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0 次) 时间：2001-12-23 19:27:18 来源：王玖瑜 (巴巴露娜) 收藏
“读书”十年祭（1992——2001）
……十八年过去了，那些书，在哪里呢？
——儒勒·米什莱《我的书》
2001年的《读书》有所变化。这个老牌杂志，至少他的封面比往年有变化。以
前的封面保守，自恋，总是一幅小而唯美的图片优雅而中正地安置于封面中间。2001年
的封面则打破了这种保守和节制，打破了视觉的均衡，屏弃了冷冰川风格的装帧艺术。
一件前卫的雕塑或艺术装置安放于偏右的位置，画面不是封闭的，而是敞开的，激进的
，仿佛预示着无穷的可能性与包容性。还有它向前的姿势，它的冲出书斋的幻想，它的
前瞻性，先锋性或者编辑们渴望中的先锋性都在美术中被表达了出来——这都是表面的
感受，那么，内容呢？
我还是想说一说以往的《读书》，因为它是如此重要的影响了我，影响了我们
。那是九十年代初，我家搬迁后，恰好与一座图书馆毗邻而居。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理想
主义激情之后，中国的图书馆业一片萧条。第一次走进那个图书馆的时候，狭长的走廊
里阒无声息。我觉得我的脚步声空洞而悠远，这使我感到羞涩和为难。馆员告诉我，这
里已没什么好书可读了，但她允许我进去浏览一下。我就从充满灰尘的书架上发现了整
排的《读书》杂志。后来，我把它们带回家，我觉得这是一本高不可及的读物，一本枯
燥而晦涩的杂志。直到有一天，我忽然发现，就在充斥了页面的学术用语和专业名词下
，有一种扣人心弦的东西若隐若现。克制着的悲苦，压抑着的平静，有一种类似歌声的
东西在山重水复的语言词汇中逐渐突破出来，显现出来。这个发现让我触目惊心，浑身
战栗。它从此改变了我对写作的看法，也让我从此知道了什么是学术精英，知道了怎样
利用学术语言进行抒情。我认为，小民们抢天呼地的抒情，那种与底层贴身的写作就象
黄土高原上的民歌，粗野、浮露而贫瘠，它们虽有感染力，却具有乞儿相。《读书》杂
志以及它的作者们则雍容大度，他们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这种超脱于苦难之上的姿态
和学术上的优越感深深迷恋住了我。从此我开始抄《读书》，一抄就是若干年。
你看，我对《读书》的回顾也是对自己思想发展轨迹的检讨。那时我少不更事
，但我的直感却是正确的。多年以后，伴随着《读书》杂志，我由绿鬓红颜的少年变成
过分成熟古怪的青年。我的品位已经逐渐养成，我喜欢老庄，喜欢晚明小品，热衷于制
作盆桩和山水盆景。我的思想面貌与我的年龄和肉身的外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我想我
已经足够成熟，但却变化得过于世故。直到多年以后，我遇到一位民间思想家，他给我
列了一个书目，我开始读《古拉格群岛》、《现代化的陷阱》，读茨威格的《六大师》
和《异端的权利》，我开始反省我自己，反省这本给予我重大影响的老牌杂志……
90年代的读书给我们的印象类似一个老人。它是以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
黄裳等老人为形象代表，以乾嘉钩沉学为模范书写方式。它的老龄化——细密的皱纹，
如核桃般的嘴，絮絮叨叨，暮色苍苍，深沉，玄虚，沉著而超诣，很有历史感，也很有
世家的风范。他们对文化和苦难这两种资源的占有都使得他们获得了一种厚重感，家学
渊源与智慧上的优越感也在文章中有所显露。那是文革中久违了的优越感，在新的时代
它们有了突兀的焕发和表演。更由于这些文章有深长的苦难背景，所以90年代《读书》
的文章，悲剧色彩先天的浓厚。文字本身的重量大大增值，文字所焕发的美感和感召力
远远大于了文本，大于了作者的表达能力本身。
苦难。《读书》的作者大都是中老年，他们经过炼狱，所以对苦难的表达是他
们文字中永远无法摆脱的阴影。然而——也许由于写作的禁忌，或者惯性的杯弓蛇影，
他们把关键词和所有锋利的句子都淹没在繁复的文字意象里。他们善于把苦难的发生安
置在一层又一层的文化渊源中，把声音设置在茫茫古大陆山长水阔的背景之上。声音优
美了，力量却丧失了。这是把苦难审美化的危险，是消解苦难的机制，苦难在表达出来
的同时得到了缓解。在层峦叠嶂、九曲十八弯的文字之后，对时代问题之探讨的尖锐性
和社会效果被大大削弱了，对历史斑斓色彩的强调减弱了当代社会苦难的强度。最后，
他们深深地陷入了对文字本身之深层美感的迷恋、挖掘与抚摩中。棱角分明的声音淹没
在叠床架屋的索引与考证里，思想的锋芒从千万层丝绸锦缎中鬼鬼祟祟地探出半个脑袋
，然后又优雅地缩了回去。它们委屈而缜密，高古却腐朽。《读书》——是“知识分子
和成功人士平庸灵魂的理想掩体”（韩东）；《读书》——是“政府专门为知识分子开
辟出来进行集中手淫的地方“（朱文）。这种王朔式的刻薄在这里却表达地如此准确。
翻开2001年的《读书》，多了一些年轻人的积极进取，少了些“禅房花木深”
的古色古香。这里向来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底层立场”与“批判精神”对于他们
一度是最年轻和最有魅力的词汇。今年的《读书》一如既往，底层与民间等字样充满了
页面。比如我手头的这一期（2001年第8期），主打文章就是探讨底层史观的欠缺与民间
表达的可能性。开首第一篇，是著名学者温铁军与戴锦华等人关于全球化与中国底层关
系的对话。戴锦华？这真是一个“可疑”的人物，她的写作方法大可探讨。我佩服她的
语言技巧和锲入事物的能力。“电影《漂亮妈妈》把下岗女工的严肃的社会问题转化为
传统的盈盈母爱的普遍表达。”（2000年第9期《在“苦涩柔情”的背后》）。这是多么
尖锐的视角！戴是号称有民主意识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她的语言风格华丽，且总是有
能力把主题表达地崎岖而圆满，但这种以华丽的学术包装进行的底层立场表达，是多么
的蹊跷啊!物质性的文字堆积也会对真实真相造成遮蔽，这是对理解、接受和普及教育的
拒绝。2001年第8期的《读书》杂志还发起了关于“草民”的讨论，发表了查特吉的《关
注底层》。此文认为，在浩如烟海的关于底层的历史表述中，真正的自下而上的资料却
是不存在的。它呼吁，应该去寻找底层自主意识的佐证……
——知识分子们有的主张民主，有的警惕民主。其实无论主张还是警惕，这都是
学术彩灯下的轮番表演。反对民主者往往抬出了文革作为论证，他们把文革中的大众运
动等同于民主运动。这如果不是常识的匮乏，就是居心叵测。民主的前提必然是教育的
普及，是真正的资讯共享。决策者只给百姓们展示冰川之一角，大众的视野是被规定了
的，对知识的接受他们毫无选择权力，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无从谈起。他们被蒙住了双目
，自然就行为偏狭。让百姓在给定的知识范围内进行决断和民主，这恰恰是最高明的专
制。——《读书》杂志的编辑们善于为各种论争打圆场。在这一期的《编辑手记》上，
他们批判了对底层的两重极端的态度：民众不是被解释为暴民，就是被解释为完全合理
的，“但是，如果他们说出来的意愿是要走私，要贩毒，要卖淫，要污染，我们又当如
何应对？或者真的必须经过这么一个自发的过程？”——这样的论调我们都不能同意，
我且不说最大的走私、污染者绝非底层民众，我们要强调，编辑们在这里忽略了一个最
为关键的问题：底层无论是被目为暴民，还是被抬举为“常有理”，他们都是被决定、
被命名的。在这中间，民众真正自主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在所谓“民主”的金字塔的顶
端，恰恰是对各种理论“主义”“思想”“理论”驾轻就熟的利用与改造者。
因此，我们不该探讨民主是否应该被弃置不用，而是应该惊呼民主之长久不存
。呼吁真正的民主，就需要真正的底层立场，也许还需要底层关怀，需要爱。这一些恰
恰是《读书》周围的知识分子们所自我标榜的。什么是底层立场？底层立场不是俯视他
们，掠过他们，以诘曲聱牙的学术哑谜显示给他们一个新的阶级沟壑。真正的底层立场
，就是真诚地希望与大众们资源共享；爱他们，就是使用他们的语言，改进他们的语言
，在泥土中浸润，然后带动他们一起提高，帮他们进行自我建设。要让他们跟知识分子
一样不受蒙蔽，要让他们懂得，真正的文明不是中央电视台这架庞大的官僚机器所覆盖
与辐射出来的价值观念，真正的美学也不是以每年一度的新年联欢晚会所引导的时尚潮
流。不要让百姓们陷入多元化伪装下的一元化，以至于让他们什么也不能辨别，什么也
不能参与。那些“草民”们早已经不会发声，又不能辩解，他们永远是被立法者，作为
一轮又一轮新政策的终端承受者，他们反而被指责为不配享有民主！
——“我出身平民，我一直总是把平民放在心里。它往昔的丰碑曾经让我喜悦
，1844年我肯定了平民的权利（过去人们从来没有这样做过），1864年我写下了它漫长
的宗教传统。但是，它的言语，它的言语，我实在无法企及。我没能使他们说话。
——“在48年6月24日的那场可怕而充满邪恶的事件之后，我身子蜷缩着，心被
痛苦压倒，我曾对贝郎瑞说：哎，谁懂得对贫民说话呢？对他们宣传新的福音呢？要做
不了这个，我们不如死！这位智者坚定而冷静地回答：耐心吧，今后写书的一定是他们
。
——“十八年过去了，那些书，在哪里呢？”（儒勒·米什莱《我的书》）
这是法国大历史学家米什莱的声音，在这里，他呼吁的恰恰是上文所及的“底
层史观”。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却缺乏诚意。他们呼吁让底层说话，却根本不打算与底层
对话。在这本高贵的刊物上探讨底层问题，本身就是一大奇观，因为底层对发生在这本
成功者和高层学者云集的杂志上发生的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一无所知，一无所感。他们
不但没机会阅读，而且根本就读不懂。草民们只是学术研究的材料，却不是交流的对象
。可怜的百姓们只是每天打若干个喷嚏，一是由于乡村工业的污染使空气质量变坏，二
是按照他们的迷信，一定有谁又在他们看不到的地方说他们坏话呢！学者们拿着学术的
望远镜进行他们的底层调查，这可以使他们有两种收获，一是从对底层的全面把握与话
语权力的使用上，他们获得智力上的优越感；一是“底层立场”的表达使他们具备了道
义上的优越感。这两种优越感与精装书、碧螺春、奔腾三一起装点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书斋里的中年幻觉。这只是假借百姓之名而实现的精神自足。樱桃树能吃樱桃果该多好
啊。他们的声音和锋芒流传不到田畴之间，也不能上达于朝廷。他们也根本没有打算让
声音到达下里巴人的处所，他们的声音和锋芒就结束在书斋里，结束在文本中，结束在
文章的最后一个句点上。
我看过一部日本电影，名字叫《声音消逝在大海中》。一个日本侵华老兵在晚
年陷入了忏悔中，它无法抵挡杀人的经历给予他的夜夜噩梦，一个身着戎装的血污形象
时刻出现在他的幻觉里。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仍然嚣张，这部片子是对军国主义的检讨
。然而，每当逼近最内心最尖利之痛苦的时候，影片就开始运用远镜头，漫无节制的远
镜头：茫茫东京城的车河人流，滔滔浮生的云山雾海。这种全景式的镜头关照赋予影片
一副悲天悯人的色彩。看此片的时候是在学校中，老师让我们写一点观后感。我把这部
片子与中国影片《南京大屠杀》的片段进行了对比，它们的主题都是反战与反思。我想
起了《南京大屠杀》中女主人公被强奸的一幕，那是极其压抑的一幕，屏幕时间很长，
而心理时间则更加漫长，漫长得让人不能承受。电影画面阴沉，狭窄，若从这里寻找画
面美感无疑是犯罪。但是它虽然不美，却是真诚的，那尖锐的哭喊让你无处回避。有了
这个对比，我认为，《声音消逝在大海中》的远镜头运用使影片的主题进行了升华，但
它把苦难过分抽象化、形而上化，把眼前的罪行安置在人类普遍的创伤经历之上，就像
日本政府多年企图把二战研究书斋化一样，它减弱了具体道义追问的勇气和力量。——
这是一个悖论，给那些文本安置一个遥远的背景，使它具备辽阔的空间感和时间感，这
也是我自己深深喜欢的，就象我至今喜欢《读书》中透露出来的深层美感一样。我的内
心如此矛盾，以至于这篇文章使我陷入尴尬的境地。——在鲁迅杂文式的浮露与事功主
义已经被斥为末流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记得鲁迅在《野草》结束时说的一句话：然而
我总记得，我是活在人间。现实是严峻的，它并没有为诗情逸想提供更多的空间。鲁迅
要从诗思中抽身而出，重新回到紧迫的世界中进行浑浊的争斗，与人间的黑暗短兵相接
。他也许已经看到，当生活中多了形而上的哲思，多了茫茫宇宙的宏大感受，这将间接
导致社会行为上的虚无主义。人道主义将被搁浅——批判结束在文本里，声音消逝在大
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