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98 次) 时间：2001-11-23 16:31:29 来源：李爱明 (李爱明) 原创-IT
驱不散的死亡阴影 ———文楼村艾滋病调查
《直击中国艾滋病》系列报道之四
中华工商时报 张华钰／文并摄
程志勇（化名）右手提着一小袋豆角和刚割来的半斤生猪肉，左手提着一小袋白大米，姗姗地走在秋阳高照的乡间小路上。他崭新的灰色夹克，蓝色长裤以及干净的黑色皮鞋，在阳光下泛着令人愉悦的淡淡光泽，让他看上去像一个刚刚赶集回来的、见过世面的农村青年。
他看我们乘坐的三轮车驶了过来，便站在路旁挥手截住了。他与开车的师傅用河南方言热烈地交谈了起来。让人感觉，他们是熟识的。
一会儿，他掀起布帘爬上车厢坐在了我的旁边，他向我充满歉意地笑了笑，将两袋食物轻轻地放在了自己脚下。我注意到，这是一个脸色幽暗的农村青年。
机车再次启动了，隆隆的轰鸣声伴着剧烈的颠簸在晾满玉米的土道上缓缓向前爬行着，我挥挥手，示意他往里坐一下以免摔到车外面。
他感激地笑一笑，往里挪了一下身子，但始终保持着尽量不靠在我身上。忽然，他开口说话了：“你是去文楼村吧？”
我很高兴他的开口，我赶紧点头说：“是，是，你是那个村子的吧。”他哑然一笑，算是承认，然后接着说：“你是记者吧。”其实，这是我不想承认的，他没有等我回答，兀自说：“你来这儿还不就是为了那件事。”
这是我没有讲明便被他读了出来的。他垂下眼帘，一边扫拢着脚下的袋子，一边用一种含笑的表情幽幽地说：“我正吃着药，我就是一个病人，一会儿我可以带你去看一下村里躺艾滋病人的卫生所。”
2001年10月4日，在这个阳光灿烂的秋季的上午，我和一个偶然相遇的艾滋病人一同坐在这辆破旧的农用机动三轮车里进行着简短的交谈。车外阳光明媚，路上尘土飞扬。
透过摇曳的布帘，可以看到豫南平原广袤的田地，庄稼收割后骤然裸露的坟包，以及那座越来越近的叫做文楼的村庄。
贫穷的上蔡县与多灾的文楼村
位于河南省东南部的上蔡县是一个拥有130多万人口的大县，据说，如果以人口数量为标准进行排列的话，它可以排到整个河南省的第二位。
然而不幸的是，它在成为整个河南省第二人口大县的同时也成了驻马店市10个县区中的4个贫困县之一。在这全县130多万的人口中，农业人口就占到124万。虽然全县土地广袤且多平原，但人均耕地仅为一亩多一点儿。庞大的人口基数，有限的耕地，欠发达的工业，共同导致了上蔡县的经济发展多年来的步履蹒跚，甚至直到去年，全县的收入仅为1．32亿元。
走在上蔡县东西走向的一条主街上，几乎看不到什么供人消费、娱乐的场所，甚至像服装店这样的地方都寥寥无几。人们来县城里，多是来看病，买生活必需品、农具，坐车去郑州、周口或其他什么地方去，而很少闲逛、购物。
但就是这个拮据的人口大县却又十分不幸地成了全中国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区域，而它的焦点即是该县下辖的一个曾被媒体多次曝光的叫做文楼的村庄。
上蔡县文楼村其实是一个由6个自然村组成的行政村，共有796户人家，3170余名村民，长期以来一直以种植玉米、小麦和各种蔬菜为生。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卖血在河南兴起后，他们的这种“经济结构”才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卖血收入逐渐成了他们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经济来源。据上蔡县有关部门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1995年以前，文楼村至少有1310人常年靠卖血为生。
卖血，在当时成了文楼村、上蔡县乃至整个河南省大多数农村的一项主要副业和一种“快速致富”的重要手段。在我的采访中，见到的许多漂亮的小二楼都是靠他的主人经年累月的卖血修筑起来的。这些造价在一万元以上的民宅一般需要他的主人以每周两次的卖血频率一直不断地坚持三年。
但是有很多农民在更短的时间内便实现了他们的愿望，原因是他们有比这更高的频率和数量可观的同盟。在河南农村，夫妻卖血，一家几口、几代一同卖血的现象比比皆是。那个时期不去卖血而又没有其他进项的人家多被视为身体有毛病或者不求上进的象征。他们在整个村庄中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都受到“影响”。譬如说，借钱修房子、择偶婚嫁等等，同乡们往往不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注”。采访中，一位开出租三轮车的小伙子告诉我，他们村有一千多口人，没有卖过血的只有两家，他家就是其中之一，但当时，他家受尽了别人的非议。
有人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在上蔡县通往驻马店的公路上，每天都可以无数次地看到十几、二十几个村民挤在一辆农用三轮车上一趟趟地往驻马店去卖血，他们兴高采烈地开着“左胳膊是磷肥，右胳膊是尿素”的玩笑，进行着如何才能在一天时间内被两个血站先后采血的经验交流。
据统计，最巅峰时，光驻马店的血站就有39家。但这仍然无法满足大量前来卖血的人。许多人卖血需要大半夜起来就去排队，或者找很好的“血头”、找很硬的关系走后门才能轮到。再后来，上蔡县卫生所、县医院为适应“市场需要”也纷纷开设业务，于是，卖血在这些地方达到了“无村不入”的普及率。
每天，大批的血浆被分成十袋或者十几袋一批放进离心机里以每分钟300转的速度飞速旋转，直到分离出血浆，然后再把剩下的血清输还给卖血者。当然，难免有些袋子不结实被摔破，但是，这也无妨，反正已经好多次了……于是，“艾魔”降临了。
我们不能乱讲
正午的阳光照耀着这个静谧的院落，门口坐着几个看上去有五六十岁模样的老人，一名比较严重的患者正坐在院子内的阳光下输液，他的旁边是一名带口罩的医生。
他们看到我拍照都纷纷站了起来，那名医生迅速躲到了屋内，而门口的几名老者则起身围了上来。
“你是干什么的？”
“你是哪儿来的？”
“你有没有县委的批准？”
“拿来你的记者证！”
他们七嘴八舌地对我进行着追问，我讲明自己的来意后，一名老者说：“上面有规定，不让我们乱讲的。”
我再次表明了自己的意图，他们仍然说：“我们不能乱说的。”这时旁边的一名妇女忿忿地嚷了起来：“都是你们报道！都是你们报道来报道去，现在连卖菜的都不来我们村了，男的娶不上媳妇，女的嫁不出去，你们还想咋哩？！……”
正在我为难之际，其中一名老者说：“走吧，去我家吧，我是共产党员，我也有艾滋病，去我家我给你说。”此时，这名妇女也不再向我发泄怨恨，她开始热烈地撺掇我：“去他家吧，去他家采访他吧。”
然而，我最终选择了采访程志勇。
我回过头的时候，他正靠在离我不远的一棵白杨树下看着我们，我径直走过去说：“咱们去你家看一看吧。”
他略带羞涩地笑起来，显出难为情的样子说：“你还是去采访他吧。”在我的反复要求下，他最终带我走上了通往他家的小路。
我们的孩子将要送人
推开嵌在一圈土墙内的一扇褐红色的小木门，程志勇说：“到了。”这是一个破旧的农家小院，靠北有一溜儿低矮的小屋，算是正房，东边有一栋孤零零的土坯屋，当作厨房。满院到处都是晾在阳光地里的金灿灿的玉米粒，甚至淹没了通往正屋的小道。
程志勇歉意地说：“农村，乱了点儿。”
我们趟着满院玉米走入他家堂屋的时候，他的妻子聂玉梅（化名）正陪着他9岁的儿子坐在一块木板上写作业。
屋子内一贫如洗，阴暗而凌乱，一些农什杂物散乱地堆积在一起，正墙上是一幅巨大的祖宗灵位，而西墙上，紧挨那块木板的地方，则贴着奖给她的孩子的，三年级某学期三好学生的奖状。他们儿子就趴在那个地方。
聂玉梅见我们进来了，站起身来热情地招呼着我。这是一个30多岁、善良的农村妇女，她脸色白净，剪着齐耳短发。在跟我打过一个招呼后便开始着急地找小椅子，找布子反复地擦拭，然后，一迭连声地请我入坐。
程志勇将手上的袋子递给他的妻子后，再次说：“农村，条件差了点儿。”然后，掇了条小板凳坐在了我面前。
我们的交谈开始了。
其实，直到此时我才知道他姓程，叫程志勇，今年31岁。
他说：“我从1988年就开始卖血了，一直到1995年不让再卖血为止，那时候我每星期卖一、两次是常事，主要是去驻马店×××医院。”
说着，他撸起袖管让我看他布满针眼的双臂。
“后来，上蔡县卫生所、县医院也办起了血站，我就去那里卖血。从18岁到25岁，我基本是靠卖血生活的。那时候，卖一次血可得四五十元，生活还算可以。结婚后，我爱人也同我一起卖血，本来打算要翻修我们的宅院的……”
程为自己梦想的惨然破灭感到了深深的忧伤，他接着说：“不让卖血了，我就去城里打工，一年也能挣近1万元，直到去年，我常感到身体乏力，又听说有人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就去武汉做了一次检查……，果真染上了，我爱人也染上了。”
他长久地垂下了头，末了说：“你现在有没有发现我脸色发青，其实，我正发着低烧呢。现在只要稍微干一点活儿，我就得去医院挂吊瓶（输液的意思）。”
此时，聂玉梅也坐到了我的对面，她悲哀地说：“现在家里的钱全花光了，屋后的树也卖光了，还借了一屁股外债，亲戚们也没有一个敢跟我们来往了。”
说到这里，聂伤心地流出了眼泪，然后不停地抚摸着她9岁儿子的头发。
我说：“孩子染上了吗？”
他们摇摇头。
我接着问：“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以后怎么办？”
他们更加伤心地流出了眼泪，程说：“不知道。”隔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抬起头来虚茫地望着远方，说：“我
们走后，送亲戚吧。”他们9岁的儿子听着我们的交谈默默地写着作业。
在他幼小的心灵里面，不知道是否明白自己日后的道路，也不知道是否明白自己亲爱的父母不久将要面临的残酷的明天。
在我们交谈中，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娘不断走到门口听我们说话，那是程的67岁的母亲，程还有一个70多岁的父亲。如今，程和程的妻子已经彻底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靠亲朋好友的救济和政府每个月给他们家的50元补助勉强度日。
程说，他的孩子这学期上学交了100元杂费。对于一个没有丝毫进项的家庭来说，这也许是他们今年最大的一笔开销了。
你怕不怕工作组
程尚东（化名）的出现，是在我将要结束对程志勇的采访时他与另外两个艾滋病人一同走入程家小院。
程志勇热情地招呼他们落座后，程尚东直截了当地冲我说：“你的目的是什么？”
当我一再表明自己的来意后，他开始对我信任了起来，他说：“你有没有见过工作组？”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工作组”这个词。我摇摇头。他说：“工作组是不让你们采访的，也不让我们随便接受你们的询问。以前有记者偷偷来我们这儿采访，让他们发现后不仅被赶了出去，还扯出胶卷将他们拍的照片曝了光。”
他说：“你怕不怕？”我说，不怕。他将信将疑地看着我，然后开始了对我的叙说。
这名叫程尚东的年轻人今年31岁，是文楼村发现的第一例艾滋病人，他说他接受过许多记者的采访，所以他回答起问题简单而准确。他在确切地告诉我现在整个文楼村有300多例艾滋病人，有278人已发病。说完他便不再言语，然后将目光移向了旁边的乡邻，让我将采访机会转给他们。
于是这名叫王福（化名）的男子开始了对我无尽的叙说。
他告诉我，他今年已经38岁了，是在两年前发现感染艾滋病的。现在自己的三个孩子还没有成人。大孩子刚刚17岁，小孩子才14岁。然后他开始了对村里专门为艾滋病人设立的卫生所的抱怨。他说，所里虽然运回了好多仪器，但直到现在都没有安装，药又不全，去了那里，连床盖的被子都没有，而政府给他们每个艾滋病家庭每月50元的补助也刚刚发到6月份。
在走出院门的时候，一个村民对我说，现在的准确数字是文楼村有艾滋病人300多个，其实远不止此。有许多人嫌丢人，不愿去检查。
在采访中了解到，那些没有被外界发现的，当年也同样疯狂卖过血的村庄如今也在有人不断地死去。
他们共同的症状是脸色乌黑，浑身起泡、溃烂，瘦骨嶙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