕累托佳境，讲的是交易费用为零、资源最优配置的理想境界。在这种境界中，交易一拍即合，从不反悔，也无需监督，人人都将资产负债表挂在额门上，人人一诺千金，信用高度发达。
在这种境界中生活绝对是幸福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我们只好从仰望美丽的苍穹中低下头来，俯视这个常常被我们描绘为尔虞我诈的人间世，想想有关信用的现实问题。
因此我想，要改善企业的信用问题，一是要从根本上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没有源头活水，怎么费尽心机也是一潭死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很简单，经营不佳，连生存都成问题，连基本的信用能力都没有，你怎么让他去谈信用。
二是加强我们的法制建设，完善我们的破产制度，正所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与其让一班子老弱病残占着茅坑不拉屎，还不如让更强更壮的新人来冲击市场。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负债早已超过了资产，赢利前景也不佳，但我们宁愿让它每天半死不活的，一天天亏下去，就是不让它破产。原因在于，破产在美国是一个很普遍很正常的经济问题，它甚至每天都在发生；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破产就不单是一个正常的经济问题，而往往上升到政治问题的高度。在我国，第一个让国有企业破产的，甚至还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改革开放“20年20人”。
三是加强信用观念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任务，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
所以信用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一是能力，再是法制，象刘姓港商这类明摆着的赖账者，要毫不留情地依法治之，现在为什么逍遥法外，我看多半是有猫腻。最后是观念的问题。
王永飚：深圳水贝二路27号《万科》周刊518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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