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38 次) 时间：2001-11-28 21:27:10 来源：找不着北 (找不着北) 转载
邓继红：我的刑场取肾经历
邓继红
来源：不寐周刊
一九八九年，整整一年的时间我都在第三军医大学新桥医院进修麻醉。
当时，新桥医院是全军泌尿外科中心，做肾移植手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每遇”五一”、国庆、元旦这些重大日子处决死囚，大家就要集中做肾移植手术忙上一阵子。如果一次处决的死囚人数偏多，一天流水席般开上十几二十台手术也不算稀奇。不过，遇上这种情况，虽然有点累，但大家还是挺高兴的。因为补助特别高，每人有十五元钱，包括我们参术的进修实习人员。对于当时每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元的我来说，十五元收入的意义何等重要，就不言而喻。所以，当时我对自己参予的肾移植手术以及刑场取肾的那些经历，除了有一些新奇刺激感觉，反而不如这十五元补助更觉意义深远了。
其实，肾移植手术确实平淡无奇。任何有条件技术能够进行血管、输尿管吻合手术的医院都能够胜任该手术。肾移植手术之所以在中国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轻易进行，医学技术和医疗条件无足轻重，关键在于供肾来源没有保障。
众所周知，中国人十分看重身体发肤，即使死了，也要求个全尸。所以即使时至今日，中国人自愿进行遗体捐献的人士实属凤毛麟角，少得可怜。无奈之下，不再享有政治权利和人生权利的死囚成了捐肾的唯一供体。
本来，为了保密，刑场取肾这些较重要的工作是不允许进修实习人员参加的。但由于刑场取肾确实是一个脏累差的活路，而我又是工作经验和技术较全面的进修生（在新桥医院进修以前我已大学毕业在一地级医院搞了四年临床麻醉工作），带教老师便经常特许我参与刑场取肾的麻醉。
通常，我们手术麻醉人员都乘坐在一辆遮掩得严严实实的解放牌卡车上提前前往刑场一隅等侯着。卡车上有简易的手术台和麻醉设备。当公判大会结束行刑车辆开到刑场后，首先由麻醉师给死囚注射麻醉药氯氨酮。所以死囚被行刑前已然被麻醉而无痛苦。行刑人员用橡皮子弹对准死囚的非要害部位射击一枪，然后死囚因已被麻醉而自然倒地。法警法医上前验明正身拍照等例行公事忙完后，人们把仍然活着的死囚抬上我们的卡车，取肾工作便正式开始。
麻醉师首先给死囚施行气管内插管以保证呼吸通畅，这样做也可避免肾脏不会因缺血缺氧坏死。然后取肾的外科医师在简单地消毒铺巾后便在腹部上大刀阔斧地划拉上大十字切口，三下五除二地取出双肾放进保护液中冷冻保藏并火速送到医院手术室。在那里，已被病痛折磨了不少时日，并在医院排队等候了很久的贤病患者也正躺在手术台上准备接受肾移植手术。死囚的生命结束，而另一个生命却因此从新开始。
在当时，做一次肾移植手术患者需要缴纳三到五万元（现在需要二十到三十万元了）。其中有五千元是由医院付给公检法机关作为买肾用的。死囚及其家属根本不知其事。而我为了挣十五元的补助，对参加肾移植手术也乐此不疲。虽然在良心上总隐隐觉得对死囚有什么不公，但凭那个时候的认知能力，也始终说不出个什么所以然来。
后来有一年，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是《读卖新闻》的致歉声明。大意是说它刊载的中国从死囚身上取肾进行肾移植手术的消息报道失实，特向中国政府致歉云云。
从这以后，我对《读卖新闻》这种缺乏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变色龙媒体特别憎恨；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由衷地敬佩和祟拜。我知道，不管我们如何作恶多端，都有我们强大的国家政府为我们撑腰。再黑的勾当我们也有办法把它说白的！
北大新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