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66 次) 时间：2001-11-26 19:36:16 来源：李明顺 (青年同志) 原创-非IT
若斑竹以为下面言辞有问题，可删！
“农转非”制度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祸根
———如何看待“关注”弱势群体行动的局限性
文=青年同志
“关注”是种空中楼阁的东西，谁都能做，在梦里搭建一个也是容易之事。虽然许多人的关注来源于内心，并且溢出肉体之外，体现于生活之间存在着，但关注永远是个很虚的东西。在很现实很形式的社会里，关注的最大上限最多是媒体的宣传与呼吁吧。用一位企业家对我说的话来讲，“媒体都是虚的，我们企业只讲实的”。在经济决定论的标准下，话语权的大小完全是由经济地位决定，对于经济地位低下的弱势群体而言，“关注”是不能真正疗病的。包括媒体在内，持“关注”立场的站立者，实则都是外围阵线的组织或个体。外围的含义也有两点，一来，外围表示处于权力的外围，关注者往往是不能实施政策的知识分子群体，仅有表达权而无决断权的政权边缘人士，所以，关注不能逾越观望性质；二来，关注者大多已经不再“弱势”或一直就不弱势，而关注的原动力只来自一种人性的怜悯和道义上的责任趋使。
如此，关注者不能倾其全力而照顾关注点外，也很可能了解关注对象的真实悲苦和实际难局，或者脱离关注对象的真实处境太久而不能跟踪到他们的最新情况。到头来，空忙一场，感慨有加也未落实任何真实问题，就笔者而言，远离痛楚人群，脑子里留下的情景也最多是过往的记忆痕迹，时间一久，淡忘便会袭来。而长期深居繁华都市的隔绝空气里，没有感官上的直接刺激更难以激起自我心理共鸣，敲动麻痹的神经。
幸福与痛苦都是滋味，是通过体味才能品尝的东西。对于别人的幸福与痛苦，如果拥有与自身处境和情感的接近性，那么被感官认同的机会就更大一些。笔者认为这是情感的就近原则，也是最符合情理的人性原则。所以，在911事件中，繁华的纽约城市一片悲泣与狼藉，在贫困的巴基斯坦，人们却在街头狂欢，按我看来，这是贫穷社会的痛苦对繁荣社会遭遇的不理解。依笔者的观察与猜想，在国内，对此事件的欢呼者多半也具上述情形特点，而持强烈愤怒的则是接近“纽约式”生活的群体，他们生活在类似的繁华城市，对摩天大厦、汽车、飞机、城市街道、西装革履的现代职业人等等特征有着更清晰的感官印象，更接近平时的日常生活，所以，这种痛苦的方式他们也最能赋予想象和体会。我想，不管上述哪种人群，无论情感是狭隘的还是更符合人性的，它的存在处于“接近性”的考察中都是合理的。
同情痛苦的过程，其实也是在追索一种心理认同。无意性的破坏植被，并不是利益的驱动，而是“你听不到小草在哭”。常言道，“将心比心”。某个周末，在北大的三角地，笔者看到一则海报，名曰《关注弱势群体》，我甚感兴趣，也混过去听了一席讨论，由于迟到，我只听到了最后的一点点，但遗憾的是，在后来的讲话者中，我没听到一个发言者有比较清晰的思路，一位女生最后激动的陈辞或许说明了一点，这里的讨论“高高在上”。当然，我们不能对这种讨论抱有得到任何直接回报的想法，但有些东西是必须有个清晰的思路的。我搭话戏侃了两句，我问，外面的海报上写着弱势群体是：“下岗职工、打工者、农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排序？是“弱”的升序，还是降序？当时没人直接回答我。我知道这样有点苛刻得吹毛求疵。但我敢说，假如北大的校园处于乡间田头，那么宣传海报上“弱势”举例头一个肯定是农民，这是毋庸质疑的。所以，我在听到几个同学的讲话中，谈下岗职工的几率大于农民也是自然的。这当然怪罪不了北大的学生，不管他们出身哪里，但毕竟几年的城市生活，让他们接触到的更多体会来自城市，眼里观望到的更多的也是城市的弱势人群，无论下岗职工还是打工者。
上述这点不但学生如此，即使媒体，也不能逃脱这种“接近性原则”。在媒体繁荣的这两年，中国诞生了无数的新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等等。但是，针对社会类媒体，节目关注内容与人群对比来看，对城市弱势群体的关注率肯定多于农村关注，若按人口比例来看的话，媒体对农村人口的关注该覆盖更多的篇章。但，事实上，城市是文明的中心，媒体中心也一般在城市的中央，接近性再次说明了问题。一批都市报的诞生，更抛离了农村，关注的目标更垂直于了“都市”。从现在媒体市场化后，农民也属于最不具有“价值”的目标读者群，毕竟媒体要挣钱、收广告，何况广告商的意志是纯粹的商业经济。
我在此谈的是农民，并非缘于我对城市下岗者等其他弱势人群的冷视，而是在比较中拿出最“弱”的代表来阐述我的意图。至于农民为何是最弱势的群体，这种比较性的工作相信许多前人已经做过，并且，使得此成为根本不需要进行任何论证的事实。
一个“怨妇”的振作不该等待“恶夫”的怜悯，而是踢开身边的束缚进行自救。但中国的实际现状常常很难让弱势群体有踢开束缚的脚力，一些体制性的东西总是绊在脚前脚后。所以，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对象该是政府，大力的鞭打政府这头改革迟缓的老牛，关注弱势群体本身总不会起根本性的作用，而真正的救助，在于“本”而不在“标”。
我想，如果改革，把矛头直接指向政府之外，那都会是无意义的事情。首先，对准政府在制度上的不平等，至于不平等在哪些方面，本文不想展开讨论。但有一点，政府改革的方向该是在政府决策层中特出各群体利益的代表，这类似一个股份制企业，各种利益的均衡由董事会的董事们以表决和协商决定，代表弱势群体的利益组织应该独立出来，成为真正的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者。目前的中国，政府模糊地代表为全民利益，和现在的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晰”是个同样的道理，无法使真正利益的代表人发挥最大的潜力。弱势群体永远处在“关注”的角色，并非是一个好事，而是说明这种群体地位需要别人的眼球投影才能确立。在我认为，消除农民这个名称并无直接意义，或者让一个人经过一定的教育走出农村就不称呼为农民就十分圣明，关键是农民与其他群体的权益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别，毕竟，在有些国家，还存在着贵族，这些人祖先就是来自于农村的庄园而诞生的，他们并不以为“农民”而不耻，是因为农民的利益有明确的代表集团保障。任何名称的上的不平等，实则都是权益占有上的不平等。打消后者比前者更重要。
政府是目前最顽固的坎，因为它建立了二元社会的分水岭，使得优秀的农民经过努力后一旦成为精英，立马就不再叫“农民”，换上了新的户口标记。这样，政府其实在用制度杠杆来操作一个可恶的筛选，完全一派“拿来主义”者的选择立场，去除了农民群体中的弱者，取了其中的精英再纳进强势人群。显然，这样造成了一个难堪的局面，强者愈强，弱者愈弱。所以，在我偏激的看来，“农转非”的策划者不是在消除一种激化的社会矛盾，而是在继续栽培这个社会恶果，以至恶果近乎达到膨胀的今日无法有效根治。如果没有“农转非”的精心培育，那么，在不断接受教育的环境下，农民中素质提高的人口肯定在不断渐长，当占有先进生产力和知识资本的农民的数量和质量达到某种程度的时候，就会自然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普遍农民的权益得到提高。常说中国人具有“劣根性”，除了文化的潜移默化外，制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每个人最关心的肯定是自己，最关心的对象群体肯定也是同身份人，所以，一旦某人的政治身份发生转移，那么，他的“忘本”和“劣根”也是形成也是很自然的，很难与一个人的道德扯上太大的关系。根据接近性原则，假如这批农民成长的精英没被“挖”到另外一种利益群体集团，那这种积累一定会由量变转到质变，给中国社会的民主带来真正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