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63 次) 时间：2001-11-06 13:04:35 来源：洪晓明 (晨曦浪人) 原创-IT
汪丁丁，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出生，杭州淳安人，下过乡，当过工人。1977年考入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1981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班获数学硕士，1990年获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德国杜依斯堡大学经济系。已出版文集《《在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我思考的经济学》、《梦幻与真实》、《回家的路－经济学家的思想轨迹》、《记住未来》等多部著作。现为北京大学教授、浙江大学教授。
记者：今年以来，国内几大网站在Nasdaq表现凄惨，搜狐更是一度落到摘牌价以下，一时间有关网络经济前景的议论甚嚣尘上。作为与市场若即若离的学者，你对网络及所谓新经济的前景到底如何看？
汪丁丁： 作为一个如你描述的”与市场若即若离的学者”，我对目前的所谓”互联网低潮”的将来始终是充满信心的。我的信心并不来自对网络公司商业模式的理解，那是企业家的事情。我相信在适当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这些企业家将不断寻找与特定社会的特定经济相适应的商业模式，如果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话，适应网络经营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模式终归是可以被创造出来的。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必理解这些商业模式，仍然可以对”互联网时代”的前途充满信心，因为，正如目前发生在美国各大公司里的情形一样，网络技术，由于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终于把成本降低到了相当的程度，足以诱导工业社会全面引进诸如数据化、无纸办公、企业内部及企业之间横向交往、合作型知识生成及知识管理、实时在线专家咨询、大规模量身定制和个性化消费，等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上的协调手段。
不会超过五年，我认为，信息技术大致将完成从信息技术部门内部（即这次发生”互联网泡沫”的部门）扩散到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过程。带动这一扩散过程并必定会把它完全展开的，是人类知识的内在特征－－各种知识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产生了所谓收益递增现象，而后者是一切利润的来源。企业家们为了追求利润，早晚会被知识互补性带进上述的这个扩散过程的。互联网技术，当成本足够低时，便成为社会可以利用的天然的知识聚集手段。我相信每个在网上生活过的人都不难看出这一点，即网上的知识真正可以说是”浩如烟海”。当网络，尤其是宽带网普及的时候，人们将立即发现，由于知识互补性的强烈效应，在知识的任何一个细小的领域里，网络将以极低成本提供给任何感兴趣并且愿意花费时间的人”浩如烟海”般的知识，从而在每个可以想象的领域里，每个人都将意识到他头脑里存放的那一点儿知识与网络能够提供给他的整体知识之间的强烈互补性(意味着潜在”利润”)。当然，为了获取知识互补性所蕴涵着的潜在利润，他必须通过技术的与制度的创新来把知识互补性转变为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或产品。
记者：正如你知道的，国内许多省份和城市都把信息产业乃至光电产业甚至纳米产业作为自己的奋斗远景目标。从你久居美国的角度，你认为到达这个目标起码应该具备那些条件？
汪丁丁： 科学技术从来都不能自动变为生产力，只有在特定社会环境的制度安排下，知识才获得了转变为生产能力的可能性，并且，最重要的是，知识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生产力几乎完全取决于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因为，所谓”生产力”，毕竟是指用以满足人类需求的手段的能力，所以任何生产力都要考虑人的需求，都是相对于人的需求才有所谓”生产力”意义。于是，只有了解人们的需求，只有那些激励生产者为满足人们的需求而寻求生产手段的制度设计，才可能把知识转变为生产力。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不拓宽这一瓶颈环节，不承认那个”鼓励一切人在一切可能方向上实行创新”的机制，我们不仅会再度错过网络技术革命，而且还会错过例如生物技术革命、材料技术革命、以及我们的科学家能够想象的任何科学技术革命。或者，充其量，我们将永远跟在西方人后面，使用他们创造出来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学术、甚至新思想。注意，仅仅是”使用”而已，而我们自己的人才，也将借着西方社会制度从事他们的创新，就象目前已经发生在美国硅谷和新泽西的情况一样，也请注意，仅仅是”借用”而已。
记者：你在《记住未来》一书中，谈到了新经济的人力资本定价问题和新经济的劳动定价问题，这也是目前众多企业家关注的问题，你能否从概念的角度，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看法？
汪丁丁：新经济的劳动定价与人力资本定价，这两个问题是同一的，就是所谓”知识定价问题”。知识的经济学特征是：知识使用的非排他性；知识生产的高成本。这两个特征使得知识产权的界定与转让变得极其困难。而这一困难又导致知识创造者对预期的未来回报没有信心，从而缺乏创新积极性。我在那几篇文章里没有给出经济学的分析，因为寻找新经济的定价机制，这是一个制度创新问题，它是企业家的职能，不是理论家的职能。
记者：新经济和传统经济的区别到底在哪里，许多人似乎认为新经济总是和电脑、信息化等等连在一起的，你的看法如何？
汪丁丁：我个人在网上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体会，让我想了很多更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超出了经济学通常的分析框架，必须在一个广阔得多的视角下来理解。例如，在极端的或纯粹的情形下，个性化消费导致市场对每一量身定制产品的需求非常小，但这一需求曲线下方的”消费者剩余”足够支付这一小量需求的生产费用。另一方面，用以提供个性化需求的主要生产手段将是人力资本而不再是物质资本，因为前者具有”灵活生产”的特征，后者具有”规模生产”的特征。这一情形要求经济学把一切企业看作在收益递增阶段进行生产的企业，于是传统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失效。
最典型的现实生活中”消费个性化”的例子，是服装的个性化消费。在这里，每个消费者对每件衣服都会提出”与众不同”的要求，于是极端而言，杭州的街道上将看不到任何两件衣服是一样的。对服装厂商而言，任何款式的服装都只能卖出去一件，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大街上看到自己穿别人穿过的衣服。你说，这样的服装企业是传统工业企业呢？还是新经济的企业？我认为是新经济的企业。我对新经济的理解就是这样的，不论你使用什么样的技术，你的经济行为业是新经济的还是传统经济的，主要取决于你服务的对象是个性化的还是大规模的、没有个性的、”平均”的消费者。当你为特定消费者提供服装时，你必须揣摩这一个消费者的口味，你必须特定地只为这一个人服务，于是你的生产是真正以”人”为本位的生产。如果你能够解决竞争生存的问题，如果你终于能够为许多不同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商品并且有利可图地生存下来的时候，你就进入了”新经济时代”。否则，就算你拥有天下最高最新的技术，最大规模的资产，最广泛的垄断，你也充其量是”官商”、是落后的市场垄断者、是看不见也没有兴趣看见每个消费者特定需求的传统工业时代的生产者。
记者：现代社会，Idea（理念）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以至于陈东升自诩是他的一个Idea创造了泰康人寿保险公司，你对Idea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怎么看？毕竟idea和实践之间还是有距离的。
汪丁丁： 不仅在现代社会，而且在以往的社会里，观念或者理念的变革总是最关键的变革。克尔凯郭尔说：”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这话有很深的道理。应该说，社会必须对任何新生事物采取怀疑态度，才能够保持相对稳定，不至于被瞬息万变的新事物搅扰得连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传统的功用就在于维持对新事物的“压抑”，好象系统科学所讨论的”负反馈”那样，使得人类社会稳定地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成熟社会里积累了太大的压抑新生事物的传统力量，这个社会的生命力将趋于枯竭，因为它将逐渐变得僵化起来，并且当僵化程度越过某个”阈值”的时候永远无法实现任何创新，以致要么被其他社会消灭掉，要么从内部“炸毁”自己，要么慢性死亡。
所以，每一个社会都会找到自己生命力的开发者，这些人奋力疾呼，以”铁屋中的呐喊”来唤醒同类，这些人总是以赤子之心向往新生事物的出现，他们的功能在于让社会时时警惕”传统对创新的压抑”。这就是观念变革的重要性，我们把它叫做”批判的武器”，它虽然不是物质的，但永远保持着一旦被大众接受就转化为”武器的批判”的潜在可能性。
回到科尔凯郭尔的那句话：”你怎样信仰，你就怎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