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19 次) 时间：2002-01-30 10:58:36 来源：笑冬 (dxxd) 原创-非IT
光辉的陷阱
——褚时健心态分析
中国是世界上烟民最多的国家。
这些烟民大都喜爱国产的红塔山牌卷烟。
正宗的红塔山出自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著名企业。
这家企业集团的原总裁叫褚时健。
褚时健是缔造红塔山辉煌的头号功臣。
这个头号功臣后来被发现是个腐败分子。
1996年底，这个不可一世的腐败分子终于东窗事发落入公检法的大网，一时震惊全世界。
1999年底，一个自命不凡的文人试图从宿命的角度分析褚时健的心态，不知说得对不对。
是魔鬼还是英雄
东北某小学正在进行一场考试，其中一道试题为：“请写出中国五大名山。”一学生挥笔写下“泰山、黄山、庐山、峨眉山”之后，略加思考，又写下了“红塔山”三个字。一直关注着他的监考老师不禁莞尔。
在玉溪卷烟厂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东方红，太阳升，玉溪出了个红塔山，它为人民谋幸福，它是玉溪的大救星。”
这个顺口溜的背后是由一连串经济数字所作的注解：１９７９年，玉溪卷烟厂固定资产１０６５.６５万元，生产设备全部是三四十年代的水平，淹没在云南省数千家小烟厂中，默默无闻，苦度生计。９０年代初，玉溪卷烟厂年创利税相当于４００多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达２００亿元以上，稳坐中国烟草业第一把交椅，并跃升为世界第五大烟草企业，“红塔山”无形资产１９９７年达到了３５３亿元，在中国位居榜首。难怪某中央领导在视察玉溪卷烟厂时说：“这不是卷烟厂，这简直就是印钞厂。”
注意这样一个时间巧合：１９７９年，褚时健走马上任当上了厂长；１９９７年，褚时健被捕入狱成为了罪犯。
80年代，褚时健是救世主；９０年代，褚时健是贪污犯。
当他完成了救世主的使命之后，马上成了贪污犯。
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年代。
（小时候流行过一种游戏，叫做“好人坏人”。具体玩法是：用纸叠成一个可打开的八瓣莲花状，每一瓣分别对应地写上“英雄、魔鬼；警察、小偷；岳飞、秦桧”等。玩者首先报出一个数字，再选择先横开还是先竖开，然后按照其选择的方法和数字依次开合莲花瓣，最后一瓣上是好人则打人，是坏人则挨打。而好人和坏人之间，只差一个数字。
褚时健似乎就在玩着这样一个游戏：８０年代，他翻开了“英雄”这一瓣；之后，他还想赌，却在９０年代不幸地翻到了“魔鬼”。
两者之间，只有一线之隔。这个道理，他在狱中可能明白了。
但是，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懂，甚而至于，对于赌博者的这种境遇，相当一部分旁观者还不能接受。）
关于褚时健的被捕经过，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
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正在与边防战士联欢，有一士兵进门报告，红塔集团总裁褚时健要出境度假。令狐安于是将褚时健一行请进来说：“为什么不请假？一旦你不回来怎么办？”褚时健无话可答，于是他被捕了。
这一传闻的依据是，由于褚时健对云南和国家的贡献太大，云南省委一直在力保他。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曾对褚时健说：“思想上不要背包袱，继续努力工作，不过出门要请假。”
红塔集团的很多人认为，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而他的老婆和女儿索财受贿，褚时健一概不知，因为据传他每天工作都在１６个小时以上。
经济学家晏智杰说：“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怀有这种心情的人绝不在少数。
（民间的传说不可信。但是，任何一种来自民间的演绎都有其社会心灵深处的构成基础。
老百姓总喜欢把自己所爱戴的传奇人物的悲剧命运归结于某种偶然因素或偶然事件，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被两个不会武功的裁缝用剪刀扎死，《水浒》中的玉麒麟卢俊义衣锦还乡时从船上无端端掉进河里淹死，宋将牛皋大笑致死，等等。究其根本，这是一种无奈之下的自我精神疗法，或者说是一种自我解释。因为，人们无法解释象张飞、卢俊义这样的简直有点寂寞的高手，还有谁能在一对一的状态下杀死他；人们一样也无法解释，象牛皋这样的福将，还能有什么样的正常死亡方法。
当然，在很多人的思想里，特别是在那些与褚时健非常熟悉、受过或者正在受着褚时健的恩惠、曾经或者正在被褚时健的超人能力和强大的个人魅力所深深震撼的人们的心灵深处，同样也很难接受他在一夜之间突然倒下，而且是那么不光彩地倒下。
集英雄和魔鬼双重性格于一身的褚时健，用自己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写下了一本让很多人看不懂的书。）
都是月亮惹的祸
褚时健贪污受贿案真实的事发经过是这样的：１９９５年２月，一封发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检举信寄到了中央纪检委信访室。信中说，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人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用行贿手段，先后给玉溪卷烟厂厂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行贿者从１９９１年１１月到１９９３年９月，从玉溪卷烟厂５次购进卷烟８１６７件，获利８１８万元。
这是一个线头。纪检人员牵住这一线头慢慢向外拉，历时两年，发现了这样一个结果：褚时健利用职权和职务便利，主谋贪污私分公款３００多万美元，其中他个人贪污１７０多万美元；为他人批烟谋利，其女儿索要和接受贿赂３６３０万元人民币、１００万元港币、３０万美元，妻子及其亲属共收受１４０多万元人民币、８万美元、３万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因褚时健不能代妻子和女儿受过，所以给他定罪的理由就只能是“主谋贪污私分”的３００多万美元。
（促成那封检举信的内因是一个香烟套购贩子的跟班因分赃不均而一怒之下的内讧举动。这不是民间演绎的偶然，而是历史真实的偶然。
象褚时健这样一个处在王位顶端的人，在身份上与那个跟班差之千里，就犹如一头狮子和一只蚂蚁。可是，恰恰是这只蚂蚁的疯狂一口，要了狮子的命。
这是一个现代寓言故事。）
１９９７年８月，褚时健向预审人员说：“１９９５年７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３００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其实，褚时健并没有什么超乎普通人想象的过分奢侈的想法，换句话说，它的贪污心理也并不高级。
一个著名企业的总裁的想法和一个普通农民的想法并没有什么区别。
褚时健或许就是一个农民。
那么，褚时健所私分的３００万美元，或者是他装进自己腰包的１７０万美元，与他自身的价值是否相配呢？）
据纽约酬薪顾问波尔*墨依对美国２００家最大公司的调查，通常公司最高级管理者的报酬构成是：２１％的工资，２７％的短期（年度）奖励，１６％的长期激励，３６％的以股票为基础的酬劳。按照这样的报酬结构计算，１９９６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总裁的收入为８８５万美元，，外加２５００万美元购股权；迪斯尼公司总裁年收入是８５０万美元，外加１.９６亿美元的购股权。如果按照这样的比例，红塔集团的销售总额距离世界５００强并不遥远，作为红塔集团的最高管理者，褚时健所应得到的报酬要远远超过１７０万美元。
１９９０年，褚时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中国企业家和外国企业家有很大的区别，我们要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后面，他们则首先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头。”
他说：“上级规定企业厂长可拿工人奖励的１－３倍，但实际上，我们厂的领导层一直只拿工人奖励的平均数。就我个人而言，十年前的工资是９２元，奖金是当时全厂最高的６元，再加上其它的总共月收入才１１０元。十年后的今天，厂子搞好了，我现在月收入有４８０多元，加上一些奖项，总共可达到１０００元。”
据了解，１９９０年以后，云南省每年给褚时健几万元的奖励，１９９５年，这种奖励达到了２０万元。
（把褚时健的全部所得都算上，与国际同等企业最高管理者的收入仍然有着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必然会造成一种强烈的心理刺激，产生一种巨大的心理不平衡。当企业发展一般或者苦苦支撑的时候，这种不平衡还不会显现或者不太明显；而当企业辉煌了以后，这种心理刺激就会逐渐强烈。
企业就象是太阳，而企业家就象是月亮。月亮是借助太阳的光辉才发亮的。太阳的光束越强烈，月亮的反射也会越强烈。
褚时健在１９９０年的讲话一定是违心的。如果他不知道国外企业家的薪酬标准，如果他没有接受国外企业的游戏规则，或许他在私分３００万美元的时候会比现实还要紧张。而实际上，随着国门的逐步开放，中国的所有企业家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的一切与国外同行们进行着比较。当他们比较企业运作手段的时候，就会产生现代的经营理念，促进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当他们比较自身得失的时候，就会产生心理失衡，进而产生腐败和贪污。
国外企业家就象是太阳，中国的企业家就象是月亮。太阳的光线一旦射进来，月亮肯定会有反应。进来的光线越多，这种反应也会越强烈。
应该说，褚时健的心理失衡是中国企业家们所共有的现象，谁也逃脱不了。企业搞得越好，这种现象就会越普遍。
这是一片滋生腐败的土壤。
所以，接受任何现代的观念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一切都是月亮惹的祸。）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褚时健没有独吞贪污款，甚而至于，我们至今也看不出他有独吞的想法。他是非常自觉地将资财分给了与他戎马生涯的兄弟们。
红塔集团总会计师罗以军这样回忆私分３００万美元时的情景：“褚时健对副厂长和总会计师等人说，弟兄们辛苦一场，现在有点外汇分给你们。开始时我们也觉得有些不妥，但多年来已习惯了他的威信，他的话就是圣旨。”
在红塔集团，褚时健有两个称呼，大多数人叫他“老板”，身边的人则叫他“老爷子”。
（“老板”是对现代企业家的称谓，褚时健让人们称呼他为“老板’，说明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现代企业经营观念的熏陶。
同时，“老爷子”的称谓又说明，在褚时健的骨子里，还较深地铭刻着封建家族制度的烙印。
这是一对矛盾。
应该说，红塔集团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与褚时健在企业运作中遵循现代企业经营理念或者较为接近现代经营理念是有很大关系的。但同时，当他亲切地叫着兄弟私分资财的时候，他又俨然是一个封建家长的身份。
所以，究其根本，褚时健还不是一个现代企业家，或者说，他还不完全具备一个现代企业家的素质。他在矛盾中辉煌，又在矛盾中跌倒，也便不足为奇了。）
褚时健贪污事件爆发之后，国内外媒体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新华社发表了通讯《烟草大王的人生悲剧》，其中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他本可荣耀的一生，却因晚节不保而涂上了抹不掉的污迹。”
媒体的报道大多对褚时健的跌倒表示惋惜，同时也大有敲响警钟之意。有些媒体提出了“５９岁现象”，提醒已做出一些成绩的企业家们要注意，在名利的诱惑下，千万注意保持晚节，不要置荣誉于不顾，跌进犯罪的深渊。更有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企业家年薪制，认为政府应考虑做出成就的企业家的待遇问题。
不久之前，联想和四通两家民营企业带头进行股权改革，不少人借此呼吁，对国营企业也应进行股权改革，以便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管理者的薪酬问题，避免诸如褚时健事件的再次发生。
（维系一个成功企业家正常心态的到底是什么？是党性原则？是荣誉和奖励？事实告诉我们，在现实的物质利益面前，任何精神上的堡垒有时都会显得那么脆弱。尤其是在我们还处于一个不太富裕的生活状态下，在我们还很难预计未来的改革之路上还会遇到那些艰难险阻的情况下。
褚时健之流之所以栽跟头，是因为他们自身存在着很大的缺陷，他们对现代的企业经营理念的理解似是而非。
他们可以被叫做企业的“老板”，但是，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老板，因为这家企业根本不是他的，他仅仅承担着管理者的职能。企业的真正所有者是国家，而操纵企业命运的“老板”是身后的体制。
按照这一逻辑，企业家获得的荣誉或奖励，其实是“老板”的奖赏，一方面是对成绩的肯定，一方面也是在要求企业管理者今后为“老板”多做出一些贡献。而在任何体制下，违抗老板都会遭到炒鱿鱼的下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由于“老板”和国家机器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公开和老板对抗者遭到法律的惩处也便是天经地义的事。
所以，当褚时健把企业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的时候，当他慷企业之财尽兄弟之义的时候，他其实是忘记了自己“打工者”的身份，而错以为自己真的是老板。
他错位了。
所以，尽管地方政府力保这个宝贝财源的创造者，但褚时健还是被抓了，因为令狐安也不是企业的“老板”，自然也不会成为救命稻草。
他看错了。
两个错加在一起，你不被灭谁被灭？
这个真正的“老板”是无形的，所以最容易让人忽略，尤其是当你达到了辉煌和荣誉的最高峰的时候，当因为你而创造的财源滚进的时候，当你因看到自己兜里的钱和你创造的钱的巨大悬殊而感到心里不平衡的时候，你免不了要想，老板在哪儿？我不就是老板吗？我为什么不能做主？于是，你走向了毁灭。
这其实是一个陷阱，是一个社会的陷阱，体制的陷阱。由于人越是接近成就的高峰，就越容易掉进这个陷阱，所以，这还是一个光辉的陷阱。
褚时健掉进了这个陷阱，所有为“５９岁现象”增添内容的人都掉进了这个陷阱。
这是一个普遍现象。
如果褚时健真正了解现代企业经营理念，并按照现代思维去看待自己和企业的话，他便很有可能躲开这个陷阱。比如，我不能与老板对抗，当我对老板感到不满的时候，我可以炒老板，转而投向别的老板，或者干脆自己做老板。
这样的例子虽然不多，但却是有的。原浙江海盐衬衫厂厂长步鑫生，靠新的经营管理方法搞活了一个衬衫厂，１９９８年１月被免职。如今，他成为了秦皇岛最大的民营企业“步鑫生集团有限公司”的总裁。以承包形式救活了石家庄造纸厂的马胜利，１９９５年被免职。１９９９年月，他自筹资金５０万元，成立了一家私营企业“石家庄马胜利纸品有限公司”，自己当上了老板。谈到对二次创业的感受时，马胜利说：“最深刻的体会就是再也没有婆婆的管制了，真正自己说了算，痛快。”
他找对了感觉。
据统计，在１９８７年４月荣获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金球奖”的２０名改革者中，目前仍在原企业当家的，只剩下３个人。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如果走上了自我创业的道路，他们是智者；如果退休在家心平气和地安度晚年，他们是贤人；如果思想上想不通而抑郁成疾，或者试图最后捞上一把来弥补自己的艰辛和不公正，则他们是傻瓜。
其实，对褚时健来说，还有另外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向老板提条件。比如，要求老板给自己分配部分股权，这样，自己为企业干得越多，自己也会相应地得到的越多。如果按照这样的方法去安抚和自己风雨同舟的兄弟，则不是封建意识的家长，而是现代经营管理模式了。
在这一点上，民营企业又一次为国营企业指明了出路。）
江湖行适者生存
翻开褚时健的功绩本，我们发现他擎起玉溪卷烟厂的招数主要有四个。
其一，１９８１年，在全国烟厂无一例外地使用国产卷烟机的情况下，褚时健率先为玉溪卷烟厂引进了国外的生产设备，并仅用了两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全部设备的更新和技术人员的培训，达到了全国领先水平，从而在硬件上为企业开创了新局面。
（在今天看来，企业硬件的建设是参与国际级竞争的必备条件，这已成为各界的共识。但是，在８０年代初，能够准确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且以大手笔的姿态快速实施，充分显示了褚时健过人的胆识和魄力。这是他之所以成功的重要因素，也是他的个人魅力所在。）
其二，成功地实现了将第一车间建到烟田里去的重大创举。
云南省通海县是一块风水宝地，这里的土壤、气候、温差等都非常适宜优质烟叶的生长。玉溪卷烟厂的卷烟大部分取自此地的材料。
１９８４年，美国烟草权威左天觉博士到云南视察，褚时健带他来到了通海最好的一块烟田。在这里，左博士对烟叶品色皱起了眉头，并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影响烟叶质量的三大问题：营养不足，发育不良，成熟不够。而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加大对烟田的投入。
按当时的体制，烟叶的生产由烟草公司领导，烟厂只负责卷烟的生产，无法要求烟田怎么种烟，更遑论加大投入。
于是，褚时健转动他天才的脑瓜，创造性地提出了冲破厂区界限，由烟厂投资，采用现代科学技术，直接到烟田去建立“优质烟叶基地”，“将第一车间建到烟田里”的设想。
然而，这一设想与当时的体制是格格不入的。
阻碍首先来自烟草公司，因为这等于拿着烟厂的桶到烟草公司来打水。
于是，褚时健绕过了烟草公司，直接找到了通海县委和县科委，在他们的支持下，玉溪卷烟厂在位于通海县临界的地段建立了第一块“优质烟叶生产基地”。在科研人员的努力下，试验田鹤立鸡群于普通烟田中。
此举一出，主动找上门来与烟厂挂钩的“基地”次年就在通海县及周边区县推广开来，“第一车间”虽未正名，但已初成气候。烟厂及时的从所获利润中拿出一部分反哺烟田，高额的回报终于堵上了一直耿耿于怀的烟草公司的嘴，也安定了烟农的心。“第一车间”终于在钢丝绳上立住了足。
然而，这一举动与体制的冲突依然存在，特别是，它实际上使得烟草公司形同虚设，而烟草公司正是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据说，当这一方案在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大型回忆桌上出现时，多数官员们为之瞠目，更有人拍案而起，斥褚时健为“放肆”。
但是，这一举措所带来的利益是可观的，“第一车间”提供的优质烟叶让玉溪卷烟厂拥有了最多的全国优质卷烟，也自然为地方财政带来了优厚的财富。１９９４年春天，在通海县召开的十连冠庆功会上，褚时健说：“１９９３年玉溪卷烟厂生产的红塔山香烟，每三条中就有一条是用通海县生产的优质烟叶卷制的。”
二者已经形成了一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所以，在极大的压力之下，“第一车间”还是活了下来，并且成为红塔山辉煌的一道耀眼的光彩。
（烟草专卖局网开一面，说明在其高层领导中有开明者，这是值得褚时健和红塔集团去烧柱高香的。
这一做法无疑得罪了体制这个大老板，但这种得罪只是在一个极其细小的方面，而且是在“大老板”正在试图转变脑筋的时代，在看得见的丰厚利润面前，“大老板”也没有横加干涉。
褚时健是幸运者。）
其三，试图建立三合一体制。
“第一车间”的成功使褚时健认识到，供、产、销是企业重要的三个环节，他们必须是一条龙，才能保证畅行无阻。而按现行的计划经济的体制，烟草公司负责烟叶生产但不生产卷烟，烟厂生产卷烟但无权销售，烟草专卖局只负责销售，供、产、销这三个环节是相互割裂的，其结果是，无论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扯皮事件在所难免。
褚时健提出的三合一体制是：烟厂厂长既是专卖局局长，又是烟草公司经理，三个环节有机结合，便于统一指挥，“龙头怎样摆，龙尾就怎样甩”。褚时健打水的井就是自家的井，自家的井自家护，不会招惹麻烦，不会水源枯竭了还旁然若置。实际上，原来的烟草公司也就成了烟厂的一部分，烟草质量真正成了龙首。
这一体制比“第一车间”还要狠，它实际上绕过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各个环节的硬性板块式控制，是对旧体制的一次极大的冲击和大胆的革命。
中央没有声音，全国大部分烟草企业对这一提法持谨慎态度，只有云南省委在严格考察之后，表示了“试试看”的态度。
于是，玉溪成为了全国首家采用三合一体制的“出头鸟”。
有着３０年厂龄的红塔集团副总裁马曙勋说：“一句试试看成就了今天的金娃娃，红塔正是在三合一体制的基础上开始腾飞的。”
不久，全国烟草业开始推行这一套生产管理体制。
１９９８年，国家规定烟厂厂长不能兼任烟草专卖局局长。中组部的官员们认为，三合一体制容易导致腐败，于是政府又一次要求权力分散。三合一体制告吹。而此时，红塔集团董事长和党委书记已不是褚时健，而是字国瑞。
（褚时健越走越远。
“老板”制定的游戏规则并不一定永远一成不变，但破除这些规则却是有顺序的，并不是谁都能来破。在这一点上，褚时健无疑又犯了忌。
从正面说，褚时健和玉溪用成功的经验给处于改革大潮中的中国烟草企业摸索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褚时健在这种赌博式的奋斗中逐渐迷失了自己。
别忘了，在他的脚下还有一个可怕的陷阱。
所以，当褚时健掉进这个陷阱的时候，“老板”马上重新复原了游戏规则。）
其四，以“小金库”的形式保证红塔机制的稳固。
９０年代初，为解决卷烟生产辅料不足的问题，上级部门比准玉溪卷烟厂在完成国家调拨计划任务之外，可以再生产一部分卷烟，用来与其它地方交换生产急需的辅料和钢材、水泥、化肥等生产资料。实际上，这些计划外卷烟中，一部分没有用来交换，而是销向了沿海地区的县级烟草公司，这些烟被称为“浮价烟”。从玉溪卷烟厂批到浮价烟的，除按调拨价付款外，还需向烟厂指定的厂外帐号上另打一部分浮价款，烟厂不给发票。这些浮价款日积月累，就形成了１０多亿元的“小金库”。
褚时健所私分的３００万美元，就来自这个“小金库”。
不过，当初设立“小金库”的目的却并非为了私分，它对保证企业在机制上走钢丝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褚时健账外资金１０多亿元，但都用在了社会各方赞助、原辅材料差价等问题的解决上，对树立玉溪的形象和发展企业作用很大。”
据了解，为了让烟农种出优质烟叶，玉溪厂拿出大量资金进口优质肥料，以很低的价格卖给烟农。红塔集团在中央电视台的“天外有天，红塔集团”的广告费每年１０００多万元。而对烟草企业来讲，广告既受国家政策的限制，又必须要大作特作。
总会计师说：“这些广告费用是不能利用财务大账来作的，尤其在烟草行业，更是如此。我认为，只要纳过税了，董事会也通过了，没有什么不对。”
目前来看，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小金库”已遍地开花，而国家正在采取有力的措施，试图从根本上根除“小金库”，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防止褚时健之流把钱装进自己的腰包。
值得注意的是，在玉溪拥有“小金库”的１０余年中，企业的主管部门并没有对它的存在给予质疑，相反，企业不向国家伸手要钱，还赢得了主管部门的赞赏。
１９９３年，玉溪开始新建厂房，１９９６年投入使用。建设总共花费为６０亿元人民币，没要一分钱贷款。国家计委本来对这样庞大的基建规模意见很大，但由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容基来玉溪视察，对其建设规模和产生的效益称赞不已，所以也就不了了之。
（这一次，褚时健走得太远了，终于掉进了脚下的陷阱，再也回不来了。
任何一个老板都不会允许下面的雇员私设“小金库”的，何况褚时健身后的这个“大老板”。
用自用资金解决了“大老板”的难题，他当然高兴。但这笔钱一旦为个人谋了私利，则“老板”一定会横眉以对。这很正常。而当“小金库”这样的东西越滚越大的时候，褚时健之流脚下的陷阱就会产生极强的吸力，它非得掉下去不可。
不管你设立“小金库”的初衷是什么，也不管你将多少钱用在了为“大老板”谋利益上，只要你掉进了陷阱，你就是万劫不复。
所有的武侠书上都讲江湖经验，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做事要有一个度，“遇事只露三分像，还有两分在观察”，万不可不顾后路的冒进。褚时健无疑就是犯了江湖经验太差的错误。
实事求是地说，褚时健与旧有体制一次次的冲突，带来了红塔集团的辉煌，因为别人都做不到的，我做到了，所以我成功了。但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冲突中，褚时健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出头鸟”，而每一次冲突又不可避免地得罪了一些人，在江湖上树立了一些敌人，而他自己的功夫并未达到最巅峰，最后由于定力不够而遭大祸。
一位玉溪卷烟厂的职工说：“我们曾经是摸着石头过河，要是过海呢？”
这番话实际上是对环境的不满。
但是，过河有过河的办法，过海有过海的办法，现在是在过河，何必去想过海的事？二者又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
不管是过河用过海的办法，还是过海用过河的办法，都是傻瓜。
所以，人在江湖要讲究适者生存，一定要充分考虑周围的环境，不要闷着头走到黑。
一个真正成功的人，是既把事情做成了，而自己又毫发无伤。
这才是高手。）
褚时健之后
字国瑞，３８岁时就担任昆明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１９９６年来到玉溪卷烟厂，任副总裁和党委书记。褚时健被抓后，他成了红塔集团的实际当家人。
到玉溪后的第一年，字国瑞提出了“稳中求进，打牢基础”的方针。他自己解释说：“稳是指干部职工思想稳定、市场销售稳定、产品价格稳定，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搞一言一堂，不搞一家一派，要搞五湖四海。”第二年，他又提出了“解放思想，振奋精神，从零开始，超越自我，再创辉煌”的方针。再这样的方针指导下，玉溪卷烟厂在艰难的１９９６年仍实现税利１９３亿元，１９９７年实现税利１９３.５亿元，１９９８年达到了２０４.５６亿元。
据了解，字国瑞的性格特点中很有些道家哲学的精髓，心境淡泊。
（担纲红塔是一件非常艰难的差事，在褚时健的影子之下，在红塔职工依然对褚时健颇有些好感的情况下，字国瑞的压力可想而知。
然而，从政的经历显然使字国瑞具备了较丰富的江湖经验，他在这个六神无主的大摊子中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第一年的方针显然是针对褚时健最大的毛病——封建家族意识的。这很有效，既能有针对性的安抚和镇服干部职工，又能讨“大老板”的欢心，得到他的支持。
但是，对红塔这样一个已经发展到如此庞大的规模的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从根本上树立一种现代经营理念的价值标准，至少从字国瑞的两个方针中，我们还看不到这种迹象。
从褚时健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任何精神上的激励都是脆弱的，它可以解决眼前的问题，但不能指望它永远是万能的。要想根本上解决褚时健所遇到过的难题，首先需要营造新的价值衡量器，并让每个人，从字国瑞开始，都明白自己的身份。
所以，字国瑞显然会比褚时健稳重得多，但他脚下的陷阱依然存在，他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陷阱的诱惑。）
由于玉溪卷烟厂国有企业的身份，它在实际运作中与现有体制存在着不小的冲突。
玉溪烟草集团公司是云南红塔集团的核心企业，是红塔的实际操作者。同时，红塔集团还包括曲靖、大理、红河、楚雄四个云南地区的卷烟厂以及长春卷烟厂、香港红塔烟草有限公司两个区外企业。
红塔的这些成员企业却并非是自己心甘情愿收编帐下的，政府这个大媒人在其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这是父母的包办婚姻，子女不得不为之。
红塔现任会计师陈士流介绍说，长春卷烟厂是一个连年亏损的企业，一年产量只相当于玉溪一个月的产量，债务繁重。玉溪兼并它后，承担了所有的债务，调拨原料和成员，自己却得不到任何好处，等于替别人白白养活了４０００多名职工。基于这样的情况，玉溪提出退出兼并，但政府不允许，采取各种办法积极促成此事，玉溪没有选择的余地。
从现实情况来看，红塔所有的成员企业完全按照行政安排组建，各成员之间没有纽带关系，既非资产关系，又非纯粹的业务流程，各企业与玉溪完全平行，却又要玉溪去承担扶持和管理他们的义务。玉溪对其他成员企业的投资不算入股，而只能是一方资本金的下降带来另一方的上升。于是，双方都感到关系不顺，玉溪的职工更直截了当地说：“这根本就是吃大户。”
按照规定，红塔集团效益比较好，要交５０％的税收，而亏损企业只交２５％。这实际上等于，玉溪每年要在每箱烟中拿出１０００元与不景气的企业换取生产指标。字国瑞说：“这实际上就是养活中小厂，保护落后，增加重复建设。”他建议：“每箱烟的指标给他们４００元，每年几百万元，两三年后让他们转产算了。”
但是，主管部门对这一建议并不重视，因为这样做难度太大，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对提高官员业绩没有直接作用。
“得罪人的事谁都不愿意做，讨好人的事谁都抢着做。”字国瑞无可奈何。
（红塔人都觉得不公平，但实际上，这很公平。
企业是老板的，他愿意扶持谁，愿意倾向谁，自有他自己的考虑。赚的钱都是老板的，向哪些方面投决定权在他手里。老板考虑的是整体利益，他不光只有一个红塔。
至于官员只顾眼前政绩这些现象，正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也是天经地义，叫屈也没用。
照此下去，“老板”可能要亏本，甚至可能要破产，这倒是一个大问题，应该适时地提醒一下，建议一下。
但是，即便“老板”撑不下去了，又能怎样呢？他只好卖掉一些企业，转手一些企业，而这样正好给诸如褚时健、字国瑞这样的企业经营人才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老板”的阴影下，唉声叹气者，怨天尤人者，满脸不平者，都面临着掉进陷阱的危险。）
据说，褚时健现在狱中管理着监狱的阅览室，住着两人一间的小屋。不知他现在的心情是否平静了。
他应该明白，不管外面有多少人在为他惋惜，为他叫冤，也不管他曾经多么地叱咤风云，他掉进了陷阱，他就是活该。
所以，人们要特别小心那个光辉的陷阱。
文章评论:光辉的陷阱——储时健心态分析 - ysmz - 2002-01-30 12:31:41
：） 不错呀，出师了，老弟果然聪明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