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316 次) 时间：2001-11-01 17:13:04 来源：刘磊 (传媒大亨) 原创-非IT
“另眼读中国”之百年人物榜（五）
（1940—1949）
刘磊 方玉萍
1940：
杨靖宇
2月23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长白山深处的濛江县保安村被日军包围，身中数弹而壮烈牺牲。日军将他的遗体解剖后发现，他的胃里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没有一颗粮食。杨靖宇牺牲时，年仅35岁。
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之一的杨靖宇，在与日伪军作战数百次的战斗中赢得了抗日部队和老百姓的赞誉。于是在东北的老百姓中间就流传着的许多关于杨靖宇的民谣，其中一首这样说道：
满天星，数不清，
东边道，出英雄，
抗日英雄无其数，
杨靖宇数第一名。
在老百姓心目中，杨靖宇就是在白山黑水间抗日的第一个大英雄。为纪念他，东北人民政府在1946年将杨靖宇牺牲的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张自忠：
5月，第五战区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自率突击队渡过襄河截击日军。渡河后即与日军展开血战，张自忠部与绝对优势的日军血战数昼夜、予敌重创，但始终未能突出重围。5月16日，张自忠左臂中弹受伤，仍镇定自若地指挥部队作战。战至下午两时许，张自忠身中数弹，壮烈殉国。随他作战的全体将士，亦在南瓜店十里长山，全部战死。
“七七事变”后，张自忠曾奉宋哲元之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北平市长，与日军周旋，不久即潜逃出城。当时舆论皆指责他卖国求荣，但张自忠忍辱负重，回部队参加抗战后，在台儿庄大战、随枣会战等战役中屡立战功，他用其行动证明了他的爱国之心。1938年即升任33集团军总司令，次年加上将衔。
张自忠是八年抗战中，我军为国捐躯的军阶最高的将领。当张自忠将军的遗体回到重庆时，码头上站满了自动前来迎榇祭悼的各界群众。国民政府为张自忠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周恩来撰文追念：“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毛泽东赠词：“尽忠报国”。
1941：张季鸾：
5月15日，《大公报》被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为最佳外国报纸。《大公报》获
得的评价是：“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至巨。”
这是中国新闻界第一次获得国际性的声誉。对于当时已重病在身的该报总编辑张季鸾而言，无疑是对他30年报人生涯的最高褒奖。自民初创办《民立报》，到1926年与胡政之等接办《大公报》，张季鸾一直实践着“文人论政”、“言论报国”的理想。在他的主持下，《大公报》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鲜明风格，在当时之中国执舆论之牛耳。
在《大公报》获奖后举行的庆祝会上，张季鸾仍然扶病到会，并发表演讲。但这成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演说。4个月后，张季鸾病逝。国共两党都对他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介石在唁电中称其为“一代论宗，精诚爱国”。而周恩来也在挽联中评价道：“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矢次，消磨了国士精神”。
1942：王实味：
1942年4月，作家王实味在发表杂文《野百合花》时，一定不会想到这篇短文将给他带来杀身之祸，因为他在文章里只是讲了几句大实话，说延安存在“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得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至下对上感觉到他们是异类……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
但到了5月，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解放区就开展了对王实味的批判，范文澜、艾青、周扬、丁玲等纷纷参加了对他的批判。不久王实味被开除党籍，并定性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对王实味的批判，开了中共党内文艺批评上升到人身迫害的先河，但只是开了一个头——对当时参加批判王实味的人来说，“反党”、“反革命”之类的帽子在一、二十年后会安放在他们的头上，几乎无一幸免。
1947年7月，王实味在晋绥根据地被秘密处死。
1990年，公安部宣布为王实味平反。
1943：晏阳初
晏阳初在平民教育运动上矢志不渝的努力终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1943年，在纽约纪念哥白尼地动说四百周年的大会上，晏阳初因为“将中国几千年文字简化易读，使书本知识开放给文盲以启心智，应用科学方法肥沃他们的土地，增加他们辛劳的果实”而被美国学界评选为“现代世界贡献最大的十大伟人”。
早年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深造的晏阳初自1920年回国后就投身于平民教育实验，他主张要从教育入手来改造中国。从1926年开始，他在河北定县开办了“定县平民教育实验区”，推行其乡村建设主张。1940年，他又在重庆创设中国乡村建设育才院，致力于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自1950年定居美国后，晏阳初开始把他的乡村教育实践推向全世界，使他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教育家。1951年，他受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1966年在创建国际乡村建设学院，前后为44个国家培训了近千名乡村建设人才，在第三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944：
李四光：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一批中国科学家却取得了世界性的成就。李四光、黄汲清、侯德榜就是其中的三位。1944年，李四光发表了《南岭地质力学研究》的论文。他创立了地质力学的理论和方法，并用以解释中国大地构造特征。李四光的这一学说被认为是本世纪最著名的地质学说之一。早年负笈东游的李四光，是在留日潮中不多的学习理工科的学生之一。回国后，李四光参加了游学毕业生考试，列“最优等”，被赐“工科进士”，后又赴英国深造。新中国成立后，李四光曾担任地质部部长等要职，成为中国科学界最具声望的科学家之一。
黄汲清：
也是在1944年，黄汲清因为在中国二叠纪地层研究中作出的贡献而被中国地质学会“丁文江先生纪念奖”。他首次编制出中国大地构造图，对中国地质学的研究起到了巨大作用。50年代，他又指出应在松辽平原等地寻找油气，并亲自主持了勘探，发现了大庆油田。正是由于李四光、黄汲清等科学家卓越的成就，地质学成为中国在本世纪前半叶发展最快、研究成果最为丰硕的自然科学分支。
侯德榜：
1944年，一位中国的化学家被他的母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称号。他就是“侯氏制碱法”的发明者侯德榜。几年前，侯德榜在实验室完成“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这一联合氨碱法与合成氨法同时制造纯碱和氯化铵的方法，是世界制碱工艺的一次突破，因而被称为“侯氏制碱法”，至今仍然为全世界工业生产所运用。
侯德榜不仅是位科学家，而且是我国近代化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20年代，留学回国的侯德榜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研究和改进制碱工艺上，终于在1926年生产出合格的纯碱。在他的技术指导下，范旭东的永利碱厂成为亚洲一流的碱厂。30年代，他还主持建成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永利硫酸铵厂。这些成就被誉为中国近代工业进步的象征。“侯氏制碱法”的发明使侯德榜成为世界制碱业的权威，新中国成立后，他又积极倡议用碳化法制取碳酸氢铵，以发展小化肥工业，对我国农业生产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侯德榜的成就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尊重，英国皇家学会、美国化学工程学会等先后推其为名誉会员。
1945：陈寅恪
1945年，当举国欢腾，庆祝抗战胜利之时，而陈寅恪却在“欢至泣”之余，表现出不同常人的冷静。他在《闻日本乞降喜赋》诗中表达自己的心情：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让陈寅恪“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的是在抗战胜利前夕，苏联按《雅尔塔协定》迫使国民政府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利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此，陈寅恪曾作一首《漫成》，反讽说，早知不肖子孙将北方大片领土割给别人，我们的祖先何必多事地为了保住了北漠西番等地区而多次出兵远征：
北漠西番远不通，前朝多事耀边功。
如今万里成瓯脱，笑煞当年左企弓。
这是一颗多么深沉而又敏感的诗人之心。但也许是他的学术成就太过卓著，使他的诗才被深深地埋没在他学术成就之中。
出身世家，同时又曾四度出国游学，这使深厚家学及士大夫气节与西方新知在陈寅恪身上实现了完美的结合。世所罕及的天赋和勤奋使他竟然能精通拉丁、梵文、巴利文、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藏文、蒙文、满文等一、二十种文字，并且对佛学、音韵学、以及史学中的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都有深入研究。
1926年6月，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被应聘为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导师，而这时的他只有36岁。但在其一生中经历了战争带来的颠沛流离，双目失明的巨大打击，生活给他的是超出常人的折磨，可这些都无碍于他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立起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而他在解放后在学术思想上所表现出的独立人格，更是让他同时代的学人所惭愧。
1946：李公仆、闻一多
李公仆是1946年2月“校场口惨案”中被打伤著名社会活动家中的一个。早在10年前，他就曾作为“救国七君子”之一被捕入狱，但这一切都没有使他为和平民主奔走呼号的决心动摇。他说：“既然要从事革命运动，就要抱着前脚跨出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的决心。”果然，在1946年7月11日这一天，他就没能“跨再回来”——他在昆明街头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李公仆的死激起全国各阶层的义愤，更大规模的民主风潮在全国各地掀起。但人民的义愤并没有阻碍国民党再次射出罪恶的子弹——就在李公仆牺牲4天后，又一位民主战士闻一多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下。他是在参加了李公仆死难报告会，并在会上作了著名的《最后的演讲》后，当晚被暗杀身亡。
闻一多，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一位造诣深厚的学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诗人。但他更是一位坚定的民主斗士。从他力透纸背的学术论文、从他激情四射的诗篇、从他贯穿一生的社会活动，我们都可以读到一种共同的东西：深沉的爱国情感。
早在1926年4月，闻一多就在《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一文章中写道：
我希望爱自由、爱正义、爱理想的热血要流在天安门，
流在铁狮子胡同，但是也要流在笔尖，流在纸上
也许有时仅仅一点文字上的表现还不够，那便非现身
说法不可了。所以陆游一个七十衰翁要“泪洒龙床请北征”，
拜伦要战死在疆场上了。所以拜伦最完美、最伟大的一首
诗，也便是这一死……
20年后，闻一多也以他自己的死写就了他一生最伟大的诗。
在闻一多被暗杀后，毛泽东曾号召写“闻一多颂”，并把他从一个自由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转变概括为“闻一多道路”，所谓“闻一多道路”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一个“经典性范本”。
1947：钱钟书
1947年，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出版。与他后来的《管锥编》、《谈艺录》相比，这部小说实在不能说是钱钟书中最重要的创作。但若是没有这本小说，一定不会有这么多人知道钱钟书。对于钱钟书来说，《围城》的写作也许只能算作他学术生涯的一段插曲，但小说所体现出的雅驯的书卷气、淹博的运典、创辟的比 喻、传神的描绘、流畅的语言都使这段“插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事实上，８０年代后开始的“钱钟书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的这本《围城》。
钱钟书“热”了，甚至出现了“钱学”，国内外都有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但此时的钱钟书却似乎置之度外。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的他在人们心目中无疑是一个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的人物。
钱钟书照相机式的记忆力，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滔滔不绝的口才，浓郁的机趣与睿智，澹泊宁静毁誉不惊的人格，都让人折服。 他在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通篇用典雅的文言写成，引用了大量 英、法、德、意、西原文，书中引述四千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中的数万条书证。被人评论为“考论词章及义理，打通时间、空间、 语 言、文化和学科的壁障，其间多有新说创见，皆发前人之覆者，颇能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时之豪杰。”
钱钟书一生的著作远不到“等身”的地步，但他却以不多的著作在20世纪中国立起了一座“文化昆仑”。1998年末，钱钟书病逝后，著名的海外学人余英时评价他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与20世纪同时终结”。
1948：粟裕
“半世生涯戎马间，征战倥偬未下鞍。爆炸轰鸣如鼓击，枪弹呼啸若琴弹。疆场纵横
任驰骋，歼敌何止百万千。对镜不须叹自发，白发犹能再挥鞭。”这是大将粟裕在60年代写下的一首诗。诗中大将军的豪情不减，但也有掩饰不住的失落。确实，将军的辉煌是写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
抗战时期，粟裕不论是指挥对日军的韦岗战斗、车桥战役，还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黄桥战役，均告大捷。内战开始后，粟裕的指挥艺术更臻完美，气势也是越来越宏大。先是在苏中七战七捷，后又在山东孟良崮全歼蒋介石王牌第74师。
1948年4月，毛泽东设想组织东南野战军渡江南进作战。但粟裕却提出暂缓分兵南下，集中兵力在黄淮地区打大仗的建议。结果毛泽东从善如流，不但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且准备将刚刚41岁的粟裕推向华东大军的第一线，决定由他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经粟裕再三恳请，中央乃决定仍由陈毅担任上述职务，但由粟裕代理。
1948年底，粟裕参与指挥了按他的设想而展开的淮海战役。渡江后又组织指挥了上海战役，攻占大上海。
粟裕极善指挥大兵团作战，其用兵之灵活，被他多年的老战友陈毅誉为“愈出愈奇，愈打愈妙”。在中共高级将领中，粟裕虽资历不算深，但却无疑是最具军事指挥天赋且战功最为卓著者之一。在1955年授衔时，粟裕位列十大将之首，但3年后即在军内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而淡出政坛。
1949：毛泽东
1949年，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个分水岭。而使中国历史在这里翻开新的一页的就是毛泽东。这一年，在他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终于获得了全国的政权。在遵义会议之前，毛泽东在中共党内也是几经沉浮，但1949年的胜利已足以证明他所主张的道路的正确。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毛泽东在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心目中树立了至高的威望。
但这时的毛泽东仍然保持着清醒，比如他把进入北平当作“进京赶考”，力争考个好成绩；又比如，他屡屡告戒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但治理一个国家，发展经济，显然与革命战争有着本质的不同。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国，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个全新的课题。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有成功，自然也有失误。
我们很难找出第二个人，能象毛泽东这样能把纵横捭阖的战略家气质和大气磅礴的诗人气质结合得这么完美。作为一个诗人，毛泽东的一生是最完美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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