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10 次) 时间：2001-12-24 03:16:17 来源：李明顺 (青年同志) 原创-非IT
脆弱的“第一场雪”
——政府改革，经济比文化影响的更强势
文=李明顺
在北京不长的时间里，我以奔赴各大高校听我有兴趣的各种讲座为一种休闲方式。成本不高，回报却颇丰，这种在经济学上是讲不通的收益方式，在我看来，便是公益事业。在北京，这种文化或学术上的公益事业是慷慨而繁荣的，比较来看，中国无任何其他城市可及。中国最先进的思维也往往最先诞生于北京，除了北京，谁还敢在中国称呼自己是文化中心？
当然，我所讲的“文化”的概念是广义的，它更该被理解成是各种思潮或理论，内容包括文化领域、经济领域、科学领域等诸方面，这种繁荣虽然在精神领域内能得到最大化地愉悦感受，然而，从反面理解这个“文化”，它也是最软弱的、最暖味的，它难以构成对社会结构组织的根本威胁。所以，这个时候，我漫步在北大的校园里，脚下的土地象是在浪漫因素下显得不是那么坚硬，无论教授们的言辞是多么地铿锵。
李方先生乐观地表示，市民社会2001年在北京已渐成，对此，我总还存在着一点心里上的疙瘩，李方也说了，就北京与南方某些地方在政府改革步伐上的对比，他也对北京感到几分惋惜。那些南方开放地带的政府，有着开明的改革精神，积极的改革举措不断震动着北方发达的媒体。一个有意思的尴尬现象，南方在做，北方在说，在南方风风火火地改革时，北方（媒体）甚至还能说，“你们南方干得好，好样的”。这听起来有点悖论，但却是事实。
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了呢？是经济，就是实打实的经济。经济才是真正藏在背后的动力，经济讲的是永恒的利益，文化谈的是持续性地提升觉悟，在利益与觉悟的权衡上，利益的驱动占了上风。那些对文化决定论的守卫者，我看这个时候该放下那种对文化一相情愿的痴怀了。就如李方先生，他对北京市民社会形成的立论来源依然来自于文化认识，譬如，第一次雪后的政府调控能力很差，受到了市民的广泛质疑，民意通过媒体渠道反映了出来，几乎达到了整个北京媒体都在为雪而忙的程度了，这样，在第二场雪来临之时，政府终于收紧了神经，处于X级战备状态一般，近乎于仰天等雪了。果然不负众望，哇，雪下了，这次政府干得好，没带来任何交通堵塞。
于是，推论出来了，预兆出了未来的北京将成为市民社会了，政府将更在这种民意的催促和激励下变得更有效率了。上面的理论好象都能讲通，假使算作市民社会，那也很牵强。我们该切记，这种民意表达促使出来的政府改革仅仅属于一种文化呼吁，达到的效果一般也只能是短暂性的，并非稳健而持久的内核驱动力，驱动政府高效意识。因为，在这种民意机制下，谁也不能保证政府每次能坦然地面对“第一次雪”。
符合我们预期的市民社会，政府该是高效而紧凑的、规范而主动、持久而正常化的。从现在来看，政府远未能达到这个程度，那就需要改革，而改革的根本其实还是在于经济，拥有发达经济秩序的地区才能建立起真正符合理想的上层建筑。
或许有人在问我了，北京难道不是一个发达的经济城市？我对这样的“难道”型反问已经有足够地预料，我知道我该回答“是”，北京的确是一个经济中心，这点无可否认。但是，我也敢说它不是，它甚至不如浙南的某个小县市，因为我的“发达”判断标准并非“经济总量”，而是政府提供的“经济秩序”，一种对经济发展的环境判断。对政府的这种评判，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判断这个政府提供的经济环境是否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谁更有利于谁的政府就愈发达，谁的城市经济秩序就愈发达。
让我们随便挑两个小例子来说明问题吧，前段时间北京烤鸭店老板300万“买（好听点叫‘换’也成）”了一张北京户口的事情还没走出我们的记忆吧？试想吧，一般的小企业需要多少年才能赚300万啊？再使纳税额达到300万需要多少年呀？政府颁发的这种奖励着实够刁够高，反正这样的好处是不会给那些在北京打拼的小老板的。另外一个方面，这种政府政策的不合理还在于，真正能利税300万的企业老板根本不是太在乎这个户口问题了，所以据说这个政策的响应者寥寥无几，而真正需要这些户口来保障切实利益的小老板却不能享受这种政府政策的福祉。再看，前段时间北京媒体炒作“逃离中关村”这个题材，这不是什么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中关村作为早期孕育小企业的摇篮，曾经吸引了大批外来创业者来构筑理想，最终发展成为今天中国的硅谷，而最近，园区内高昂的周边成本却成了小企业难以坚持驻扎的最大原因。难道这些原因仅仅是市场造成的？政府在经济环境上存在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我在北大听了一场中国首位WTO博士的主题讲座，他在发言中指出了一点，WTO以后中国要建成以“企业家为本”的社会，从而改变“官本位”的传统思维，惟有这样，中国才能真正建立“三公”（公平、公正、公开）政府。这实际上是在说经济的利益驱动加上市场化才能真正推动政府改革。我不由得想起近段时间看的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中的一个数据，“美国每年破产的公司有10万家左右”，我只知道这个数据很大，同时也没有其他相关的数据来对照，比如中国每年有多少破产我也不清楚。但是，我倒是知道，由于全球经济的影响，美国NASDAQ股市在前段时日里消失了成批的科技股，也就是说，很多新兴企业破产了，包括泡沫的网络公司。我恰好对这个行业了解多一点，在我的视野里，北京就有不少这样的小公司，也退出了市场舞台，但我还看到一个现象，有许多缺乏潜力的所谓的“科技型企业”还健在着，并没有顺应市场机制被淘汰，为什么呢？没有其他原因，往往是挂靠着某个政府部门，正因为此特殊保护，逃避了市场惩罚。按理说，IT行业还算是比较WTO化的了，推理或调查可以窥探一下其他行业的国内企业，为何半死不活？无疑，政府制订的经济游戏规则没有足够的淘汰机制。
我刚才说，判断一个政府提供的经济环境好坏主要看是否更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上述例子看起来是政府好象保护了一些小企业，但实则上，它却伤害另外一批小企业。所以，我们把视线重新回到南方某些发达地区再看，比如浙南，温铁军先生刊登在《二十一世纪经济》上的文章是这样描述的，“浙南基本没有国家投入，地上地下没有资源，只能靠人来发展。农民消费创造的市场空间突然放大，但浙南没有条件接受城市工业的扩散，民间经济从‘作坊手工业’起步。温州的政府行为与温州民间企业资本积累方式高度相关。当地领导班子明白，养活自己和机关的财政来源，只能靠民间经济。”浙南的民间经济就是中小企业，政府制订的政策环境就是按照利于中小企业诞生、成长、退出的思路来进行的，所以，最终更加政府更加开明而灵活，经济最终带动了政府改革，至于敏感的户口改革嘛，哪次不是温州一带领头？而广东等地我就不再举例。
另外，我要提到苏南，本来我也愿意把它与浙南及广东放在一起的，但我听了那位WTO博士的一个关于地方经济发展推动政府改革的举例后，我十分意外，它随口提到了一下“广东、浙南、胶东”等地，却没提到江苏或苏南，可能是疏忽，也可能是真的故意避开，他很随意地举了一下这个例子，也未作任何解释。但我却一直带着这个疑问没能丢弃，温铁军的发言或许给了我一点启示，他说，“改革开放前，苏南属于国家投资重点地区。城市工业受农村需求拉动向农村扩散。因此，苏南农村基本是‘复制’城市加工业，以当地城市企业管理制度为参照系，县乡两级政府参照国有工业化的管理方式发展乡村集体经济。”或许正是这个依附于传统计划机制背景的“参照”，才使苏南的市场经济模式一开始就很难“纯洁”，也就是说，政府也并非完全按照市场机制来创造对中小企业的良好环境的，而是复制的国有企业模式经济环境下的政策。此恰好与完全自发兴起的浙南和“试验田”的广东的政府经济政策有着本质差别，我这个江苏本地人来说句实话，今天江苏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吃的祖宗的老本，吃的“鱼米之乡”的优越资源才立于不败的，但我现在已经难得听到江苏有走在前列，并进行爆炸性的改革举动了。市场化深入，政府改革不敏捷，这种“优势”也会成为颓势。
由此，我对“发达”经济地区的阐述已经充分地表达了，经济发达在于发达的经济秩序。而这种对经济有长远利益的秩序，才能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最终带来政府改革的前行。经济直接挂钩于利益，利益的永恒带来的制度特性也是随之相稳健的，这种在扎实经济基础上诞生的上层建筑才可能发展为一种能够灵活而高效的社会系统。市民社会当然需要民意，但民意是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的，结构问题的解决依靠的只有制度架构，而制度改革的根本还是来源于经济动力。而文化是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的。
2001-12-24
附录：
北京的市民社会在2001年形成
李方
我认为北京和上海是今年国内收获最大的两个城市。上海拿到了现金，举办了APEC会议；北京拿到了期权，申奥成功。这个期权我想意义更为重大，它将在未来八年里保证北京作为中国最重要城市的地位不可动摇。本来，至少在过去五六年里，北京被上海压得抬不起头来。现在，风水终于转回来了。
如果说上海正在创造中国金融中心的典范，那么北京则有望在制度规范上更胜一筹，如果北京奥申委能够兑现其奥运工程全部实行国际招标的话。当今公众最关注的是腐败问题，其中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中的黑幕又是核心的核心。今年各地曝露的一大批豆腐渣工程就是明证。在现今制度下，工程招标的透明度和国际化，应该是遏制腐败的重要手段。特别对于像北京这种控制了资源配置权的城市，公平合理地使用这种权力，希望能够给全国作出榜样。而不是再像往年那样，春节前各地进京进贡的车队造成市区交通大堵车，所谓“要资金，要政策”，地方官员们无非是冲着北京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力而来。另一个不太重要的话题，是北京宣布不再接受关于奥运建设的私人捐赠，这也给国内的募捐成风刹了车。目前各地打着各种旗号的捐款集资，已经导致民众的极大不满。人们希望借着举办奥运的契机，能够把北京建设成一个清正廉明的城市，这也算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期待。
此前，北京的城市建设已经多年处于停顿状态。虽然电信等基础设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在市容市貌上却被上海迅速甩在了身后。这跟政治因素有关，更与北京自身发展战略的不明晰有关。申奥冲刺以及成功，给北京重新注入活力，开始了市政建设的又一轮快速发展。去年四环路建成通车，明年五环路将完工，市区面积比过去大幅度扩展。基础建设又带动了北京房地产业的繁荣，原本居高不下的房价继续攀升，在全国低迷中可谓一枝独秀。但此中的泡沫成分已经引起关注，专家的意见是北京房价虚高20％，高位入市的购房者明年有可能资产缩水。
利好之下，在各地陆续推行的户籍制度改革中，北京市政府反其道行之，打着开放户口的旗号，却制造了天价的门槛。一项针对私营企业主的户口准入法令规定，连续三年累计纳税三百万元以上，或者企业吸纳北京员工将近一百人，才有资格申请北京户口。在目前各地以人才作为准入标准的户口改革背景中，北京市上述做法可谓明码标价另辟蹊径，招致广泛批评。北京到底是“全国人民的北京”，还是“全国有钱人的北京”，这的确是个问题。这实际上还是等于拿资源配置权做交易，或者说是出卖政治资源和信息资源。关键是，北京市有没有这个权力？
可以举个例子。由于北京市掌握了极大的教育资源，也就是北京是国内高校最击中的地方，因此造成了北京考生的录取分数线远远低于大多数其他省份。这在今年夏天引起了外地考生的极大不满，甚至对北京考生的整体素质提出质疑。其实各地考生素质并没有显著差别，这从高分数段的比例相近就可以看得出来，而北京考生录取机会更大，无非是北京高校更多的缘故。如同出卖政治、信息资源的户口改革一样，这种出卖教育资源的畸高录取率，当然也招致全国的不满。北京虽然不是经济中心，但不乏经济头脑，而且在未来几年里，肯定还会在拿资源换利益上面动更多脑筋。北京市已经决定明年高考单独命题，就是一种“死扛”的态度。资源这东西，也是不用白不用，过期作废。
无论如何，由于申奥成功，北京人的士气已经极大调动起来了。申奥成功的当夜，数十万北京市民上街庆祝，这种景象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见了。的确，在过去十年里，北京人也实在没有什么值得上街庆祝的事。随后是建设北京的热潮，市民们一方面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一方面也对自身的生活环境空前关注起来，参与意识大为加强。今年供暖季前夕，由于寒流到来得比较早，北京市民以前所未有的音量对几十年不变的供暖制度提出了质疑。而体现市民力量的高峰，则发生在第一场雪落下之后。这场雪造成北京空前的交通大瘫痪，随后市民的批评声浪令市政府无法招架，被迫采取紧急措施，终于把第二场雪可能造成的不便消弥于无形。我认为这件事具有很大意义，它一方面体现了北京正在从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化，市民已经可以凭借舆论左右市政府的政策和措施；另一方面，我认为它是中产阶级在世俗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第一个成功案例。无疑，正是那些有车族发出声音，才导致了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而自己有车一般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标志。试想，如果发出抱怨的是行人和自行车族，我不相信会达到本次的效果。当然中产阶级自有其严格的定义，我国目前也还不存在一个成熟的中产阶级，但至少在像北京这样的发达城市，无疑中产阶级正在发育。他们通过今年的第一场雪，第一次完整地表达了自己的意志。因此我认为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尽管它本身微不足道。
在以往的概念里，其实不存在整体上的“北京人”概念，因为“老北京”和国家机关“大院的”之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以至于彼此经常处于敌视的状态，很难把他们看作是一个共同体，除了都有一个北京户口本。而就是在今年，由于申奥成功等一系列利好消息，北京人终于有望在共同的目标下团结为一个整体：它将具有典型的市民社会特征，而不再是以往那种政治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