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62 次) 时间：2002-02-06 17:51:55 来源：张旭东 (张羿) 原创-IT
银行卡的联通和中国银联公司的成立，这都与中国支付体系重新建构直接相联，对此，任何一家银行都无法回避2002年第二期的《IT经理世界》就此进行了重点报道。
我现在贴出来，供我的朋友们批评指正。
金卡换乘银联—— 中国银行卡联通改道易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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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经理世界 张旭东 2002/2/5
金卡工程磕磕绊绊走了8年，终于在2002年让位于中国银联公司，算是有了个交代。
中国的银行卡联通工程启动于1993年。在长达8年的漫漫长征路上，55家发卡机构、10万个特约商户以及3.3亿张银行卡持有者的利益，都纠集其中；封闭运作、互不兼容，让所有人头疼。先是行政命令，后是利益切割，各种招数轮番使过，症结一直没有消除。即将开始的银行卡平藩运动令持卡族好不心动。用不了多久，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5个城市，任何一张银行卡在任何ATM和POS机上都将畅通无阻，因为中国的银联卡已经诞生。
然而，在银联卡预定正式亮相的2002年1月10日，没有镁光灯，没有宣传画，没有一切市场推销痕迹，中国银联卡发行走上莫测的征程。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式挂牌，也被推迟到2002年的四五月份。但持卡族依然聚集到银联工程新路段的起点，希望看到让人振奋的新蓝图。
有人认为，具有“全球银行卡之父”美誉的Visa国际组织，也堪称是中国银联工程的“教父”； 但Visa的商业模式能否在中国拷贝，却一直争论不休。然而，不争的事实是：金卡工程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是它商业模式的最大败笔。而商业模式的成功，却正是Visa国际组织最大的财富。
中国银联公司还未露面就已经私下宣称，要将自己锻造为一个赢利机构。但Visa国际组织却反复声明：我们要自给自足，但不以赢利为目的。2000年，Visa完成的清算服务总量达到1.8万亿美元，并实现了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望着Visa神话般的业绩，听着Visa 牧师般虔诚的陈述，中国银联是否能解开这个谜？
但不等中国银联出世，Visa和MasterCard，两个全球数一数二的国际银行卡组织已经堵在了门口。归顺还是抗衡？中国银联必须在近期果断抉择。如果选择后者，中国银联又有多少胜算？
2002年1月10日，银联卡悄然问世。原定在镁光灯下的新闻发布会被取消，印制完毕并准备大事张贴的 2万张银联宣传画，也被暂时封存。
此前，虽然人民银行曾对各家银行卡系统改造状况进行过检查验收，散布在各地的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与总中心的联通试验也顺利完成，但上至中国金融高层，下到各家商业银行，仍然有人担心，“任何一张银行卡可以在所有机具上使用”的承诺无法兑现。1月9日，在人行组织高层紧急会议之后，立刻有“低调推出银联卡”的消息传出。
同样低调的还有早已呼之欲出的中国银联股份公司，筹备组至今蛰伏于北京复兴门附近的远洋大厦之中。从该公司内部传出的消息称：中国银联的正式挂牌，至少要推迟至2002年四五月份。跳上新车欲走出金卡工程旧辙的银联公司，能否避开使金卡陷落的运行模式，遂引来一片关注。
聚焦模式
吃金卡工程一堑，人们终于明白，只有让各家商业银行成为银行卡联通的驱动主体，联通之路才能变得光明。
从银联公司筹备组得到的确切消息证实，银联公司成立前的一系列筹备工作，近来在紧锣密鼓进行：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和散布在16个城市的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的网络改造工程已基本完工；12月中旬，关于成立银联公司的报告已经送交国务院审批通过，中国人民银行下发的红头批文也已到手；就在银联公司取得这些批文后的那一周，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视察了银联；12月19日晚，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陈静出现在北京电视台有关银联卡的访谈节目之中。另有确切消息称，未来的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已完成选址，其目标圈定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这一切都让人感到，中国的银行卡联通这次动了真格。
早在银联公司即将成立的消息刚刚传出，就有如下评论：这意味着已经运转8年的金卡工程宣告破产，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的联通模式将被仿Visa的银联公司取而代之。对这种说法，银联筹备组予以否定，坚称“银联公司是对金卡工程的一种改造”。
金卡工程“奠基石”于1993年栽下。此后的8年中，各家商业银行耗资近10亿元人民币，在北京建设了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并在全国16个城市建设了银行卡信息交换分中心。看上去，这成绩不俗。
在金卡工程开工之初，本以为仰仗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并以其为驱动主体，中国的银行卡可顺利联通。然而却不想，人民银行，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以及众多新兴股份制商业银行，这三股力量无法形成预想的合力。这种局面僵持数年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的周炜指出：“人民银行看到的是宏观的资源浪费，而商业银行关注的是自身利益，他们不愿意让机具少的股份制银行免费搭车。金卡模式的失败就成了必然”。虽然此后出台的《银行卡管理办法》，曾试图用利益划分的方式解决问题，但收效并不明显。
很快有专家指出，这是计划经济理念的又一次重大受挫。“只有让各家商业银行成为银行卡联通的驱动主体，以前所走过的黑色路径才能变得光明”。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导师谭荣华在内的一批专家，持有这种观点。他们考察了Visa等银行卡国际组织的运作方式，提出“打造一个自负盈亏的、有效率的商业化运作公司”，来取代原先非营利性机构——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
此后不久的2001年2月16日，全国银行卡工作会议召开，做出了分三步走改造并盘活金卡工程的决定：第一步是陆续发布5个技术标准，统一银行卡底层技术平台，搭建统一的核心网络环境以及运行在核心网络上的授权和清分结算系统；第二步是推出以品牌为表征的银行卡联合产品——银联卡；第三步就是成立银联公司，取代以前一直沿用的金卡工程运作模式。
现在看来，第一步已经或正在顺利完成；第二步也勉强走出；最关键的第三步，如今“犹抱琵琶半遮面”。但已有种种迹象表明，银联公司不排斥国际银行卡组织的经典运作模式，却绝不会以拱手送出大片中国银行卡联通市场为代价。
钱，必须要赚
Visa靠巨额赢利打造了金融帝国。未来的银联公司刚一露面也毫不隐晦地宣称，要将自己锻造为一个赢利机构。
银联公司要形成自己的造血功能，Visa模式在中国是否能成为捷径，目前还在激烈争论之中。但Visa非凡的赚钱能力，却像经典民间故事，开始在中国传诵。
如今，带有蓝、白、金三色并绘有飞鸽图案的Visa标志，已经贴到了全球60%左右的银行卡上；2000年，Visa的年清算数额达到了1.8万亿美元；2000年12月的假日购物高峰期间，Visa每秒钟处理了近4000笔交易。在当今的世界信用卡交换和转接业务市场中，Visa 以57%的市场份额名列全球同业第一；万事达则以比Visa少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居其次。
Visa收入的主要来源有两块：首先，它要向自己21000家会员银行收取会员费（但不收年费）。据Visa国际组织副总裁、中国区总裁熊安平透露，由于会员银行只是在入会时一次性交纳会员费，而且全球能够加入银行卡国际组织的金融机构几乎都已成为Visa的会员，因此，目前Visa的会员费收入已可忽略不计。其次，Visa钱袋进项最多的，是从每一笔银行卡交易中所收取的交易清算服务费。
在美国，银行卡组织的交易清算服务费的收费标准一直在变动之中。从POS机端支付的银行卡交易清算费，主要是由特约商户（酒店、咖啡馆等）来掏；而ATM机端产生的交易清算收入，则主要是从发卡银行手中得到。至于这些发卡银行是自己直接拿出资金，还是转嫁给持卡人，目前尚没有定数。
熊安平拒绝了记者要求透露Visa交易清算服务费的收费标准的请求。“这一标准，我们只在会员银行之间公布。”熊安平说。但从其他渠道得到的消息证实，Visa在每一笔交易中所抽取的佣金，根据地域、与银行卡发卡机构的协议和转接的程序不同而并不相等，从1美元到25美分的收费均有。但Visa表示，他们并没有直接向持卡人收取任何费用。2000年，Visa完成的清算总量达到1.8万亿美元，并实现了连续11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庞大的资金流量，随之带来的必然是丰厚的利润。 Visa缔造自己金融帝国的赫赫业绩，显然让未来的银联公司心动。因此，它刚一露面就直截了当地宣称，要将自己也锻造为一个赢利机构。据专家分析，银联的塔型“蛋糕”，近期大概有三层：
——蛋糕底层：会员费收入
脱胎于金卡工程的银联公司，目前至少已有近10亿元资产。这10亿元包括：此前各家商业银行在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和16个城市信息交换中心先后投入的巨资。由于各商业银行当时曾在每一处都缴纳了400万元左右的建设费用，因此，各家银行都至少有5000多万元的投资将直接划转到银联公司账下。据银联内部人员透露，部分银行还提出在原有投资规模基础上追加的请求。而且，在金卡工程建设初期参与投入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只有区区15家左右，而现在中国的银行卡发卡机构已经多达55家，其余40家金融机构要想进入，每家贡献的现金至少也要在5000万元以上，甚至要高达几倍于发起行的数目。不仅如此，由于人民币还没有实行自由兑换等原因，中国的银行卡近期还不能与国际卡直通，如若国际卡希望进入中国市场，这些发卡机构只能选择加入中国银联。
如此算来，银联公司可轻取数十亿元的第一桶金。
——蛋糕中层：交易清算服务费
据了解，在银联公司成立之后，现有的16个城市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和一个总中心都将归属银联公司麾下。在银联公司正式启动后，在跨行的特约商户手中，从每一笔交易额收取的1%左右的交易清算费中，银联未来可以切到10%；按照规定，在同城跨行的ATM取款中所收的2元和在异地跨行ATM机取款中所收的8元中，银联可再切分走30%（剩余的70%交给了机具拥有行）。
——蛋糕上层：技术服务产生的收入
按照要求，中国的贷记卡（信用卡）必须贴防伪标志，借记卡可以不贴防伪标志。而每贴一次防伪标志，需要缴纳0.26元。在中国目前的3.3亿张卡中，只有10%左右的卡片是贷记卡。如此测算下来，若全部贷记卡在3年内都贴上防伪标志，刨去成本，银联将有700万元左右的进项。
另有消息表明，银联公司正谋划将各地的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逐渐改造成为一些银行卡服务公司。这些公司要自己从市场上找饭吃，主要业务为：POS机的安装、运行、维护服务等。
就在银行卡业内外挖空心思为银联公司设计利润增长点，并对Visa的赢利模式表现出无比兴趣时，Visa国际组织中国区总裁熊安平却对此深感不安。在他看来，赢利是Visa的生存前提，但并不是Visa的成功秘诀。
赢利不是目的
Visa成功像个谜：身为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中介机构，却具有天文数字的赢利能力。答案就在两者的关系之间。
作为一个成功的国际银行卡组织，Visa国际组织成了全球“银联卡”的形象代言人。但熊安平认为：“资源共享不是Visa发明的，这是人类自然会想到的。”然而，发明了让全球Visa卡资源可持续共享并不断发展的商业模式，却是Visa对自己也是对全球银行业的一大贡献。
Visa的商业模式有两个特点：首先，Visa国际组织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中介机构；其次，Visa国际组织的赚钱能力毋庸置疑。专家认为，这两点不可分割，顺序也不能颠倒。而中国银行界，对Visa国际组织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质，以及这种特殊性质与Visa走向辉煌之间的必然联系，似乎还缺乏深刻理解。
据熊安平介绍，Visa国际组织是实行会员制的银行卡信息交换的中介机构，从这点上看，它很像一个世界级的交易所。但它负责的是银行卡支付业务的清算，而没有担保交易顺利进行的义务，这种特性使Visa更像一个世界级的银行卡支付业务的大清算公司。但在熊安平眼中，他更愿意把Visa形容为“封闭性的银行公会”。因为在Visa成立之初，便是以完成银行卡交易清算、为银行服务为宗旨。但无论是交易所还是公会组织，都具有鲜明的中介性和非营利特性。
说到Visa天文数字的的资产和骇人的赢利能力，在熊安平看来，这些都不是Visa所追求的目的，并以Visa体制的历史形成来佐证。据他介绍，“Visa的原始资本是创始股东捐出来的”，而不是以入股的形式募集来的。因为它甫一成立便意识到，“这个组织绝对要赚钱，不能靠别人给你经费。但它又不能以股份制公司运作，那样的话业务做不大。为了这个组织的前途，它选择赚钱之后不做股利分配。最后，它决定不要赚太多的钱，即不求营利。我们收取服务费，为的是保证组织的有序运营和未来的发展”。
尽管中国银行界普遍抱怨Visa的清算服务费收取得太高，但业内资深人士认为，相比起拥有21000个股东，并有义务向股东分配红利的股份制公司来，Visa目前的体制在赢利方面的压力毕竟小了许多。否则，它要么会收费更高，要么因股东之间权益不好平衡，早就分崩离析了。
其实，已经有许多人注意到，Visa尽管已经堪称为一个金融帝国，但它一直沿用“国际组织”的名称。如果它改用公司体制，它整个的权利义务都将发生巨大改变。正是Visa国际组织的这种特殊性质，拉近了它与会员金融机构之间的距离，也维持住了全球范围内会员之间的利益平衡，成为它无意间写出金融神话的基础。
有分析认为，不论中国的国情如何特殊，但只要是涉及全国范围不同发卡机构业务之间的互联互通，Visa国际组织的成功经验就极富价值。而事实上，已有可靠消息来源证实，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另有一个待选名称——中国银行卡联合组织。
据知情者透露，未来的中国银联股份有限公司，也将实行会员制，且不以营利为目的。它将实行董事会负责制。其盘子中装入的是这样几大块：原来的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16家银行卡信息交换分中心和10多家发起银行。按照设计，10多家发起银行是银联公司的股东。各股东银行此前自己安装的POS机和ATM机，产权虽然仍属其所有，但使用权将与所有成员行共享。此外，原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的理事会领导中心的管理体制，也将为银联公司董事会的运作新模式所取代。原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将变成银联公司的一个下属机构，而散布于16个城市的分中心，将蜕变为银联派驻的子公司。
今后隶属于银联公司的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依然是主要负责跨行跨区域的银行卡信息交换。一旦在交换中产生争议，将由银联公司出面协调或提起仲裁。
观察这一设计蓝图之后，坊间敏感人士发现，银联公司与Visa国际组织有些相像。银联公司的统一技术标准、推出银联卡和进行公司化运作三步棋，也都是向Visa国际组织运作模式靠近的旁证。人们已经可以感受到银联公司的勃勃野心。
归顺还是抗衡
中国银联诞生在十字路口：归顺还是抗衡国际银行卡组织。日本和台湾已成为两个极端代表，中国是否能走出第三条道路？
“我们的银联卡发行之后，中国的非国际流通卡都要贴上银联标志。而此前所贴的Visa和MasterCard标志都要取消。”12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科技司司长陈静作客北京电视台，他在畅谈中国的银行卡联通改革问题时做出了如此表示。
有银行卡专家认为，此前，在中国的银行卡上所贴的Visa和MasterCard标志，并没有多少用途。因为中国所用的银行卡网络不是国际银行卡组织的，授权和交易清算系统也是中国自己的。这些标志更多的是一种与国际接轨和权威的象征，对交易的本身却产生不了任何影响。但用银联卡的标志来替代Visa和万事达的标志，其实质却在暗示：银联公司将与Visa展开尖锐斗争。
对Visa国际组织来说，在初进入一个国家和地区时，已经多次遭遇当地银行卡系统是归顺还是抗衡Visa的抉择。
当年在日本，JCB（Japan Credit Bureau，日本信用卡株式会社）就以“不愿做Visa、万事达的海外商标代理店”为口号，按照自己的标准发展业务。目前，JCB信用卡在日本国内的持卡人数量和营业额都占有绝对优势，在国际业务上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持卡人正在以每年200万～300万的规模递增，现在业务已经扩展到139个国家，拥有335万家特约商户。由于走出了独立发展的道路，JCB已经成长为Visa、万事达、运通和大莱等美国银行卡体系之外的世界第五大银行卡组织。
JCB自然是挑战与抗衡Visa等国际银行卡组织中的佼佼者。而中国台湾梅花卡的命运却截然不同。梅花卡的原名为“联合信用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该卡由当地几家银行共同发行。由于联合信用卡图案上有一朵漂亮醒目的梅花，因此也被称为梅花卡。
“在台湾信用卡市场上，梅花卡曾经一花独放。”介绍这一情况的是ATM全球最主要的供应商、迪堡公司中国区总裁胡竹君。胡竹君是台湾人，也是世界上第一台ATM 机研制者，对全球银行卡网络的发展状况稔熟。
1989年前后，梅花卡在台湾仍处于绝对领先地位，占全部签账金额（96亿台元）的比例达77%。但随着Visa卡和万事达卡等国际通用卡的进入，梅花卡江河日下。到1994年，其签账金额只有120亿台元，仅占总金额的9%。而Visa卡和万事达卡的合计签账金额，却从1989年的30亿台元增加到1994年的938亿台元，占台湾信用卡签账总金额的比例由23%上升到71%。
到了今天，梅花卡更是龟缩在本土，无法走出台湾地区。究其原因，一是梅花卡只能在台湾使用，适应不了台湾经济发展和逐渐国际化的需要；二是基于行政干预而进行的联合效率不高，最后导致失败惨剧的上演。
在与梅花卡格斗的过程中，现任Visa国际组织中国区总裁的熊安平就是Visa台湾地区的领头人。熊安平因为在发展台湾银行卡事业中业绩卓著，曾被称为台湾信用卡之父。
中国的银联卡到底会是怎样的命运？是像JCB一样在世界上雄霸一方，以中国自己的信用卡组织成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大品牌，还是像梅花卡那样，龟缩一隅，自给自足？谈到这一点，中国人民银行银行卡处处长聂舒曾有这样的说法：“银联卡是否能走向国际，那不是坐在办公室里设想一下就能行的，这完全要看市场。”对银联卡的出台，万事达国际组织中国区总经理韩巍强，则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非常的权宜之计”。其理由是：“中国加入WTO，在规则方面应该和国际接轨。现在用银联卡取代Visa和MasterCard标志，等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时，还得改回来。二次更新的成本将会非常高。”
虽然人民币自由兑换是必然，但这需要时间。在这一时间段中，银联的所作所为，将能决定自己到底是归顺Visa与万事达，还是与其长久抗衡？
决不轻言退
中国的市场广袤，人民币尚不实行自由兑换，这都让中国不会轻易放弃与国际银行卡组织的抗衡。
也许，陈静作客北京电视台的一番表态，可以看作是中国官方给出的答案——先选择抗衡。国际银行卡组织标志的上与不上，只是卡片表面的变化。平静的水面之下早有了旋涡。
刚刚过去不久的2001年9月，Visa国际组织全球总裁魏玛刚借一次研讨会的机会飞越太平洋，拜会了中国包括央行在内的金融界的头头脑脑。Visa国际组织全球总裁的出现，并非简单的感情联络和公关活动。能劳魏玛刚大驾的，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Visa在中国获得突破性进展，一种是迄今一直找不到突破口。Visa进中国已经3年，显然当前没有突破性进展。而中国银联公司又成立在即，Visa大老板赶来中国亲自出面斡旋，是最恰当的解释。
事实也正是如此。据知情者透露，魏玛刚在华期间与不同的人谈了同样一件事：他希望中国在建立自己的银行卡统一标志和技术平台时，银行卡识别机具能采用国际标准，即将推出的银联卡也能与Visa国际组织一样，采用国际标准。
从某种意义上讲，Visa国际组织一度是中国银行卡业务的教父。自从1993年Visa北京办事处成立、1996年5月上海分店开业以来，Visa投入不少财力，一直为中国的银行提供着国外银行卡的动态信息和各种技术培训。与此同时，更浅显的银行卡知识讲座还在大学校园等处举行。Visa试图培育的是中国下一代消费群体。他们甚至在上海动物园收养了一只大熊猫，还要赞助绿色奥运畅想少儿绘画比赛，并出资将获特等奖的孩子送出去免费观摩奥运会。
但此后Visa发现，直接针对消费者进行的市场培育，因Visa的产品和消费者还有距离（Visa并不发卡）而成效并不显著；对中国银行卡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也对自己市场的形成助力不大。几年后他们才明白，要把精力更多地放到政府公关上。魏玛刚此行便是明证。但Visa的所有努力并没有只化作东流的一江春水。
迄今为止，中国国内17家拥有外汇业务牌照的银行都被Visa揽入怀中，成为其会员银行。截至2000年底，中国共有5900台ATM机已经与Visa的ATM/Plus国际自动柜员机网络联网；世界各地来华的Visa卡、Electron或Plus提款卡的持卡者，也可以在中国的ATM机上提取到人民币现金；中国17家商业银行发行的数十万张国际信用卡，也通过Visa走向了国际。
面对“教父”的强势，中国银行卡阵营的心理极其复杂多变。但要想了解中国目前到底对国际银行卡组织渗透中国市场持什么态度，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即从银联的技术实现手段上去观察。
据业内专家介绍，一种银行卡是否符合国际标准，看的是磁道信息格式。“中国银行卡的磁道信息格式与Visa国际组织的标准相同，都采用的是ISO8583标准信息格式，互相连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交通银行银行卡处处长姜明这样认为。
但从建设银行银行卡中心退休的一位高层领导却另有高见。据他透露，虽然采用的是同样的信息格式，但Visa用了4字头，万事达用的是5字头，中国却用了9字头。而此前，中国银行卡一直沿用的是6字头标准，那是为电信这样的商业性非金融机构而设置的。很显然，采用这种标准和中国的银行卡业务从事者的身份不符。于是，在这次更改标准的大手术中，中国开始采用9字头的标准。9字头是各个国家可以自定义的标准。采用该标准之后，9后边要跟国家代码，这些国家既可以设定自己的接口标准，也可以在其后设置自己的定义文件和识别密钥。
在银行卡专家看来，不采用国际标准的后果将是：中国的银行卡无法走出国门，国际银行卡在中国也无法被识别。熊安平则用一种更形象的比喻来说明问题的症结:“如果你不建成世界标准，用自己的铁路开自己的火车，火车到了国界，就出不去；别人的火车开到国界，也进不来。这很麻烦。”在他看来，中国不必过于看重“铁轨标准的竞争，我们应该竞争的是车厢里的服务”。
关于银行识别机具的标准，国际银行卡组织在中国毕竟不能命令，只能游说。但与洋教头的慨叹与质问相呼应的是，在中国各家银行从事银行卡业务的高层领导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有专家曾直截了当地问：“为什么我们不按照Visa和万事达的标准来干，是不是怕干不过人家？是不是我们自己搞一个东西保护起来？”
其实，不论干得过还是干不过，不少人都倾向于，要在适度自我保护的基础上对外开放。在中国银行信息技术部产品拓展处处长陈小秋看来，中国银联公司与国际银行卡组织之间，说联合也好，谈融合也罢，都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当前阶段看，信用卡业务肯定要由中国银联自己来做。这样可以保证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之时，中国银联已经能占领大部分重要的国内市场。
难有胜算
中国的银行长期割据，金融市场长期封闭，银行卡联通干了多年也没走出多远。未来的中国银联公司，机会多多也风险多多。
中国银行界正在为银联圈地与国外对手隔岸拼刀，后院却并不让人省心。市场纷传，对银联有直接威胁的，是卧榻一旁的无中心POS联通方式。
1995年，重庆地区就开始了无中心POS机互联互通的实验。当时，杭州新利公司开发出了一种POS机共享系统，将所有银行卡跨行交易的信息，包括可接受的卡种、对方行信息包的格式、网络控制器的电话等，都存储到了POS机上。当POS机受理卡片之后，会立即对信息进行“验名证身”，然后按照一定的协议将卡片上的信息送入不同的通道，直接输进各发卡银行的计算机系统。
无中心POS机的互联互通，绕开了信息交换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投入，同时也有效减少了各家银行之间的利益分配纠葛，很快在全国不少地方推广开来。包括成都、石家庄、贵阳、西安、长春、宁波等地都先后采用了新利公司的产品。
虽然新利公司对自己的POS共享系统已经进行了改进，工、农、中、建、交诸银行也认为无中心POS有推广价值，但由于没有得到央行的支持，这一联通模式现在只能处于边缘化生存状态。
尽管市场普遍认为，无中心POS机是银联的“杀手”之一，但新利公司副总裁熊建礼却对此坚决否认。“我们与原来的银行卡信息交换分中心存在竞争关系，但与总中心没有利害冲突，甚至可以说是合作关系。”他解释说。因为无中心POS机现在的运作原理是，将识别出各发卡行的信息直接递送到各发卡行。但这样做的弊端是，当有争议发生时，难以收集证据。但如果银联公司成立，无中心POS机完全可以将识别出的各发卡行信息统一递送到银联公司下属的全国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再由总中心去进行信息交换。
其实，目前在不少人眼里，银联公司的前景也并不比无中心POS机的命运好到哪儿去。有分析认为，尽管银联公司一开张，就摆着个三层蛋糕，但要吃到嘴里却不容易。特别是清算服务费的收入模型还不那么诱人。
在新近发布的《银行卡联网联合业务规范》中，有一张银行卡网络结构图（见“全国银行卡联网联合网络结构图”）。从此图可以看出，当发卡行同是收单行时，其银行卡在自己的ATM机上存取款完全免费；而当发卡行的银行卡在自己安装的POS机上刷卡消费时，所收取的交易费用落入该发卡行自己的腰包。显然，在以上的交易循环中，银联公司无法收取过路费，也没有任何收入可言。
另据广东银联透露的目前收费状况显示：在跨银行ATM机同城取款这一业务中，除交通银行收取1元的服务费外(1个月内取款少于3笔不收，从第4笔起计收)，其他银行均不收取持卡人同城跨行ATM机取款服务费。而广东银联更是彻底，目前在以上交易中并不收取持卡人任何服务费。至于异地跨银行ATM取款业务，光大银行、浦东发展银行、广州市商业银行、广州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4家均不收持卡人异地跨行取款服务费；其他银行虽然收取持卡人异地跨行取款服务费，但标准不同。据了解，在全国其他地方，银联的收费政策也是大同小异。
据熊安平介绍：“绝大部分的发卡行和收单行是不同的，所以才会要有Visa在中间。”但在现有的中国市场，情形似乎略有不同。由于4大商业银行的发卡量大，其银行卡网络中的ATM机和POS机机具也占到了整个市场机具总量的80%。如此一来，真正留给银联公司的，就只是一个市场缝隙。
据统计，在2001年上半年中国的银行卡业务总盘子中，完成的跨行交易转接只有1.7亿笔，涉及的总金额为636亿元人民币。而在1.7亿笔跨行转接交易中，承担着跨区域信息交换的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占到的比例只有区区0.45%，算下来也就是80万笔左右的交易额；在交易总金额636亿元人民币中，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切走的份额只有0.12%，大约是6000万元左右。至于同城市的跨行交易收入，分别纳入16个城市信息交换中心的囊中。
另外，长期以来，银行卡界都有这样一种观点：全国只要在华东、华南、西南等地设立4到5家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便足矣，16家信息交换机构是计划体制下地域划分的产物，实属多余。而更彻底的说法是，全国只要建设一个数据交换中心就够了，其他中心都应该逐步撤并。这样看来，或许银联公司前门开张，后门已堆起原金卡工程所遗留的一个个包袱。
摆在银联公司面前的另一个难题是：对目前正渐成气候的无中心POS联通方式如何进行整合。在《银行卡联网联合业务规范》这一文件中提出：“（无中心联通）这种方式是先期为解决部分城市内银行卡跨行通用的过渡办法，待全国联网联合网络架构确定后再作调整。”要将以前的东西都推翻重来，显然不是易如反掌。更有意思的是，银联公司成立之后，原来充当行业裁判员的央行，“小红帽”已经从头顶摘掉，它已不可能再承担银行卡行业管理的任务。而作为一家银行同业公会形式的银联公司，自然也不应该拥有整合市场竞争对手的权力。但有专家认为，对来自于无中心POS机的威胁，大可不必劳神，因为它在全世界的银联技术中尚无广泛应用。
总之，在中国这样一个银行长期割据，金融市场长期封闭的广袤新市场中，让中国银联公司开心和烦心的事都会很多。与当年的金卡工程相比，大环境的“东边”好了许多，“西边”却又险恶了许多。但市场已普遍有了这样的信心：不论中国银联这回是生是死，都再也挡不住中国银行卡互联互通的脚步。中国人自己做不了的，外国人已经快能做了，不过就是再等两年罢了。对此，中国银联恐怕比任何人都心中有数。
金卡工程三大战役
同城跨行战役：
1994年10月，“全国金卡工程试点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国家金卡办公室和人民银行圈定12个城市（此后又有4个城市加入这一行列）做试点，启动同城银行卡跨行共用工程。参与运作的各家商业银行，在每个城市都拿出了400万元左右的资金，用于建设地方性的银行卡信息交换中心。1997年9月，国家金卡办会同有关部门对首批试点城市分别进行工程验收。验收的结论为：首批12个试点省、市全部实现了同城跨行ATM/POS联网运行和银行卡业务联营，工程完工，同城跨行银行卡互联互通基本实现。
异地跨行战役：
1997年10月，包括10家商业银行和邮政储汇局在内的11家金融机构，共同投资建设银行卡信息交换总中心。该中心承担三项任务：建立、运行和管理全国银行卡异地跨行信息交换系统；处理银行卡异地跨行信息交换并提供异地跨行资金清算业务；提供银行卡异地跨行业务相关信息的咨询和服务。虽然此后16个试点城市之间的异地跨行银行卡信息交换系统先后建设完成，但由于4大国有商业银行和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之间的机具数量不等，纠葛在商业利益之中的各方对互联互通的积极性并不高。为了平衡双方的利益之争，199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但效果并不明显。
POS机重复摆放摘除战役：
从1997年开始，中国大型商业机构中的POS机的安装成了各家商业银行的必争之地。此后，许多银行都将自己的POS机免费装进商场，商场中的POS机成堆摆放问题凸现。两年后，有关机构注意到这一问题，要求摘除多余的POS机机具。于是，全国各地采用利益分割、行政命令或者其他各种百花齐放的手段，将多余的POS机从商场中赶出。POS重复摆放问题在试点城市中基本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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