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78 次) 时间：2000-08-30 14:45:59 来源：吴小龙 (吴小龙) 原创-IT
[美]山姆·威廉斯 吴小龙编译
如果说今年的Linux第三届世界年会跟前两届相比显得少了一些趣味和吸引力的话，那也许是因为那个总是会给人带来些趣味的人没有出席吧。
没错，这个人就是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办人和领袖理查德·斯托尔曼。在去年4月的Linux世界年会上，斯托尔曼劝告记者们报道时要用“Gnu/Linux”，而不要用“Linux”，告戒程序员要用“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而不要用“开放性资源”（open source），由此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也惹来众多的议论。今年，他没有出席Linux年会，着实让人感到惊讶。
当然，说他仅仅是错过了而没有到会似乎是不够的。因为对那些靠独家报道引人注目的记者来说，没有斯托尔曼的Linux年会，就好像报道NBA没有了查尔斯·巴克利，报道华盛顿缺了詹姆斯·卡维尔：有了好菜，却不是一顿完整的美味。毕竟，斯托尔曼太与众不同了。当他获得“莱纳斯·托瓦尔兹奖”（Linus Torvalds Award）并代表自由软件基金会领取25000美元的奖金支票时，斯托尔曼竟俏皮地说，“把莱纳斯·托瓦尔兹奖授予自由软件基金会，真有点像是把汉·梭罗奖（Han Solo Award）给了反叛者联盟。”
为了清一清一个星期前波多黎各秋葵汤的浓重味道，我约请传奇人物斯托尔曼一起共进午餐，答应他餐馆完全由他确定。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会面地点就在离圣何塞会议中心不足一箭之遥的地方。
用三双筷子吃饭
“我刚刚写完一篇文章，是关于程序设计精神的，”我忙着调试光圈拍照的时候，斯托尔曼说，“你看看吧。”
我略微看了看。文章讲述了斯托尔曼一段近乎想入非非的经历：他要同时使用三双筷子吃饭。很明显，餐馆是事先把额外的另两双筷子放在他面前的。餐馆里大多数顾客也许压根儿就没有注意多余的那两双筷子，而斯托尔曼却视其为一个挑战：找到一种能够同时使用六根筷子的方法。跟许多软件程序设计的技巧一样，成功的结合往往是既灵巧同时又笨拙的。因此，斯托尔曼决定把它用作文章的插图。
步行去停车的地方时我们走得很慢。斯托尔曼的左脚脚腱受伤已经有3年了，如今依然令他痛苦异常。“脚伤让我不得不放弃了民间舞蹈，真悲惨啊！”他说。我们走得很慢，却还是要不时地停下来歇一歇，闻一闻路边的玫瑰花香。
斯托尔曼挑选的是一家专长于香港和广东点心的餐馆。我们到了餐馆以后，我问斯托尔曼，他为什么没有参加今年的Linux世界年会。
“我惟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参加Gnome Foundation的会议，”他说，“我对会议的组织方式非常失望。”
“怎么会这样呢？”我问道。
“是介绍的方式不对味，那些公司大谈Linux，却只字不提Gnu作业系统。”
我说，事实上，作为Gnu支持的一项计划，对Gnome的介绍似乎远不止是作为Gnu的替代物的。我说，红帽公司（RHAT）的主席鲍勃·杨的评论，他把整个联盟都归功于Gnu的通用公共授权（General Public License），正是这一自由软件授权使得公司可以自由享用软件而不受它们竞争对手的辖制和牵制。
斯托尔曼依然显得很平静。他说，“我只是觉得Gnu作业系统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
传播自由软件精神
实际上，看一看斯托尔曼最近一段时间的行程路线就足以解释他为什么没有出席Linux年会了。我们在餐馆一张靠角落的桌子上坐下来后，斯托尔曼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他最近所到的一些地方。近一段时间，他先后访问了印度，中国，南美，并且即将去塔希提“度假”。最近的近4个月时间里，他呆在美国本土的时间只有12天！周游各国所带来的大部分功劳就是使人们越来越了解自由软件的精神和要诣。不过，斯托尔曼说，人们欢迎自由软件，其背后的原因却各个国家之间有所不同。
“在印度，多数人对自由软件感兴趣，原因是他们把它看成是可以不用花很多钱就能建设他们自己计算机基础设施的一种途径。”他说，“而在中国，自由软件的概念接受起来要慢得多，因为他们往往把自由软件比作自由言论。可是，在我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期间，他们对自由软件的感兴趣程度还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
斯托尔曼说，同样令他感觉印象深刻的是菜肴。这位公认的美食家，手上一拿起菜单，连眼睛都亮了。他一边看着菜单，一边欣喜地赞美起今年5月他访问中国山东、江苏和上海时所品尝的中国菜。
“中国菜实在是太精美了，”斯托尔曼说着，声音也因激动而高了许多。“那么多各色各样的菜都是我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过的。许多地方菜都是用当地特有的蘑菇和蔬菜做出来的。”
然而，叫他说几样他最喜欢的菜，斯托尔曼却什么也说不上来。过了几分钟，他又说起他又一次亚洲之旅的趣闻轶事。今年6月，他访问了韩国。他的这一次访问在媒体上引起了一场小小的风暴，主要的原因是斯托尔曼在韩国期间，微软主席比尔·盖茨也正好在韩国。
对Napster表示不喜欢
最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更熟悉的领域：版权和软件的问题。更大多数程序专家一样，斯托尔曼也非常关注最近的Napster和DeCSS两起官司。米塔里卡乐队的鼓手拉斯·乌尔里克也许会很开心，因为他的乐队投微软和美国电影协会（MPAA）之所好，加入了他们的阵营，而在斯托尔曼的公司和组织名单上，这两家都是要计算机用户自由的。
至于说Napster，斯托尔曼表示，他对这家总部在圣马特奥的公司并无多大好感，因为该公司用于音乐交换的专利软件工具跟自由软件的道德规范是相悖的。不过，与此同时，音乐交换软件在整个因特网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又迫使他去进一步完善对版权的观点。
“在Napster之前，我认为人们私底下要对娱乐作品进行再传播也许没有什么不对，”斯托尔曼说，“然而，有那么多人觉得Napster有价值，由此表明，对作品的复制品不仅是在邻里朋友之间，更可以是在大规模的公众之间传播，这一权利是必需的，因而也是不能被剥夺的。”
斯托尔曼说，他依然要把电影、小说、歌曲以及其他娱乐作品跟“实用性”软件区分开来，因为实用性软件这一类包括的是诸如Gnu/Linux这样的软件以及课本和其他指导使用者如何使用这些软件的文献资料。对“实用性”软件，使用者应该拥有不受限制的再传播和修改的权利。
除此以外的娱乐作品或者其他个人作品，创作者应该有权阻止可能改变原始信息或产生错误记录的修改。斯托尔曼对Napster一案的评说还表明，他乐意支持网上社区不断增长的需求。
对于DVD的案子，斯托尔曼说他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反应态度。“我正在考虑发起号召，抵制所有的劣质电影。”斯托尔曼有几分恶作剧似地眨了眨眼说，“尽管我觉得不可能证明这样一个完全抵制行动的正当性，但我明白，眼下，对劣质电影的抵制实际上也就是对所有影片的抵制。”
金钱不是一切
午餐快吃完的时候，斯托尔曼又回到他特有的那种问答方式——思考如何回答问题时，他总是一边检查自己的头发有没有分叉，有的话就咬了它们。我决定问一问他为什么是在1984年开始进行Gnu计划以后才留长发。
“那是一种姿态，是部分认同于嬉皮士运动的姿态，”斯托尔曼说。他承认，嬉皮士运动处于兴盛时期的时候，他和嬉皮士们有过一些联系。“我不赞成他们反知识、反理智、反科学的态度，”他说，“我也不跟他们同流合污去吸毒。我认同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把金钱当成是生活的重心。事实上，我搞Gnu，根本不是基于金钱的出发点。”
斯托尔曼说，搞Gnu使得一个没有固定收入也没有多少财产的人可以周游世界，传播自由软件的精神。不过，考虑到在同一家餐馆里吃饭的其他顾客可能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也没有去过那么多地方，没有见过那么多各种各样的食物，倒也很那跟斯托尔曼的那一套哲学去争论。
我开着那辆还没有付款的车子送斯托尔曼回去。说实在的，连跟他道别都成了我又一次思考自由软件精神的机会。“过得开心，”他说，“如果你需要跟我联系，也许我会在夏威夷收你的电子邮件。不过，我还没有确定去不去塔希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