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68 次) 时间：2002-01-27 13:30:17 来源：俊良●季风 (wxm) 转载
在未来8到10年内，中国IT产业面对的挑战将由下列两项基本事实构成：（1）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形势下，信息技术产业的主要需求部门——电信业和金融业，都以超过50%的幅度缩减了对信息技术设备和服务的需求。目前我们还很难判断，究竟是1995年到1999年期间把全球经济推上顶峰的“互联网泡沫”导致了这次经济衰退，还是1960年到1980年期间“石油危机”触发的能源结构转型与微电子技术基础上的长期经济增长自身的周期性导致了目前的衰退。如果前一判断正确，那么目前的经济衰退将是“短期调整”；如果后一判断正确，则目前的衰退将成为长度约为50年的“库兹涅兹周期”萧条阶段的开始，它意味着全球经济在未来10年内将经历“下降阶段”。当然，我在一系列文章里列举过的那些理由让我更相信前一判断的正确性（参阅《互联网风潮三年祭》，《IT经理世界》2001年第22期）；（2）中国的“知识劳动力”与发达国家相比仍保持着巨大的比较优势。例如，一名工科硕士在国内IT产业的平均年收入大约为20万元人民币，但在美国，这个数字约为6万美元（包括医疗和社会保险）。
这两项基本事实首先意味着中国IT产业确实有可能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环境内维持“一枝独秀”的局面，其次，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和技术变迁，我们目前保持着的人力资源比较优势很可能“转瞬即逝”。更何况，任何“比较优势”都只是潜在的优势，它要求有相应的体制变革，把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
附图所示的下倾边际成本曲线（MC）和需求直线（D）可以概括一个典型的信息技术（即具有“收益递增”效应的）企业所面对的基本经济学问题。在这张图里，从单调下倾的需求可以导出单调下倾的边际收入（MR）。在最简单的“利润最大化”假设下，图示的企业将获得三个均衡点，即满足均衡条件“MR＝MC”的点：（1）产出为“0”，即“原点”均衡，这一均衡实现的条件是它附近任何大于零的产出都导致“MRMC”，企业倾向于扩张生产规模，这导致产出量进一步从“Q1”偏离；（3）产出为“Q2”，价格为“P2”。类似地，扰动检验表明这是一个稳定的均衡点。
在长期视角下，任何一个信息技术企业都面临这样一个基本的“收益递增”经济学问题：要么不生产（原点均衡），要么寻找动力从原点均衡跳跃到大规模生产的稳定均衡点“Q2”。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因为任何试图停留在小规模生产水平上的企业都将遇到来自非稳均衡点“Q1”的排斥力量，这力量要么就把利润最大化的产出量推回到原点（如果产出的规模小于“Q1”），要么就把产出量推到“Q2”（如果产出的规模超过“Q1”）。如果企业获得能力越过了非稳均衡“Q1”，到达了稳定均衡“Q2”，那么它的利润额将是市场价格P2与平均成本AC的差。从附图不难判断，在稳定均衡点“Q2”处，AC曲线虽然位于MC曲线的上方，但大致已经处于需求曲线D的下方了，这意味着单位产出的利润额大于零，从而企业生产是“可持续的”。
中国IT企业在全球经济衰退大格局内出路何在？显然，这里的基本经济学问题并没有改变，仍然是寻求有效途径从原点均衡“0”过渡到大规模产出的稳定均衡“Q2”。这样问题被附图所示的原理转化为：“存在何种途径让企业过渡到Q2？”为简明起见，我在下面将分别讨论开发国际市场的难点和开发国内市场的难点。
国际市场开发的原则看上去比较简单：基于10倍以上的工资差别，寻求技术的和制度的途径，把中国IT产业在软件和硬件方面占据比较优势的知识劳动以商品和劳务的方式出口到欧美市场上去。
对企业创新周期和成熟市场经济专利统计的研究表明，越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企业创新的压力越大，创新的成果也越多。因此，目前硅谷的高级研发人员的失业率极低，甚至出现企业之间争夺关键研发人员的现象。如果国内企业只能够在经济周期的高潮创造利润，那么这利润的根基和来源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很值得怀疑的。
阻碍我们打入欧美国际市场的因素有3类：（1）经济的。国内企业家要深入调查西方市场的需求结构，例如在应用软件方面的需求结构，在应用系统芯片和应用集成电路方面的需求结构。这里“需求结构”未必是已经存在的结构。恰恰相反，优秀的企业家总是比别人先看到潜在的有利可图的需求结构。企业家的“创新能力”绝不是从已经存在的市场里获取利润的能力，后者被叫做“管理能力”。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是把潜在需求转化为真实需求从而获取利润的能力；（2）政治的。西方社会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将迫使西方各国对发展中国家制订更加宽松的移民法和提供更加自由的劳务贸易环境。目前，中国IT产业已经享有高达90％的对外经济依存度（按行业进出口总额对行业总产值的比例计算）。这一方面意味着我国IT产业的景气周期高度依赖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的周期波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的信息技术产业从知识商品贸易向知识劳务贸易的转型将比其他部门更顺利；（3）文化的。包括语言的障碍。在这方面，英语能力普遍较高的印度软件业或许享有比中国软件业更有利的知识劳务贸易条件。任何语言问题都涉及到更加本体性的不同社会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方式的问题，从而形成市场开发的深层障碍。在经济发展史上，不仅西方企业长期抱怨日本政府的保护政策使日本市场的“穿透率”太低，而且日本企业，尤其是汽车制造厂商，没有面对美国政府对美国汽车市场的保护，仍然要用20年时间才基本实现了日本企业在美国的“本地化”生产。
收益递增企业面对的基本经济学问题
当我们把视角从西方成熟市场移回到国内市场时，马上会意识到这里存在的更细致也更复杂的“市场开发”问题。
正如这份调查报告所表明的，至少对“中期”而言，国内以金融和电信为两大主业的对信息技术的硬件需求将保持与固定资产折旧率（约为10％）相应的规模。用技术进步的术语表达，就是说“跳跃性的技术进步”──以个人电脑为普及基础的技术进步，从1980年代到今天，已经告一段落。下一个跳跃性技术进步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如果我们不打算愚蠢地等待下一轮跳跃性技术进步的出现，那么，我们的企业家要干些什么呢？
根本的出路还在于自己，首先问自己：（1）你的创新能力在哪里？（2）你是否对中国社会有足够深入的理解？其次，基于你的创新能力和你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潜在市场？你看到的潜在市场能够支持多大的生产规模？这生产规模是否足以让你跳跃到非稳定均衡“Q1”并进而达到稳定的规模生产“Q2”？
在我们的经历中，市场经济里永远最缺乏的资源不是“钱”，而是“人”；其次，什么样的制度造就什么样的人；第三，惟有基于本土的知识，才有可能创立本土的制度；惟有本土的制度，才是可行的制度；惟有在可行的制度下，才有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和真实的市场经济。
于是，恰恰在IT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刻，我们发现了“自我价值”，我们中国本土知识的“价值”；或许，和我们同时发现这本土知识所蕴涵的巨大商业价值的，还有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纷纷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公司老板们，只不过他们更愿意用悄悄收购的办法来实现我们的价值。
不论是应用软件还是应用硬件，对“连续性技术进步”而言，千百万人在他们日常的工作中改进效率的努力构成技术进步的主流。注意，从知识论角度看，这样的技术进步与上面讨论的“跳跃性技术进步”之间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在这里，技术知识是离散的，是根据用户的具体需要“量身定制”的，是分布在千百万日常劳动者头脑里的，从而它要求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人员深入到千百万个用户的身边，它要求“服务导向”的信息技术进步。
更具体的研发策略必定依赖于技术研发人员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需求的了解。例如，在目前政策环境下，一家民办医院宁愿在公共关系（从公立医院“挖”到更多的“公费”患者）方面投入比管理信息化更多的资金。但是，在即将引进的更加鼓励自由竞争的政策环境中，民办医院将获得强烈得多的加强医药管理和管理信息化的动机。因为，糟糕的管理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和对医院的灾难性惩罚。又例如，在即将引进的更加鼓励自由竞争的电信市场环境里，垄断利润将逐渐被服务导向的技术进步利润所取代，而激烈竞争所引发的“成本最小化”企业冲动，将产生足够大的对信道分配和容量交易及其管理的信息技术的需求。再例如，金融开放的政策将在三年内强化目前已经很激烈的资本市场竞争。在更加激烈的竞争环境中，股票交易、债券发行、基金管理、保险公司，都将对专有于各自特殊业务操作的软件和硬件产生巨大需求。事实上，现代服务业的三个主要部门：医疗、金融、教育，在竞争体制下，正如同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已经表明的那样，都会产生对信息技术的巨大需求。
上面的分析说明，在决定信息技术长期发展的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仍是体制变革。一个普遍缺乏服务精神的企业群体，它对信息技术的需求将永远停留在肤浅的、装饰性的硬件层次上，这让我们很容易想起改革开放初期国家各部委攀比建立的“计算中心”里摆放的一群“8位机”那副闲散平庸的样子。
另一方面，服务导向的技术进步，其速度依赖于产业结构和信息服务业自身的扩展方式。香港的移动通信市场，从香港电信颁发第一张牌照到今天，不过10年历史。但那是自下而上的需求所创造的历史，其迅猛扩张的程度为世界瞩目，其绩效居世界之首，直到今天，在欧美市场上仍可见到类似香港人说的“天地线”那样灵活的个人通讯组合。
服务导向的困难之处在于它不仅要求企业家具有同等强烈的创新精神，并且，它还要求企业家具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合作精神。而服务导向的技术进步对IT企业的第三个要求是积累丰富的“局部知识（local knowledge）”——局部需求结构、局部法律政治、局部文化社会，一切局部的知识构成真实知识的一部分，任何超越局部的知识，都是抽象的、书本的、外来的、需要在特定局部获得确证的知识。
局部知识的积累要求企业专注于单一方向上的深入扩张，从而在整体上更加依赖于分工与合作的协调机制。如果社会分工的协调机制停滞在旧有的分工水平上，那么新的企业分工和专业化活动就要支付相当昂贵的协调费用。在降低分工的协调费用的各种制度中，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巴罗最近撰文指出，“法治”与“开放”是两项最重要的制度建设。其中“开放程度指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次于“固定资产投资”。对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至关重要的另一项制度是国家知识产权政策。毫不夸张地说，自从“微软”起诉国内厂商盗版以后，“对知识产权应当保护到什么程度？”这一议题已经成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必须严肃面对的一个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发展议题了。更何况，跨国公司在生物和医药领域向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性质相同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这样，当我们仔细讨论了开发国内信息技术市场的各种议题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比单纯经济周期波动严峻得多，技术的、制度的、法律的、文化的，长期的和近期的。
但是，毕竟，我们的信息技术产业享有便宜十倍以上的知识劳动资源。我们的文化和人力资源已经在硅谷和新泽西构成了跨国公司光纤通讯和生物技术研发力量的一个重要部分；我们生产着全世界相当比重的电子产品；我们的经济发展享有“后发优势”；我们拥有大国的市场潜力和对外商的诱惑；我们的体制变革速度恰好避免了亚洲金融危机；我们在今天普遍衰退的各国经济中仍然保持了增长速度，并由此吸引到了更多的外资直接投资；我们有20年制度创新和市场开发的本土知识，这些知识已经储备在我们遍及全国甚至世界的营销网络中了；我们已经培养了一大批技术骨干和企业家；我们已经建立了初步的法治和产权基础。
一句话，我们没有理由悲观。我们的任务是，回到那张附图，寻求技术的和制度的途径，从稳定的原点均衡跳跃到规模产量的稳定均衡。这一跳跃，在下一轮“跳跃性技术进步”到来之前，在“连续性技术进步”的阶段，要求我们的信息技术企业及其研发部门从上一阶段的“研发带动市场开发”和“研发与市场并重”，转换到“服务导向的研发”模式，这一技术进步模式也叫做“日本模式”。向日本学习，向印度学习，向我们自己学习，走出家门，向世界各地一切本土的知识传统学习。这就是我们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