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225 次) 时间：2001-10-31 17:31:52 来源：李爱明 (李爱明) 原创-非IT
·《直击中国艾滋病》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李爱明
一名感染者的卖血史
39岁的汉子吴方（化名）约摸1．7米的个头，是个农村木匠，看上去身体结实，与常人无异。而事实上，6年前他就查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H IV）。那时候他已经卖血三年了。每个月3次或4次，一次200毫升，40多块钱，这相当于他干几天木匠活的收入。吴方有两个孩子，都在上学，上面还有父母。吴的家乡很穷，平常的木匠活本来就不多，再说卖血远比干木匠活轻松，也不需要什么成本。他说，那时候就想，反正年轻，身板硬朗，不如干脆多卖点血挣钱盖房、养老婆孩子。
在吴的周围，怀着这种想法加入卖血者队伍的远不止他一人。事实上，到血站伸出胳膊卖血的基本上是因为家庭所迫，没有其他收入来源。这支卖血大军中有老人，有壮年妇女，但更多的是中青年男性劳力。
吴是山西人。家乡常年干旱，地里实在刨不出什么银子。靠天吃不了饭，农民只能想其他的法子。卖血就是养家糊口的一个途径。
吴方说，没查出艾滋病之前，他们那个地方卖血的太多了。血头把这些卖血的农民组织到一块，也不查有没有什么传染病病毒，就一针插进去，抽出满满一袋子血，然后把同一型号的血混合放在一个容器里，分离出他们所要的血浆，再把容器里剩下的兑上盐水，再重新输给每一个卖血者。
吴方就是在这过程中感染H IV病毒的。事实上，只要这些同一血型的卖血者中有一个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他的人一个也跑不了。不单H IV病毒，若卖血者中还有其他传染病病毒，也会因此感染给其他人。这是一种致命的交叉感染。
吴方说，要是知道卖血会感染艾滋病，打死他也不会去卖的。可惜，等他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
是省里的检查组查出他们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1995年，山西省在这些卖血者的队伍中搞了一个艾滋病病毒检查。当时考虑到问题太敏感，把这些卖血者组织起来的借口是上面的血站要买血，事先搞一个检查。要不然，卖血者说什么也不会同意接受检查。
当年3月，当地防疫站私下通知吴方，他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吴说，那是一段最暗无天日的日子。他一下就被推到死亡的边缘，内心深处燃起一种对死亡的最为深刻的恐惧，一种最为本能的求生欲望。自从知道这个结果，他就茶饭不思，整宿整宿睡不着觉，不愿意承认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老婆、孩子以及老人都陪着他一起哭。
难以忍受的不止是对死亡的恐惧，还有来自亲戚、朋友和邻居的种种偏见和歧视。吴说，这也是让他最难受的。知悉他染上艾滋病的亲戚，再也不到他们家吃饭了。朋友看他的眼神也总是怪怪的，像看某种不正常的东西。他递烟给人家抽，人家也不要。到后来，他索性再也不递烟给别人了。
相当长一段时间，吴才慢慢接受这个现实。所幸的是，可能是他身体较好，一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出现什么症状。而和他一同查出感染艾滋病的“血友”，好几个都先后离开了人世。
吴说，直到现在，他想都不敢想以后的日子，太揪心了。
特殊的座谈会
记者见到吴方的时间是8月28日下午，在北京某医院组织的一次特殊的座谈会上。之所以说座谈会“特殊”，是指参加的对象———8位艾滋病感染者。
和吴方一样，其他7位艾滋病感染者同样来自山西，同样因为卖血而感染上H IV病毒。8人中还有两位妇女和一位老人。每一位艾滋病感染者的背后，都有一个与卖血有关的心酸故事。
感染者已经在医院接受了一个月的免费治疗，第二天，他们就将踏上回家的列车。
组织这次座谈的是“爱心家园”的发起人和负责人———医院的徐教授。徐是传染科的老大夫，与传染病打了43年交道，从事艾滋病的治疗也有十几个年头，是国内治疗艾滋病的著名专家。1999年初，出于帮助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的目的，徐教授负责组织成立了“爱心家园”。
记者赶到的时候，座谈会已经开始了。尽管有思想准备，在进去之前我还是犹豫了一下。直到推门而入的一刹那，我很快便意识到自己过虑了———座谈会的气氛远没有想象中的凝重和紧张，反倒显得融洽和温馨。
整个房间布置得像个会议室，一张大而圆的橙色会议桌，围坐着8名艾滋病感染者和照顾过这些病人的大夫、护士以及志愿者。
参加座谈的还有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办公室罗主任、感染者当地的艾滋病关爱机构“温心家园”负责人裴院长。罗主任和裴院长是这批感染者集中治疗的具体联络人。今年5月份，正是在中国性病艾滋病协会工作的罗主任得知有一个免费治疗的机会，于是与山西方面联系，最终促成了这桩善事。
感染者看上去精神不错，罗主任说，与一月前相比，这些感染者“像变了个人”。没来治疗之前，这些感染者基本都不说什么话，也不爱理人，气色比现在差得多。
是爱心家园改变了他们。一位感染者有些腼腆地说，来之前他们没有想到爱心家园会对他们这么好，让他们呆在这儿比在自己家里的感觉还要好。没有人歧视他们，也没有人对他们时刻“防范”，从大夫、护士到志愿者都愿意跟他们亲近，他们也不像平时时刻意识到自己是个艾滋病病人。
徐教授握着一位感染者的手，交代他们，回去千万注意：第一，不要再传染给家人和其他人，和妻子或丈夫同房千万要戴避孕套；第二，注意身体，不要感冒、拉肚子或是染上其他的病，有了症状要及时找大夫；第三，营养很重要，要多吃点肉类等有营养的食品。
裴院长说，感染者现在每月都到他那里领避孕套，这回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基本的预防与医疗知识都有了，前面两点倒是能做到，至于营养，因为感染者生活普遍困难，感染后又很难找活干，营养问题恐怕难以保证。
话题于是很快转移到感染者的“生产自救”上。
徐教授谈起了她参加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感受。她说，在国外，她见到艾滋病人做的一些工艺品，卖得很不错，感染者是不是也可以走这条路。裴院长说，他们原来组织过艾滋病感染者生产自救，但是生产出来的玻璃工艺品，别人一听说是艾滋病感染者生产的，谁都不敢要。但事实上，艾滋病感染者生产的这些工艺品根本不会传染。
裴院长说，由于没有任何经费来源，“温心家园”也发不出工资，就在他带这些感染者来北京治疗的时候，他所负责的“温心家园”里最后一名工作人员也走了。实际上，现在的“温心家园”只剩下他一个光秆司令了。他说，他都不知道，要是他不干了，还有没有人站出来帮助这些艾滋病感染者，“温心家园”还能不能继续存在？
这一切，都将是这些感染者面临的未知命运。
感染者已超过60万
巧合的是，就在这次座谈会召开之前5天，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召开了一次艾滋病疫情新闻发布会。会上，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组组长、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披露：截至2000年年底，全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超过60万人！
殷大奎介绍，60万的数字，是对流行病区的调查和专家共同研究的结果。其计算方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根据全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上升的速度。1998年，全国累计报告H IV为阳性的是12639例，到1999年底增加到17313例，2000年底又增加到22517例。最近三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逐年增加，比例在35％、37％和30％左右。所以，从估计的H IV感染的人数来看，1997年全国约30万，1998年至2000年每年上升的速度几乎都在三分之一左右，即每年增加10万左右，这样最终得出的数字是60万。
第二种计算方法则是哨点监测。据殷大奎介绍，卫生部在全国设立了几十个哨点，尤其是在高危地区如云南、新疆、广西、四川局部地区等设立了多处哨点，而且是不同类型的，有嫖娼的，有经血传播的，有经性传播的。从监测的统计看，哨点病情的增长水平、速率基本一样。
三是专家的结论。今年2月，北京召开了监测专家的会议。他们的结论是：我国现在是处于一个相对平稳上升的状况，既不是爆发，也不是停止了流行。
发布会上还透露，自从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人至今，截止到今年6月底，全国累计报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6058例，其中艾滋病病人1111例，死亡584例。显然，2．6万与60万的悬殊差距说明，艾滋病的隐蔽性非一般疾病可比。这也正是艾滋病难以对付的一点。
事实上，在中国，艾滋病的三种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性传播、母婴传播）都已存在。在这三种途径中，因为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比例是最大的，达69．8％！也就是说，在10个艾滋病感染者中，有7个是因为吸毒而染上的。因为性行为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为6．9％。殷大奎说，经静脉吸毒感染艾滋病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也是造成目前我国艾滋病上升势头快的主要原因。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情况是，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中，年龄构成以青壮年（15－49岁）为主，其比例高达94％。这个信息背后传递的东西是沉重的：这些年龄段的人一方面是社交范围活跃而广泛的群体，另一方面也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群体，他们中的人感染了艾滋病，可想而知，对社会大众的健康、乃至对整个民族的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中科院院士、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教授去年6月就曾在一次会议上发出警告：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艾滋病感染者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将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灾难。他的话使听众鸦雀无声，整个会场陷入深深的不安。
曾毅院士的话显然不是危言耸听。毫不夸张地说，艾滋病发展到今天，已经使中华民族走到了一个严酷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再也没有机会犹豫了。
（请关注下期：艾滋病：中国没有净土）
文章评论:握住艾滋病人的手(首发中华工商时报) - 黑眼睛 - 2001-11-01 10:09:40
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RE:文章评论:握住艾滋病人的手(首发中华工商时报) - coolwen - 2001-11-01 11:31:36
【(coolwen)回复(黑眼睛)的大作】 如果是我，我会握的。不要排斥他们。要给他们温暖。 - - - - - - - - - - - - - - - - - - - - - - 呵呵，我就是我cool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