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8 次) 时间：2001-12-14 10:57:41 来源：丁文 (丁文)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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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写作上有许多定式，有许多规定，许多限制。
标题制作、导语写作到结尾，不管“金字塔”还是“倒金字塔”，有些似乎永远无法摆脱。从学院式的教程对新闻写作技巧上的拆解，到通讯员面目相似的来稿，定式无处不在，简单实用，驾轻就熟。几代新闻工作者打磨出来的无坚不摧的“利器”，可以叫“新华体”或者其他什么体。它把新闻，特别是消息采访写作，这种创造性的工作变成了简单劳动，记者变成了工匠。———有一个新闻界过去常用的词“练笔”，现在听起来就像砍柴人磨刀或木匠锉锯。
采访技巧似乎越来越无关紧要了。
被采访单位往往都要提供经审阅改定了的文字材料甚至新闻稿，记者只要在上面加上个“本报讯”“本台消息”，写上记者名，再划划改改“照发”就可以了。一经播出或见报，就可以“如雷贯耳”、“大名鼎鼎”、“覆盖版面”。如此这般，似乎连“刀”都不用磨了。
当记者真是太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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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名记”层出不穷的今天，我们失去了什么？风格上的自由还是心灵上的自由？———假如没有现成的文字材料，我们怎么办？还能写什么？
记得刚进新闻单位时，有一位老编辑从案头厚厚的大堆材料中抬起头来对我说，他上大学时也写过小说，还发表过一篇。当了十多年记者编辑后，已经没有一点形象思维了，再也写不出小说散文了。
我当时真的不理解。形象思维为什么会消失？
文学与新闻不是一个概念。也无须痛苦。其实很多记者编辑并不是“写手”，写稿对他们只是职业的选择———看看他们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后，没有现成的材料可以抄、编，头脑不再睿智，才思不再敏捷，往往再也写不出什么了。这也是一种解放———从文字中解放出来，也令人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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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很多限定。
据记忆所及，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一位领导同志会见台湾的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中有几位政要。会见开始后，电视台和摄影记者拍摄了几个镜头后，就退出了会见厅。港台和外国记者都被拦在大门外。会见结束，台湾代表团走出人民大会堂时，那些记者都上去围追堵截。
而中央新闻单位的几个记者则被叫进了一个小房间，有一份现成的材料，这就是事先拟好的领导同志讲话的要点，新闻稿必须把这些内容全部写上去，不能增删。
感到很省事。———这是对稿件政治质量上的要求而不是对写作质量上的要求。第二天见报，登在报纸很醒目的位置。过几天，《参考消息》也转登了一条港台记者关于这次会见的报道。他们显然写得生动灵活，有可读性。他们是通过采访代表团的成员得来的。于是有人写了篇稿评，把两条消息作了对比，认为港台记者这条消息比我们写的好得多。
作为参加报道的记者，我没有什么脾气。有些东西不是一个人能解决的。你来当记者试试，你能写出更好的？
类似的情况我们遇到过很多很多。这不必说。虽然有你的署名，但你不能证明你就是真正的采访者和作者。
在漫长的等待与阻隔中，“朝夕相见”的记者和读者，甚至评稿者并不都是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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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与晚报，从内容到风格，为什么有如此不同？因为生活的本身就是多样丰富的。政治舞台上的重要人物看一台戏一场演出，就是政府新闻，这没有什么异议，需要按政治报道的格式写作。
应当理解，应当宽容。就像克林顿与那位白宫女实习生的桃色新闻，引起的不仅是饭后的谈资，更有政局的波动一样。
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不是哪一份报纸更好，哪一个记者更有能耐———但更好看的可能永远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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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我们没有很多创造与发挥的机会。
但许多我们还是错过了。因为没有抓住和发现的能力，更多的甚至没有意识到———创新，毕竟是我们民族的灵魂。这是不是一种退化？
不是笑话。到过不少记者编辑的家，在他们书架上，除了大学时的课本，就是新闻单位发的或者采访单位送的一些书。还有，关于烹饪关于教育孩子关于美容和保健的。有的，装修一新现代化住宅中，连书架都没有。坐在电视机前不断地换台，是浮躁心理的一种反映。成天奔忙，使我们很少能沉下心来思考什么，追求什么。岁月不再新鲜，日子像水一样流去。记者老了。
当我们觉得“熟能生巧”时，新闻的风格就被真正的限定了———它不会再有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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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作为一大类信息，它在每一个时期，都有自己合适的便捷的载体。新闻与文学的载体是不同的。
但一大类信息，用几种简单的载体———在这里我主要是研究文字报道的体裁风格，而不是指不同的传播手段———显然是不合适的。不单单是新闻事件的本身，现在更需要关心受众，与受众心理上的沟通。比如，阅读过程中的快乐与享受；比如，阅读中的交流与启迪。
新闻是为人民服务的，报道是写给人看的，需要一种人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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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杯亚洲区的十强赛。无论是沈阳五里河还是在阿联酋，电视对中国队的每场比赛都进行了现场直播。球迷们守在电视机前，眼睛一眨不眨地，从头看到尾。一起欢呼一起叹息一起呐喊。你赛后写成的稿件还是时间地点出场的球队比赛结果，几比几，八股文的模样。这累不累？
为什么不换一种写法，追求属于自己的风格？
其实不仅仅是赛事。许多报道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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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自由职业者。说“满天飞”那是一种夸张与形容，但不用像公务员、工人那样需准时上下班，这倒是确实的。自由，失之懒散，则缺少激情与活力；自由，在官与民之间游走，生存状态的不确定，影响了深刻的思考。
不止一次地听被采访单位的人说起“防火防盗防记者”这样刻薄的话。我们只好自嘲地笑笑。———现在的人还有什么话不敢说的？
看似自由实则不自由。一点“车马费”？一些小礼品？一桌酒席？使一些新闻从业者忙于赶“庙会”。当然也有做得大的，傍老板傍大款，拉广告稿“策划”———这些都与新闻的本意相去甚远了。登在报纸杂志上的那些篇什，有的就能读出其“含金量”，几百元还是几千元。
在沉甸甸的压力下，报道被难看地扭曲了———这我们翻一翻报纸就能看到。在不健康的环境里，新闻“生长”的不健康也是难免的。也许只有换一种活法才能换一种写法。
唉，新闻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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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记者在报道上大都是不署名———这是为了“克服名利思想”。今天，我们常常也可以看到报纸上一些不署真名或干脆不署名的报道。
有几种情况：一是人家送来的文件或稿件，不好贪功为己有；二是讨了便宜得了好处，“不好意思”露脸，怕引起人联想猜疑；三是写了批评性揭露性稿件，心里不太踏实，避免个人惹上麻烦。
不能说隐遁不显的都是丑陋的面孔。但后两种情况大抵都不是好事，或迫不得已而为之。即使隐去其名，心灵也不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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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说“问题记者”。太政治和太媚俗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文件用语、报告用语、公文用语完全成了“规范化”的报道用语，虽然内容不同，但形式却雷同———拒人于千里之外，记者已经没有自己的表述方式和语言词汇了。见了高官，立即脸上堆笑，心里虚弱；而对老百姓却摆出“无冕之王”的神态，打起官腔。
另一种是在娱乐圈、影视圈、体育圈中混个脸熟，是写花边新闻的高手。结婚离婚隐情、出场斗殴牢骚，凡是明星大腕的种种或真或假的传闻，都可以大肆渲染，搬上版面———“狗仔队”的队伍也因此显得异常热闹拥挤。这就是我们常常在电视见到的那种。米卢与某一女记者在宾馆的交谈时，随手在一张小纸片上画了什么，有记者在附近窥察。他们一走，立即趋步上前，捡起那张潦草的纸片，从上面嗅出了可能的“布阵”，并写成了七八百字的消息———我真的佩服那灵敏的嗅觉。服了。
你为什么不能与米卢同样以体面的方式交谈呢？这不仅仅是性别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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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的官僚作派的形成，自然与一些记者前后奔忙没有关系。在权利场中，想趋炎附势、前呼后拥的人很多。
但许多明星大腕却是被记者“惯坏”的。他们需要炒作，需要包装，不会甘于寂寞；而一些读者也需要消遣———这就是一种需求关系？于是，我们把自己定位在“狗仔队”中———面对“狗仔”，连大腕老板的“马仔”都显得神气活现起来，常常对记者幺三喝四：“走开，走开！”“让开，让开！”这不可悲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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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新闻界这一群体，态度是复杂的。
不能排除偏见、歧视———当我们一旦走出这一职业的乐园再回头看时，感觉更加明显。对你真正尊敬热爱的是少数。属于你的生产工具，就是那支笔那台电脑那台摄像机和照相机———或者节目主持人的那张靓脸那副金嗓，普遍装嫩或装傻的神态。而这，任何与新闻这一职业不相干的人都可能拥有。这些对你是“饭碗”，是谋生的工具，对别人却不是。极而言之，你没有任何特殊，任何本钱。
而真正你拥有的，是你的阅历你的思想，是在相当的程度能够决定怎样写写什么。
这难道还不值得珍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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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单位有大小、地方和中央之分；但记者应当没有大小之别。不能说在大新闻单位出来的都是大记者，小报从业的都是小记者。一些行政级别很高的报刊发行量日渐萎缩、影响越来越小便是证明。“强”与“大”组合在一起是个错误。大不一定表示强。
但感觉往往会使自己产生错位。在大新闻单位从业的，就觉得大，讲话的口气就不同凡响。一些地方报台很难挤进重要的采访活动，在大的挤压下，晚报专业报文化报的记者，往往也甘自从小处着眼，小处着手，“活”不出自己最精彩的状态来。这就是记者群体的和谐与不和谐。
其实，更多的读者还是通过你的报道认识你的。自信与实力比什么都重要。
另外，还有职务的升迁，主编副主编社长副社长，记者与采写就渐渐分生了。生活不知不觉地被另一种方式占有。还有，与日俱来的官气。不能说哪一种状态更好。生活在一个办公室里，不管装饰得多么豪华，多么自负多么张扬，当你的笔只能够写“同意”、“已阅”之类批示时，天空永远是狭小的。
从政为什么一定要“投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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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简单地说成是“换一种写法”。
风格的自由，首先是心灵上、思想上的执著。写作上的形式风格只是一种表达的自由选择。
自由是人生的渴望，是意识的觉醒。即使在忍辱负重完成任务时，这种念想也不能泯灭。
国人常说活得累。累了得歇歇。人于是有一种隋性，思想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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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调查研究，比如采写综述或通讯，比如评论或漫议，如果我们在某时某地的新闻采写上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就要努力争取，做到淋漓尽致，把心灵的自由、风格的自由发挥到极致，使自己笔下流出来的文字既亲切生动，又有一种令人震惊的深刻。
这时，就要问，你有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及时把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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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记者写出来的报道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当然不是每一篇。因为新闻有很多限制，上面我已经说过，这无论在哪一个体制中都是如此，不去讨论。自由撰稿人其实并不自由，他要挣钱谋生，而靠文字挣钱又不太容易———新闻不能像写小说一样把文字无穷尽地码下去，还要到现场采访。如果能像斯诺一样，年轻时到华尔街做几笔投机生意，发了大财，有了经济保障后，再去实现自己新闻的理想，再去西行漫记，那当然是最好了———这是完全的自由撰稿人，或者说完全自由的记者。不期望完全，但有一点自由的风格总是可以吧，比如说，新闻写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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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风格应当是健康的，有活力的。看看那些中学生写的，看看那些网上的文字，再对比一下自己的报道，是不是少了些冲击力？少了些风采与神韵？
还是需要终生学习，终生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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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一年前到新疆。从乌鲁木齐到伊宁买的是往返机票。在伊犁河谷的尼勒克县听说可以走沙石路，翻天山大坂返回乌鲁木齐，我立即想走这一条路。往返的机票没法退，租车得花一千多元，过天山还有一定的危险，这些都没法阻挡我的选择。不是乌孙人的墓地、不是天山岩画、不是天山中的古丝路，就凭哈萨克人说的那句话“谷地美得惊人”，……几年前，我得严重的心脏病，从办公室直接送进了急救中心，那是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整整半个月，医生甚至不让我坐起。我更感到自由的宝贵。
金字塔形的冰峰近了，银丝似的雪线近了，凛冽的风和着雪粒，沙沙地响。在海拔近四千米的地方，有一个卖雪莲的女孩迎着我们跑来。到冰大坂时，我对司机说，下车走过这一段。他说你穿着单衣行吗？我说没问题。
走在雪地上，蓝天很近，冰川很近。俯瞰山谷，有一只鹰在盘旋，翅膀上的阳光金属铂片似的闪光。空气稀薄。我想起了1984年作为随队记者，参加我国首次南极考察登上南极半岛的情景，那里的风光也十分壮丽。你觉得自己很渺小。这是一种真实的心态。
人生的每一程都有一个翻越，都有一个大坂。在“走过”这一刻，你是自由的。
(朱幼棣)
注：专栏刚开通，试发一文，如文章格式紊乱，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