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66 次) 时间：2000-08-18 09:46:44 来源：侗晾 (侗晾) 原创-IT
长期以来，我国兴起了一种建设“硅谷”、“光谷”的热潮。在长春、在西安、在深圳、在广州，到处都弥漫着一种要建设“硅谷”的气息。
硅谷缘起
硅谷座落在加州的旧金山，是斯坦佛大学的延伸部分。大约40年前，斯坦佛大学遇到了财政困难；为了克服这些困难，大学管理当局决定将学校的一些土地出租给一些高技术公司，租期为99年。1951年，Varian Associates公司与斯坦佛大学签定租约，并于1953年成为首家进驻硅谷的公司。
1971年，“硅谷”（Silicon Valley）首次出现于一位名字叫Don C Hoefler的记者所写的一些系列文章，后来，逐渐为众人所接受和使用。
80年代以来，硅谷的成功在金融领域得到突现。1980年12月，苹果公司上市，发行460万普通股，股价为每股22美元。几分钟以内，众人就将股票疯狂争购完毕，并创下自1956年福特公司（Ford）上市以来最成功的案例。
如今，硅谷内有大约4000家IT公司，每年收入高达2000亿美元，每天产生30万个百万富翁。
硅谷探秘
硅谷为什么会取得惊人的成功并引起了举世的瞩目呢？
美国一位名叫Paul Mackun的专家新近撰文指出，硅谷的成功可能缘于下列几个因素。
附近高校、特别是斯坦佛大学的影响值得关注
远在20年代，斯坦佛大学就开始从东海岸引进优秀专家，包括来自MIT的电子权威Fred Terman。他和同事们一起，积极鼓励学生们发明创造，并提供资金和设备，帮助他们将成果市场化。David Hewlett和William Packard就是这样将其自动震荡器加以市场化的，他们成功的将震荡器卖给了迪斯尼公司。1950年，HP公司已经有200多名员工、77种产品，销售额200万美元，公司于1954年搬入硅谷。50年代，William Shockley博士和几位年轻的专家组成了Shockley Industries公司，涉足半导体工业领域。由于William Shockley作风顽固，不久，公司的许多同事就离开公司，并另外组建仙童半导体公司。一直到80年代中期，硅谷依然大约有70多家高科技公司是仙童半导体直接或者间接的分支。
政府支持和适宜的自然环境不容忽视
1956年，联邦防卫的大批定单流向硅谷地区。实际上，国家防卫的市场占据了半导体工业总产量的2/5。另外，调查显示，硅谷地区适宜的气候、充足的土地以及高素质的工人是吸引公司到此入驻的重要方面。
硅谷的组织结构至关重要
人员结构大致相同。最初到达硅谷的人们把自己当作技术拓荒者，他们的背景极为相似：白人、男性、斯坦佛或者MIT毕业、从外地来到加州，他们乐于冒险，以获取丰厚回报。
同志情谊弥漫其中
除了共有的冒险精神以外，硅谷人中间还弥漫着一种“同志情谊”，这种情谊超过了美国工业历史上任何其他地方。在互相竞争的公司里上班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们照样在下班后是好朋友。根据Tom Wolfe的一项调查，一家半导体公司的经理在遇到技术难题时，会毫不犹豫地询问竞争对手公司的同行。工作之余，工程师和程序员们会聚在一起，谈论各自的“技术攻坚”。这种宽松的气氛无疑加快了该地区的技术进步。
工作流动有助成功
80年代，硅谷中小公司的倒闭率高达35%，人们占据一种工作职位的时间大约是2年。而且，公司在地理位置上往往集中在一起。这种特征使得员工们很容易变换公司，而不必改变生活的其他部分，比如，不必改变住所、不必给孩子变换学校，等等。在很多情况下，如果公司的一些员工对公司不满，他们就会聚在一起，“炒掉”老板，同时共同商定一项方案，并从当地的学术机构和风险投资机构取得支持。如果成功了，他们就会成为新的英雄；如果失败，在当地以及附近地区还有众多的公司等待他们加盟。
忠于技术疏于公司
由于硅谷的职业化特征，人们的角色很容易互相转变：老板转换为雇员、雇员转换为老板。人们对自己的技术专长和工程师、科学家同事高度忠诚，而对所供职的公司不太在意。因此，公司中的等级观念不甚明显，众多的部门享有高度自主权。
“总而言之，硅谷具有一种基于地区的工业模式，它能促进公司间的集中研究和动态调整，公司在一系列相关技术的背景下生产各自的专有产品。地区中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和相对开放的劳动市场鼓励了科学研究，并且促进了企业创新。”（Saxenian，1994）
正是由于硅谷的巨大成功，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都把硅谷当作一种模式来效仿和追求；我国自然也不例外。
中国“硅谷”要清楚……
而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合肥、西安、武汉等十几个城市已经先后提出在今后5年或10年的时间内建成“中国硅谷”、“华中硅谷”、“西部硅谷”等等的目标。
对照硅谷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我们在建设各自的所谓“硅谷”的过程中，应当明确我们所谓的“硅谷”，其实，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硅谷。我们可能还不是十分清楚，我们所真正追求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硅谷的出现是一种自然的过程，人为推动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复杂。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硅谷的形成是一种自然的过程。这种“自然”，更多的表现为，它所体现更多的是一种机制、一种文化，比如，硅谷的组织结构部分，它的人员素质、公司构成、资金来源、文化氛围，等等。这些因素，很容易聚集在一处发挥巨大作用，从有到优；但是，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培育出来，从无到有。
比如，资金方面，由于风险投资的大量存在，在硅谷，创建一个企业是比较容易的：对创业者来说，由于资金来自于风险投资商，创业者本身可以说没有什么风险；而对风险投资商来说，由于其所选择的余地非常大、非常多，因此，他们本身的风险也并不是很大。这样，创业企业就可以比较自如地获得其所需要的资金。在我国则不然。政府来推动硅谷的建设，银行来向有关公司贷款投资。比如，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向广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15.8亿元人民币的十年期贷款，天津市投资100亿元建设“ 中国的硅谷”，合肥硅谷——合肥软件园首期投资6185万元，二期工程将投资1亿元，等等，都是一种政府行为而非市场行为。这种非市场行为的结果就是，对资金利用的监测要求很高；而且，接受投资方和发放投资方在各自的责、权、利的划分上也不明确，因此，投资的风险非常大。过去几十年中各地区投资兴建的高新技术开发区就是明证、至今仍然瘫痪在各地的工厂、建筑就是明证。从某种程度上说，银行投资建“硅谷”，与往常贷款上项目其实没有多少实质的区别。
硅谷只有一个，很多硅谷其实也就没有了硅谷。
说起来，大家都知道加州的硅谷，尽管如今也有人称美国还有另外三个“硅谷”，分别在华盛顿、芝加哥和休斯顿，可是，后者的作用与影响很难与硅谷同日而语。而今，我国的许多省市都在努力建设自己的“硅谷”。从振兴本地经济出发，建设本地区的技术中心地带，本无可厚非；然而，冠以“硅谷”，则至少会给人形成一种感觉：是在建设现代化的、一流的、硅谷式的技术中心地带。更可怕的是，后者正是一种现实。而且，北京说“应倾全国之力建设中关村”；天津则称应在自家建设“中国的硅谷”，“中关村也就做做买卖吧”；湖北省比较清醒地表示，“举全省之力，建设武汉中国光谷”。另外，还有，广州、武汉、深圳、合肥、杭州等地市，口口声声建设所谓“硅谷”、“光谷”。
的确，从各地的情况出发，各有自己的长处：武汉主要是通讯方面有优势，武汉邮电学院因为是信息产业部直属的院所，所以它的光通讯产品具有极大的竞争优势。武汉还有一家涉及光电子方面研究的机构就是华中理工大学；长春是以长春光机所和吉林大学两家单位为主，长春光机所主要集中在激光和军工方面，吉林大学侧重研究；广州实际上有实力的光电子科研机构只有华中理工大学一家，但由于它靠深圳、深圳有许多涉足光电子产品的公司，经济基础和市场机制比较完善；北京的优势十分明显。作为国家的文化中心，北京的技术、人才优势以及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是全国领先的。北京有包括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国家顶尖学术研究机构，在争取国家有关投资方面也是近水楼台。比如，国家863计划中，光电子方面2亿多的研究经费有2／3以上落在北京，其中中科院半导体所就有一半以上。
尽管如此，从各省市所掌握资源的情况看来，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都是边边角角的硬件资源，谁都很难说具备了切实的环境基础。拿情况最好的北京中关村来说，这里背靠着北大、清华等名校，集中着联想、方正、同方等名企，张扬着新建成的北大太平洋、硅谷电脑城、海龙大厦等宏伟建筑，享受着国务院批复的建设高科技圆区的优惠政策；可是，基本的治安状况却难以保证，抢劫、豪夺时有发生。7月25日，中关村几十家公司的代表们约六七十人，前往海淀区政府反映情况，要求政府加大整肃治安的力度，提高案件侦破比率，严惩不法之徒，还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一个应有的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宽松的商业环境。硅谷，不是自己在脸上贴上一个标签，不是自己装修几个门脸，而是实实在在地创造一种良好的社会周边环境。这种环境的建设，比之几千万资金的投资，应当说不是更困难，但是，对主管部门来说，却更有意义。因为，环境建设好了，自然会有企业、有投资进来；反之，自己再投多少资，离开社会资金的参与，只不过杯水车薪。
硅谷强调技术，但更强调技术的市场化。
提起硅谷，人们首先的反应往往是高技术公司的聚集地。实际上，硅谷虽然强调技术，但是，更强调市场，强调技术成果的市场化。
刚刚荣升微软公司副总裁的前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博士曾经指出，市场创新是硅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复博士以雅虎为例作了说明。雅虎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公司，其市场价值超过了1000亿美元，是技术起家的康柏和DEC合并后的两倍。这个被称为创新成功案例的公司，其实并不拥有什么高深的科技。杨致远当年不过就是一位网上玩家，他只是对网上内容做了一个内容分类；后来雇用了一个非常有商业头脑的人做首席执行官才决定要做门户网站；之后再确定进军电子商务，这才发掘了公司的市场价值所在，从而衍生出一个巨大的企业。硅谷的人们更大程度地追求市场价值，追求市场占有率，高科技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如果一种商业形式、一种方法能够占有市场，他们就勇敢地去尝试。
我们要推动各地的技术建设，更要推动技术成果的市场化：高新技术可以市场化，实用技术也可以市场化；任何技术，在市场化之前，都没有意义。因此，一项技术成果的价值，不在于——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不在于——它自身的技术含量高低，而在于市场化以后它能够创造的价值多少。所谓“不管土豆片还是硅芯片，能创造价值就是好片”。也许，我们在投巨资开发某种技术的同时，更应该花一些功夫来搞清楚：这些工作的市场价值是多少；在把硅谷当作一个高技术中心的同时，更应该将其看作一个市场化中心。
硅谷每天造就30个百万富翁，同时也淘汰500家公司。
尽管正如上文提到的，硅谷的创业环境良好、投资便利、员工素质高、文化氛围好，但显然并非是公司就能成功。每天，硅谷在造就30个百万富翁的同时，也淘汰掉了500家公司。工作人员——不论是普通员工，还是公司老板，都必须全力以赴、高度紧张；否则，就可能被挤出市场。一天12-16小时的工作时间，使得没有成家的男人难以成家，同时，也使得已经成家的男人难以维持家庭；除了吃饭、睡觉和其他一些必要的时间“支出”，大家几乎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即使这样，也惟恐掉队。这种高强度的劳动方式对我国众多的“硅谷”建设者来说，甚至多少还有些“天方夜谭”的味道。
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教授曾经讲起过一个例子。他说，自己在硅谷的一个学生，每天工作16个小时，开车赶路来回2个小时，另外，只有6个小时，只能全部用来睡觉，而且，一定要睡则睡着，该醒即醒，每天生活得“象狗一样”。正是这种残酷的竞争，使得硅谷的公司非常有竞争力，也有非常高的淘汰率。朱校长接下来指出，中关村的情况就不同了，“中关村的公司好多都还是脚踏两只船，一边背靠企业或事业单位，一边是自己的企业，不愿意孤注一掷、背水一战。你看中关村的公司，有几个是公司一倒闭个人就一贫如洗的？很少。所以办这些公司的人没有硅谷那些人那种拚命精神，没有那种危机感。”
没有拼命精神、没有危机感，是因为他们没有必要。我们要建设自己的硅谷，要得就是创造这种逼迫人全心付出的氛围：在这种氛围中，成功者腰缠万贯，失败者一无所有；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都是全心全意为“硅谷”服务的，全心全意投入搞技术、做市场的。
结论
硅谷代表着一种创业的机制，同时又有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我们在建设自己的“硅谷”时，要充分利用有关资源，加强基础环境建设；在强调技术带动的同时，充分发掘市场推动的作用；要努力完善“硅谷”地区的宽松机制，强化“市场载舟、市场覆舟”的意识。
（原文发于赛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