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48 次) 时间：2001-12-23 01:04:38 来源：刘磊 (传媒大亨) 原创-非IT
“另眼读中国”之百年人物榜（八）
（1970—1979）
刘磊 方玉萍
1970：
遇罗克：1970年，一个年轻的生命为了捍卫自己思考的权利，成为真理的祭品。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血统论也风靡一时。在“红卫兵”运动发起之初，能够参加“红卫兵”的人多是“红五类”中的高干子弟，北京的“西城区纠察队”到“联动”几乎是清一色的高干子女。据说当时红卫兵袖章从呢子、缎子、绸子，再到布的，分为数个等级。可就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伴随着老红卫兵皮带的呼啸声在社会上风行时，一个年仅25岁的学徒工却向血统论发起正面挑战。这位挑战者的就是遇罗克。
1967年1月，一份取名《中学文革报》的小报，出现在北京街头。 创刊号上遇罗克的《出生论》一文如惊雷炸开了当时中国社会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数万份报纸一售而空，迅速传遍全国。
遇罗克“出身论”的核心观点是两个字：“平等”。他认为：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
在那个丧失理性的狂热岁月中，遇罗克无疑是一个先知先觉。当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之际，遇罗克却保持着清醒。然而，“世界在发疯，理智的人是注定要做祭品的。”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1970年因“反革命罪”被枪决。
1971：
郭沫若：1971年10月，郭沫若的学术专著《李白和杜甫》出版。在只出“红宝书”或是大批判材料的那个年代，一本学术著作的出版自然格外引人关注，况且其作者还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
郭沫若无疑是20世纪中国最具才气的学人之一。一生就成就除新诗、话剧之外，兼及考古学，古代史诸科以及书法、翻译等。在文学方面，年纪轻轻便以一部气势磅礴的新诗集《女神》卓然而成诗坛大家，继以一出《屈原》轰动剧坛；历史学方面，以一本《青铜时代》被顾颉刚评价为“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
在鲁迅逝世后，郭沫若就被中共树为左翼文化旗手。建国后，郭沫若更是身兼文联主席和中国科学院院长两大荣衔，但是他再也没有重现在学术上的辉煌了，相反却写出了象《李白和杜甫》这样为后人所垢的“学术专著”来，而他写这本“专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迎合毛泽东的“褒李贬杜”，比如他从杜诗“卷我屋上三重茅”句，便认定杜甫实为地主阶级之一员。同样是为了迎合毛泽东，他不仅表示自己过去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乃至作报告称《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而且不惜笔墨大肆吹捧毛泽东，连毛泽东诗词墨迹中的笔误也被他肉麻地吹捧为“随意挥洒”：
“以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
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
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
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
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
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
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
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
竟能把毛泽东的书法与林彪发明的“四个第一”联系在一起。曾经写过《女神》、《屈原》的郭沫若在解放后留下的就多是类似的笔墨。
1972：
蒋经国：1972年6月1日，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长”，虽然直到2年后，蒋介石才去世，而他出任“总统”更是6年后的事，但事实上，台湾从这时起已开始进入“蒋经国时代”。
蒋经国主政后，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一系列“革新保台”措施。在政治上实行“本土化”，使大批在台湾生长的青年才俊进入国民党的政治核心，这一措施大大地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生态结构，使台湾的省籍矛盾得到缓解。
在经济上，加快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先后进行了以钢铁、石化工业和交通网络建设为重点的“十项建设”、“十二项建设”。70年代末起，更是确定发展资讯、电子等技术密集工业，实现了台湾经济的换代升级，保证了台湾经济在60年代起飞之后，在七、八十年代继续保持着迅猛的发展速度。
1973：
张铁生：一张近乎“白卷”的成绩单却让这位考生因祸得福。他不但上了大学，而且当上了大学的领导。这件“天方夜谭”般故事的主人公便是被称作“白卷英雄”的张铁生。
1973年4月，国务院转发了一份文件，要求在大学招生时进行文化考核。这招致江青等的反对，就让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找一块打人的石头”。而张铁生的那张语文38分、理化8分的成绩单，以及他写在理化试卷背面的一封信便让他成为江青们要找的那块“打人的石头”。
张铁生在试卷背面写的那封信中，发泄了对文化考试的不满，说自己是“为人民热忱忘我地劳动工作，自我表现胜似黄牛”。这封信被毛远新下令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在《辽宁日报》上，并配有编者按说，张铁生“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于这个大学招生的路线，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张铁生凭“白卷”进入铁岭农学院当上学院的领导后，便一心追随江青、毛远新，次年还当上了四届全国人大代表。“文革”结束后，“白卷英雄”的好日子也结束了，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5年。
1974：
梁漱溟：在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许多著名学者都赤膊上阵，对孔子思想进行批判，但梁漱溟一直保持沉默。在出席政协的小组会时，别人不断督促他发言，而梁漱溟只是他迸出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在别人趋之惟恐不及的时候，梁漱溟却表现了他独有的气节。而对于梁漱溟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1953年，他就曾因批评中共“忘记了乡村”，“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地之下”而与毛泽东发生了公开的顶撞。正是这种气节和胸怀天下的使命感，使他被人称为 “最后的儒家”。
梁漱溟本人也以圣人而自许。抗战时，他自日本占领下的香港偷渡离港时，同行者都面有惧色，惟独梁怡然自若，若无其事，因为梁相信他的“安危自有天命”。脱险后，给他的儿子写信说：
“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
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等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
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
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
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
梁漱溟年仅二十多岁时，即被蔡元培延请至北京大学教授哲学。30年代，他投身山东邹平农村，从事乡村建设的实验，以实现其改造中国农村的抱负。后来，梁漱溟在总结一生经历时曾说自己：最讨厌哲学，结果自己也讲了哲学；在学校里根本未读过孔子的书，结果讲了孔家哲学；未读过大学，结果教了大学；生于都市，长于都市，而从事于乡村工作。
1975：
张志新：1975年4月4日，45岁的张志新将自己的热血抛洒在她热爱的土地上。而她的死仅仅因为她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发表了许多“攻击文化大革命”的言论，所以被逮捕并因“现行反革命罪”处以死刑。
讲真话，使张志新引来杀身之祸。同样是害怕她讲真话，在把她处死之前，甚至残忍地割断她的气管，剥夺了她讲话的权利。
自从1969年9月被捕以后，张志新在精神上、肉体上惨遭摧残，但始终坚贞不屈，坚持斗争。她愤笔写下了近万言的“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倾吐了自己的心声： “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想要革命吗?你就应当是强者，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宣言”。
这位普通共产党员的死在当时那个动荡的岁月并不为人所知，但5年后，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张志新的精神在获得了新生。她的事迹通过媒体的传播而在华夏大地引起强烈的反响。1979年 3月，中共辽宁省委决定为张志新平反昭雪，迫认她为革命烈士。这位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士终于获得了她应有的荣誉。
1976：
周恩来：在1976年，周恩来几乎已是国人心中唯一可以可以依靠的擎天大柱。在普通大众心目中，周恩来干练勤政，是“人民的好总理”；在知识分子心目中，周恩来温文尔雅，是他们的知心人；在民主人士心目中，周恩来与他们肝胆相照，是值得信赖的朋友。但不堪重负的周恩来终于支撑不住了，他的离去让国人顿觉无所依靠。
周恩来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坚定信念和处事的灵活性使他得以自20年代起就跻身中共领导核心层，直到1976年逝世，创造了中共党史乃至国际共运史的一个奇迹。
周恩来“心纳百川而尚不嫌拥挤、思虑万事而一丝不乱”的天赋让人感觉他似乎是天生的总理。在与毛泽东长达40多年的合作中，特别是建国后的20多年里，周恩来总是小心翼翼地辅佐在毛的周围，韩素音在她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说“如果毛泽东碰巧也在舞场，周就悄然离去。毛跳起舞来比较死板，没有节奏感。即使在舞场上，周也不愿与毛竞争。”但奇怪的是，即便是这样，周恩来在毛泽东高大的身影下依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
1977：
陈景润：虽然陈景润所研究的课题在全世界也只有极少的人可以说出个子午寅卯，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1977年中国家喻户晓的人物。
陈景润研究的“歌德巴赫猜想”是世界著名的数学难题，在“文革”的疯狂年代里，陈景润蛰伏在一间仅6平方米的小屋里，趴在床板上证明出“任何一个充分大的偶数，都可表示成一个素数加上顶多是两个素数的乘积（简称为‘1+2’）”。他的这一成果，把200多年来未能解决的哥德巴赫猜想证明大大推进了一步，从而为中国数学界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但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为“臭老九”的年代，陈景润的成就在国内鲜有人知晓。
使陈景润一夜成名的是一部名叫《歌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徐迟的这部报告文学引起了空前的轰动，陈景润也成为科学春天里的一枝“报春花”。此后数年，有关科学家的传记一直是当时社会上的畅销读物，当时全中国的老百姓似乎都成了科学家的“追星族”。如同今天人们对影视明星个人隐私婚变诽闻的熟悉，在当时，陈景润“低头思考撞上电线杆”之类的佚事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
1978：
胡耀邦：一个小个子的湖南人在1978年的中国政坛闪耀出夺目的光芒，他就是“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幕后“策划人”胡耀邦。这位红军长征时代的“红小鬼”，在建国后长期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文革”复出后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在政治风向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以其非凡的胆识，冲破重重阻力，领导了真理问题的大讨论。年底，他又由邓小平举荐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主持当时引人注目的冤假错案平反工作。
20年后，曾与胡耀邦相处了十年之久的吴江回忆说：“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功，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最有胆识，态度最坚决，断案最公正，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环顾今日共产党，雄才大略位高权重者固不乏人，但像胡耀邦那样从总体上看虽非大政治家，但在风波诡谲、派别林立的政坛中能够终身怀抱赤子之心始终表现出献身精神者，则几如凤毛麟角！”
“终身怀抱赤子之心”，这正是耀邦一身的写照。无论是在3年后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建国后中共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主席时，在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时，还是他在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职务之后，他那坦诚的赤子之心始终为人所尊重。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在他的遗体被送往八宝山火化时，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肃立在十里长安街头为他送行。
1979：
万里：时任安徽省委书记，他所支持的凤阳大包干在1979年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3月15日，《人民日报》在一版显著位置发表署名张浩的来信，并配以编者按。张浩的来信批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带来危害。同时配发的编者按则指出，不能从队为基础退回去，已经出现包产到组和分田到组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
此文一发，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当时的背景是，虽然安徽及四川等地开始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但大多数省的主要领导仍然反对搞大包干，中央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也主张要稳定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决不能退回去。张浩来信的发表，给处于风口上的凤阳带来巨大压力。正在人们不知所措之际，万里说话了：“《人民日报》能给你饭吃？”要求顶住压力继续搞大包干。他回敬批评者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由赵紫阳担任省委书记的四川省也发出文件稳定包产到组的政策。
报纸上的争论莫衷一是，民间也是说法各异。有人说大包干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但同时一句新“民谣”不胫而走：“要吃米，找万里。要粮食，找紫阳”。
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次年5月，邓小平的一锤定音才趋于平息。万里也升任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自1982年到1986年，他主持制定了连续5个“一号文件”，大大地推动了农村改革的步步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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