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1 次) 时间：2001-11-07 13:26:29 来源：康庄 (康庄) 收藏
我本人跟三九和赵新先此前并无瓜葛，只是由于职业原因，身处深圳，而同在深圳的三九医药恰在我必须要观察的范围内出了“新闻”，被中国证监会公开通报批评，这是证监会首次如此严厉地通报批评上市公司及其高管个人，而三九违规的事实又是如此触目惊心，才引起我的追问和思考。也就是说，我最初对三九集团的观察只是出乎职责所在，从情感上说其实近于被动。
但在接下来跟三九的接触中，我发现三九是一个很特立独行的企业，它的诞生和发展之路独一无二，绝对无法为其他企业克隆；它的管理机制、它的人才观、它的企业文化体系，都极具特色；这个企业的领袖赵新先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所奉行的价值观、他的管理观念和他身处的境况，都是极其特殊的。
曾经，三九只是一片荒山上的驯狗棚；现在，三九集团总资产达到了175亿元。16年发展历史里，三九的年增长率达到31%，跟美国微软增长速度相近，而在市场经济刚刚建设不久、三九恰恰又是在本可以对军方或政治等特殊权力寻租的机会下，坚决以完全市场经济原则建立和发展自身，这显得更为难能可贵。
可以说，三九医药被证监会处罚意味着赵新先的观念和管理原则受到了极强挑战，而在市场经济和三九本身的飞速发展壮大中，它们又曾经被证明是“神兵利器”。
巨大的落差，造成三九今日的迷乱和彷徨。
从那时起，三九就不时跑进我的脑海里，引起我的思索–证监会要规范股市，为什么首当其冲的会是三九？除了外部原因，三九内部有没有什么“基因”上的“原罪”？
单单报道三九集团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是肤浅的，单单批评赵新先“不讲诚信”更是感情用事，而三九的整改也不能被视作三九就从此改邪归正，重做好人了。
问题是，这一切，是为什么和怎么样造成的呢？
在采访中，我刻意地去追寻三九医药事件的前前后后，在三九集团内外所出现的、并不广为人知的蛛丝马迹，因为它们可能比证监会公布的消息更为详细，比各方媒体纷纷扰扰报道的“事实”更加真实，更接近事情的本来面目。
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蛛丝马迹，让我终于发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赵新先的大局计划与企业的道德问题之间的冲突、企业发展战略与市场游戏规则的冲突、企业管理的民主与企业发展的速度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之下，赵新先的无奈与迷惘。
坦率地说，如果就事论事，在中国，三九和赵新先还不算毛病太大，毕竟，在这个半开放的市场里，有无数特权企业和垄断行业，也就有了不少靠政治与权力扶摇直上而自我感觉良好的企业，更有经常以“不按牌理出牌”自诩的企业家。不按牌理出牌，当然可以逞其功于一役；但一个老是不按牌理出牌的企业，也会被市场确认为一个没有信誉、不讲规矩的“坏小子”，而避而远之，最后的结果是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
与之相反，全球大多数知名企业却都在拼命建设一种阳光企业文化，倡导企业如何规范地赚钱。
赵新先生平最敬佩的企业家是韦尔奇，给三九集团立下的企业学习榜样也是韦尔奇所领导的通用电气。而领导世界杰出跨国公司GE（通用电气）20年之久的杰克·韦尔奇被誉为全美头号经理、“长青树”。自1981年他接任通用电气公司(GE)第8任总裁以来到1998年，GE各项主要指标皆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在此期间，GE的年收益从250亿美元增长到1005亿美元，净利润从15亿美元上升为93亿美元。1998年，GE股票每股的总回报率高达41%；而在过去18年中，GE给予股东的年均回报率为24%。
但与此杰出成就相比，通用电气在《财富》杂志第三届“全球最受推崇的公司”的评选中再次名列榜首，并且比位居第二的微软公司得票率高50％。这个结果才真正让无数企业家心折。而通用能在这个评选中比微软得票率高许多的关键原因是，通用大气而不霸气。与市值曾一度居全球之首的微软相比。通用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而微软更像一个天赋异禀、亦正亦邪的狂傲少年。
通用强调诚信以及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一整套行动体系。无边界管理、六个西格玛、全球化战略等等。不过是其行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段时间因为“中国首例职业经理人王惟尊告发喷施宝做假账而被拘留”事件闻名于世的广西喷施宝公司，其新上任的总经理李勇曾经深有感触地说过：“为了找钱而上市，（我们曾经）把这变成一种生意去做。其实一个公司应该首先业绩好，它要发展，业绩上需要投资，通过融资渠道拿来钱，关键是要把它用到事业上去。融资只是一种辅助手段，用来支持我的事业的，可现在有人把找钱当作一种事业了。很多公司，编造虚假的项目，编造虚假的故事，就是为了找钱。找钱的目的性搞颠倒了。如果为了找钱而上市，上市也是为了找钱，就把企业的基本东西弄没了。”
当然，你可以说李勇的说法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因为不少人都认为在中国股市，实行的是另一套游戏规则–大家都将上市看作“找钱”，都在违规，如果某一家公司非要规规矩矩地做上市公司，要么会被其他公司视作瞎嚷嚷的“炒作”，要么会被其他不规矩的企业吃掉。
现实又让我思考，是不是制度的问题。因为我们市场经济制度的先天不足，当初设计这个证券市场的时候，有关方面本就是将其视作“国企解难脱困”的筹资方式之一，并将上市指标以行政分配的方式安排到省。这样的制度怎么会不出现“好企业不上市，差企业包装上市，小企业捆绑上市”的怪现象！
与当时相比，今天的证券市场的火爆程度和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是当时的市场设计者万万想不到的，也就是说，今日的市场远远超出了当初市场设计者的控制之外。
那么，证券市场到底要往何处去才是乐土？加强监管？放开市场？政策救市？
与之相对应的另外一些哈姆雷特式的追问是：中国企业要往何处去才是乐土？你假我假大家造假赚大钱？东征西讨全国兼并？规规矩矩赚小钱？全球化？卖产品？卖服务？
而在这样背景下的三九，已经走到中国企业前列位置的三九，戴上中国医药企业头号桂冠的三九，突然被判违规。三九居然不知道企业界的游戏规则是必须遵守的了，当然更不知道三九要实现宏大愿望，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合理、最道德的了。
三九的迷惘，是中国所有有理想的企业的迷惘。
在目前的中国企业家群体里，通用是当之无愧的“偶像”。言必称通用电气和韦尔奇的不只是赵新先一人，我在媒体上看到时下比较出名的堂而皇之拿通用和韦尔奇作榜样的企业家不下数十家。但从以赢利为根本目标和效益最大化而言，通用电气是纯粹的、毫无顾忌的吞食巨鳄，它曾经趁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极低成本吞并了许多企业。
如果依传统的特别是东方式的道德评判标准，通用在商业上的扩张手段，是有悖伦常和欠“厚道”的。但以未来的、发展的态度而论，通用无疑是某种终极的胜利者。因为通用的企业文化之核，即返璞归真，绕过或回避约定俗成的传统，直指人类组织传统及形成道德文化之初的某种原始形态：无拘无束、率性而为；而通用的企业方法，却又是完全在市场规则之内。
那么，三九和赵新先并非为了个人，而是为着企业更好发展、更快发展以为国家多出贡献，使国有医药行业不至于在WTO后受到外资巨头冲击的做法，应该算是“民族英雄”，为什么会被视为“叛逆行为”？甚至赵新先还被骂作巨骗？
是赵新先学通用学得不到家，还是外国企业的绝招不服中国水土？
在全球金融市场掀起过巨浪的索罗斯说：“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
这个道理当然可以推而广之–商界，没有道德。只有制度和赚钱。按规则做游戏，赚了钱是你本事；当然犯规了，小则被罚，大则出局。如果要问企业家管理或者说运作企业的真理的话，可能只有规则才是真理。凯恩斯也说过：“宁可常规地失败，不可非常规地成功。”
在市场经济里，要找寻道德几乎是一件“不可完成的任务”，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取向，尤其是强调中庸、冲和、礼让的东方传统道德规则，跟强调经济价值至上的市场经济更是极不合拍。在这里，没有对错，并不是说哪一种价值或道德错了，只有成败与适合，不按你所处身的这个市场的规则做游戏，就是不适合，就会失败。
而三九和赵新先，却是在符合了东方道德规则的同时，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则。由是观之，三九放弃特权下扩张和继续扩张的可能性，效法通用建立一整套内部淘汰机制和外部扩张原则，致力于建设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牺牲一点发展速度而夯实发展基础，是赵新先的聪明之处；而证监会对三九的提醒，提前挤掉了三九发展计划里的泡沫经济成分，从头脑发热转为清醒，将会使其因祸得福。
这本书，可以视作“三九事件”的全记录，我想通过自己数月贴身跟踪采访所发掘的事情的真相，力求全面、深入地反映“三九事件”的前前后后，以及三九为什么会出事、在出事之后，三九和赵新先如何应对接踵而来的资金、信用、品牌和信誉危机，重振三九。
同时，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今年的国庆节。7天的假期里，我试图对三九事件进行较为全面的整理和不见得全面的思索，所以这本书也可以视作我自己对中国企业家行为和中国企业行为的一点个人思考。数千年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东方企业家，在以西方文化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面前，表现出了种种不适应，有时甚至是有点象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空有一身好武艺，空有一腔青云之志，竟然找不着对手，错把风车当魔鬼。
在市场经济这个特殊的环境里，传统的中国道德“仁、义、礼、智、信”一一经受着摔打，事实上也是中国企业在经受涅（上般下木）。
跟赵新先走到同一境界的中国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对手，不是别的企业，而是自己。
中国式的智慧和道德，如何与西方式的市场经济天衣无缝地对接，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如何才能真正冲出亚洲，筑霸业于环球，是一个值得很多人思考和探索的大课题。
而这些企业和企业家的经验教训，都弥足珍贵。
从这个角度，我要向赵新先以及以赵新先为代表的有理想的中国企业家致敬，虽然，在本书中，我多处冒着可能对赵先生不敬的大不韪，坚持写着我自己想说的话。
除此之外，我要感谢我的同事熊昌发、郑小伶、徐文，他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我还要感谢材料被本书引用的诸多朋友，这本书是建立在你们的辛勤劳动之上的；而海天出版社及廖译先生为此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让我甚是感动。
当然，最应该感谢的，是三九集团所有接受我采访和把我当作朋友的人们。是你们给了我这样一次近距离观察一个企业和企业家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