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17 次) 时间：2001-11-10 17:12:44 来源：李爱明 (李爱明) 原创-非IT
《直击中国艾滋病》系列报道之二
中华工商时报 李爱明
文楼标本
文楼是河南上蔡县的一个行政村。在查出大面积的艾滋病感染者之前，还是一个外人难以知晓的穷山沟。是艾滋病使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庄出了名。
文楼村一共有3100多人。今年4月，卫生部的调查组查了文楼村的1645人，结果查出318例是H IV阳性，阳性率为19．33％。其中，1995年前有偿献血人员568人，阳性感染者244例，阳性率为42．96％。与一年半前河南省卫生厅对文楼调查后得出的结果———有偿献血人员H IV病毒阳性率43．48％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
徐人庆教授是这次赴文楼调查组的负责人。徐是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教授，负责全国流行病的调查统计工作。他说，调查组在上蔡县呆了近一个礼拜，调查的主要是芦岗乡的几个村，文楼是其中之一。调查人员几乎每天早上5：00就起床，挨家挨户去取尿样，一天得查七八百份。在芦岗乡，他们一共查了3000多位对象，结果表明，在有卖血历史的被调查者中，H IV阳性率超过40％。
从芦岗乡的调查结果来看，在有过卖血历史的被调查者中，1993年、1995年是两个分水岭。1993年之前卖血的基本比较安全，H IV阳性率不高，因为那时候艾滋病病毒并没有大面积扩散。1995年政府取缔非法卖血机构以后，情况也比以前要好。最严重的就是在1993－1995年之间，大部分H IV阳性者就是在这期间感染的。
1995年以来，河南省卫生厅对文楼村开展艾滋病疫情专项调查多达7次，调查结果认为，文楼是艾滋病疫情较为严重的村庄。实际上，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之下，文楼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一个分析标本。
应该看到的是，文楼所代表的只是中国艾滋病疫情的一种状况。事实上，据卫生部数据，中国艾滋病感染者迅速增长的最大原因并非卖血，而是注射毒品。卫生部的数据表明，在10个感染者中，就有超过7人是因为吸毒而染上H IV病毒的！
徐人庆说，在西南、西北等边疆省份，注射毒品是导致艾滋病流行的最主要的原因。由于云南、广西、四川等省份靠近“金三角”，毒品散播范围广，吸毒人群较多。许多吸毒的人群往往共用一个针头，非常容易传播H IV病毒。同时，为数不少的吸毒人员还存在无保护的性乱行为，这样又增加了传播几率。
除了金三角周边地区，新疆西北部还与另一个有名的世界毒品基地“新月形”地区接壤。在新疆的哨点监测显示，新疆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感染者是由吸毒引起，在一些地区其比例最高可达90％。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数字，1996年新疆的国家级艾滋病哨点监测显示，伊宁和乌鲁木齐市注射毒品者H IV感染率分别为76％和38％。
与这些边疆省份不同，中部的内陆省份主要是因为非法采血而引起大面积的H IV感染。河南上蔡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除河南以外，河北、山西等局部地区也存在非法采血。
至于沿海地区，徐人庆认为，形势则要复杂一些。80年代末，沿海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性观念和行为较之内地要开放，这样因为性接触而传播的艾滋病感染者占了一定比例。但是发展到后来，其他传播途径尤其是吸毒等行为在这些地区也大量存在，因此感染者迅速蔓延开来。
蔓延
1985年，北京协和医院发现了全国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到1998年底，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均有发现H IV感染者的报告。来自云南的一位政协委员说，在艾滋病面前，中国已经没有哪一个省份是真正的净土。
由卫生部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等联合组织于1997年进行的一次调查认为，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85－1988年，这是国外病例输入期。这一时期艾滋病感染报告主要是来华外国人和海外华人，散落分布在沿海一带城市。唯独的例外是，在浙江省发现了4例因使用进口凝血第八因子而感染H IV的一批感染者。徐教授介绍，这一时期，全国累计报告了19例H IV感染者，涉及7个省、市。
从1989－1994年，这是艾滋病病毒的播散期。1989年10月，在云南西南地区的吸毒人群中，检出了146例H IV感染者。这标志着播散期的开始。在此期间，大多数H IV感染报道来源于云南的注射毒品者。比如，云南瑞丽注射毒品者H IV感染率估计为70％－80％，龙川的感染率为40％。云南H IV感染率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规律，就是随着离中缅边境距离的增长而降低。此外，在归国的劳工、性病病人和暗娼中也发现少量H IV阳性者。H IV病毒在此期间进入了局部流行阶段，疫情波及到22个省、市、自治区。
第三个阶段则从1994年至今。这是艾滋病疫情的增长期。在此期间，H IV传播越出云南省的范围，广泛散播到其他地区，全国的H IV感染报告数量急剧上升。在四川（1995年）、新疆（1996年）、广西（1997年）的吸毒人群中发现了大量的H IV感染者。在河南等中部地区则在职业献血人员中发现大量H IV感染者。同时，经性传播的H IV感染者报告增多，但所占比例相对不大，还没有达到流行的程度。1998年，“最后的净土”甘肃也报告了H IV感染者，至此，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了H IV流行的报告。
在分析第三个阶段全国疫情增长迅速的原因时，徐人庆教授认为，主要在于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在经济利益驱动下，我国在血液市场管理方面出现了严重的疏忽和混乱，给非法的采集、供应血液活动提供了机会。徐教授说，在某些地区，甚至形成地方把血液作为一种开发项目来抓的局面。正规的、不正规的，国有的、集体的甚至农民自己经营的血站都经营“采血”业务。1995年，在一些地区的职业供血人员中，检出了大量H IV阳性感染者，在一些地区甚至形成以经血传播为主的H IV感染流行的局面。
当然，徐教授补充，从全国看来，H IV的感染仍以共用注射器吸毒传播为主。据卫生部的数据，在2000年度报告的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里，经静脉注射毒品感染的人数占66．5％。
不仅仅是医学问题
艾滋病开始与人类纠缠是在1981年。当年6月5日，美国医生在一份并不权威的医学期刊上公布：洛杉矶5名同性恋患者感染了一种罕见的“肺炎”。这被认为是人类有关艾滋病的第一次报道。那时，人们对它还一无所知，艾滋病是人类医学上的一个“盲区”。艾滋病在那时也是一个纯粹的医学问题。
时过20年，随着艾滋病感染者的病例已从5名变成了5310万（1999年底全球数据），艾滋病已经越过简单的医学问题层次，变成全球性的严重社会问题。中国性病与艾滋病防治协会副会长戴志澄甚至认为，艾滋病已经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他的例证就是，在联合国这样一个纯粹的世界性政治组织中，为一种疾病的防治专门成立一个协调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只有艾滋病。1996年1月1日，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UNAIDS）在日内瓦成立，当年6月，UNA IDS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
事实上，在国际上，艾滋病已经与政治、经济问题挂钩了。像博茨瓦纳、南非等世界上艾滋病最严重的非洲国家，艾滋病不但严重影响了国内的经济发展，而且还影响了国际投资。
应该说，我国对艾滋病的反应是较快的，而且政府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感染者。第二年，中国就成立了国家艾滋病委员会。1987年，制订了国家艾滋病预防与控制规划。1990年3月，卫生部制订了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期计划。1994年12月，在世界艾滋病首脑会议上，中国政府签署了艾滋病控制巴黎宣言，作出承诺支持全球艾滋病预防控制工作。1996年，国家成立新的国家艾滋病委员会，由33个部委、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共同参与，中央政府将艾滋病预防与控制纳入“九五”计划和21世纪远景目标规划。1997年，国家制定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提出力争到2010年将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控制在150万以内。1998年，卫生部成立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2001年6月，卫生部出台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提出到2005年，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性病发病人数年增长幅度控制在10％以内。
早在几年前，中央就形成了有数十个部委参加的艾滋病特别协调会议制度，由国务院直接出面召开。徐人庆教授介绍，从建国至今，我国在卫生领域的疾病，受到如此重视（国务院直接管理）的，只有三个：一个是血吸虫，一个是鼠疫，另外一个就是艾滋病。
这反映了政府与艾滋病作战的决心，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艾滋病疫情形势的咄咄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