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95 次) 时间：2001-11-09 18:15:46 来源：导龄 (小导) 原创-IT
（小题）理想与现实的八个碰撞
数字北京是美妙的，问题是：北京的建设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向蓝图规划的目标行进？
目前，牵头做北京信息化建设的是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同时还与各委办局合作，且有一个阵容强大的专家组，其中包括许成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邓寿鹏、中科院研究院院长高文、中科院建设所所长李国杰、清华大学教授李三立、范伯元、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司长宋玲和首信的陆首群、陈庆强、庄梓新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北京的数字城市建设模式是“官督商制”，而这个所谓的“商”由首信牵头，实行统筹负责制。
在利用政府权利调动社会资源的同时，有一些问题引起了业内人士的讨论，就此，记者与一些专家用、官员、企业家进行了对话：
讨论一：北京的模式总体统筹负责制，这是北京模式，这种政府外包的形式是否经过考验？
所谓总体统筹负责制是指市政府将本市重大信息应用工程，如北京市社会保障信息系统、北京市社区服务信息网络系统等，委托给国有控股的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其实，这也是国际流行的一种外包方式，好处在于改变了分散建设、避免重复建设、改变了政府行为。
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听到一些企业抱怨直接外包给首信的工程，使他们再承接便是二包，似乎使市场的准入出现问题。据首信的唐丁介绍，首信在成立之初，并非由政府控股，当其逐渐随市场形为的导入，商业化信息越来越强时，北京市政府有了自己的考虑，成立初衷是为了使北京的重大基建项目工程有保障，若政府非最大股东，公司采取完全的市场商业行为，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时可能难以把握，只能成为国有控股企业，在基建时才可能不从商业赚钱角度出发。当然，对其他企业来说都有机会参与市政的项目，实际上每个重大工程，都不可能只是首信一家做，因此有很多的合作机会。
记者问到中国加入WTO后，有无可能将一些基建工程交给外资企业时，汪旭认为国际上惯行的做法，很难打破这种状况：北京市基础设施的工程不太可能给外资企业承接。另外实力、资信不能有保证的企业也难以胜任。
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人、集成资质认证工作办公室主任贾力提到政府在整个“数字北京”工程中所起的是组织、协调、引导的作用，首信要对市政府负责，把大工程分解，再与其他单位合作。而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只起督促作用，在整个过程中出一个问题是没有第三方的监理机制。像所有基建工程一样，这其中本应有第三方替市政府把关，而现在却像是市政府自己给自己做监督管理。
政府官员意识到此问题，可见将来在此方面的监督空缺将是很诱人的一块市场。
讨论二：因中央及各部委在京之故，作为首都的北京信息源当属全国之最，这是国内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优势。上海的媒体称之为北京的信息化“厚发之力”。世界上每件事都有双面性，同样因为这个原因，是否会让“数字北京”的建设步子迈得慢一点？
首先，在做许多工作前都要协调部门间的利益。据首信集团前任总裁陆首群介绍，在首信集团成立之初，他做为IT人，多方游说各部门，讲事实，说共享利益，做了许多工作终于成立首信集团。今后这个问题还将继续存在。甚至于信息产业部与各部属平级关系，在一些事性上也不好协调，中国行政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汪玉凯教授提到此问题时说道，“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今年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由朱总理亲自担任，在建设力度上大大加强了。”
讨论三：近日，信息产业部划出全国七大区的测评中心，企业要参加市政项目，需要经过七大区的测评由信息业部颁发统一证书，测评条件更偏向于资金实力雄厚、工程经验丰富的企业，市场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些刚刚起步的中小企业如何准入市场？
准入机制的制定是非常有必要的，时空港董事长王国伟认为，目前3S工程中，很多公司草率上马，几个人几条枪，最后通过正常非正常渠道拿下项目，但据考察，全国有40％的项目做不下来，这个损失很大，一方面，造成社会投资的资金浪费，另一方面，由于其恶性不良竞争，使行业的总体基本利润下降。这会造成行业紊乱，导致在资金上有基础、信誉上有保证、技术上非常完善的公司发展空间缩小。
北京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人贾力对记者说：“目前，北京市的市政工程即政府出资的项目都要求承接企业到北京的测评中心进行资格认证，并拿信息产业部颁发的统一证书。证书共分四级，但为了给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还有一个暂定级，只要符合基本条件的企业都可以与其他企业合作承接工程，有一定经验后再申请升级。”
据悉，经过信息产业部的审批和备案，北京市有5家单位取得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一级资质，6家单位取得二级资质，8家单位取得三级资质，8家单位取得四级资质，10家企业获得暂定级资格。
讨论四：政府牵头，其中公务员在这项工程中必身体力行，他们对信息的了解程度及敏感程度及如何？
一位业内专家对记者说道，一年前，某市信息办的官员还问过他：什么叫IT？当时他感觉很意外，做为信息化的倡导者，居然不了解IT的涵义，他感觉数字化的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由于各种原因，现在公务员的平均年龄普遍偏高，有人担心他们在接受信息及对信息的敏感程度可能都不如年轻人。建设部科技司司长赖明在一次答记者问中表态，随着机构改革，将有更多年轻的新生力量将加入进去，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政府对这个问题的重视。
实际上，北京市政府从2001年8月开始对全市公务员进行了全面的信息化培训。首信总裁汪旭介绍说：首信承担了其中的部分培训任务，主要教学内容从简单的如WORD、EXCL、大众软件到什么叫网上办公、在线采购。他认为，培训就要抓住龙头，先培训公务员，再培训社区服务人员，及呼机中心人员，从而可以带动整个社会的网上服务。
其实从政府到企业，都面临人才问题。10月23日, 中国科协公布2001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报告：82.8%的公众通过电视获得科技信息，有52.1%的公众通过报刊，利用因特网获取科技信息的仅占1.6%。
北京市人事局党委书记、局长辛铁（木梁）提出，要实施人才策略，将努力建立五个机制：一是以教育培训为主导的人才资本积累机制；二是建立以开发为主导的人才资本吸引机制；三是以市场为主导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四是建立以改革为主导的人才激励机制；五是以法制为主导的体制创新机制。
讨论五：平台建设的标准化、统一化问题也有待解决。城市基础建设平台在首信的牵头及各大基础运营商的建设下，搭建起唱戏的台子。一些部门已搭建现有平台，但到各个局域网，事情不容乐观。
汪玉凯教授是西城区信息化建设的顾问，在其亲历的建设中，发现平台早期建设出现标准不一，东城建设东城的，西城建西城的，还没有统一的标准规划时，已存在不同数据库，不同的平台接口，于对平台间的互联互通非常不利。
也正因为此，在规划中，关于标准统一的问题，互联互通的问题一直挂在北京市信息办官员的嘴边。在《北京市人民政府第67号令》——在全国第一个用政府令的形式对信息化规模建设进行规范化管理的文件——从立项、施工、测评、验收、质量保障、售后服务等都有相关规定。在第十二条中明确要求：从事信息化工程设计、开发、实施、服务的单位，应当执行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本市地方标准。信息化工程的设计方案、使用的产品、验收以及相关服务，应当执行信息系统安全的相关标准。政府令第十三条：信息化工程的设计方案、使用的产品、验收以及相关服务，应当执行信息安全的相关标准，重大项目应当通过信息系统安全测评认证，未经测评认证的，不得投入运作。
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负责人、标准测评中心副主任贾力正在做此项工作。他介绍信息办提出信息化方面需要制订的标准，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牵头，负责制订标准再公布。他提到，“从1998年开始就提出要制定标准，尽管如此现在的标准还是太欠缺，例如电子政务开始得较快，要求各网之间互联互通，资源共享，于是各平台间的端口、数据库都需要统一标准。”目前信息办已出了一套标准指南（见图）。
除此外，还有安全问题的标准：内部专网、局域网、广义网等不同的网达到什么不同的标准算安全？在电子商务问题方面，如果在网上交易农产品，北方和南方的土豆都不一般大，没有标准很难做工作，如何实现交易？
所有的现存的标准和规范问题，使政策法规的出台成为当务之急。关于信息安全的规章已出台的有：《北京市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暂行办公》、《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认证申报程序》、《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等级评定条件》、《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办公（试行）》等，还得北京市信息化办公室与北京市版权局颁发的打击盗版软件的文件。
只有随着政府对软环境营造的日渐成熟，整个数字建设工程才可更顺利进行。
讨论六：“数字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子政务的建设会受什么不良因素困扰？
专注研究电子政务汪玉凯教指出，数字化可以“重塑政府”，就北京的建设而言，他认为存在客观四个问题：
一是各自为营，没有一个统一的规范标准体系和规划，将来的平台对接将成问题；二是信息发展战略基础战略为电子政务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建立了局域风、城域网，基础好。但在建设过程中体制条件考虑不够，遇到经费不足的问题；三是培训工作需要加大力度；四是信息安全的工作还需加强。
其中还有不好协调的部门利益，一是与社会间；二是各部门间；三是部门内部；四是涉及部门的核心。
汪教授还谈到做电子政务在主观方面上三大问题：
一是公务人员观念更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公务不透明、不公开，公务人员权力行使的自由度很大，于是有一些暗箱操作、不透明不公开；二是传统政府运作模式和建立的电子政务、政府产生冲突；三是公务人员素质整体难适应；所有观念的转变即是个“洗脑”的过程。
讨论七：电子商务工程不止一两年，首信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首都电子商务信息平台的设想，希望所有商务从一个平台出口，但为何岂今为止，电子商务的交易额如此小？
除了大环境的影响外，首信总裁汪旭认为造成工程进展缓慢，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主要在于：
一、数据资源的统一和沉淀非常缓慢。原因是数据的所有制问题和数据的标准不统一。上半年，国家信息化标准虽然已经试行，但还没细化很多细节。他最近参加了一些标准评论会议，讨论非常仔细，例如编码是未来数字化环节的基础，从电子地图上一条街道的编码的选择到用什么标志标明河流、餐厅、住房、铁道，每一个物品如水杯都要进行编码。而且现实中已经存在一些不同听编码系统，在彼此间还没有统一标准。
二、是机构和个人信息化水平还不够高。让所有的人通过网络申请服务购买商品并不现实。于是需要一些有特色的终端结合如电话、热线呼叫器，在社区里摆置一台触摸式公用电脑的方式，用多层次多层面的信息化设施到每个人的生活中，才能让普通百姓体会到数字北京的概念。
讨论八：企业与政府如何进行有效沟通？
“数字北京”由政府牵头做起，搭起的平台能有多少企业来唱戏？上台的企业与政府的沟通代价有多大？几家企业的总裁总结早期的失败经验中提到：原因之一就是沟通问题；之二是转变观念的问题，可见，主观的原因占最大成份。
首信总裁汪旭强调：“技术型的公司在跟政府打交道时，一定要屁股坐在客户的座位上，为客户想问题。以前技术型公司都简单学外企的推销式，像推销硬件设备一样推销服务，这种方式运用到政府做运营是个错误的方式。一定要了解其需求是什么，不可隔靴搔庠。”
曾有人说，上一套系统不知道是解困还是套牢？因为厂家找了一家客户上了一套系统后，便不断地升级，给人感觉像是被套牢了，非用它不可了。所以，沟通的第一关键是要转变观念，设身处地为客户着想，多增加新的功能，
政府如何与企业进行沟通呢？采访中，企业的领导中不仅一人提到了这个概念“弱化政府职能”，时空港董事长王国伟强调：“数字北京要求建立平台是北京市或城区政府的事，而企业只是在战略中做企业的事，双方的职能不能随意转化。”
即使是企业内部或政府内部也存在信息沟通的问题。以前的情况是，“基层人说话不算，中层躲避责任，一把手扛责任。”专家建议应该“放权让利，把权利下放”。随着企业信息化或电子政务的推广，信息技术是将原有结构扁平化，这对每一层的领导都是极大的挑战，可能要承担大过比原来2-3倍的职能。信息技术即提高中层决策能力，又使高层领导拿到过滤信息，责任被分拣到位了。
通过对话，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数字化城市首先是一项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工程，它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更不是靠简单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技术产品的堆积就能实现的。8月13号、14号两天，科技日报“热点聚集”版连续文章《浮躁：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认为浮躁起因于急功近利，强调领导“不能一撒米就要鸡下蛋”。记者认为，这句话也适用于从事数字城市建设的各级政府及企业事业单位，毕竟存在的问题不少。这需要政府、企业和普通市民的通力合作：政府需要认真研究数字化城市建设中的产业链模式，通过政策、法律和经济调控的手段，保证数字化城市建设的良性循环；各类企业应当在数字化城市的产业链中明确自身的定位，努力成为国家信息化建设中的可持续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