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78 次) 时间：2001-11-15 20:01:38 来源：崔毅 (greattree) 转载
２０年前的初春，十年“文革”后的第一批高考生跨入了高等学府的大门。这
批被称为七七级的学生是２０比１的“残酷”竞争的“幸存者”、幸运儿，这批考
生的年龄差异之大、成分之复杂、经历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北大中文系新
闻专业七七级（２班）的学生，可以说是这批人的典型代表。
我们班同学都是扩大招生才得以入学的。全班３４人中没有一个应届高中毕业
生，都来自社会各行各业。入学时最大的３１岁，最小的１８岁，“老三届”占了
近一半。考入北大这一全国著名的高等学府，对这些曾是工人、农民、军人、知青
、干部的人来说是其人生的重大转折点。２０年后再回首，往事如烟，沧海桑田…
…
（一）
刘鸿是我们班女生中年龄最大的。入学时已届而立之年，儿子已４岁半，是班
里唯一的“孩子他妈”。对刘鸿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其最灿烂的青春被抛掷在那
个最疯狂也最愚昧的年代里。在读书的年龄无法读书却到全国各地“大串连”，工
作的时间则只能整天唱歌跳舞“宣传毛泽东思想”，这种事在如今的年轻人听来犹
如“天方夜谭”，对“刘鸿们”来说却曾是“峥嵘岁月”。其实，真正的峥嵘岁月
应该说是刘鸿一家三口上学的日子。
刘鸿（女，５０岁，上大学前曾在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４年工人，后为北京光
电研究所政工组干事。毕业后就职北京日报科教部，任副主任，后曾下海，现在中
国土地报社工作）：
我生于１９４８年阴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日）。曾用名刘桂兰，１９６
４年初三毕业后我自己改成刘鸿，因喜爱徐悲鸿画的马，又觉得“悲鸿”两字特有
韵味，故取了一个“鸿”字。
“文革”开始时我１８岁，正在北京一○一中学上高二，是历史上惯称的“老
高二”。“文革”中断了我们的学业，于是，停课闹革命、大串连、无事逍遥便成
了我们的生活内容。我经历了三次惊心动魄的大串联。有一次走了４个半月，一次
走了３个半月。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日至１９６７年３月的那次，从北京—兰州—
新疆—四川—云南—广西—北京，在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与维吾尔老乡，在甘肃天祝
草原上与牧民，在四川大凉山与彝族山里人分别生活、劳动了一段日子，４个半月
后，我们这帮年轻人走出北京站时，如同一群乞丐，棉猴儿破得露着棉花，身上长
着虱子。
那时，到处都搞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以我为首的几个人也曾发起一个５００人
的历时一年多的中学生宣传队，叫“毛泽东主义革命路线宣传队”，是当时北京市
中学生“四三”派的宣传队，简称“路线宣传队”，影响很大，在全国各地演出。
１９６９年３月３日，我被分配到北京第六建筑公司当工人，比起插队来，建
筑工人有北京户口，有１７块钱的学徒工工资，就算幸运了。当时学校工宣队本想
将我分到工厂，但因我唱歌已小有名气，六建招工的人点名要我便到了六建。原指
望能在北京上班，谁知只是报到第一天在公司开了半天会，第二天就坐火车到了山
西宁武县，参加三线军工厂的建设。当时为了战略的需要，把兵工厂建在山洞里。
分到六建的除了我们一○一中的，还有男四中、男十三中等一些一流中学的学
生。这一大群高高大大、白白净净、漂漂亮亮的２０岁左右的男女青年一到工地，
出现在土里土气的建筑工人面前，就像磁铁一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建筑工人几
乎全是农村人，又几乎全是男人，看到我们这些女孩子，他们两眼发直，嘴张得老
大。工区马上以我们这些人为主组成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自编自演歌舞，为
当时十分贫乏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一点娱乐。每到演出时，工人们拿着小马扎早早地
坐在搭了台子的演出现场。我的独唱成了最受欢迎的节目。在六建的４年里，真正
干活的时间不长，唱歌跳舞的时间倒挺长，从工区宣传队搞到公司宣传队，最后到
建工局宣传队。我又独唱又跳舞，真正风光了好几年。
搞宣传队的热潮逐渐冷下去之后，我又回到工地干活。我的工种是电工，是建
筑工地上最好的工种。即使如此，工作也是又脏又累。顶风冒雨，太阳晒，无固定
地方。工地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噢
，原来是六建的。”那时没有别的奢望，想这辈子若能当个小职员，能坐在办公室
里抄抄写写就满足了。
１９７３年初我和一位“江南才子”结了婚，９月调到北京光电技术研究所。
这是一家新成立的研究所。当时，争着当兵的热潮已经过去，研究所成了极好的去
处，光电所来了不少高干子弟和高干亲属。
我是工人编制。后来，因为我写过一些颇为鼓舞人心的鼓动词，诸如“学理论
，抓路线，大干三伏天”之类，便被调到政工组，以工代干，当了宣传干事，直到
考大学。
我报考大学的动机说来很可笑。我当时的工资是４０块零４分，我们常说是４
０块零两块臭豆腐（那时臭豆腐是两分钱一块），而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５６元，
二者相差１６元，这在当时是很大的数字。我就是为了这１６元而考大学的。没想
到，４年的大学生活如此深刻地改变了我。对这一点，我丈夫的体会最深。他觉得
我过去就是那种上班养家的毫无思想的大嫂式的人，北京大学的４年使我从一个俗
气、平庸的人变成了一个有朝气、有情趣的人。
恢复高考第一年，我丈夫全力支持我报考（我当时怎么也没想到像我这么大年
龄的有了孩子的女人也能考大学，上大学）；恢复招考研究生的第二年即１９７９
年，我又全力支持丈夫考上了社科院新闻所的研究生。１９８０年，我儿子考上了
实验二小。一家三口，一个小学生，一个大学生，一个研究生，这在当时也算件奇
特的事了。有人提议，你们全家还不去照张像，多有意义呀。于是我们一家三口，
每人都佩戴上自己的校徽，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取名“全家重点”。这张照片
一直摆在家里，成了永久的纪念。
（二）
我们班有十几个同学有过插队或去兵团的经历（“文革”中，大约１０００多
万知识青年投入或卷入了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中），那段经历虽说是一段“苦难的
历程”，但却是他们“丰富阅历”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生中的许多磨难，往往就成
了未来之路的起点。十几年前曾考上大学却得而复失的伊仁，虽然最终迈进大学门
坎，至今却仍抱有壮志未酬的遗憾。
伊仁（男，４５岁，１９６９年初中毕业后赴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种地、做工
，１９７４年返京后在北京市宣武区劳动局工作，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经济日报工作
至今，现任工交部主任）：
所谓初中毕业其实也没上几天学，不是去工厂就是去农村（即学工学农）。后
来和当时的绝大多数人一样去了兵团，在兵团先后换过几个单位，先在沙漠中种麦
子，一亩地播种３５斤，秋天收割时一亩地平均才产３０斤，连本都没收回来。当
然这是第一年，以后稍好。
１９７３年时我曾考过一次大学。当时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大学恢复招生考试
。那年我正在包头市电力修配厂实习进修，和我同宿舍的有一位是重庆钢铁学院的
大学生，他在我实习的那个车间当技术员。他看我比较爱看书，就经常和我聊天，
我从他那里了解到了我国钢铁业的状况和世界钢铁业的简单情况，他那种忧国家不
强、虑钢铁工业落后的言谈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以至许多年后不能忘怀。于是我就
报了钢铁学院。我实习的工厂中，有９名天津下乡知青，其中一半是老高中生，数
理化底子非常好，我当年的复习全是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的，至今我对这些知青抱
有深深的敬意。考完试后，钢院的招生老师曾找我谈话，说我考的成绩不错，特别
是看了我写的为什么要上大学的那篇东西（当时除了考试外，每个考生还要写篇类
似于思想汇报性的东西，题目是为什么要上大学），印象很深，觉得一个知青能了
解那么多钢铁工业情况，难能可贵，并告诉我学院已同意录取我，让我回去做准备
。当时我激动得差点跳起来，给老师鞠了一个躬就跑了。
回包头后我就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还买了糖等东西请客，并
把被褥以外的东西都送了人。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辽宁张铁生
的文章，大肆表扬这位“白卷先生”，并批判考试。我一直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
听到有人已动身上学的消息，我又跑回兵团，找到招生的老师，他支支吾吾地也没
说出个所以然来，反正我是没戏了。那时我真是欲哭无泪，只能仰天长叹。同时也
暗下决心，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要考进大学。
１９７７年考大学，我是抱着一种宁可考不上、也不能失去一个机会的态度去
考的。当时工作也不错，思想上没有多大压力，只是比单位其他年轻人脸皮厚一些
，其实有些人能力水平都比我强，只是爱面子，考虑万一考不上怎么办多了，便没
敢报名。考试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参试者人真多。整整十年没高考，一代人都聚在这
里了。
４年大学生活最大的感受就是真正上了一回学。
大学毕业至今当记者、编辑，觉得若不是“文革”的影响，我可能不会干这一
行，至少我现在仍觉得干点实际工作比较好，干新闻还是太务虚了。
（三）
上大学前曾当过９年工人的凌风对我说：“感谢你选择了这个题目，使我有机
会回顾一下自己这多年来的生活，但还是很乱。看来这个时代真是变了，人没有多
少时间去想自己，只顾生活、挣钱。”其实，凌风在我的大学同学中可能是挣钱最
少并且是最缺少挣钱意识的。而他对工作的那份投入却与其２０多年前当工人时没
什么两样，这也许是其“工人阶级本色”？
凌风（男，４５岁，１９６８年初中毕业于北京八中，１９６９年分配至北京
玻璃研究所当工人；大学毕业后分配至民族画报社任编辑、记者至今，现为主任记
者）：
１９６９年与八中５０名同学一起分至北京玻研所，这５０人全是老三届，从
老初一到老高三。我是“老三届”中最小的“老初一”。当时姐姐已赴云南插队，
故学校未分我去插队，我们班有一半人去了陕西、云南插队。六十年代能分到工厂
在当时是幸运儿。这５０人到此是为了扩建体温表车间，其中３０多人从事体温表
制作。说制作是由于其加工主要为手工劳动，技巧加熟练，工序繁多（３０多道）
，绝少机械，比较精细。有一女同学的父母是医生，知道体温表要用汞（水银），
而汞中毒是极严重的职业病，故未让女儿报到，这在当时也是少有的“不服从分配
”之典型，结果学校不再负责其分配。
我操作的这一道工序叫“缩喉”，是体温表升温之后汞柱不会自动降下之关键
，也是所有工序中最精细、最费眼力的，需要在黑屋内操作。一天８小时，最多时
产量每人上千支，是磨练人的工作。
由于难于避免水银蒸气的吸入，每人都程度不同地患有职业病，需住院排汞治
疗。金属汞沉积于体内，影响神经系统、生殖系统等。五十年代大跃进时不讲科学
，吃住在车间，日夜加班，致使不少老工人很年轻就一身毛病，有些不得不退职。
我在工厂时身体很好，又经常锻炼，故在该车间时间最长，直到体温表车间被转至
大兴县某社办工厂（因为在城里时造成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
我们同来的同学继承了八中的良好校风，在工作之余和“攻读”马列之余，仍
组织在一起学习数学和业务。在体温表车间转走之后，我被选去参加“工农兵三结
合”的编选《列宁选集》索引工作。“文革”中这类“三结合”的表面文章很多，
我们是和北师大政教系教师及部队同志一起组成的班子，成果不存，但因为脱产，
有了时间看书。
９年的工厂生活是我从１６岁至２５岁生理年龄最辉煌的岁月，但也是一个最
无个性的年代。从每天的“早请示”开始一天的“抓革命、促生产”，“九大”、
“深挖洞”、“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五
运动”、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自己的生活完全融入社会生活不可抗拒
的潮流之中，可供选择的东西不多。只是牢记毛泽东青年时代的《体育之研究》中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的名言，并以之指导自己的行动。回想起来，那９年
中，看着满大街的药店里有我们亲手制作的体温表在出售，心里挺高兴，觉得很充
实。在那以“革命”为第一生命的时代，人没有过多的欲望，拿着二级工的３４．
４４元的月工资完全够花了。那时是很认真地对待每一天和每天的工作，而且至今
毫不后悔这种认真，并认为没有这种认真态度，什么都做不好。
在工厂时曾与好友同游北大未名湖畔，当时就说如能在此学习该有多好！故高
考报志愿时只报了北大一个学校。如愿以偿之后，真有“４９年”之感觉（注：凌
风的姐姐当年也同时考入北大）。不过就算那年没考上，我也会继续努力，当时抱
定非上大学不可的念头。在大学里，相对宽松的环境、充裕的自由支配时间、开阔
的校园、先生们的学问及治学态度等等，都对从幼教、小学、中学及走入社会中所
受的抹杀个性的教育和“管制”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第一次有了自由的感觉，人性
得以复苏。北大特有的传统的民主与科学的精髓，更是在４年的学习生活中，通过
大大小小的事件、事情，给我们这些学子带来在其他地方不可能得到的营养。离开
北大的时间越长，就感到这点越可贵，也越感到北大就是北大，永远是独一无二的
！对自己来说，能上北大是最幸运的事，一生都是如此！
毕业后一直在民族画报当记者，采访所接触的多为少数民族地区最底层的百姓
，喜欢围坐在火塘边轮着喝一瓶酒，或蜷缩着在高黎贡山腰的一块巨石之下与马夫
听着雨声入睡，或在青藏高原无人区看着大群野牦牛冲向天际……最大的感觉是这
种工作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去各处体验各种人的生活。打算跑更多
的地方，体验更多的生活。
这些年较好的作品是青藏高原可可西里无人区的大型专题，并因之被美方邀请
赴美参展。较大的缺憾是挣钱太少，难以使家庭维持一个中等水平。七七级这批人
，因较多是走入社会后又重新进校门，与之前之后的数十年学子都不同，故很多其
他学生的问题在我们这里不是问题，反之，我们碰到的一些情况也是其他学生遇不
到的。我们能在插队、参军、做工若干年后进大学校门，真乃一大幸事。不仅是对
个人，而且是对社会。尽管这批人走的路各异，层次高低不同，从政、经商、搞专
业等等都有，但大家都在尽自己的力，都没有枉对大学的培育。
（四）
张爱平在我们班女生中属不安分者，这点从其履历中便可证实。这固然与她的
性格有关，她自己却认为北大４年的熏陶至关重要。命运的坎坷使她对人生有了更
深的感悟和体认，市场经济给她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亦文亦商的她如今其
乐融融。
张爱平（女，４６岁，北京女三中初中毕业，后在北京第二毛纺织厂当车工、
铣工９年。大学毕业后分到光明日报，主任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京华出版社签
约编辑，北美国际文化公司董事长，兼做保险业代理）：
上大学前在远郊工厂９年，除短期学习，基本上是在车间三班倒干活儿。从１
６岁开始接触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人物，纷纭杂乱的生活，上了人生第一课，初
步体尝了世态炎凉，生存的艰辛。
在精力最旺盛、求知欲最强的年龄，却无学可上，是当时最大的苦恼。我坚持
读尽可能找到的书，胡乱写些习作，渴望得到系统学习的机会。１９７３、１９７
４年，两度由车间师傅们推荐去当“工农兵学员”，只因在厂一级领导缺少支持者
，未能如愿，悲愤已极，曾只身到北大未名湖畔徘徊良久。１９７６年到了上学年
龄的临界点，当年只有污水处理专业，我宁可放弃报名，也不愿去学自己不喜欢的
东西。
１９７６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我因拍照，被西城公安分局没收胶卷、查
问。此前向当时在清华分校上学的妹妹散布“右倾翻案风”言论，妹妹遭批判，该
校办案人员曾来我所在单位进行调查。
１９７７年秋，刚刚流传要恢复高考，我就偷偷准备起来，尽管自己底子差，
数学几乎是空白，年龄又偏大，仍是悉力以赴，几致到了拼命的地步。恢复高考，
不啻茫茫黑夜的一线光明，是改变自己人生命运的唯一出路。当时，我属于比较早
的觉醒者，哪怕周围有不少人讥笑嘲讽，身边绝大多数同龄女性都已完婚，却丝毫
动摇不了我的决心———到了搏的时候了。
发放第一批录取通知书那几天，我终日忐忑不安，神不守舍。待我一起去参加
考试的人去大学报到了，我彻底绝望，躲在宿舍里恸哭不止，泪水湿透了两块毛巾
———一种空前绝后的痛苦。坚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正当我收拾书本准备再次
冲刺时，适逢扩大招生，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意外中，反而平静如常，没有激动
，没有流泪，只有茫然。掏出两个月工资（６０多元），请师傅、朋友们吃饭、吃
糖，在一个飘雪的早晨，我离开了工厂———抛下９年青春的地方。
拼死拼活搭上“末班车”，来到朝思暮想的未名湖畔。我只有一个心思：好好
读书，把耽误的时光补回来。除了国家大政方针的变革，我基本上两耳不闻窗外事
，只在知识的海洋里拼命汲取养分。燕园使我焕发出第二度青春，重新对世界抱有
热忱。大学４年，为此后从事新闻业奠定了专业知识的基础，更重要的，是从方汉
奇等许多良师那里学到治学之道，做人之道。这些，在以后写作时、人生转折时常
常回想起，终生受用无穷。北大浓厚、纯正的学术空气及科学民主的良好氛围，使
人置身其中，不能不生出担起天下兴亡的使命感来，一如我们那些杰出的前辈。
大学毕业后的前１３年供职光明日报，先后在几个部门任记者、编辑。八十年
代中后期，社会上各种思潮活跃，中西方文化交融撞击，我的职业兴奋与国家的改
革开放上升期相重合，得心应手地驰骋了一番。由衷地把新闻当作自己观察、体验
、干预社会的载体，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合适的舞台，曾立志致力于这个“令人醉心
的事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即获全国好新闻奖，采写了一批有深度、有影响的社
会问题报道。遭遇某种人生变故之后，我越来越感到职业的无奈与记者的尴尬。１
９９４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去了美国３个月。回来之后，在把自己对美国的种种了
解、吸纳、批判写进我的《美国梦中国情》一书的同时，我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个
人选择的自由远远高于所谓的社会地位、职务。
回国后，我愈发不能忍受旧体制下的刻板、少变化，愈发不能忍受处处受制于
人、常常浪费生命的现状，最终下决心摆脱单位所有制，去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
事情。近期专事写作，准备出一本散文、随笔集。同时编辑图书，搞国际文化交流
，国内文化活动策划，并兼做保险代理。亦文亦商，自得其乐。总之，选择多样，
路越走越宽。
这２０年，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无疑都是极重要、不可替代、值得大书特
书的。２０年剧变，天翻地覆，中国走进了一个新的时代。２０年几乎占据了我现
有生命的二分之一。我由一个大学生，成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可以把握自己命运
、能够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的人，它是我生命中最有质量、最有价值的２０年
。
（五）
８０年代初中国涌动出国潮，七七级学生可算潮头人。大学毕业后，我们班有
七八个同学投身这股潮流中。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这些同学
有的嫁给老外，有的读学位、有的在中文报社打工，有的办起中文杂志，有的在外
呆了几年又回来经商。无论如何，出国不仅开阔了他们的眼界，也磨练了他们的意
志，丰富了他们的人生。对这点，经历过“土插队”与“洋插队”的潘屹感触颇深
。潘屹回国后，一次我们班的女同学聚会，她１１岁的女儿想“打的”来，而她却
坚持带女儿骑自行车来，弄得女儿很不高兴。我当时也不理解潘屹为何这样“抠儿
”。得知她的留学生涯后，我理解了。
潘屹（女，４１岁，上大学前为北京通县插队知青，大学毕业后就职民政部、
中国社会报，１９９３年至１９９６年在芬兰坦佩雷大学社会政策系读硕士学位，
现在华声月报工作）：
上小学时，我是红小兵团长；中学时，我的成绩总是全班第一。一次，在全校
的成就展览中，展出了我的三篇作文；高中毕业后到农村插队，我当了知青队长。
两年的农村生活使我认识到一个与书本上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那时有过痛苦与迷
惑。恢复高考后，我上了全国的一流大学，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和熏陶。在民政部工
作的１１年中，我以自己的勤奋与努力，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与尊重。先后任总编室
、记者部、文艺部、社会部副主任。我跑过全国大部分贫困地区，做过贫困问题、
残疾人问题、老年人问题等社会保障方面的报道。但我感到不满足。我想进一步充
实、提高自己，于是产生去西方学社会福利政策的念头。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如
愿以偿。１９９３年秋，在我即将３６岁的时候，我踏上了新的征程———去芬兰
的坦佩雷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主修的专业是北欧社会福利政策。
北欧是最具特色的民主福利国家，我所去的坦佩雷大学的社会政策系是全芬兰
最好的。但我的英语可能却是留学生中最糟的。刚到芬兰上学时，我只会说背熟的
两句话：“我叫潘屹，来自中国。我毕业于新闻专业，在中国的福利部门当过记者
。”学习上的困难可想而知。那时我每天只睡４个小时的觉，有时更少。在我的学
习日程表上没有周末。我几乎忘了身外的世界。我不知道树叶在什么时候变红、变
黄然后脱落。
生活上的窘迫就更甭说。我到达芬兰时，正值其经济衰退，芬兰人的失业率都
达２０％，外国人找工作更是难上加难。直到那年冬天我都没找到工作。而学校给
我们定的消费标准是每月２５００芬兰马克。我只好节省开支，把日常消费削减到
最低程度。我学会了计划经济。几乎每一个中国学生都知道该到哪个商店去买便宜
东西。商店里的大马哈鱼，营养丰富，价格便宜，芬兰人不吃，也不会做，只用来
喂猫。我买来和土豆一起炖着吃。还有排骨，他们大多是买了喂狗。在芬兰的第一
年，我只买过一次肉，因为价格太贵了。米的价格是面的几倍，我就吃面，烙饼，
蒸馒头，最后还学会了做面包。我很长时间没吃过水果，那是奢侈品，我都以胡萝
卜代替。每天的蔬菜就是胡萝卜、土豆。
当我们要在学校上一天课时，就要在学校吃饭。尽管学校的饭是有福利待遇的
，一份１０马克，比外面的食品便宜很多，但对我们来说，它依旧是将近三袋面的
钱，而一袋面是两公斤，够我吃一个星期。在最初半年里，我经常带饭到学校，实
在没办法了，才在学校就餐。学校没有专门的地方让我用餐。学校有餐厅，很雅致
、洁净，但没有人带东西到那里去吃，我也不想让别人看到我这样。于是我就常常
找个无人的教室吃完我的午餐。芬兰学生习惯于在课间休息时喝咖啡，我知道，那
不是我的消费范围。每当这个时候，我都会留在教室里看我的英文读物。一天，我
的芬兰朋友拉我去咖啡厅，因为除了中国同学，全班同学都在那儿。来到咖啡机旁
，我傻了。我不知道怎样用这个机器。我愣在那里。那天喝咖啡时，我的心像咖啡
一样，苦苦的。为什么一到喝咖啡和吃饭的时候，中国学生全跑光了？为什么芬兰
学生买一本书就花掉４００芬兰马克，而我把自己每月的生活费用定在４００芬兰
马克？我不敢告诉任何外国人我每月的生活标准，这在他们是不可想像的。
那段艰苦、屈辱的日子我之所以能支撑下来，得益于我在国内福利部门的工作
。我曾随同中国残疾人代表团去过汉城奥运会。那些残疾人在中国的地位，就像我
们中国人在芬兰一样。他们与健全人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要取得成就，要付出几倍
于健全人的努力。那时残疾人运动员没钱买营养品，体育锻炼消耗又大，他们就吃
粮食，吃很多很多。他们想的是，给中国人争光，给残疾人争气。他们玩命地训练
，向生命极限挑战。最后，他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遍又一遍地响彻在奥林匹
克运动场。回国后，我写下了《１９８８，汉城———不屈的旗帜》的报告文学，
总编辑评价说这是一篇让人站起来读的文章。《人民日报》海外版做了转载。
没想到几年后，我几乎面临同样的命运。我知道，我所要做的，就是在困难的
条件下，努力学习，做出成就。
为了维持生活，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芬兰的社会现实，我曾在零下２０多度的
冰天雪地里送过广告，也曾在超市里做过清洁工，其中一项工作是全店最脏最苦的
活，即清洁一个上下两层的大烤箱。我要在顾客的众目睽睽之下，在烤箱还在运转
之时清洗它，我的胳膊被烫得留下一块一块的伤……
我最终完成了学业。我的论文是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巡礼。我把我的全
部心血蘸着感情写进了我的论文。我拿到了芬兰官方的硕士学位。在我们班，仅有
很少的人拿到了这个学位。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５日圣诞节那天，我告别芬兰回国
。临行之前，坦佩雷大学的报纸采访了我，并登出了我的照片。我们系的教授对我
说，你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经历与精神。
我与我的教授告别时，他问我“在芬兰这３年里，你学到了什么？”我想了想
说：“我已经足够坚强地去面对这个世界。”教授重复了一遍我说的话，然后喃喃
地说：“你学到的真不少。”
是的，走过了这样的路，今后还会惧怕什么呢？我的下一个目标是英国，我要
到那里去学习西欧的社会福利政策，有不少人不解地问我：“潘屹，你这么大年纪
，抛家舍业地到国外去图什么？”我也说不清。也许是为了超越自己，为了我的同
胞、我的祖国不再贫穷。
的确，对七七级这批幸运儿来说，对４年大学教育的最大回报便是努力工作，
不断进取了。１９８２年初毕业时，正是中国改革开放逐渐展开之即，这批“文革
”后第一批经高考录取的大学毕业生自然成了各单位的生力军。这是历史赋予这些
人的机遇、责任和使命，令其别无选择，责无旁贷。如今，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成
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