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78 次) 时间：2000-09-08 23:32:57 来源：陆新之 (luxin) 原创-IT
我把采访地点约在大灰狼餐厅。电话里小心翼翼、字斟句酌地讲我的采访计划。王石打断我说，你怎么了你，哆里哆唆、结结巴巴地真像跟只大灰狼讲话似的。一句话把我一本正经准备开始工作的端庄心思给吹到爪哇国里去了，笑得前仰后合地，信口开河说因为我紧张啊，我仰幕你啊。
这时候我知道我要采访不是万科的王石董事长，而是边爬排牙山、边互相插科打浑的山友王石了。他给我讲了他和大山的故事。
登山缘起
我姥姥家在辽宁义县的山区， 两岁的时候曾跟着姥姥在深山的屯子里生活过一年。以后一直在城市生活，学生时期每年都利用假期回姥姥家，所以从小对山就有亲切感。
记得在北京上小学时，一次学校组织郊外登山活动，分成三个小队，一个小队一个小红旗，我是其中一个小队的旗手，第一个把小红旗插到了山顶。在学校里我跑步、跳远这些运动成绩都平平，这回爬山举着小旗儿得了第一，非常得意。自这之后，就喜欢上登山。
我喜欢山，也喜欢水，还喜欢冒险，有爬树掏老鸹窝下不来，也有从树上摔下来的经历, 从中学到部队、大学后来工作，见山就登、见水就游。 到深圳的头几年尤其喜欢游海泳,周末到小梅沙游水，一口气游出去几公里才觉得过瘾，开始总有同伴跟着我，游到深海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不是同伴的体力不好，而是不愿意碰到鲨鱼的利齿。
我母亲是锡伯族人，那是一个以狩猎为生的古老游牧民族，这个民族以强悍、勇猛著称。我身体里流着一半这样的血液，性格中野性的东西显然有家族的影响。
这些”冒险”的运动中，我还是最喜欢登山，无论是游玩，还是出差，见到山就爬，即使是西装革履，也情不自禁往上攀登
七零年在新疆当汽车兵时，一次车队途经三岔口兵站住宿，兵站两侧对峙着陡峭的山头。距晚饭时间还有点空闲，我谁也没打招呼，就单独上了山，天很快黑下来了，我没带手电筒，只好在半山腰熬了一夜，直到凌晨才借着曙光下了山。三岔口附近有个劳改农场，那两天刚好有劳改犯出逃，我的突然失踪被车队首长和战友当成是被劳改犯劫持谋杀了。
还有一次是复原后上大学时的经历。七六年春天，同两个同学去登山，同伴沿着山路行走，我则自己开辟新路往上攀爬。整个山峰是座光秃秃的土山，没有树，草也很少，一不留神，就有滑坠的危险。在接近山顶的时候，一只脚打滑，身体失去了平衡，开始缓慢的下滑，跟电影里的慢镜头似的，后来越来越快，滑坠了300米才停了下来，往下一看，人已经在悬崖边了。毛裤都磨穿了，两个膝盖已经血肉模糊，耳朵里、鼻子里、嘴里充满了黄土，呛得喘不过气来。
在大学时期，喜欢利用火车的便利去山区登山，每次都计划好返回的时间和车次。可是经常会出现困在山中，不能按时下山，误了班车。不过，也没关系，就在山下的村镇住一晚上，了解民俗。登山的情趣之一就是过程中的不可预知性。
采访手记：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王石好像是兼得了，当然他更加离不开的是大山，我问他山在他生活中的位置，他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不可缺少。
灾难契机
九五年夏天，我突然觉得左腿非常痛，站立着痛疼轻一些，不可以躺，甚至不可以坐。夜里会痛得缩成一团，叫出声来，靠止痛药维持。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腰椎生了血管瘤，压迫神经。我立刻问：”我还能踢足球吗？””足球？”医生说你听好了，剧烈运动会导致血管瘤破裂，造成下肢瘫痪；你现在就要卧床，准备动手术。我当时蒙了，脑子一片空白，怎么没想到第一个反映就是要去西藏，要去看看珠峰。
科学还是要尊重的。为了这条危机四伏的左腿，我分别到了广州、上海、北京的医院，请教神经科和骨科专家。当时神经科专家的一致意见是即刻动手术，而骨科专家的意见相对乐观一些，他们认为如果血管瘤不发展不导致破裂，手术就不是最好的选择。骨科专家还认为：足球是不能踢了，只要不是激烈碰撞的运动，也可以进行。我宁愿相信骨科专家的诊断。
采访手记：人生无常，谁也不知道前面等着自己的是什么。如果有一天你知道自己可能站不起来了，你能承受得了这样的打击，并进一步产生站到世界第三极–珠峰顶上的非分之想吗？我不能想象，不敢想象。对王石的雪山契机，只有感动和敬佩，这就叫强者。
扣拜珠山
从1995年，我开始加大登山运动量，为进西藏做体能准备。1997年，我同山友周行康结伴进藏，目标，珠峰大本营。从西宁走青藏线，一路得到青海登协、西藏登协的帮助。
我和小周带着睡袋、帐篷，从藏北到拉萨，再穿过后藏到达喜马拉雅山南坡的亚东。之后，沿着中锡、中尼边境向珠峰进发。到珠峰之前，在定日县，有座5100米的山，要翻过这座山，才算进了珠峰谷地。当时已经进入雨季，天气很坏，雨雪交加，山路湿滑不堪，大小车辆都过不去。我们在定日县窝了二天，第三天早晨，我对同行的小周说，等天亮了，汽车还不能上山的话，我就爬过去了。你看你怎么样，一起爬还是在这儿等，或者返回拉萨。小周正昏睡着，迷迷乎乎说我当然跟你爬啦。就这么着，我们弃车而走，靠两跳腿翻过了山，进入珠峰谷地。
从节奏紧张的现代都市，到珠峰大本营，反差太大了。这里就像月球，没有生物、植被，风尘滚滚。
珠峰大本营驻扎着各个国家的登山队，就象一个国际村。印象中： 我们国家的登山运动，参与的都是专业运动员，更强调的是精神和政治。六十年代不惜一切代价登顶珠峰，为国争光，留给人的记忆太深刻了。但是在珠峰大本营所见到的外国登山者，多是业余的，他们有自己的职业，象金融家医生律师教师等，登山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乐趣，令人称奇的是，一些登山队还把登珠峰和滑雪、飞行伞运动结合起来。我亲眼见到身着飞行服的英格兰登山队队员在大本营上空操纵彩色飞行伞翱翔……从西藏回来后，我的兴趣点又发展到飞伞滑雪。
这次拜山还有一个感触就是，西藏号称世界第三极，空气稀薄，自然条件残酷。但是藏人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照样生活，生儿育女。可见人的潜能有多大。我们生活在低海拔地带，跟那里的人相比，条件不知优越多少，应该可以做成相当多的事情，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
西藏之行对我的”登山生涯”来说是一个转折点。
采访手记：王石从章子峰回来，给我们看了幻灯片和录像。我当时被珠峰大本营的苍凉感给震撼了，到处是冰凉的石砺，凛冽的风，跟原来想象的白雪皑皑、彩帐点点的画面反差很大。当时房里的冷气很足，我彷佛置身那个冰天雪地的世界，狂风迎面袭来，我无法想象在那种残酷条件下向上攀登的体验。
今年第10期《三联生活周刊》上面，有一篇写极限运动的文章，标题是《一种是活着，一种生活》，我觉得很耐人寻味。人四平八稳活着，是一种人生；挑战自然、挑战自我，寻找特殊的人生体验，是另外的一种人生。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只有不停地冒险，我们才活着。”王石就是在西藏在个神灵栖息之地，洞悉了自己所向往的是哪一种活法。
高山反应
迄今为止登过的雪山有五座：青海的玉珠峰，新疆博格达峰，四川雪宝顶，西藏的启孜峰，章子峰。
登高海拔的雪山，面对的第一关就是高山反应。
我就是那种高山反应特别强烈的人
高山反应症状有：呕吐、耳鸣、头痛、呼吸急迫、食部不振、发烧、睡意朦胧，严重者会出现感觉迟钝，情绪不宁、精神亢奋、思考力、记忆力、减退、听、视、嗅、味觉异常、产生幻觉等，更严重的会引发肺水肿脑水肿，抢救不及时就会导致死亡。
1999年4月，我赴青海登玉峰，首次领略雪山风情。第一站西宁，海拔高度才２，０００米。当晚就有了反应，脑子极度兴奋，彻夜睡不着觉。第二天，乘车到日月山，海拔也就是３，２００米，开始头疼、掉眼泪。翻越昆仑山口的时候，发展到上吐下泄，发高烧，头剧痛，人处于半昏迷状态，半夜到了五道梁兵站，我是被搀进兵站的。当时我没有想到要放弃，退回去也是高原，身体仍然难受，不如坚持往前走，兴许身体会早日适应高山反应。
登玉珠峰，队里有十几个人。深圳来了5个。进山以后，深圳的李洪悄悄地召开了一次小会，主题就是保证王总的安全，分工谁负责搀王总，谁负责分担王总的负重……
第二天，队里试走，决定谁做第一梯队冲顶队员、谁第二梯队、谁第三梯队……
我当时的高山反应已经消失，状态非常好，被安排和大连的大刘做第一梯队冲顶队员。
事后我想，高山反应，有生理因素也有心理因素。我这个人心理素质好，不会给突如其来的症状击倒，顶一顶就过去了。在这之后，五次登雪山，一次比一次海拔高，一次比一次高山反应小。今年登章子峰，7543米，反应最小，当然跟我春节刚刚登了启孜峰，人体有6个月高原适应残留期有关，更说明高山反应不是不可克服的。
采访手记：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反复问王石，高山反应是不是不可克服的这个问题。因为看过书和资料里，对高山反应的渲染令人泄气。我以为那是一种听天由命的自然选择，你被挑上反应了，就别想在那里蹦达了，除了打道回府，没别的招。王石的说法让我心里亮了一线天，在高原，每个人要面对的东西是一样的，意志和精神再次成了胜负分水岭。
盲目自信
说到李洪，登玉珠峰的时候被分到第三梯队，心里非常懊恼。我也替他不服气。第三梯队是杂牌军，有的从来没登过山，是在感情上不如意，出来散心的；有的是根本没想到登山，是来采访的记者；有的是没受过专业训练，来试试看的，能登就登，登不了拉倒。我们深圳的队员包括李洪都是受过冰雪攀登专业训练的，被排在第三梯队确实有点窝囊。
我当时就私下劝李洪加入到第二梯队。我在第一梯队冲顶成功后，回到前进营地，又在队长安排下充当搬运工，往突击营地运物资。当时我跟李洪说，你干脆悄悄跟我上去，然后跟着第二梯队冲顶。李洪就跟着我上来了。到了突击营地，马博士（中国登山队教练）一看我远远地把李洪带来了，就生气了，说我们不听安排，违背队里规定。当时李洪一定要跟着第二梯队走，结果没走多远，李洪就不行了，队长要求他撤离的时候，他已经走不下来了，是被抢救下来的。这是一次擅自行动的教训，幸好有专家保驾，没有酿成祸事。
98年利用访问台湾的机会攀登玉山，结识了台湾登上珠峰第一人、吴锦雄先生。99年他带领台湾大学生队攀登新疆博格达峰，我也加入其中。台湾队先一周到达大本营，待我到达大本营时，吴先生的队伍已经到达４，８００米的位置，由于天气恶劣，登顶失败，撤回大本营。鉴于队员的疲劳现状，吴决定放弃第二次登顶的尝试。听到台湾队的决定，极不情愿还没穿上高山靴就打道回府，决定一个人攀登。博格达到高度是5，400米，不算高，但是地势陡峭，气候复杂，小型石崩冰崩雪崩随时发生，轰隆隆的响声不绝于耳。
从大本营到一号营地是5公里的冰川缓坡，冰裂隙纵横交错，稍不留意就会滑进哗哗淌冰水的裂隙深处。从３，９００的一号营地再往上走，冰坡徒然陡峭起来，沿着台湾队架设的保护绳索一步一步，艰难往上挪动。在４，３００米处搭建过渡营地的位置上刨了个冰坑搭帐篷，帐篷底座的１／３悬空在冰崖上，缩卷一团在帐篷里庆幸能辟外面的风雪和寒冷，同时祈祷明天是艳阳天。翌日，天气雨雪交加，顶着大风继续攀登，走到4700米的时候，云雾笼罩，能见度很低，不能再往前行进。大本营通过对讲机要求我下撤，我不甘心，决定就地过一夜，赌第二天天气转好，走到4９00米的高度就好办了，那里有台湾队留下的帐篷、食物，此处可以休整一下就可以冲顶了。胜利在望！但４，７００米高度上却没有扎帐篷的空间，轻装攀登，早上出发也没携带帐篷。把两只冰椎旋在冰壁上，挂上保护绳，再把身上安全带上的铁索锁挂在保护绳上，人就安全的吊在了冰壁上，然后将睡袋从脚下套进来，包住全身，头顶盖上雨衣，就这样，碾转返侧，又是不眠之夜。清晨，仍然雨雪肆虐，饥寒交迫，唯一的选择是下撤，放弃登顶。
下撤到４，５００米的高度，我吓傻了：前方的保护绳被飞滚的巨石砸断，约７０度陡坡，横切距离有４０米，下面是狰狞恐怖的冰裂缝，一失足滑坠下去，寻尸都难。９８年香港三名队员就是在登顶途中不幸滑坠，至今尸体还没找到。当时两条腿止不住地发抖，后悔自己莽撞上山，遇到风雪又没有及早下撤。这时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靠自己了。我必须镇定下来，不能有任何杂念，稍稍的分心都可能大祸临头。怎么止住双腿的哆嗦呢？要兴奋起来，进入临战状态！我想起了举重运动员比赛前兴奋自己的方法。我，大喊一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再喝叫两声，再左右开工两个嘴巴。还真灵，两条腿不抖了，心也镇定下来。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40米的距离，整整耗费花了两个小时，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此时我体会到求生的欲望，活着是多么美好。
夜里11点下到一号营地，我不想停了，继续下行。2小时的路走了4个小时，凌晨3点钟才到了大本营，喝了杯热茶就睡下了，熟睡了二十个小时。
像我，当老总的，平时排兵部阵、发号师令，信自己信惯了，直到我自己在山上也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才明白：在山上不能盲目自信，要听专家的指导，要集体行动。
采访手记：就像王石自己说的，他平时自信惯了，所以在山上有了这次刻骨铭心的教训。玉珠峰山难和阎庚华的事出来之后，他除了强调登雪山要接受专业训练之外，还特别强调了团队精神，他觉得像阎庚华这样的壮士，精神可佳，方法不可取，登山是一项集体项目，需要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帮助，独自攀登雪山，不是一个应该提倡的方法。他是因为自己有这方面的深刻教训，才说这样的话的。
就此我们的话题转的阎庚华身上。6月7日的《北京青年报》做了一个整版，标题是《阎庚华：职业登山家微笑着永眠珠峰》，文中只提精神，不提教训。我就职业登山家的提法请教了王石的看法。
在我动笔写这篇文章的时候，6月13日的《北京青年报》又做了一个《大学生队登珠峰活动被终止的反思》的专版，这篇文章已经同前一篇不同了，有关于中国登山的深深反思，里面提到阎庚华在山上面对巨额赞助所受到的压力，他说：”21日一定要登顶，登不上去，让摄像机变成枪把我打下来。”文中某些结论同王石私下里的说法不谋而合。这篇文章改变了我本来不打算在本文里臧否阎壮士的想法，我想什么都没有比真相更重要。
壮士去矣
称阎庚华为职业登山家我以为不妥。我理解的职业登山家应该有两方面条件，一方面是有相当的登山技能和阅历，一方面可以以此作为谋生手段、或者拿登山工资的。用这两条衡量，阎庚华还不能算是职业登山家。阎庚华原来是搞极限运动的，开始登山是去年的事情，时间很短。他去年登珠峰的时候赞助很少，所以装备不行，到了珠峰见了帐篷就进，被称为高山乞丐。今年5月份登珠峰，他得到有力赞助，如果成功了，从此成为职业登山家是可能的。我无意贬低阎庚华作为一个勇敢的登山者的意义，但是他目前还不具备一个职业登山家的条件。
阎庚华今年春节到深圳来找过我，通过深圳的山友转交来一条哈达，一张珠峰的照片，一块珠峰的石头。我很佩服老阎独身登珠峰的壮举，但不赞成他登山的方式，第一不循序渐进，上来就登珠峰；第二登山讲究团队精神，一个人登，没有充足的登山经验积累，是不可取的。这种方式就是成功了，也会对年青人有误导，老阎不出事，早晚也会有效仿者出事。
这次我和老阎在海拔６，０００米的章子前进营地碰面。他是从６，５００米处的珠峰前进营地下撤休整，同我们一起住了三个晚上。人一进山感觉就不一样，会非常亲近。当时两人深谈了很久，我直言：”单身攀登太危险！”并极力劝其放弃，给了两个建议：可以加入我们怡宝章子峰队；也可以考虑加入中国大学生的联合登山队继续登珠峰。黑龙江电视台派了８人摄制队伍在现场直播。如果省台有意见，我愿去做工作。我还真的去找了黑龙江电视台的现场指挥，谈了个人的担心。遗憾的是两方面都没能说服。阎庚华表示：”如果你们章子峰队登珠峰，我愿意加入你们．．．．．．＂大学生队他无意加入。
5月12日晚，我们成功登顶章子峰，在营地开庆功会，阎庚华也参加了。当时不知道怎么气氛就非常压抑，我为阎庚华唱了一首《送战友》，他第二天就要独自上路了，心里有种不祥的征兆。随后玉珠峰山难传来，再之后阎庚华出事，我的预感不幸成真。
采访手迹：我就在报纸上看到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请教王石，为什么报道说阎庚华冲顶前要把氧气筒开到最大，不给自己下撤留任何后路，这是一种什么心态呢。王石沉吟着说，这是在大前提都没有确定的一种说法。我们国家60年代登顶珠峰为什么得不到国际上的承认，因为当时是夜里上去的，没有留下任何照片、物证。阎庚华也是，他请的夏尔巴人本身实力不行，下来已经神智不清了，他说的话无法当成证明。所以到底山上的情形是怎么样的，谁也不知道。
从珠峰救险回来，埋葬了深圳的山友周虹骏和王涛。王石说如果对自己心里上没有一点影响那是吹牛。上周去梧桐山飞伞，走到山顶，看着苍茫群山，心里第一次突突跳，有种人生无常的畏惧感觉。强如王石尚且如此，山难留在普通人心里的阴影可见有多大。
阎庚华去了，给亲人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无疑他是勇者，他身上有种国民素质中所特别缺少的冒险、骁勇的精神。但是应该有更好的方法，既可以发扬他精神上的长处，征服高山，又保证一生人只有一次的最珍贵的东西的安全–生命，减少牺牲，这才是最根本的，才是登山运动健康蓬勃发展的前提。
高山红颜
好，讲点轻松的。艳遇？不知道这个算不算。
1996年去西昌卫星发射基地参加当地的一个文化节，我觉得整天吃吃喝喝地没什么意思，我这个人最不爱应酬。还不如去登山呢。
打听好了，西昌附近有个筇海泸山。我背着个相机就去了。
进到山里，没多久，就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我有点紧张。在野外，老虎不可怕，因为几乎没有，武松打虎的故事留在上上个世纪了。可怕的是不明身份的人。
脚步仍然不远不近地在身后响着。我回头看了一下，是个年轻女子，穿着条裙子，像个游客，不是登山的装备。我观察她，她也在观察我。
又走了一段，我见她还跟着，明白了，她可能是想找个伴登山，又不好意思搭话。我站定，问她，你是想登山吗？我们一起走好不好？那个女孩子连忙答好，她可能也看出我不是什么坏人了。
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聊。她是武汉大学的一个讲师，跟几个私营老板来参加文化节。那几个人整天流连在酒桌、卡拉OK厅，她没兴趣，自己出来想上山，刚好看到我，就跟着走，确实想搭个伴的。
她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让她猜，她说是干广告的吧，因为我见背着个大炮筒相机，又衣着很随便。我一想也对呀，万科下面有个国企广告公司，我也可以算间接搞广告的。就承认了。这一路，我给她拍了不少片子，远景、近景、特写。
走到一半的时候，路渐渐没有了，路上荆棘丛生。我问她说，你能认识回去的路吗？她说能。我说好，咱们现在开始分手吧，我继续往山顶爬，你下山。她脸色变了，说怎么你不想带着我了。我说不是不想带着，你看你穿的裙子，再往上爬，腿都得划破了。她说我保证能爬到山顶，保证不连累你，你让我跟你上去好不好？见她这样说，我也不好再强迫她下去了。
终于到了山顶。山顶有座茅草房，我们走进去，见有一口缸，缸里有大半缸水，上面浮着一层灶灰。我拿起旁边的一个瓢，把灰拨开，舀了一瓢水，咕嘟咕嘟喝了下去。她在旁边看愣了，说这水能喝吗，那么赃。我说你看房间很干净，说明前不久还住过人的，水上浮着的是灶灰，说明有人在这里生火做饭过的，灶灰是不脏的，完全没有问题，这水能喝。她这才服气，也舀了些水喝。
休息了一下。我们开始下山。下山的路上，她已经东倒西歪，体力完全透支了，全靠我拉着下来的。
下到山下，她很感谢我，说我请你吃饭吧。我说好呀，我们找了间排挡，一人吃了碗面，然后分手道别。
回到深圳，我冲出照片来，给她寄了去。并附了短信，告诉他我的真实姓名。她很快回了信，说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奇遇，她最得意的是她已经26岁了，我把她看成20岁出头，看小了五六岁。她说如果我去湖北爬神农架、武当山的话，一定约上她，俩人再做一次山友。
采访手记：故事讲完了，我意犹未尽，追着问后来呢，后来呢？王石说没有什么后来。因为我没有去湖北登山，如果去的话，我会约上她的，山友嘛。
因为在深圳跟着王石他们登过几次山，我特别能理解在山上，人与人之间形成的自然而亲切的关系，非常美好，不会被俗世里的身份地位所累，一句山友，什么都有了。互相提携，互相照顾，责无旁贷。不融入那样的氛围，就无法体验这种美好。
但是我脑子里还有一句话总是挥之不去，不记得是在哪里看到过的了，一位登山家说的：你不懂得什么叫孤独吗，去珠峰吧？我问王石怎么看这句话。
浓缩情义
我没有登珠峰，但是我觉得这句话应该改成，你觉得孤独又想摆脱孤独的话，去登山吧。
登山无外乎两种方式，一种是一人登，一种是团队登。
我一个人登过博格达，还没来得及感受孤独，就陷入险境，一直忙于自救，没顾上孤独。
如果是团队集体登的话，我就有刚好相反的体验。如果你感受不到人与人之间友谊的美好的话，就去登山。我们平时生活在都市里，人与人之间几乎不勾通，人人都带着面具，你是什么，我是什么，等级分明。但一进到山里，大家要团结一致战胜恶劣的自然条件，共同面对生死的考验，心一下子就近了。那是一种浓缩的人生，也是一种浓缩的人际关系。
上次登启孜峰，回到拉萨，当地一个老板请我们去歌厅唱歌。我带着我们的登山向导一起去的。这个高山向导在山上，像个长脚的羚羊，脚步那么轻快，比起在雪坡上举步维艰、笨手笨脚的我们，显示出人种的优秀来，我非常佩服他，他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歌厅，请客的老板见他是个黑黢黢的藏民，就有点冷落他，对人家态度倨傲，我当时二话没说，拂袖而去。我跟我的登山向导是什么关系，我们是生死之交，登过一次山，就是一辈子的朋友，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你小看他，就是跟小看我一样。后来那个老板向我们道歉，我还是不能原谅他，不能原谅这种势力小人。
还有这次一起登章子峰的三个广东电视台的记者。去前，你记得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去登笔架山和白云嶂吧，我们还有点当他们外人，不怎么熟悉样的。现在进了一次雪山，那已经是特别好的朋友了，这一个来月，抵得上都市里几年的了解和亲近。编导阿彪从前进营地撤回大本营，主动提出，他给大家做饭，不是做一顿两顿，是天天做十来个人的饭啊。要是在平时，他一个电视台的编导，他放得下这个架子吗。在山里就不同了，他心甘情愿为大家服务，因为大家是生死与共的朋友。
当然这次玉珠峰山难也暴露出问题。山上不是净土，不能理想化，山上也有不负责任的人，也有该伸手时不伸手保护队友的人，也有生死关头，不顾他人的基本尊严的人。有些事情非常让人气愤，山上也有人类的败类。
采访手记：我想王石讲的话超过的了人生孤独范畴。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浓缩关系。那位登山家所说的孤独，是不是指在大山里，在严峻的大自然面前，人的渺小和无援。正因为此，才更需要人和人之间的精诚合作、彼此信任，这需要一个基本的、做人的素质。在山上，一切更加浓缩、更加赤裸，所以美的丑的东西，都更加突显。我不信平时自私的人，到了山上就自动高尚了。但是一个人在山上经历了生死考验，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浓缩友情，那应该是一种巨大的人心向善的力量，对他未来的人生会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事业推动
关于山，我更在乎的不是我能登多高，而是在乎登山事业的发展和推动。山难出了，我想到的是高山立法，想到的是建立高山拯救机制。
我比较喜欢日本文化，钦佩他们的民族性。1996年我曾经驾车横穿日本列岛，感受到日本民间保留的盛唐遗风。非常喜欢日本建筑、服饰、书法，既有吸收又有保留，很美。日本登山协会会员有3000万，上至首相、下至一般职员。曾经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人、台湾人，都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很多人喜欢登山。你看台湾200万人，内地13亿人，登上珠峰的人数一半对一半。不同的是台湾上去的都是业余队员，我们上去的都是专业队员。
登山是一项富于挑战性的运动，是人类不安于现状、不满足现状的体现，为什么中国人口多，参与这项运动的相对人数很少呢。中国人的民族性是内敛的、保守的、中庸的，越多的人参与登山运动，对民族性的多些进取和抗争的积极因素，大有好处。所以我把登山当成一项事业来推动，希望更多的人喜欢登山。
当然，登山还需要有钱、有闲、发烧。所以这也跟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采访手记：以万科山岳协会为前身的深圳市登山家俱乐部正在紧锣密鼓筹备成立。据介绍，深圳市登山家俱乐部不以赢利为目的，旨在推动特区登山运动健康有序地开展。建成以后的深圳登山家俱乐部实行会员制，俱乐部将定期组织会员进行省内外登山活动，提供技术培训和咨询和讲座，还将建立网站，为山友提供在线服务。深圳是经济特区，虽然处于低海拔地区，民间登山运动还是应该有可能走到全国前列的。这就是王石所希望的。
当初我偶然地参与进来，并在山上狼狈不堪、后悔不叠的念叨”好好地来爬什么山，谁再来谁是小狗”的时候，王石对我说，你的生活从此会发生变化，那是一种不一样的人生。现在我体验到了这种变化。
他在谈话中，显示出一种精神的、理想化的东西，非常耀眼，这是很多现代人身上所没有的。他说这跟他青年时代，成长在泛政治化的环境里，过多讲理念和精神有关。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对事业发展和生活理念上面。
第一桶金
在大学里，我最感兴趣的是政经经济学。后来搞技术工作，没什么用。到了深圳，我发现我用上了我学的理论，我的思维方式和别人不一样。我是1983年来的，赤手空拳，做什么生意呢。当时全深圳的公司都在做两个生意，一个是味精，一个是雨伞。只要有半吨味精或几千打伞的批文，转手就是几十万。我受过经济学的基础修炼，知道某种东西利润最大的时候，之后就是供大于求，追是追不上的。我要找到新的可能会出现的商机。当时蛇口南山有两家大饲料厂，需要玉米。我了解到玉米都是从香港转口进来的。香港不产玉米，他们从哪儿来的呢，有从东南亚进口的，也有从天津港、大连港、青岛港出口，又经香港进口。我就决定做这个生意，直接从内地进来玉米，不是就产生利润了吗？这是我到深圳以后赚的第一桶金。
采访手记：每个成功者都有自己的起家故事，这些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故事里，有着最深刻的道理，就是命运永远垂青有准备的头脑。
成败标准
我把钱看得很淡。
1989年，美国三大电视广播公司之一CBS，通过广东领事馆的途径，知道了深圳有个王石在搞公司股份制改造，就来采访。他们见到企业家，有种惯性思维，就是问你的财富是多少。我说我是拿工资的。他们不理解，完全不能勾通。
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中国和世界的判断成败的标准逐渐趋同，就是以财富论英雄，我现在还是拿工资的。我真的把钱看得很淡，我不是不喜欢钱，但是暴富有很多弊端。
我是传统知识分子，从小受的教育使我耻于谈钱，好像对钱有太多诉求就降低了身份似的。另外在我身边很多朋友，有钱之后，我看到了太多的负面的东西。第一是不择手段，不惜触犯触犯法治。第二，家庭分裂。
我有一个从1984年一起合作做生意的朋友，90年代国内排名首富。有钱以后，倒不是他遗弃太太，是太太觉得跟他在一起失去自我，身份只有一个，即某某太太，这是她所不能接受的，她要求分得她所得的财产，然后出国重新找回自我。太太走了，孩子还小，因为有钱，身边一圈人围着他转，不知道要成什么样子。我那个朋友就把花钱14岁孩子送进武警当兵，希望有个能管管他的地方。孩子到了部队没呆了半年就退伍了，为什么，因为有钱，14岁的孩子在部队享受连级待遇，住单间，还有勤务兵。这样在部队呆着还有什么意义。钱弄得这孩子整个社会链条都断掉了，不知道应该怎么长大了。
我到现在和小学同学、朋友、部队战友都保持着很单纯的关系，就是因为我没什么钱，心态很正常。
我觉得一个人事业上有自己的位置和地位最重要，我看重友情和亲情。
（我们谈话间王石的太太打来电话，王石在电话里对太太说今天我没有时间陪你逛街了。我说你还逛街吗？他说会呀，我又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
创业初期，全力以赴，不得不以牺牲家庭的利益推动事业，对女儿的教育、培养都是太太一个人做。现在年龄接近中年的后期了，越来越看重家庭，再去关心女儿，她奇怪得不行，说爸爸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有些无法弥补的。所以我在万科倡导丰盛人生，就是人不能把事业看成一切，家庭、健康、娱乐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事业上你如果想从我这听到豪言壮语是不可能的，比如万科进入世界500强之类，我计算过的，不可能的。目标不切实际，如果达不到的话，会出问题的，再说出来，除了哗众取宠、对社会不负责任，没有什么益处。
人生苦短，我现在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是公司不因高层人事的更迭，有什么变化，能够得到健康、良性、持久的发展，在同行业中继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顺利过渡权力交接。
采访手记：王石在谈话中多次提到他的年龄，51岁。他已经有隐退的之后的考虑，这是一种胸怀，这不是每个权力拥有者都能坦然面对的话题。之后他提到他的生活，爬山、飞伞、看书、写东西。他提到了对他有影响书：《红与黑》、《大卫克波菲尔》、《人间喜剧》，《荆棘鸟》还有《历史研究》。我看过王石在《万科》上写的和关于他的不少文字，他的人文色彩和人格魅力就是从那些字里行间引起我的好奇心的。
CBS采访王石的时候，问他喜欢什么书，他说汤恩比的《历史研究》，他们非常惊讶。《历史研究》这本书确实对王石影响很大，汤恩比认为任何人类精神文明都是有诞生、生长、兴盛然后走向率落的。除了基督文明昌盛不衰。王石说他因此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我相信任何努力都是徒劳的，最后都是空的，这是宿命的力量，人是不能改变的。包括登山，他倡导，是希望对内敛和保守的民族性有所刺激，他其实知道这是不可更改的，东方文明就是在衰落中，谁也无法拉住，他说幸好他是过程论者，不是目的论者，所以他还是去做他觉得应该做的事情，他重过程，不重结果，那怕结果是一场空。
我被他眼中的宿命的东西所打动。一个人把世界和人生看得那样透，还做着那么大的事业，倡导一种丰盛人生，他自己用一句简单的”过程论”所涵盖。我想，没有那么简单。我再次感受到了一种强大的精神的力量，就像他在山上遇险之后对自己的拯救一样，他不放弃拯救。
采访完成以后，我请我的采访对象吃饭。王石吃些素菜，鱼和肉几乎没动。自己还念叨说他应该吃些肉的，不然登8000米脂肪不够，这次在山上用同样的睡袋他就感觉比别人冷些。
说到这篇稿子，我说我写完你看看吧，我怕那么长的东西，会写错什么。王石说看不看都可以。你写错了，可能是我的口误，按弗洛伊德的理论，口误才是真正的心理世界，事后修改的就不是原汁原味了。到时候你让我一看，我改的不是不准确的地方，而是我当时提法，现在看着又觉得不行了，这儿改改，那儿改改，就不是你写的了。
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的感慨。一个人首先自信，才会给予别人一份宽松和信任。
我问他的腿怎么样了，他说左腿开始萎缩，登山要柱登山杖。像说别人的腿似的。
我继续问他关于山的问题，王石跟我说现在的新的潮流，不仅在登山季节（春秋季节山上有几天没有风，就抓那几天的时机上去），冬夏季也登，还有无氧攀登。
我问王石，你打算尝试无氧攀登吗？他说没有打算，年龄和身体不允许，但是你可以，你还有时间。他看着我说。
我坐在都市里一间装修怪异的餐厅里，心被这样一句话放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