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53 次) 时间：2001-12-27 14:14:20 来源：李爱明 (李爱明) 原创-IT
中华工商时报 李爱明
结束（其实应当是中止）艾滋病系列报道的时候，报社的一些同事开始和我开些善意的玩笑，叫我“艾滋病专家”。我清楚，之所以被笑称为“专家”，一是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病，听起来它常常与性有关；二是相比而言，我比他们可能要多一些有关艾滋病的常识。这种常识的获得，并非因为别的，完全是因为我做了这个选题。如果没有这次采访，我将和从前一样，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
这正是艾滋病的可怕之处，更是我们的可怕之处。这种可怕之处至少体现在两方面：在这种致命的疾病已经严重威胁大众健康时，我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觉得它离自己遥远得几乎不可能，因而麻痹大意，甚至无视其存在；另一些人则因为根本不了解这种疾病而对那些已经身遭不幸的艾滋病群体无限恐惧、歧视乃至孤绝。更多的时候，往往是两者兼而有之。
如果报道能使这种状况得到哪怕一丁点改变，我都会很知足了。
回想起来，当初在医院能采访到那八位艾滋病感染者纯粹是一种偶然。那是一些纯朴得不能再纯朴的农民。卖血曾经让他们盖起了瓦房，娶来了媳妇，甚至富裕起来，而代价却是陷入死亡的深渊。那些孤独而无助的眼神至今还时常在我眼前晃动，叩击着心灵。
而在湖北宜昌碰见的感染者小李让我更加理解这种疾病的残酷。对他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如果有一支枪时刻顶着你的脑袋，而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抠扳机，你会有什么感觉？顿了一顿，他叹了口气说，你们不知道的，你们根本难以想象的。是的，我们很难想象这种难以描述的痛苦，更难想象仅仅26岁的他已经过了7年这样的日子。
如果体内没有这种叫H IV的病毒，小李肯定非常优秀。我亲眼看见他仅仅看了一遍别人的记录，就一字不差地
把包括手机号码、通讯地址、邮编等几十个字背了出来；而他朗诵的自己写的那首诗《一种声音》，不但从情感上，而且从文采上俘获了在场的数十名记者———这些靠笔头为生的人。
但当我把视线从他们身上移开，开始接触与艾滋病有关的群体的时候，我意识到，事情远不是我想象的那般简单。发展到今天，艾滋病已经远远超出了一种疾病的范畴。在这种疾病背后隐藏的一些东西，致命性也许并不比H IV病毒弱，甚至更可怕。
在第一篇报道出台之前，先是有人提出不能报道，否则后果自负；见报第二天，就有人打来电话，严厉指责，后来甚至发来书面警告；再后来，当我跟山西方面提出实地采访时，当地负责人的答复却是，鉴于报道已经带来了负面影响，最好是能够带着一些“捐款”来，而据我的了解，其时他根本未看见报道。
……
事情这样发展、发展到这样的程度都是我始料不及的。不管是类似的遭遇，还是采访对象的欲言又止甚至讳莫如深，都在告诉我艾滋病的复杂性。显然，它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而是一个庞大而敏感的社会问题。
种种原因终于导致了系列报道在12月1日全球艾滋病日到来之前无疾而终。不过这样更能使我冷静地看待一些东西，比如政府的行动、媒体的态度以及大众的反应。
毫无疑义，政府在今年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行动。先是在8月份向社会公布疫情，甚至公布了文楼村的情况，并且出台5年计划，规定今后每年专拨一个亿用于艾滋病，而且还拨款数亿用于血站建设，其后又召开艾滋病大会，向社会宣传。大众媒体则用更为理性、有效，而非猎奇、炒作的方式报道这种疾病以及它所带来的问题。于是更多的人们通过政府和媒体的共同努力逐渐了解这种疾病。
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它意味着在走过一段曲折的路程之后，我们终于能够正视我们曾经难以正视的东西。在对待艾滋病这个问题上，不管对谁而言，我们都希望，2001年是一种态度的开始，更是一种态度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