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720 次) 时间：2001-11-12 13:28:47 来源：刘洋河 (liuyee) 原创-IT
大唐的世界宣言
《知识经济》记者:刘 旸
李世鹤60岁了，这位被业界称作“TD-SCDMA教父”的老人，还在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40号那幢白色小楼里忙活着。小白楼的旁边，是大唐电信20多层高的大厦，楼顶上“大唐电信”四个红色大字高高耸立。
办公室极其普通，没有什么装修，办公桌、书架都是老式的，厚实的窗帘挡住阳光，屋里有些黯淡阴冷。见记者来访，李世鹤拉起窗帘，推开窗户，阳光斜射进来，正好打在他的脸上，耳鬓几根白发熠熠发亮。点燃一支烟，一段“中国人做国际标准”的故事开始了……
贵族游戏
“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是李世鹤对自己几十年来做移动通信的一个概括。从1968年开始，李世鹤就在当时的邮电部第四研究所工作，一直关注世界通信产业的发展，跟踪最新技术，是国内最早要求开发移动通信技术、最早要求做移动通信产业的人之一。
80年代中期，欧美通信厂商在第一代数字移动通信技术基础上开始研制数字(第二代)通信技术，提出了21世纪是无线通信的世纪的论断。李世鹤认为这是大势所趋，是通信技术的发展方向，提出要求研制中国人自己的移动通信技术。报告打上去后，当时的邮电部的领导对此大为不满：“这搞的是什么玩意呀，简直就是贵族的游戏。”李世鹤无可奈何。
到了1991年，李世鹤终于忍无可忍，带了一帮技术人员跑到江阴市，得到江阴市政府的支持，从地方政府要到了2、3百万块钱的投资。“说实话，这钱少的可怜，现在看起来开个张都开不了，但在10年前，能要到这么多已经很不容易了，也算是一笔不小的钱了。”李世鹤说。
这笔钱被用来做的东西就是俗称“大哥大”，第一代模拟移动通话手机。当时国内还没有厂商能够生产“大哥大”，进口价是一万多块钱一个，这玩意儿一度成为“暴富老板”的象征。普通老百姓一般消受不起，甚至觉得家里有个电话就够用了，还成天抱着这块大砖头，累不累。李世鹤在当时做这种不怎么被人理解的奢侈品，显得另类。
1年后，样机做出来了，在北京举行的了比较隆重的鉴定会，有关专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当时邮电部就拿着它去压那些外国公司：你看，我们自己把样机给做出来了，你不降价，我们中国人就自己做了。老外见状赶紧降价。到了93、94年，“大哥大”就降到5、6千块一台的样子了。
李世鹤认为这是一个乘胜追击的好机会，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地转型做产品，结果地方政府无力继续支持，两个字：没钱。李世鹤一筹莫展，眼睁睁地看着下锅的米断火了，只好忍痛放弃。“如果再有300万的投资，就可以玩起来了。但那时候不象现在，IT公司随随便便就可以骗几十万几百万美元风险投资。”李世鹤至今对自己第一个成型的作品扼腕痛惜。值得欣慰的是，现在那些成果被改造成专用手机，被国家公安系统一直沿用，也还能赚些钱。
私活公干
“大哥大”没法继续做了，李世鹤并不死心。随后，李世鹤被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抓”了回去，担任邮电部第四研究所所长；在1994年的时候，升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主管移动通信技术开发。
此时正值90年代中期，欧美关于移动通信的研发逐渐升温，新成果层出不穷，大有燎原之势。做了副院长的李世鹤有了比较多机会和国外的华人技术专家、留学生、通信公司等相关方面进行接触和沟通，经常探讨发展新一代通信技术的可能性，乐此不疲。1994年的时候我国准备上CDMA，和国外专家进行技术谈判，李世鹤作为谈判技术组的组长，对这些东西已经是非常的熟悉，了然于心。由于一直在研究和关注新的移动通信技术，李世鹤很容易和外国专家谈的拢，而且把技术趋势谈得更加深远。
1994年夏天，李世鹤和陈卫、徐广涵两位我国在美学者仔细研究了CDMA的优点和问题，考虑了使用新技术来超过CDMA的可能性，再一次激起了做第三代移动通信的决心。但技术并不成熟，看得还不是很准，根本不可能马上申请立项，还必须有一个预研的过程。没有资金，没有队伍，困难很大。李世鹤并没有就此屈服，用他现在的话来说是：“我那时候是副院长，手里有点权，把部里给的一些项目的钱给‘掳’了点过来，偷偷摸摸干了半年多。虽然当时有人极力反对，但是我有权啊，我把这个钱用了又怎么样？又不至于贪污。我又没权全部挪用，只是挪出一部分来，也就几百万块钱。”当时那个钱本来是用作跟踪高通公司CDMA技术的，李世鹤把它用在更超前的技术上了。
只到今天，大唐电信集团董事长、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周寰碰到李世鹤，还经常开玩笑说，“你这个家伙那时偷偷摸摸地把我的钱拿去干私活去了，哈哈哈哈。”李世鹤回应他：“那时候的大后台是你啊，谁让你把我拉上贼船的？你那时侯要是没说干，我现在就轻轻松松地退休、过日子了，哪象现在还要跟你卖命。”
周寰的默契和支持给了李世鹤极大的动力。1995年，正值国家考虑决定中国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是采取CDMA还是GSM的时候，邮电部组织了3个团到美国考察。一番考察下来，李世鹤和周寰并没有马上回国，而是在美国租了个房间，找了上述两个留学生，一起讨论这个后来命名为“SCDMA”的技术值不值得干，怎么干的问题，前后讨论了一个星期。大家最终认定：这样的项目值得干！周寰当时是科技司的司长，让大家加紧准备。
考察回来后，在周寰的大力支持下，该项目很快被批准为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项目、邮电部重点攻关项目。随即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胆采用新的运行机制，走开放式研究之路，李世鹤毅然辞去了副院长的职务，与以原摩托罗拉主任工程师陈卫博士为代表的留美学生一道，成立了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董事长，担负起SCDMA无线环路系统开发的任务。
当时的技术，简单说，就是一个要超过美国CDMA的3代移动通信技术。CDMA是美国在80年代末研究开发、并在1993年被列为美国国家标准的最新的移动通信技术，当今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都是基于这个技术标准出来的，前景尤其可观。回忆起这段历程，李世鹤尤为兴奋：“这个10年前的技术，现在看来，很多实现这个技术的基本的方法是错误的。中国人自己要搞三代，当务之急是如何改造这个技术，使之与最新的技术融合在一起，来形成一个更新的技术，从而形成中国自己的移动通信标准。当时还不是二代移动通信换代的时候，还没有到建立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的时机，现在大家做的工作就是为现在3代移动通信标准打基础的，谁能够先做出来，谁就掌握了标准的主动权。于是我们想着成立一家公司，想办法来验证我们的这个思路对不对。当时用的可是公款啊，那些外国留学生没什么钱，我们就给股份，出让了３０％的股份，这些做法，在当时都是破天荒头一次，冒了很大的风险。”
搞到１９９７年，样机基本上做出来了，通过了国家鉴定，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发明奖，之后逐步形成了今天的ＴＤ－ＳＣＤＭＡ技术。这里面核心技术包括智能天线（Smart Antenna）、同步CDMA（Synchronous CDMA）、接力切换（Baton Handover）等多项专利。回忆起来，当时在立项认证会上，中国通信界的泰斗叶培大教授激情洋溢地说：“这样的项目，无论如何也要拼一拼！”–叶老的支持在鉴定会上终于实现了。
西山会议
1997年年底，国际电信联盟（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 Union）向全世界宣布：3G标准提案的截止日是1998年6月30日。ITU将正式为3G大赛鸣响开幕哨声了，对于已经早就涉足3G的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摩托罗拉、北电、朗迅等欧美通信巨头来说，角逐3G市场志在必得，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对中国大多数厂商和相关部门来说，这仍将习惯性地被认作是一次缺席的赛事。
此时的周寰和李世鹤不甘心弃权了。1998年年初国家召开西山会议，与会代表来自全国通信部门的各级党委、大学研发部门以及军队，地方的通信公司，还包括各大电信设备厂商，共同讨论中国通信业发展的问题。周寰在会上第一次公开提议中国要参与世界移动通信产业的竞争，主张做第３代移动通信标准，参与ITU角逐。话音未落，全场哗然，一片反对之声。
有人说，中国的技术和国外相差太远了，我们做别人不笑话就了不起了；有人说，那些几百页的标准谁来写啊？有人说，这不是随便盖间小房子，几亿几亿的钱谁玩的起啊？见此情景，信息产业部科技委的主任宋直元说，总是要打破这个口的，中国人总是要出来讲话的。一百年没讲话不等于以后永远不讲话。但是他们说要做了，也不要给他们太多的压力，让他们再准备半年，不行，咱们就不讲，很自由，没关系。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李世鹤再次被推到了前台。周寰请其正式主持标准的研究开发工作，给定的时间只有3个月。
结盟西门子
时间如此紧迫，要在没什么系统准备的基础上研制完整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来，谈何容易！大唐决策层当时提出了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叫最高纲领，一种方案叫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整个标准体系都由大唐自己来做，从头到尾完完整整地给写出来；最低标准是大唐专注自己最核心的技术标准，比如智能天线等，然后和别人的标准进行“嫁接”，从而融合成一个完整的标准体系。“这是一个集体的决策，同时大家达成一点共识，至少要走到最低纲领上去。走最高纲领难度很大，如果找不到合作伙伴做最低纲领，我们就只有硬着头皮走最高纲领。也不是说最低纲领简单，如果你一味专注自己的那一点技术标准，而和别人找不到嫁接点的话，也是白干。做最高纲领，如果没有人来合作，也是困难重重。”大唐集团副总裁杨毅刚说。
在自己的标准建议基本起草完成后，带这合作的愿望，大唐决策层到欧洲巡游考察，找到了爱立信、诺基亚和西门子三家公司。由于主要采取FDD技术， 爱立信和诺基亚和大唐的TDD关键技术不相吻合，没有嫁接点，谈不到一块。
于是一行人通过李万林的引荐来到西门子公司。李万林是西门子移动通信领域的工程师，1998年春节后，李万林正好回国探亲，得知邮科院想就智能天线技术有意与欧美公司合作，发展出一套3G标准来，便立即更改了次日回德国的飞机票，专程赶往邮科院找到李世鹤，谈了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就达成共识：两家提出的标准都是基于TDD的技术，具有联盟的可能性，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干！
来访前大唐知道当时欧盟成员国内的爱立信、诺基亚、西门子都在做标准的工作，他们要通过投票的形式决定用哪家的方案代表欧盟参与ITU角逐。第一次投票的时候，西门子的票数很低；在第二次投票之前，李世鹤向西门子方面透露，如果把大唐的智能天线等几项先进技术加进去，将令你们的性能大大增强，可能会争取更多票数的支持。
西门子非常重视大唐的来访，第一天就找来20多个技术人员和大唐一行人开会，李世鹤把中国建议TD-SCDMA的几个关键技术讲2个小时，然后辩论了2、3个小时，仍然有部分西门子技术人员持反对意见。随即李万林讲话，说，你们应该注意到这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对双方来说大有合作之处。更重要的是一位西门子移动通信的老前辈卡尔。康马兰德先生看到了TD-SCDMA的优势，毕竟他的威信在，大家又重新掂量了一番李世鹤的东西；第二天大唐一行参观西门子的各个开发部门，西门子主要人员在暗自开小会权衡合作事宜；第三天西门子的反映就大不一样了，大多主管就和李世鹤一行做了进一步的接洽；第四天，李世鹤被专门安排从德国的东南飞到西北部，参观西门子一个对外不开放的实验室，作了一番交流之后返还，双方签署了合作的意向书。１９９９年１月８日，ＣＡＴＴ和西门子公司首次宣布，双方已经签订基本协议，合作开发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关键参数； 随后，李万林被派驻中国，出任西门子（中国）新一代移动通信部门总经理，标志着西门子与邮科院正式结盟。
提交标准
1998年5月份的时候，标准基本上成型，在听取了各方专家的意见后做一些小的修改，准备6月份提交上去。可是一了解，根据规定，只有ITU的成员才有标准提交的资格。大唐还不是ITU的成员。好在信息产业部是的，于是就采取了一种策略：由大唐来继续做这个标准，以信息产业部的名义来提交。
既然拿出去的文件不是代表哪个个人或公司，而是代表中国，就必须找到信息产业部部长签字。部长们对这个参与世界角逐的移动通信标准极为慎重，又找了一些部门专家进行鉴定，只到６月２９日下午，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副部长杨贤足（现为联通董事长）、周德强（现为中国电信总经理）才在这份名为“TD-SCDMA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建议”的文件上签名。
６月３０日下午，国际电联总部所在地日内瓦的上午，TD-SCDMA标准文档通过E-Mail发送出去。发完后杨毅刚、李世鹤等人就下楼去开一个全院的大会了。没多久，秘书就风风火火地冲进来，说日内瓦来电，发现问题。杨毅刚听了非常紧张，赶紧把李世鹤等人找出来，回到办公室来查。经过检查核对，结果发现我们发出去的不是标准的最终文档，而是把以往的修改稿给发过去了。于是，赶紧找到定稿，重新再发过去。当时已经到了晚上的6、7点钟，日内瓦那边的中午了，再迟几小时，人家就下班了。幸好两边有几个小时的时差，在截稿前的几个小时将一份代表中国3G方案的标准最终给发过去了。
今天的李世鹤不无得意地说，那天的确是发错了版本，不过ＩＴＵ里面一个副秘书长是我国派出的，是我的老朋友，他后来对我说，你们的东西只要是来了，管它有什么错误，哪怕只有一页纸，我都会把它弄好交上去的。
明争暗斗
东西算是发出去了，接下来将是一轮又一轮的审查和鉴定以及大大小小的讨论会，离国际电联最终落锤定音的时间还有近2年的时间，大唐代表中国提出的3G标准TD-SCDMA要在共十个提案中胜出，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周寰、李世鹤们忐忑不安。
影响标准是否被采纳的因素有很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毕竟，这个在100多天内起草出来的100多页的文档，还很难支撑起整个精深繁复的第三代移动通信体系，只能采取滚动发展策略，一天一天增加它的份量，一步一步去完善。
而更让人担心的是，外国通信巨头依仗多年的研发经验和经济实力，以及对中国的偏见，根本不把中国的这点东西放在眼里。1998年6月底中国3G标准文档提交上去后，发布消息，很多外国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个谣言，不相信；等到确实看到了，立马想到的是，杀掉！“他们根本就不仔细看我们的东西，就是偏见。我们之后出去开会讨论这个东西，几乎天天都在和别人吵架，吵完了才知道我们这个技术的厉害，我们的人更厉害！”李世鹤说。
1998年11月份国际电联在伦敦召开大会，进行各种标准提案的第一次筛选，也就是说现在提交上来的标准太多了，要枪毙一批。日本和欧洲厂商联合起来，准备先树起一个靶子，把美国一公司提交来的一个根本不是第３代标准的东西给干掉，然后回头一墙，把中国提出的TD-SCDMA给干掉。“那帮人对我们的东西根本就没看懂，只是认为你中国在这个圈子里是孤家寡人嘛，你又没有钱拿出来请代表吃饭，反正干掉你能怎么样？”李世鹤愤愤不平地说。
会议正式开始后，日欧果然行动起来，开始向美国的那个叫ＵＭＣ１３６的标准发难，一时间剑拔弩张。据说连当时的克林顿总统都给会议写信，要求给条活命，保全自己的公司。美国在会上的代表多，不买这个帐，你争我辩，顿时会场被弄的一团糟。日本代表团甚至说，你们用英文讲，那不是我们的母语，如果用日文讲，你们辩不过我。可见辩论之激烈。当时，中国代表对ITU会议还没有经验，根本没有发言。
会议从上午一直开到深夜，就中午每人发了块三明治吃吃，到晚上11点多时还没能吃上饭，已经没人管饭了。后来，中国代表团出去吃饭，一出门，美国国家代表团就找上来了，请求和共进晚餐，诉自己挨打之苦，要和中国联合起来，让中国人帮着说句话。第二天继续开会，中国代表团站出来讲话，说各家技术上都有可取之处，可以进行一些融合互补，现在就轻易否定一个标准尚欠妥当。这么一说，各方的情绪有所缓和，那些发展中国家就向中国靠拢了，中国最终躲过一劫。“现在回忆起来，外国人把中国打掉的最好时机就是这个时候。”李世鹤心有余悸。
重大让步
1999年5月底，包括全球31个主要操作运营者与11个重要制造商的运营者协调集团OHG在德国召开大会，讨论FDD、TDD等模式的融合问题。这次大会不仅是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代表市场力量的运营商和设备制造商的态度，将对日后标准的采纳起到更实际的作用。争取他们的支持，显得更加实际。
中国移动总工程师李默芳是这个运营商融合组织的副主席，本来因事不参加此次会议。但周寰、李世鹤们担心在这次会议上，那些欧美反对派们发动运营商对中国方案进行大压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毕竟大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看完了技术就看市场嘛，我们在国际活动上势单力薄，稍有闪失就可能前功尽弃。周寰立即到信息产业部汇报，请求李默芳一定要参加这个会议，通过她的影响力为中国说句话，防止运营商通过反对的决议。
李默芳同意出马，但去德国的签证一时还没有办。杨毅刚等人立即动用关系，以最快的速度去帮李默芳和李世鹤的副手李军办签证，一边派专人在德国大使馆等候催促，一边买好了去德国的飞机票。5月30日会议开始，签证依然没有拿到，大唐将机票改签，推迟到第2天出发，时间在上午10点半。如果这一天还拿不到签证，再推就没什么意思了，因为那边的为期3天会议就要结束了。杨毅刚当即决定：我们就赌这一把了，票不退，让李默芳和李军在飞机场等着，我们这边就派人到大使馆去催拿签证。幸好，在登机的前半个多小时，大使馆发放了签证，工作人员马上开车风驰电掣般地直奔机场，在最后几分钟将签证送到，李默芳和李军终于登上了飞机。
李默芳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赶到，不失时机地向运营商和制造商们宣讲了TD-SCDMA的技术上的优势，并郑重提议应该支持它在国际电联各方案中的地位。然而，中国标准也在会议上被狠狠将了一军：融合码片速率。TD-SCDMA技术标准由于使用智能天线、反向同步等关键技术以及为降低复杂性起见，码片速率只有欧美标准的三分之一，而会上欧美厂商宣布将码片速率对FDD-DS-CDMA取3。84Mcps，对FDD-cdma2000-(MC)取3。6864Mcps，除非中国把码片速率由原来的1。3542降为1。28，否则将无法与其他标准进行最终的融合。
牵一发而动全身，虽然只是个小小的技术参数改变，但如此一来前面大量的研发设计工作将化为乌有，得重头再来。消息传回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周寰、李世鹤、杨毅刚等决策层在国内紧急开会，权衡左右，做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降！“降”字令下达之后，公司内部有同志强烈抗议，坚决不改！这毕竟耗费了1年多甚至更长时间的的心血。杨毅刚只好一个个做工作：“真正改动的源头，肯定是一个非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借技术手段进行利益再分配的一个方式。如果我们因技术问题吃黄牌，只会落入圈套，因小失大，在以后的竞赛里处于被动。”
坚守城池
1999年10月1日国庆节大阅兵，李世鹤被请到天安门观礼，心理老为接下来几天在韩国的会犯愁。从２号到６号，国际电联要在韩国开3G标准起草的预备会议，因为次月ＩＴＵ要正式开会决定第三代标准的最终方案。李世鹤早早就提出申请去开会，但韩国方面故意刁难，惟独迟迟不给中国签证。只到会议正式开始，李世鹤依然没能成行，情急之中找到了一个好人，他是诺基亚公司的学者，是ＷＣＤＭＡ的主要起草人，很早就开始了解李世鹤的研发工作，对中国提交的技术标准很了解，非常看好TD-SCDMA。李世鹤赶紧和他联系，他见壮立即给租了一条专线，让李世鹤们们在北京远程开韩国的电话会议，并嘱咐李世鹤：“你们就通过电话发言吧，有什么意见尽管说！”
接下来李世鹤忙着准备月底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国际电联会议了，将有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专家与会，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讨论和确定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IMT－2000无线接口技术规范”的问题。之后，第三代移动通信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将进入实质阶段。大唐代表中国提出的TD-SCDMA技术标准能否被采纳，将直接决定着“中国在这场游戏中能否继续玩下去”。
赫尔辛基之前，周寰在访问欧洲的过程中偶然获知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美国的一个标准化组织正在秘密联系欧日，相互达成君子协定，企图在这次会议上直接废黜TD-SCDMA，将其扼杀在摇篮中。周立即向上汇报到信息产业部：中国提交的3G标准，熬过了1年半，有人要在最关键的时刻进行狙击了。信息产业部慎重考虑再三，决定通过邮电科技委，召集了各方面的专家，开了个紧急会议，对TD-SCDMA进行重新评估，要从技术层面上考察一番这个东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最终，邮电科技委建议信息产业部并呈报给吴基传部长：如果果国外势力阻挠中国标准不被采用的话，中国也有足够的市场空间来支持自己的标准，仍然要采纳运用TD-SCDMA！
与此同时，信息产业部向各个外国公司的北京分公司打电话，发送信函，提醒大家看清楚中国的大市场，要求得到支持；各大移动通信巨头中国总部的负责人被“邀请”到信息产业部开会，除西门子外，其他各家对中国提出的三代标准不以为然，结果被“一个个地敲了一顿” 。
1999年11月5日，赫尔辛基国际电联大会的最后一天，ＴＤ－ＳＣＤＭＡ的标准提案第一次被写入３Ｇ无线接口技术规范的建议中，标志着ITU正式认可了TD-SCDMA。事后，杨毅刚估计，“中国政府会坚守中国标准”的决议被传出去了，国外的公司知道了中国的强硬立场，权衡利弊，不能轻易放弃这个将来最大的市场，大会上也就最终没有出现大规模打压TD-SCDMA的情况。
最后的胜利
2000年5月初，国际电联全会在土耳其召开，来自全世界的各大通信公司和政府管理部门参加大会，最终敲定3G技术标准方案。与会者的身份有两种，一个是国家代表团，用大写英文字母“Ｍ”标牌表示，另一个是公司代表团，用小写的“m”表示。信息产业部领导和李世鹤等人一行持着大写英文字母“Ｍ”标牌——中国还没有一家公司是ＩＴＵ的成员，大唐也没有资格派代表团，他们代表的就是中国，也只能是中国。公司代表团没有表决权的，只有国家代表团有。
这是一个强者的战场，几百人的会议，也就是这美国、欧盟、德国、日本、韩国等几个国家的代表和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爱立信、阿尔卡特、北电、朗讯等通信巨头代表在会上活跃，争来吵去。其他的代表只有在下面听着的份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出去遛弯、喝咖啡去了。
中国代表团佩带大写M标牌，在坐席上显得兴奋异常。争吵和辩论依旧，一有问题，中国代表就把标牌举起来，台上的主席一看ＣＨＩＮＡ，就马上就停下来，让中国代表讲意见。同来的通信管理局领导对李世鹤说，我以前参加过那么多次的会议，今天这一次感觉特别爽！李世鹤问，怎么个爽法？答道，会上主席做什么决定，都会征询我们：你们中国的意见怎么样啊？以前开这样的通信大会，谁管你中国人什么意见啊，人在哪还没看到呢！
2000年5月5日投票表决结果揭晓，由中国大唐集团提出的TDD模式的TD—SCDMA系统，被采纳为国际3G标准之一，与欧洲提出的WCDMA和美国提出的CDMA2000同列三大标准之一。至此，中国才真正拥有第一个电信国际标准。
掌声、鲜花、欢笑和香槟，整个会场沸腾了。国内领导和亲人、各大通信公司、在外工作的华人纷纷向周寰、李世鹤、杨毅刚们祝贺。一位华裔美国代表团成员紧紧握住李世鹤的手说：“中国终于有一家公司可以拿着口袋向全世界收知识产权费用了！”
TD-SCDMA是一个晚生的孩子，从寂寞地梦想、漫长的孕育到艰难地降临乃至在质疑声成长，命运多蹇，一路坎坷。李世鹤，这个被称作“TD-SCDMA教父”的60岁老人，对这个倾注一生精力的杰作，意味深长地说：“现在还不是书写历史的时候，一切只是刚刚开始。”
李世鹤访谈
记者：这个标准是否冠以大唐的名称？
李世鹤：标准没有大唐两个字。标准是ＩＴＵ标准，我称呼这个标准，不是大唐标准，也不是中国标准，是国际标准。ＩＴＵ－Ｒ－M１４５７是文件编号，我们提出的第３代移动通信标准就在这个文件里面。我们的名字就是ＴＤ－ＳＣＤＭＡ。ＩＴＵ里面的名字叫着ＣＤＭＡ－ＴＤＤ 1。28Mbps Ｏperation。
记者：有人说目前大唐提出的这个３代标准，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在打民族牌。
李世鹤：那他是不是中国人？我就问他，他自己算不算中国人？他算不算是中华民族的？不是说民族的东西就是可耻的，而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应该做的事情，当然也不能与国际准则相违背。现在我们自己搞出来了一个国际标准，中国政府从这3个国际标准中选一个、两个或者三个标准，为什么我们一定去选择欧洲的或者美国的标准就是合理的呢？而一选择中国的就是不合理的呢？它都是国际标准。就是中国政府单选自己的标准，也没有违背ITU的原则。说到底，这个事情做成了，根本的原因还是国家的经济水平上去了，政府说话分量足了。当时国外的几个大的通信巨头反对我们，信息产业部把他们找去谈话，训了一顿，很起作用，象孙子一样听话了。虽然他们还是在下面捣鬼，但已经不能根本性地阻挡了。要是现在还象十年前的样子，移动网就那么一点点，全国就几十万用户，一年的销售额就几千万美圆，我听你的干嘛，我干脆不在你中国卖东西算了。现在中国1、2亿的用户，如此大的一个市场，谁敢轻易说放弃？谁敢和中国做对头？
记者：您好几年前就开始盯着做这样的第三代技术，有没有考虑市场问题?
李世鹤：只要做出来，市场好的不可想象!那时侯第２代已经成型了，我们没有去想，只是维持一下，只能是一股劲地争取做第３代，一年是好几千亿的市场。运营商第３代通信许可证都是争来的，花高价买来的。在欧洲每１ＭHz的频率超过１亿美金，这个频率有两部分，一部分以频分的方式做，一部分是以时分的方式做。这个频率你买来了，你用不用？当然用了！这是国家的不可再生的资源，一定要用！怎么用？选择只有一条路，用ＴＤ－ＳＣＤＭＡ。花了这么多钱买了的频率，想用也得用，不想用也得用。而另外两个标准进不来呀，他们去抢ＦＤＤ，ＴＤＤ就我们一家。开发ＦＤＤ的厂家上一百家，抢的是１％的市场，现在我们是处于最好的地位，拿个３０％到４０％的市场轻而易举。如果跟那一百家厂商去打仗，中国人打的过老外吗？而现在我担心什么呢？什么都不担心，只担心自己做不出来。而且很快就出来了，已经不用多长时间了。如果那时候跟着老外做ＷＣＤＭＡ，做ＣＤＭＡ２０００，你现在能赚到一分钱吗？呵呵，全部扔到水里去了。
记者：1998年初决定做3代标准时，周寰把你推到前台，你有没有借机提出一些要求吗？
李世鹤：政府才不管你的企业行为呢。我支持你做已经很不错了，你还想啥？想我给你多少钱啊？只是周院长从内心支持这个项目。他在当院长的时候，一改前人的作风，把移动通信做为首要发展对象，大力支持。从1994年成立公司、申报国家重点项目到获得科技进步奖，这些事情不是官样文章。而是实实在在地从官员领导的角度帮助我。多年来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超出了工作范围的友谊。直到现在，在各种会议上敢跟他吵架的院士就我一个人，他也不怕我跟他吵，他说你跟我吵才能吵出好的想法来，就这样。
记者：如何评价与西门子公司的合作？现在是亲密战友将来会不会成为敌人？
李世鹤：西门子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公司，在真理面前能够转弯，这样他能谋取更多的利益。西门子如果跟着欧洲做WCDMA，做的越早，越遭殃。运营商花几百亿美圆把频率买来了，没法用，只能用TDD，也就是只能用TD-SCDMA。西门子开发TD-SCDMA的成本也不高，也就是2个亿美圆的事情，而搞WCDMA把10多个亿都已经扔进去了，颗粒无收。另外，西门子在技术以外也起了很大的帮助作用。这之前，外国人的很多活动方式，中国人懂都不懂。因为国际上ＩＴＵ的很多活动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后来才有所参与。
我们现在这种合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强合作。而不是像常见到的和外国公司合作那样，人家把产品设计拿过来，说，你就照着我们的做，这也不能改，那也不能改，到头来没有你自己的东西在里面。外国公司一般就是采取鱼鹰政策，在你的脖子上系根绳，让你去捕鱼，大鱼拿出来，小鱼给你吃掉，让你得到一点小小的利益活下去，只不过是绳子脖子松一点紧一点的差别。
而涉及到两家竞争的问题，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要想把这个饼一口气吃光。将来卖设备的时候，每一个产品至少要有三家能够生产供货，才能够招标。这是全世界招标性事务的一个基本原则。现在就我们两家，嫌少了，以后搞招标都没法去。还是想设法鼓动一家起来，给他一点甜头，让他做起来。3家一起去应标，才能卖的出去呀。所以说，我们现在不是怕竞争，而是想扶持竞争。
记者：目前国内一些通信设备厂商大多在观望，不敢跟着标准来下注，国家和运营商也没有明确的定夺，你急不急？
李世鹤：观望态度？我是不这么想的，实际上哪几个企业有真正的开发力量？能和我们认认真真地来谈呢？华为的任大老板说了，我们的政策是跟踪，决不搞带头的东西。就是说目前市场上的老大，都没有自己的东西，全是跟人家学的。做的基本上都是代工的活。毕竟能当鱼鹰也不错啊，能吃点小鱼，当不了鱼鹰，连小鱼儿都没得吃。你叫他们要决定干什么，强人所难嘛！他们对这个标准技术，可以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我们现在也不想让他们押什么赌票，就是到明年全部做好了，就跟他们说，跟我们做，你比为外国人当鱼鹰好多了，你有明显的利润。干不干？不干，好，后面一个来。我早就跟国家计委和部里讲，他们现在能得到多少利润，跟我们干，我会让他得到成倍成倍的利润，就这么简单，他才会真心实意全力以赴做他该做的事情，国内有较强的生产力量，做好产品，同样能得到可观的利润。只有这样，国内企业的关系才正常了。现在大家都处在同一个档次上，给人家打工，自己还要争的狗血淋头。只有拉开差距了，大家才能各得其所，正常地活着。
记者：外界对TD-SCDMA如此多的质疑您听不听？自己是怎么想的？
李世鹤：我听到了，随他去吧，又能怎么样?去年媒体爆炒ＷＣＤＭＡ的时候，我在很多会议上提醒大家，这个东西还有很多问题，跟着做有危险。但没人听啊，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很多领导，到运营商的头，到很多技术专家，都在认为你李世鹤在胡说八道，他们的产品都已经在仓库门口搁着了，写的清清楚楚了。只要你中国说声要用，要多少给你多少。技术上全部解决了，没有任何问题了。他们说＂什么我都看到了＂，呵呵，看到了，现在ＷＣＤＭＡ手机的芯片还没有做出来呢。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是看到了什么玩意儿，人家炒概念，做个手机壳子，里面没东西。你就信了？你看现在好了，ＷＣＤＭＡ越来越多的问题暴露出来，又有人说这是个悲剧。实际上，悲也不会悲到哪里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现在中国每年新增加５０００万移动用户，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需要移动上网的服务，这点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无论你做到多少个Ｇ，解决了就是老百姓的需要问题。我们做到了这一步还不清楚吗？这产品比ＧＳＭ还便宜。销售价已经清楚了，我给那些移动通信运营商讲，你们觉得ＧＳＭ贵不贵？我现在敢讲一句话，你们现在买ＧＳＭ的价钱，正规价钱，半送半拿的那种不算，打个７折，就是２００３年我卖给你的价，你敢签字我敢签字。而WCDMA肯定比GSM贵。你想，如果第三代出来，价钱更低，老百姓得到的服务更多，用起来更方便，你说人家用不用？现在的ＧＳＭ面临着上限的问题，这样下去明年年底就无法增加新用户了，有人会打不通电话。你怎么办？老老实实地买３代系统！现在你赞成也好，反对也好，我都无动于衷。
记者：资金的问题和体制的问题将如何解决？
李世鹤：正在解决呀，你看我在写什么东西？（指着电脑屏幕上正在修改中的资金招募书）国内外的一些大公司，正拿着钱等在我的家门口，一些国际性大公司和财团，目前对我们这个项目的估价，２０到３０亿美金。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什么都不干，他拿去干，就值这么多钱。你说现在国内到现在哪一个科技项目可以比？同时，要借解决资金问题来解决体制问题，我们马上就要成立新的大唐移动通信公司，大老板要再次大力支持我们做这个事情。
记者：您个人会从这中间得到多少经济利益？
李世鹤：成立新的公司，我肯定要占很多股份。要，一定要！我底下那一帮人这么多年一直干下来，也应该要！我要这个钱，不是说传给我儿子，他现在工资比我拿的高。1994我任信威公司董事长的时候，个人股份是０。在那个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中，我是不能要的。现在我要，为什么？做这些事情的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大的事情，怎么是一个人干的了的呢？我只是个代表而已。这么大的玩意儿，随时都有可能失败。那些技术人员，搞这么大的一个新东西，花费了宝贵的青春和精力，而且一直没有得到好的待遇。当然现在他们的身价都非常高了。我手下的几个骨干人员现在出去都是一百万几百万年薪。根据我们国家的科技奖励政策，他们应该拿这些股份。另外，我们请了国内外非常多有名的财团和咨询公司来开会讨论这些事情，你看有什么人来，（从文件夹中拿出一张１０月１０日召开的一张会议日程表，指着与会名单），德国银行，中银国际，京都，香港会计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中国银行等等，他们和我们一起完全按照国际标准来做这个事情。
记者：有人说你马上就要退休了？
李世鹤：我说过，如果不能解决体制问题，产品不可能出来，我就退休，去帮助其他公司把TD-SCDMA产品开发出来。现在没有这回事，事情还没做完，怎么就退休？我要全力以赴，把这个标准变成真正的产业，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但该我干的我就干，不该我干的死活也不干。
记者：您现在最担心什么问题呢？
李世鹤：这个标准是我一手培育起来的孩子，现在就是要尽快地让他长大，把产品完全做出来。如果年内公司组建、大唐重组后能够跳出以前的体制，有足够的资金运作能力，就会非常快了。现在我们研发人员对TD-SCDMA的信心越来越足，即使大唐不做，也有人会做。我倒是怕看到过几年满街上用的都是TD-SCDMA的产品，但都是外国公司的产品。我对上面讲，谁也阻挡不了这个TD-SCDMA的发展趋势，你不把他当件事情来抓的话，结果还是出口转内销，企业界又会花巨大的代价，跟国外搞合作当鱼鹰。
【李世鹤】
O1941年4月出生于重庆巿，1963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1966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1982年获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博士学位。1968-1993年在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任工程师、总工程师、所长；1994-1996年任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1995-1999年任北京信威公司董事长；1999年至今任大唐集团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2000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李世鹤长期从事微波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并主持微波通信和卫星通信地球站的开发，近年来从事移动通信的研究，目前主持TD-SCDMA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制定和产品开发。
文章评论:《知识经济》：大唐的世界宣言 - executor - 2001-11-12 17:03:48
抛开其他的东西，哪位能够谈谈大唐的这个标准到底怎样？
RE:文章评论:《知识经济》：大唐的世界宣言 - 张小丑 - 2001-11-12 22:33:42
【(张小丑)回复(executor)的大作】浏阳河多写好文章。：）
RE:文章评论:《知识经济》：大唐的世界宣言 - 张小丑 - 2001-11-12 22:3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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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其他的东西，哪位能够谈谈大唐的这个标准到底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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