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452 次) 时间：2002-01-22 23:48:31 来源：肖春江 (酒) 原创-IT
皮卓丁逐进“深水区”
现任Adobe中国区总经理皮卓丁，是目前唯一一位在IT跨国公司中国区任最高职位的非海归派职业经理人。
“离开联想，是因为我的理念与联想不和，”皮卓丁说。
“离开Lotus，是因为我感觉Lotus的工作已没有挑战，”皮卓丁说。
“选择Adobe，是因为我喜欢Adobe的做事风格，”皮卓丁说。
这些从一个企业迁移到另一个企业的理由，是皮卓丁自己的主观动机；从皮卓丁每换一个新岗位所面临的市场情况来说，则是一个比一个紧张：销售联想汉卡，联想汉卡虽正在走下坡路，所幸还是市场主流；销售Notes，已是面对强大微软，且几乎白手起家；待到销售Photoshop等Adobe产品，便是深入盗版泥潭了。皮卓丁一步一步地走向销售环境不良的“深水区”。
在联想初做销售
1992年7月，美国希望通过恢复中美民间文化交流来消除“六四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皮卓丁由于在联想工作出色，被选为科技界仅有的三名代表之一，随在刘晓庆和姜文等电影明星后访美。8月，柳传志对刚从美国回来的皮说：
“联想要成立一个汉卡事业部，让它自己去航行，为公司创收。事业部总经理由你担任，你做不做？”
卖联想汉卡
汉卡事业部是联想的第一个事业部。这之前，柳传志在联想运行 “大船理论”，即整个企业要紧紧结构为一条大船，如此能抵御商海风浪。但是，大船稳，却调头难，在应对市场变化方面欠灵活。联想希望突破这个管理上的坎，决定在“大船管理”的前提下做一些轻便快捷的小舢板出来。汉卡是联想当时最成熟的产品，由其组成小舢板性质的事业部，首当其冲。
“可以，”皮卓丁回答。汉卡事业部实际上的职责，就是销售汉卡。程序员皮卓丁根本没做过销售。柳传志提醒：“要牵这个头，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再碰那个软件，不再去做研发，只卖这个东西，你能不能做到？如果做不到，你还是当你的研发中心副主任好了。”
“没问题”，皮卓丁想，联想汉卡的这个软件是自己开发的，让别人去卖，自己显然心有不甘。
皮是在被北大新技术开发中心（方正前身）婉拒门外后，于1990年4月来到联想的。前期工作是帮助联想总工程师倪光南开发联想汉卡里的排版系统。很快，皮卓丁成为联想研发中心副主任。随着这一年9月联想汉卡排版系统第一个版本——联想DTP推出，皮卓丁正式走进柳传志的视线。
皮总走马上任，组建队伍。其时的联想汉卡，正从鼎盛向下坡路走，市场被金山汉卡、晓军汉卡等众多汉卡抢蚀，联想的工作重点也已开始转向PC。但是联想汉卡仍是一个非常赚钱的拳头产品，在市场上也较同类有优势，轻易放弃不合适。
依柳传志逐渐放手的做事风格，最初，汉卡事业部没有完整的销售能力，皮卓丁小组的权力是只能将汉卡销售给内部，再由内部销给客户。但皮的业绩还是非常好地显现出来，通过半年的努力，他把原来每年7000-8000套的销量改写为 21000套。这使得在1993年重组时，汉卡事业部获得了完全的销售权利，全部的销售队伍都划到此卓丁的指挥棒底下。
“我的团队最多时达到40多人，最好的业绩是一年销售25000套，”皮卓丁回忆。
与联想理念冲突
1994年，微软Windows在中国已凸显势头，这使得基于DOS下的汉卡市场从整体上开始走向衰落。到1995年，汉卡这个特殊时段的产物，基本退出江湖。联想在1994年已着手做一个叫做联想Office的产品，目的是挽留当时还有一定势力的Dos用户，抢夺一部分Dos市场。但是，1995年4月联想Office上市后，前两个月卖得还可以，到了7月，就难以为继了。
“现在看来，想通过做联想Office保住DOS市场，是一种没有远见的决定，”皮说。由于产品决策的失误，销售无法解决，联想汉卡事业部这时也被迫改名为软件事业部。
在皮卓丁销售折戟时，柳传志与倪光南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皮卓丁被糊里糊涂地划为倪派。接下来又发生了两件事件，直接把皮卓丁这位销售能手送出了联想。
其一，皮卓丁的几个手下在上班时间去考驾照。皮卓丁只是对当事人进行了简单提醒，而没做严肃处理。
其二，广告事件。皮卓丁为联想Office制订了一个五十万元的广告计划，但是在公司审计时候，有人对营业额很少的联想Office为什么要做50万这么大的广告计划提出质疑。皮卓丁却理直气壮地告诉对方，销售汉卡时他们每年为公司上交600-700万的利润，现在花50万应该不算多。质疑者又对皮是否有这么大的资金支配权提出疑问，皮虽表示此事曾得到上司同意，但对方难以确认。
皮被以对下属疏于管理的理由撤职。事先，皮已先得风声，迅速在Lotus找了份工作。当柳传志最后出面找到皮卓丁试图挽留时，皮是揣着Lotus的确认函，抱着最后一丝留在联想的愿望出现在总裁办公室里的。谈话不是很投机，皮发现在管理理念上与柳有出入，去意已决。
Lotus拳脚尽施
联想的经历使皮卓丁由技术人员转行为销售人员，并发现在了自己在销售方面的潜能，这改变了皮的命运。1995年8月，皮卓丁加入了Lotus，坐了一名渠道经理、市场经理双兼的职位。
借势政府公关
当时Lotus 的办公系统Notes基本上还没有在中国销售，公司在中国只有几十万美元的销售额。实际上，此刻在国际范围内也还没有将OA与Lotus notes、Lotus Domino联系起来，大家想的都是workflow、ccmail这些产品。不过，一旦Lotus在中国行动起来，其在中国的竞争对手还是很多，微软、HP、Novell，皆在其列。
皮卓丁计划Lotus产品的销售，一定要与政府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他抓住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此时，国家电子部正在做一个关于OA的体系，皮卓丁在Lotus出的第一招就是与国家电子部沟通。
“我们有一个OA的新产品。电子部能不能与Lotus联手，把政府有关部门和相关企业邀请来，通过新产品技术研讨会的形式，大家一起讨论OA未来发展的模式？”皮问。
“我们也正在想怎样推广OA，”电子部回应，双方达成协议。
结果，由国家电子部发邀请函，邀请了国家各政府部门信息中心的主管人员和银行、邮政等行业用户代表200多人。皮卓丁则在如何在会上推广Notes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在国外案例方面，皮请了一位菲律宾的Notes用户来做现身说法；国内案例方面，皮请了海口市一个区政府的信息部门主任（这位主任以前在德国工作时就用Notes，回国后也一直用）和一位上海的早期Notes用户来讲亲身体会。
“这次新技术研讨会上，我们的产品就引起了各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皮卓丁说：“研讨会是一个契机，创造了一个政府部门了解Lotus产品的舞台。”
出任Lotus中国区总经理
1996年中，Lotus中国区总经理周盛南跳槽。当时Lotus亚太区副总裁的候选人陈财兴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业绩能够迅速上升，而能实现这样目标的市场就是中国，于是便从Lotus南亚主管的位置上主动要求到中国临时接任中国区总经理一职。陈财兴在中国不会待很长时间，他要挑选中国区的接班人。而当周盛南离开Lotus时，曾面向陈财兴推荐了皮卓丁。
陈约见皮卓丁。前者汉语别别扭扭，后者英语结结巴巴，双方半中半洋地交流起来。皮卓丁给了陈财兴一个Lotus中国区销售蓝图：中国有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46个单列市、两千多个县这样一个树状结构市场。如果Lotus今年把中央各部委的单子吃下，通过高层攻关，向下一部署的，由部委到省，由省及县，市场是以指数级向上翻的。
“当时我就给他定了一个销售塔的概念，1：3：8。假设1996年市场是1，1997年就是3，1998年就是8，”皮卓丁说。本来这个塔形结构应该是1：4：16，考虑到现实操作不会是理想状态，皮打了折扣。
陈财兴很吃惊。当场对皮说：“在我心目中，你已经是中国区总经理了。但是，你应该把英语练好。”
“英语是小意思。我正在上口语补习班。我现在的希望是你能把广州也划给中国区管辖。这样，才便于整个中国区全盘运作，”皮回答。
1996年10月，皮卓丁操着流利的英语出任Lotus 中国区总经理。
较量微软
因为各政府和行业部门还要对Notes研究研究，才决定是否购买，1995 年那次新技术研讨会所起到的推销作用， 1996年下半年才显现出来。这个时候，Lotus逐渐接来了中国银行、中国工商行一些大的订单。当然，在迎接大客户纷沓而至 的1997年之前，皮卓丁还要与竞争对手进行市场上的肉搏。生意兴隆并不仅是由于研讨会的推广功劳，开辟或者抢占市场份额，必然要与竞争对手进行恶斗。
“Notes的最大对手，就是微软的Exchange，”皮卓丁说：“我们跟它简直就是势不两立， 几乎每一单都跟它打。”微软当时没有把Exchange当作主要产品，只是用一个部门在销售这个产品，其推广力度远不及Windows和Office，但是鉴于微软在其他产品上的强势，皮卓丁须用整个团队与微软的这个部门打，以取必胜。因为，Exchange输了，微软伤不了什么筋骨；而Lotus输了Notes，则有性命之忧。
皮卓丁对微软采取“打麻将”策略：盯着上家，看着下家。 “第一，我们不能留任何一个空子让微软去钻；第二，微软既是我们的上家，又是我们的下家，它打出的每一张牌，我们都有监视；它的每一个客户也都要监视；它的每一个客户，哪怕它已经谈得差不多的客户，我们也要碰一碰。而我们已经拿下来的客户，就绝对不能让它来碰；我们还没有拿下来的客户，它要是有拿下的可能，我们就想办法阻止，使事情拖下来。只要一拖下来，我们就有机会。”
在万一丢了单子的时候，皮卓丁就采取“孤立”的办法来应对局面。孤立，就是不让这种形势再扩散；同时树立自己的典型，想办法夺回阵地。一次黑龙江省邮电局一个部门先买了Exchange做试点，准备在全系统推广Exchange，皮卓丁赶紧把Notes的用户广东省邮电局拉了出来，拿广东邮电的Notes与Exchange 做比较，给其他省的邮电局看，突出Notes优点，打击Exchange弱处，斩断Exchange 漫延的可能。“邮电系统我们几乎都顶住了，让微软只有这一家。试点就试点吧，因为它只有一家，在跟别的邮电局沟通时就会出现兼容问题，最终只好转向Notes 。”1997年， Lotus的营业额增长了6倍，业务铺到了省一级。皮卓丁意气发，已势不可挡。
Adobe盗版难耐
1999年3月， Adobe做Illustutor8.0产品发布时，皮卓丁尝到了他来到Adobe的第一个下马威。“这与我以前见过的所有产品发布会都不同。在联想和Lotus发布新品时，客户都很认真地听，然后向我们索取一些资料、测试版，希望进一步了解新产品。而在这次发布会上，几乎所有客户都理直气壮地说‘我们都在用呢’，来参加会就是想问专家一些问题，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当时参加发布会的有200多家广告公司，只有一个客户说买过软件。大家根本没有Adobe Illustutor还需要花钱买的概念。”
皮卓丁震撼。他已意识到，在如此无所顾及的盗版用户面前，自己在担任Adobe中国区总经理之初所订的三年规划，极有可能泡汤。
为Adobe亚洲区老板分析中国市场
1998年10月15日，皮卓丁正式走上Adobe中国区总经理的位子。皮是应猎头公司第二次相邀才做出这个举动的。1997年，皮卓丁在Lotus的业绩如日中天时，猎头公司就曾拉他加盟Adobe出任大中国区经理，皮卓丁没有动摇。1998年8月，这家猎头公司又找到皮卓丁。
“Adobe刚刚在北京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希望你能做中国区的总经理，”猎头公司表示，这是专门为皮卓丁量身定做了一个职位。
“我正在做第三届Lotus展览，这是一年一度最重要的展会，”皮卓丁觉得这时跳槽不太合适。
“Adobe公司分管亚洲区的老板杨正好要到北京来，建议你去见一面，先沟通一下，然后再做决定，”猎头说。
见一面还是可以。皮卓丁在王府饭店见到了严肃的杨。没有什么寒暄，杨上来就问：“如果你当中国区总经理，会怎么做？”
皮对Adobe 比较了解。他的专业就是排版，毕业论文是写关于Adobe发家之宝的Postscript对中国印刷业未来影响的话题；此外，1992那次美国之行，皮卓丁参观了Adobe。
因此，皮的回答给了杨很好的印象。按照Adobe聘人的习惯，人事部的老板、将来负责的老板以及今后合作的同事都要与应聘者沟通，然后将几种意见都综合起来，才做取舍。但是杨如同Lotus的陈财兴一样，当场就表示准备选择皮卓丁做Adobe中国区总经理。
皮卓丁很喜欢喜欢这种直接了当和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同时考虑到自己在Lotus已取得的营业额翻6倍的业绩决定了自己在Lotus的未来已经没有太大的挑战，心动了。
“离开Lotus，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收入。在Lotus我是被当做本土的员工对待，业绩有目共睹，但收入却比国外来的经理人少许多，只有他们的几分之一。我也就这个问题与老板沟通过几次，但成效并不大。这让人觉得很不公平。而Adobe完全按国际职位给付，把我当成国际化的人才来聘用，没有任何歧视，这让我感觉很舒服，”皮卓丁说。
皮怕自己后悔，迅速地在1998年9月与Adobe签了约，然后与Lotus 打招呼。由于在Lotus 有一定的交接工作，一个月后，皮正式出现在Adobe 。
“上海年华”案
在皮上任前后，用户最常用的Adobe产品Photoshop 、Illustutor、PageMaker的中文版都开始发布，皮认为这正是Adobe做市场的好时候。基于这种判断，他为Adobe 中国制定了一个乐观的三年规划：3年内，将现有的4人团队发展到11-15人的规模。
但是，三年后的2001年，Adobe 中国却只有5个人。而在2000年，公司裁员曾由最多时的6个人裁到了3个人。“当时，我的判断有些不确切。首先，对盗版势力估计不足。我认为做好价格、渠道、服务几方面的事情，盗版问题就会得到解决。其次，受到在Lotus时的成绩的影响， Adobe三年目标参照了Lotus的标准。1998年Adobe与Lotus全球的营业额是持平的，接近10亿美元，但Adobe全球的员工才2500人，Lotus则要8000多人。而且Adobe的用户群也要比Lotus广，国内有非常多的广告、出版、设计单位在应用Adobe软件，只要他们中的几分之一购买我们的软件，参照Lotus的标准，我还认为目标已经是很低了。”
从1999年7月开始，皮的工作重点转移到打击盗版上。两个月前，微软在反盗版领域发动了“北京亚都案”， 引发当时媒体对权利人而不是盗用者声讨，使得皮卓丁不得不做的反盗版工作进行得小心翼翼，特别是对最终用户层的追查。Adobe仍然在推广新产品上投入很大的力量，而打击盗版的出发点停留在杀鸡给猴看的心理上。皮希望更多的人通过Adobe打盗版的实例，得到用盗版软件不可行的感觉。
1999年8月24日，Adobe的反盗版调查人员以消费者身份到上海年华电脑公司取证，同时取证的还有北京的一家经销商。调查人员购买了装有盗版Adobe软件的机器，作为证据将上海年华送上了法庭。软件序列号是定论盗版与否的关键，法庭上，皮卓丁想把软件序列号、刻录光盘、软件程序代码、复制这些名词编排成逻辑推理来说明上海年华使用的Adobe软件序列号有问题，但法官提醒皮：逻辑推理不适用于法庭，打官司要有真凭实据。“可什么是软件的真凭实据？”皮想。2000年7月4日，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上海华年盗版，但是上海年华不服,上诉。 2001年4月16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Adobe获赔15万人民币。这些钱，连取证费和律师费都不够。但是，上海年华公司仍以关门的手段来逃付。
“一个小小的反盗版案，不仅历时一年零九个月，我们还得不到赔款。最令人气愤的是，倒闭的上海年华又在原址新开了一家公司，还注明“原年华电脑公司，”皮卓丁理解了为什么国内的软件厂商不敢打官司———打不起：拖的时间长、花的经精力，打赢了也没有太大用处。
干脆，同时取证的那家北京企业，掏5万元私了算了。
打最终用户盗版
但是，气馁也只能是一时，盗版猖狂得只能让皮卓丁继续打下去。“当时我们搞了一个调查，所有的客户都说买机器时就已经预装了Adobe软件——显然是盗版。我们天真地认为只要把预装这条线堵住了，就会没有盗版了。在我们将这条渠道堵死后，发觉根本不管用，最终用户手中已经有了Adobe的软件，他们非常容易就能将软件复制在另一台机器上，这时我们就将打盗版的重点转移到打客户身上。”
国家版权局版权司副司长许超的一次讲话，让皮卓丁找到了打击最终用户盗版的依据。许超说，软件安装的过程就是复制的过程，最终用户也要承担复制盗版的责任。皮卓丁拿着这句话，开展了新一轮的针对最终用户的打盗行动。这一次，突破口选在广州的广告业。广告公司离不开图形、图像处理、设计，基本上都会使用Adobe产品。 2000年7、8月份，Adobe通过广州的工商部门在广州广告界查处盗版。
“才查了三、四家，就惊醒了他们。盗版用户马上组织起来对抗我们。其中有个被打的公司找我们谈，说可以组织广州的广告公司联合购买正版软件，但要求Adobe给一个相对低的价格。这样一来，我也就一口答应下来，但结果是，其它的盗版用户说这个公司是又当贼又当警察，都不信任这家公司。同时，我们还惹恼了广州的一家经销商，在我们组织与盗版用户的协商座谈会时，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怎样对抗Adobe的会。”
皮卓丁知道这个反Adobe的会后，就直接找到经销商，让他们与Adobe一起反盗版，否则决不手软。后来，在经销商的撮合下，又开了一个“广州4A”正版座谈会。“广州4A”是广州广告公司的行会组织，包括广州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广告公司，总共有23家企业，都是Photoshop的盗用者。当时，座谈会的招集人代表23家企业对皮卓丁承诺：如果Adobe的软件价格能够降下来，他们保证广州的23家客户购买500套Adobe产品。
“我觉得这个办法还是不错，并且我还鼓励他，如果‘广州4A’所买产品增加到1000套，会给一个更优惠的价格，”皮卓丁又上来了温文尔雅。
等到皮卓丁把价格降了下来，“广州4A”却否定了招集人购买500套正版的承诺——–他们给出了一个让皮卓丁眼镜掉到地下好几次的数量：23套，一家一套。
“虽然他们没有达到要求，但我认为招集人还是做了努力，就仍以这个低价卖给了他23套软件，”皮卓丁说。
“但是，我还说，在这种情况下，不查处是不可能了，太没有诚意了，”皮说。目前，这场对付“广州4A”的反盗版活动正在高潮之中，且Adobe的反盗版活动已经在全国范围铺开。“已经查了无数家了，什么面子也不用留。”
专设反盗版经销商
在打击盗版的过程中，皮卓丁也一直想通过正面宣传以及制定优惠的软件价格，吸引更多的正版软件用户。一段时间里，Adobe将产品的价格降到了原来的一半，但销售的事实却让皮卓丁啼笑皆非：降到半价的结果是Adobe产品销量增加了一倍——也就是说，营业额正好与原价销售时持平——这等于花了许多的人力物力，却白干了。看来如果没有其它的辅助手段，而只是从正面去引导用户，不是很灵。皮卓丁不得不逐渐将产品价格调回去，现已经恢复到了原价的75%。
不久前，皮卓丁对Adobe中国区的销售渠道也进行了改革，专门设置反盗版的经销商，皮把反盗版的经销商放在了与其总代理商同等待遇上，以这种超常的举动表明自己将打盗进行到底的决心。
“刚开始，我们是铺渠道，只要是愿意加盟Adobe的就吸收。最多时，经销商有100多家，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渠道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普通经销商，一个是总代理商。原来总代有5家，由于Adobe目前在国内的销售额不是很大，由5家总代理来分销，大家都吃不饱，现在变为2家。普通经销商层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专做反盗版的，在几个重点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沈阳、成都和重庆，选择了反盗版先锋来帮我们。另一种就是简单卖Adobe产品的经销商。我们会与总代和专做反盗版的经销商紧密配合，”皮介绍。
几年来，Adobe在反盗版方面的投入了数以以百万计的资金，但到目前为止，Adobe中国区还是处于亏损状态。就连大名鼎鼎的Photoshop，皮卓丁总共也没卖到1万套，其正版率不足1%。Adobe总部对中国区的业绩还算沉得住气，因为都知道中国目前的状况。香港、韩国、马来西亚等亚洲地区严打盗版之后，Adobe的产品在当地的营业额增长非常快，所以Adobe总部有信心，只要中国政府增大打盗力度，Adobe营收也不成问题。
“去年的裁人，迫使我把精力完全放在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打盗版；第二个是做大客户，针对企业级客户推广Acrobat产品；第三方面就是OEM，但现在OEM也不好做，还是基于盗版。软件没有价值这种观念，在人们心理已经很深入了，越来越多的厂商宁愿绑一个小的可移动硬盘，也不愿捆一个软件，因为厂商在无法说服用户的情况下，也不敢装。今年我们又鼓起勇气做OEM，一来是加入WTO；二来政府也发通知要用正版软件，软件的价值逐渐被人认同”。
皮卓丁提到的Acrobat软件，与原来Adobe产品面向的对象不同。Acrobat主要面对的是企业级用户，这样盗版率会小一些。皮卓丁也寄销售希望于斯，“现在在国内推广Acrobat软件产品，算是恢复了正常的营业。”目前，皮正在开展基于Acrobat 的渠道建设。“这样，我们在选择代理的时候就会以系统集成商、增值开发商为主，因为要把我们的这种解决方案集成到他们的大的解决方案中去。从今年7、8月份开始，就逐渐建立起这样一个渠道，现在，已经有20、30家左右，其中有5、6家已经做出了应用。我们可能在12月份会与这些伙伴一起开一个大会，”皮卓丁说，“组织一批人，而不是打盗版，是我比较擅长的，也是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
采访手记：
影响皮卓丁的三个人
第一次见到上皮卓丁，是1999年下半年的一个软件研讨会上，皮坐在主席台上，说了说方正排版系统所面临的危机，我就一直记着这个题，想采访一下皮卓丁。但是由于工作兴趣和工作计划方面的原因，这个选题就压在了兜里。今年，我突然对市场营销报道有了兴致，就又想到采访皮卓丁。2001年年底，我见到了皮。
“这实际上是一个走标准道路和不走标准道路的问题。现在软件开发流行的是一种标准的、开放的模式。在开放、标准基础之上做这些软件，都是标准件，都兼容，你不会再去担心其它配套设备的选择是必须用哪种而哪些不能用。但方正排版走了一个比较独特的道路，就是从前端到后端都是自己的。”皮说。皮认为封闭可能是方正排版的一种潜在危险。事实上，在报纸排版领域，Adobe已有了与方正叫板的产品，而这种产品正是基于标准与开放之上。
但是，皮卓丁并不想深谈这方面的话题。我们就转来转去的绕到了对皮卓丁有影响的业界人物身上。看样子，皮卓丁很喜欢说这些事情，他想了想，说出了对他最有影响的三个人——王选、柳传志和陈财兴。
“王选是我的研士研究生导师，对我的影响有两方面。第一是他带我进入了学术领域。他并不是老学究式的人物，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培养出来的人也不是那种学究味特浓的，而是兼顾了社交与学术两方面；第二方面是他做事认真严谨的态度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举个例子，他曾为芯片写微程序。这种工作，没有什么工具，只能一步一步地做，错误率越少，成功率就越高，他的错误率是千分之三，而世界上最好的程序设计人员的错误率为千分之二。”
“柳传志对我的影响可能更大些，他对大局的洞察力非常强，这在世界都很少见，全盘控制能力强，他处理任何一件事情都会放在大环境中看，这对我的思维方式有很大影响，我后来做事情遇到困难时，会跳出事件的本身来看待。”
“陈财兴对我进入全新的国际环境起了决定性作用。帮助我打开了一扇通往世界的大门，他手把手地教给我应该如何应付突发事件。现在他告诉我的一些原则我还牢记在心。比如，20/80原则告诉我们怎样合理配制时间；时间如流水，人处理问题时，如果不计划，任何事情都会花任意长的时间；一个习惯被褒奖后，就会被重复，等等。
我注意地听着，与皮一聊就是三个小时，皮一口水都未喝，我真的有些不忍了。我有点硬行地结束了采访。几天后，皮的人打过电话，说由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那篇关于皮与柳传志的文章，皮都把手下训哭了。我心里抱歉。一个月后，我又在另外一个场合见到皮，我向他说起那篇稿子的事，皮迅速地挥手，说：“没事、没事，关键是怕老柳看见不高兴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