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69 次) 时间：2001-11-30 16:12:31 来源：找不着北 (找不着北) 转载
一
雅典人的传统嘲笑对象是斯巴达人，法国人的传统嘲笑对象是比利时人；所有的欧洲民族还有一个共同的嘲笑对象–犹太人。几乎每个民族都有一个满足其自大心理的嘲笑对象–这个对象当然是抽象的，或者说是复数的。最理想的嘲笑对象，无疑是近在咫尺的一个异族。
当嘲笑对象是单数时，一般来说都是虚构的——否则就可能面临一场中世纪式决斗，被嘲笑者要为荣誉而战。仅仅从安全角度考虑，即便非常强大的人，也不愿经常这样向别人挑战。而当嘲笑的矛头指向一个实际存在的复数即另一个民族或群体时，由于抽象，冒犯变得非常安全，于是人性的丑陋就体现出来了，尽管当他丑陋时其自作聪明未必稍减，甚至可能因肾上腺的亢奋而竞技状态达到最佳。人性的丑陋与自作聪明的结合，就导致了尖酸、刻薄、狠毒、偏狭等语言中极有伤害力的因素的全面登场。攻击一个不会反击的庞然大物（而异族正是这种不会反击的庞然大物）时，我们总是显得特别英勇。这种时候，每个人都非常愿意扮演堂吉诃德。
但雅典人碰到具体的斯巴达人，法国人碰到具体的比利时人，欧洲人碰到具体的犹太人，也许相当有风度——毕竟总体而言，雅典人、法国人、欧洲人分别是古代、近代、现代最有教养的——说不定还会与对方一起嘲笑本民族，而这时就流露出相当的幽默感，于是人性的光辉和人类固有的智慧也就得以充分展示。
人性的光辉与天赋智慧的结合，就导致了宽容、仁慈、悲悯、机智等语言中最有感染力的因素的尽兴发挥。当我们愿意自我批评时，一定是坚信自己还能变得更好，于是自我批评使我们变得更自信，我们不仅不会害怕堂诘诃德的攻击，我们还会欣赏他，甚至欢迎他陪我们练上几招。
中国的版图相当于整个欧洲，所以各大方言区（部分与先秦之前的列国和先秦之后的郡县重迭）就相当于欧洲的一个国家。因而在需要寻找嘲笑对象以满足自大心理这一点上，中国人也是能够自给自足的——所谓中国人酷爱内斗，其实与版图太大有关。须知中国人之间的“窝里斗”，在欧洲各民族之间就是“窝外斗”。目光短浅者的心理辐射力是有限的，太远的爪哇人，不足以成为满足自大心理的合适对象。满足自大心理的最佳对象是“邻人”——这使“爱你的邻人”成为难事，而“远交近攻”才成为通例。因此中国人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嘲笑夷狄四邻的热情，而主要是嘲笑其他方言区的人。比如春秋战国的诸子，都喜欢嘲笑宋人。因为春秋列国的始祖都是周天子的同宗或功臣，而宋人却是被周人所灭的殷人后裔。所以周人嘲笑宋人，等于是一个国家的人嘲笑另一个国家的人，与雅典人嘲笑斯巴达人并无不同。
然而斯巴达人同样嘲笑雅典人，比利时人也嘲笑法国人，起码可以像法国人那样嘲笑犹太人；宋人也同样嘲笑姬姓子民，起码可以像其他诸侯国的人一样嘲笑弱小的郑国人。因此到了周天子也被秦国灭掉以后，宋人和郑人在中国文化中，就成了“愚人”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出于人皆有之的自爱本能，每个国家每一时代的人民，都需要一个可供嘲笑的抽象对象。至于男人公开嘲笑女人，女人私下嘲笑男人，更是不分民族的，全球一律的。但一个能够当着女人的面嘲笑男人的种种陋习的男人，无疑是具有幽默感的男人。女人较少当着男人的面嘲笑女人，原因比较复杂，根本原因恐怕是她们长期在社会地位上没有优越感，而幽默感其实是优越感的自我消解。被男权社会视为“第二性”的女人，本来就没有优越感可供消解，因而苛求她们富于幽默感，是强人所难的。只有男女平等以后，有自信的女性才会对没有自信的男性表露出充分的幽默感。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上帝在女人的智力中忘了加入幽默配方。因此不难预料，由于缺乏真正的优越感，传统比利时人不大可能当着法国人的面嘲笑本民族；由于被剥夺了优越感，传统犹太人更不可能当着欧州人的面嘲笑本民族——实际上他们都太严肃了，因为没有优越感或被剥夺了优越感的人，一定也没有幽默感。正如大部分当代中国人面对欧美人时，也大抵没有优越感，更缺乏幽默感，他们对外国人的嘲笑和批评只有愤怒，而不可能心平气和，充满风度，他们只能喜欢说好话的“国际友人”。
二
共和国建立后，全国山河一片红，悬殊的贫富差别消失了，明显的地区特征没有了。以前可供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各取所需地加以嘲笑的山西商人、山东拳师、安徽乞丐、扬州妓女、绍兴师爷、宁波茶房、徽州朝奉、潮州门槛、无锡大阿福、南京大茶壶、苏北佬……等等对象，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起码不能明目张胆地公开嘲笑了。但是平衡其心态、遮掩其缺陷、满足其自大的心理原欲却不会一夜之间就消失，需求产生供应甚至虚构供应，于是许多中国人都同时找到了一个可嘲笑对象–上海男人。改革开放前，尚有”地富反坏右”、”走资派”、”臭老九”等其他一些暂时性的可嘲笑对象供不同的人群各取所需，因而举国若狂，工农兵们感到无比的优越。然而改革开放以后，历史被重写，”拨乱反正”，除上海男人之外的所有可嘲笑对象又一夜之间突然消失了，于是地不分南北，人不论男女，许许多多中国人开始万众一心地嘲笑硕果仅存的可以安全地加以嘲笑的对象–上海男人。
上海男人的缺点是明显的——已有许多文章对之进行概括，最著名的可能是常常哗众取宠的台湾作家龙应台女士的那篇《啊，上海男人》，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上海男人（单数）都加入了嘲笑上海男人（复数）的行列。有人说，上海男人最大的荣耀，就是被非上海人誉为“不像上海男人”。是否有许多上海男作家在写嘲笑上海男人的文章时试图证明自己“不像上海男人”，我不清楚。但我愿意在此声明，我写嘲笑上海男人的文章，丝毫没有自外于上海男人的意思。我不把自己这个“单数”作为特例放在“复数”之外。我认为上海男人尽管有种种人性弱点乃至缺点，但上海男人的突出优点之一，是比较有幽默感，而幽默感一定包括自嘲。龙应台女士以那篇文章为书名的随笔集《啊，上海男人》在大陆出版后（别忘了此书是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城市似乎没有出版过这种嘲笑本地男人的书），在上海引起的反响，与她那篇《还好我不是新加坡人》所引起的新加坡人的愤怒根本不能相比，即此就足以证明上海男人具有充分的幽默感，而这是由真实的优越感支持的。
众所周知，越是强大者，越有容忍批评的肚量。比如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所以他们的政府最能容忍批评，甚至可以把克林顿总统的性丑闻弄得全世界都知道——连物伤其类的法国总统希拉克也觉得太过分了，然而直到所有幸灾乐祸的旁观者都已厌倦之后，美国人还在津津乐道。即便没有龙应台的文章，上海的报刊上依然在龙应台之前之后有许多文章嘲笑和批评上海男人的种种不足。然而上海作家对上海男人的批评，丝毫不能说明上海男人是中国男人里最差劲的，恰恰足以证明总体而言上海男人是最优秀的中国男人。正如克林顿的性丑闻丝毫不能说明克林顿是全世界最爱泡妞的总统，而只能证明美国的政治制度最民主。
同理，正因为上海男人比大部分中国男人远为尊重妇女，所以他们能够抱着幽默的态度接受别人关于他们“怕老婆”的嘲笑，而且自己也愿意加入嘲笑者的行列——同时不自外于被嘲笑者。关于上海男人的种种缺点，有一个纯属想当然的所谓“学理上”的依据，即这是殖民地的后遗症。我不知道持这种论调的人里有几个研究殖民地的专家，他们是否能举出一些其他殖民地的例子，比如印度曾经真正而且长期成为殖民地，不知新德里男人是否也像上海男人一样“怕老婆”？
三
想一想是令人奇怪的，恰恰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在上海男人成为不少同胞的自大心理的理想培养基的同时，上海男人进入了有史以来对中华民族贡献最大的特殊时期，许多外省市的龙头企业里，技术副厂长往往是上海人，车间主任乃至技术最过硬的老师傅，往往也是从五十年代起就支援内地（简称“支内”）而去的上海男人。“支内”在许多城市中是个陌生的词汇，而在上海，至今依然是个活跃的词汇。直到最近，援藏、开发大西北，都是国家派给上海的重点性硬任务。
上海上交国库利税最多，上海率先进入人口负增长，如是等等。但贡献最大，而且实际上最有理由有优越感，却最受嘲笑，现在却像一个讲不通的硬道理那样摆在全体国人面前。身为“上海男人”的一分子，我有极大的好奇心，想猜一猜这个集体无意识的心理之谜。为什么贡献如此之大，但关于上海男人的笑话却流传全国，生命力如此旺盛呢？为什么那么多非上海男人居然自认为对上海男人可以有优越感呢？我认为，许多国人嘲笑“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其实指的是不像典型的中国男人，而典型的中国男人，恰恰是毫不尊重妇女的大男子主义者。因此，嘲笑上海男人不像男人，就是嘲笑上海男人居然身为男人却不欺负女人，就是嘲笑上海男人居然身为男人却不是大男子主义者。而按照典型的中国逻辑，只要不欺负老婆，不是大男子主义者，就是小男人，就是怕老婆，于是理应受到嘲笑。
外国男人对女友浪漫多情，对女士彬彬有礼，对此传统型中国男人视而不见，甚至对这种外国的“上海男人”大唱赞歌，认为有骑士风度和绅士风度。上海男人对女友浪漫多情，对女士彬彬有礼，就是乾纲不振，有损男格。被誉为鲁迅之后最杰出杂文家的聂绀弩先生在《怕老婆》一文中说：“人们喜欢把这一术语对于某一特定人物说来说去，用意盖在于叫他们夫妇之间恢复怕老公的常态云。”某些非上海男人认为上海男人不像男人，无非就是要上海的男女恢复男尊女卑的“中国常态”罢了。
传统型中国男人大抵认为，上海男人精明能干，挣钱不少，为什么要这样被媳妇欺负？殊不知上海女人只是比其他中国女人地位略高，但决没有比上海男人的地位更高，上海女人只是收复了一部分失地，并没有越界侵犯上海男人的基本人权。所以把上海女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部分（决不是全部）还给她们，不能叫做“被欺负”。然而三人成虎、曾子杀人，一旦谎言被重复得多了，就会积非成是，于是在这种颠倒是非的错误判断之下，不少头脑糊涂的上海男人也产生了某种原罪感，就像不少犹太人为同胞中的败类犹大出卖了耶稣而真诚地怀有负罪感一样，他们在非上海人面前确实感到抬不起头来，他们觉得自己确实缺乏男子气，恨不得回家就重振雄风，打老婆一顿，以“收复失地”。
据说上海男人在媳妇面前做小伏低，为老婆洗内裤，于是许多非上海男人一起大笑，优越感十足。许多非上海女人也一起大笑，以嫁了如此有优越感的丈夫而优越感十足。她们居然没有想一想，丈夫的性别优越感其实建立在自己的性别屈辱感之上，而她们的“优越感”更是相当于奴隶以自己有主人来嘲笑自由人的没有主人。我不明白为什么替妻子洗内裤的男人就应该抬不起头来，而替丈夫洗袜子的女人就有权洋洋得意？
我认为，不少国人对上海男人的嘲笑，是完全站不住脚的逆向歧视，是中国的反犹主义。因为总体而言，上海男人是中国男人中最文明、最有知识、最尊重妇女、最守信用、最敬业、最符合现代精神的一个男人群体。中国其他地方的男人应该向上海男人学习，而不是嘲笑和奚落他们。因为愚昧者、野蛮者、无知者、不尊重妇女者、不讲信用者、不敬业者、不符合现代精神者对上海男人的嘲笑，只会加剧中国人的传统陋习，只会推迟中国的现代化，只会阻碍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我丝毫不是为上海男人打抱不平，我非常欢迎任何人对上海男人（包括我本人）的公正批评。上海男人决不是完美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比如尽管我撰写本文的意图是纠正一种偏见，但本文很可能被某些上海男人歪用于支持他们的自大心理。我不以“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来拒绝别人批评上海男人，相反我以“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美的”来欢迎对上海男人的批评，但这种批评必须是合理的，必须是以人性的光辉来批评人性的丑陋，而不是颠倒过来。任何人都可以批评乃至嘲笑个别上海男人还有不尊重妇女的地方，但任何以文明人自居的人都不能居高临下地批评乃至嘲笑上海男人太尊重妇女。否则就是对不知道尊重妇女是文明人的基本素质的某些传统型中国男人的精神贿赂，是刻意迎合大众之人性弱点的媚俗。如此扭曲、如此灾难性的病态心理如果长期存在下去，甚至理直气壮、通行无阻地存在于当代中国文化中，决不是中华民族的光荣，而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我要为我的同胞哭泣，对此我根本没有幽默感，更没有优越感——此刻我已经不以上海男人自居，而以中国男人、中国人自居，我为我是这样的中国男人、这样的中国人中的一员，而感到羞愧。
张远山(《东方》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