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47 次) 时间：2001-11-06 20:10:02 来源：刘磊 (传媒大亨) 原创-非IT
“另眼读中国”之百年流行（四）
刘磊 方玉萍
40年代的“流行”：
1943年【流行】
张爱玲小说：1943年，一位名叫张爱玲的青年女子悄然出现在上海文坛。从5月份发表《第一炉香》起，短短几个月时间，张爱玲就迅速占领了上海滩几乎所有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这一年里，她接连推出了《沉香屑》、《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立时风靡上海滩。次年，当她把这些小说以《传奇》为名结集出版时，短短4天便一销而空。
如此畅销的张爱玲小说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无疑是可以被划入通俗文学范畴的。但畅销
丝毫不能影响张爱玲小说的艺术价值，在沦陷区的大上海，代表不同政治倾向、不同趣味的各个文学圈子，似乎都顺理成章地接纳了这位文坛新人，而且褒奖有加。《金锁记》一面市，傅雷便著文称《金锁记》是“张女士截止目前为止最完满之作，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而在这个创造出40年代文坛奇迹的才女背后，是其显赫的身世，她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女，张佩纶的孙女。上海解放后，张爱玲于1952年离开了大陆。
1945年【流行】
《白毛女》：4月，由丁毅、贺敬之执笔的大型歌剧《白毛女》问世。这部以“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为主题的歌剧在延安公演后，立刻引起轰动。在解放区，《白毛女》的演出盛况空前，翻身人看翻身戏，台上台下情景交融。据说甚至发生了八路军战士看演出时欲向舞台上的“黄世仁”开枪的事。
《白毛女》的成功使其成为中国民族新歌剧的奠基之作。直到今天，该剧中的一些唱段仍广为传唱。
1946年【流行】
越剧：早年被称作“绍兴文戏”的越剧发展到40年代前后，已正式被称为越剧，并在上海及江浙一带广为流传。先是出现名伶筱丹桂，以其主演的《三本铁公鸡》一炮走红。被人们誉为“京剧赛过梅兰芳，评剧好比白玉霜”。到1946年5月，袁雪芬等上演了《祥林嫂》，使越剧再次红遍上海滩。
《祥林嫂》的上演，标志着袁雪芬倡导的越剧改革取得巨大成功。袁雪芬对越剧的改革，使越剧产生了质的飞跃。袁雪芬本人创造的“尺调腔”，也很快流行，并成为越剧的主腔，为后来产生众多不同风格的流派唱腔奠定了基础。
但可惜的是，正在越剧日益走红之时，名伶筱丹桂却于1947年自杀身亡，年仅27岁。死前，她在床单上留下遗言：“做人难，难做人，死了……”。
1947年【流行】
《一江春水向东流》：近些年，所谓的“大片”盛行于影坛。其实早在半个世纪前，就曾有一部国产“大片”轰动海内。
这部电影就是1947年10月上映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当时，正是美国影片滚滚涌入中国的时期，据统计从1945年8月至解放前，中国进口了1083部美国故事片。但在这种情况下，仅靠一架所 谓“独眼龙”式的旧摄影机、几十盏灯、一个破旧不堪的录音机，在一个四面通风的摄影棚里拍成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由蔡楚生、郑君里导演，陶金、白杨、舒绣文、上官云珠主演的这部影片，通过一个普通家庭在抗战中离散的悲剧，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黑暗。这部电影虽然拍摄条件艰苦，但剧情生动、明星汇萃，更有名导演执导，几乎集中了作为“大片”的所有要素，因而在公映后轰动一时，出现了“成千万的人引颈翘望，成千万的人踩进了戏院的大门”的热闹场面。影片从1947年10月到1948年1月，在上海连映3个多月，观众突破70万人次，创造了民国时期中国电影连映的最高纪录。
1948年【流行】
《三毛流浪记》：一部连环漫画加上一部电影，使因营养不良而显得脑袋格外大的“三毛”在上海滩家喻户晓。其实，三毛并不是个真人，而是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一个人物。
张乐平是从30年代起就开始创作以“三毛”为主角的漫画，但真正让三毛“红”起来的还是《三毛流浪记》。1947年，《三毛流浪记》在上海《大公报》上刚一推出，就引起很大反响。一时间，《大公报》竟因连载《三毛流浪记》而洛阳纸贵。1948年，《三毛流浪记》被搬上银幕，更为“三毛”热添了一把火。
反映流浪儿童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三毛流浪记》深深地打动了广大读者和观众的心，许多人甚至给张乐平寄去小绒衣、小鞋子、小袜子，要求张乐平帮三毛穿得暖和一点。
1949年【流行】
《东方红》：随着共产党政权席卷中国大陆，一首“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也唱遍了大江南北。在隆重的集会会场，在欢庆的游行队伍里，每个人都在发自内心地歌唱他们心中的“伟大领袖”。
对于生长在新中国的孩子来说，《东方红》几乎就是他们学会的第一首歌。他们唱着《东方红》长大，同样又唱着《东方红》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狂热之中。《东方红》唱遍了全中国，后来还唱到了太空——1970年，中国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把《东方红》也带到了太空，这颗卫星在绕地球运行过程中，以20009兆周频率播送着《东方红》的旋律。
这首歌取材于陕北民歌，原是歌唱青年男女爱情的情歌，经延安民间说唱艺术家李有才重新整理填词，成为歌颂领袖的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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