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78 次) 时间：2001-11-07 11:15:31 来源：洪晓明 (晨曦浪人) 原创-非IT
随着媒体的增多和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记者这碗饭是越来越难吃了。为了及时发稿以免被其他类似稿子“冲”掉，新闻除了“新”，“快”与“可读性”作为能否上版面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采访实践中首先要考虑的内容。其中可读性(可看性、可听性)在社会类新闻中的地位更是重要，但是越来越多的记者(不仅仅是视听记者)比较片面地将其等同于“感官冲击力”。表现在实际事例中，或者比较多地渲染暴力、恶行等不太健康的内容，或者以自然主义的手法，铺叙易于引起心理上的诸如同情、憎恶等等反应的情节。举个例子来说，“煽情”“赚眼泪”等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中性词，有时甚至成为编辑刻意追求的报道效果的代名词。
显然，这样的新闻视角对于记者和被采访对象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记者首先考虑的是发表的可能性以及发表后会引起的轰动效应，是一种目的明确的功利性的行为。至于被报道对象在新闻中的地位、新闻发表后对被报道者可能产生的有利或不利的影响，一般不在记者的视阈范围之内；被报道对象则在采访行为中，处于被动的地位，特别是在一些突发事件中、策划新闻中，被报道对象甚至成为媒体所需要的一件道具、一个符号。双方的这种关系，凸现出媒体的“话语霸权”，以及在这种权力面前被报道对象的主体意识的缺失。这种反差基于种种原因，短期内似乎还无法有效改善。
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话语霸权”，应用的频率似乎不低。笔者手头的两个例子就很有说服力。一是某地野生动物园老虎“吃”（？）人事件，二是某市一儿童落水遇难事件。
在“老虎”案中，众多媒体津津乐道的是驾驶员到底是被老虎咬死的还是吓死的，并围绕“吓死”引发涉及医学领域的争论，因为这关系到动物园的责任问题也就是经济赔偿问题，除了写写死者妻、子的眼泪外，在全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中，笔者目力所及，没有看到哪家媒体提到或者反思，这样的报道对失去亲人的被报道对象会带来多么大的精神创伤，特别是死者的孩子尚未成年。无法想象，当周围的一切都“强迫”自己记住父亲刚刚丧身虎口，对于一个需要父爱的孩子是多么地残酷。毫不夸张，在这个事件中，对于被报道对象精神的打击，许多媒体堪称老虎的“帮凶”。
儿童落水，是牵涉到几个家庭的共同的悲痛事件。本来报道是在朝着安抚悲情的方向发展（全市各界出力打捞），但是有一家省属电视台却将镜头对准了该位儿童的同学，该同学当时落水时在场，未及时呼救而是跑回家向大人报告，从而丢掉了宝贵的救人时间。话外音告诉观众，这个小孩在学校就不够聪明，如果，…那么，…。不知节目编导是否想过，如果报道使人产生联想，将落水儿童身亡的责任哪怕压一点点在这位同学身上，幼小的心灵能否承受得了一辈子的负疚。
由此，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在新闻报道中的“人”究竟是何种地位？这个“人”，既指具体的被报道者，也泛指与事件有关或可能发生关系、受到影响的受众。
理论上这个问题似乎已经不必讨论，康德早就告诉我们“人是目的”，毛泽东也讲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位可宝贵的”。但是在实践中，“人”依然有意无意地被忽视。我以为，在新闻报道中，除了充分地重视人的物质存在形式外，正确的观照人所特有的精神世界的活动，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关注生活、贴近读者。中国先哲有言：“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提出的就是尊重人、关怀人的命题。因此，新闻报道中作为受众的“人”，应该处于与报道主体即记者和媒体完全平等的地位。由此，所谓报道，实际上成为媒体与受众的“双向互动”行为，也只有在这种互动中，作为受众的“人”才会成为报道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才会成为新闻中活生生的一部分。
然而，虽然我们不会否认报道对象的地位重要，实际上我们往往并没有把人当作“目的”，而是将仅仅对“当下”关心的内容传播给受众，这种行为折射出的“目的”首先是利己的，由此出现某些偏颇便是很正常的事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关注记者作为“人”的一些自身建设问题。
的确，当今时代，物欲横流，精神关怀早已让位于经济关怀。许多记者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游离于新闻之外的功利因素所牵掣、所“异化”。我们很难要求新闻工作者成为精神世界崇高者的代表，因为人无法脱离环境而生存，恰如拔着头发无法离开地球一样。“存在着的就是合理的”，黑格尔的话虽然刻薄，也是无奈的现实。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同样非美也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记者心中所思所想，行之于文，是好是坏，其实在动笔之前已经决定了一半。我们是否可以常常拿康德的问题问问自己：我能够认识什么？我应该想什么？什么是人？
应当承认，对多数记者来说，对于上述三个问题，能够说出口的东西不多。思想的淡漠往往导致作品的苍白。我个人认为，这三个问题的关键是“人”，我们的一切行为的终极指向是人。正确地认知人、了解人、在报道中以人为本，可以较好地避免或减少报道中的负面影响。以前面所指的两个报道例子来说，如果我们有一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先儒精神，大概也就不会这样处理了。认识人、关注人，可以更好地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更好地把握舆论导向，避免偏差。
马克思说，理性永远存在，但是并不是永远存在于理性形式之中。新闻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是记者理性的外化，如果我们忽视“人”的因素，那么，在新闻报道这种理性形式中，很可能就会存在一些缺少甚至非理性的东西。
革命导师早就在给我们敲警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