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04 次) 时间：2001-11-27 09:39:36 来源：刘磊 (传媒大亨) 原创-非IT
“另眼看中国”之百年流行（五）
刘磊 方玉萍
50年代的流行：
1950：人民：
如同民国成立之初的“共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民”成为最为流行的政治语汇。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解放军”，小到“人民日报”、“人民邮电”、“人民银行”、乃至日常使用的“人民币”、每天走过的“人民路”、“人民广场”等，“人民”一词频繁地出现在中国人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提醒人们，这是个属于“人民”的政权。
1951：谁是最可爱的人：
作家魏巍的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使“最可爱的人”成为志愿军的代名词，在抗美援朝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文学作品再次表现出巨大的感染力。发表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的这篇散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在所有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文学、电影等文艺作品中无疑是最优秀的之一。在抗美援朝后，“最可爱的人”这一提法仍不时被“借用”。如1998年抗洪时期的解放军战士就被称作“新时期最可爱的人”。
1952：“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在朝鲜战场传来一个又一个捷报的同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也响彻全国。自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发出了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也进入了高潮，掀起了全国性的武器捐献运动。著名的如河南梆子名角常香玉就率领她的剧社巡回义演，用义演收入捐献了“香玉剧社号”战斗机一架。1952年6月25日，抗美援朝总会宣布，一年来全国各地的武器捐献达5.5万多亿元（旧币），以每架战斗机15亿元计，相当于3710架战斗机。
而在学生中，则开展了捐献废铁的活动。一篇报道记述了当时的少年儿童“献铁”的热情：
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南京的少年儿童们用千
万双小手和千万条小腿，走遍各个角落，搜集了四万斤废
铁，献给国家。他们要求把这些废铁做成跑弹，保卫边疆，
或者造成机器，进行生产。
……
无论乱石堆、废墟中、山岗上、泥坑和河塘里，到处
都有少年儿童的足迹。偶尔捡到一块废铁，就能使他们雀
跃半天。香铺营小学的学生从清道工人那里打听到付衣廊
荒场有废铁，就一溜烟地跑去了；煤炭港小学的儿童跑到
东炮台去找生锈的钢骨。
1953：苏联文艺：
1953年1月，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文版出版。一时间，保尔·柯察金成为千百万中国人心中的偶像。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小说中保尔的这句名言被无数青年当作座右铭郑重地写在自己日记本的扉页上。
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的流行，仅仅是苏联文艺在中国流行的一个缩影。50年代，大量的苏联小说、歌曲、电影涌入中国，唱苏联歌、读苏联小说、看苏联电影成为当时国人的时尚。作为新中国唯一的外来文化补给来源，苏联文化对当日中国的影响几乎深入到生活的各个角落。
1954：干部装和列宁装：
一个时代的流行服饰往往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特征。50年代的服饰便反映了当时社会所洋溢的革命乐观气息和苏联“老大哥”的影响。50年代初，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长衫、礼服和崇洋倾向的西装逐步淘汰，中山装以及以军装为蓝本的人民装、军便服广泛流行开来，成为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公职人员的基本款式。
当时女性的服饰潮流则主要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有伤风化”的旗袍逐渐淘汰，两排纽扣的列宁装迅速盛行，而掐腰大摆的“布拉吉”(俄文译音，即连衣裙)、背带式工装裤等则成为女学生们最时髦的衣着。
1955：粮票和布票：
1955年，一种中国老百姓从没听说过的票券——粮票出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8月25日，国务院发布《市镇定量供应暂行办法》，规定凭粮票购粮。根据体力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平均每月每人16公斤至25公斤。
而此前他们在买布时已用上了“布票”。1954年9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决定》。根据这个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棉布的统购统销。全国按地区每年每人1.6丈至1.9丈，婚丧嫁娶可补助一定的布票。
从这以后，除了钞票外，中国老百姓的口袋里又多了布票和粮票。后来，买油的油票、买肉的肉票等也发到他们的手中，几乎有什么商品，就有什么票证，中国进入了一个“票证时代”。这些票证伴随中国人走过了三十年的岁月，也见证了这几十年里物质生活的艰辛。
1956：《让我们荡起双浆》：
这是一首哺育了几代中国人的歌曲。当年，电影《祖国的花朵》放映后，这部电影本身被渐渐淡忘了，但由乔羽作词、刘炽作曲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浆》却已传唱于大江南北，并且一唱就是几十年，经久不衰。
优美的旋律、质朴的歌词，那是从心底里唱出的欢乐的歌。今天，每当我们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浆》这首老歌，仍然会沉醉在对那纯真年代的向往之中。
1957：除四害：
四害者，四种常见的小动物而已，但它们却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了中央文件——《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这份文件明确规定：“除四害。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5年、7年或者1
2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全民战争”开始了。一位当年的大学生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所经历的“麻雀战”：
今天，全上海五百万人民总动员，与麻雀展开大血战。
……我们的战场在北郊区三星农业合作社，距我们学
校有四十里路。
四点三刻时，我们来到了一个小村庄。只见村边已经
有很多人在敲打洗脸盆，大声喊叫。有两个四、五岁的小男
孩，一个手里拿着稻草人，一个使劲地敲破锣。
五点钟到了！这是全上海向麻雀宣战的统一时间。顿
时，天空，地上，四面八方，广播里传来的呐喊声和田野
里人们的呼叫声连成一片，村边小河里的老水牛也跟着叫起
来，好象它们也在为我们助威……
我们的敌人——麻雀，吓得象掉了魂似的，非常可怜，
飞到东不行，飞到西不行，飞到南不行，飞到北也不行，
到处有人追打。有的飞着飞着，自己就掉下来了。这时，
人们就喊着：“捉活的！捉活的！”
次日，新华社发布战报：这一天上海市共歼灭麻雀和雀蛋25万只，捣毁雀窝11万个。
连郭沫若这样的大文豪都兴致勃勃地写了首《咒麻雀》：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骄，虽有翅膀飞不高。
你真是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
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1958：放卫星：
也许是受了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的鼓舞，“放卫星”成了1958年最时髦的词儿。一颗颗匪夷所思的高产“卫星”在各地升空，1958年8月11日的《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放卫星”目击记：
我们用手拨开表面的一层稻穗，看到下面还有一层一
层像平铺的稻穗。有个同志用手插进去，惊喜地说：“啊呀
！好象插在稻箩里了。”……现在看了这快早稻田以后，我
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块田平铺着的两三尺厚的稻面
上，就是放上个西瓜也不会掉下地去。
一颗亩产16227斤的高产“卫星”就这样放上天了。但这个“卫星”的制造者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还是太保守了，1万多斤的产量在不断刷新的纪录面前已是不足一提，后来者越来越大胆地放出越来越离谱的“卫星”。这篇“目击记”里，还只是说把个大西瓜放在稻穗上不会掉下去，后来的报纸上干脆就登出小孩站在稻穗上玩耍的照片。
一颗又一颗“卫星”，让当时的中国似乎成了一个童话般的国度。生活在童话中的人们自然是只有浪漫，而不需要理智的。于是，他们有了给玉米注射葡萄糖、给山药灌狗肉汤、为猪割去尾巴以促肥的天真举动。
大炼钢铁：1958年的中国，人们不仅成了放高产“卫星”的能手，而且几乎人人都成了炼钢工人。毛主席要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办工业的指示，顿时掀起全民炼钢的运动。一时间，“钢铁元帅”升帐，几百万座土法炼钢炉星罗棋布于全国各地。据说，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家的院子里也砌上了炼钢的炉子。一篇《白衣战士炼钢忙》的报道反映了“大炼钢铁”运动的一个侧面：
这几天，这个医院里有许多人不眠不休。平时，大夫、
护士们穿着那么洁白的工作服，举止是那么斯斯文文，可
是现在不同了，他们在通红的炉火前面，紧张地操作。……
留在科室的大夫们一有空闲时间就放下听诊器，拿起二十
多斤重的大锤去砸钢。
如此蛮干，炼出的钢虽然凑了产量，但造成的浪费却更大，不啻一场灾难。
1959：《梁祝》：
1959年5月27日，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首次演出。当18岁的俞丽拿第一次演奏这首取材于中国民间爱情故事的小提琴协奏曲，就以缠绵的旋律、动人的题材打动了每一位听众。此后40年里，《梁祝》从中国演到全世界，至今仍是大多数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旋律之一。
在那个“大炼钢铁”、“大跃进”的年代诞生了这样一首音乐经典，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其作者何占豪、陈钢当时还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深厚的中国戏曲功底和对西洋乐器的理解帮助他们创作了这曲民族音乐与西洋乐完美结合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