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28 次) 时间：2001-10-30 08:44:58 来源：肖春江 (酒) 原创-IT
到了倪光南回联想的时候
肖春江
在人品可以信赖的基础上，应该说到了倪光南回联想的时候。因为两个必要条件已具备：
一、 联想急需可以立足长远的企业核心技术，到了必须引进技术权威的时候。
二、杨元庆脚根已稳，柳对联想影响向小运动，柳与倪的老一辈是非恩怨已可在杨联想手上化解或淡化。
2000年春节前，计算机世界连续发表了两篇涉及它的两位老朋友——柳传志和倪光南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惹得柳传志发了火，柳认为不实事求是；第二篇文章，使得倪光南目瞪口呆，倪感莫名其妙。我在友谊宾馆看俄罗斯人表演芭蕾《天鹅湖》时碰到倪光南，他喃喃地对我说：
“我都不知道我该对你们媒体说什么了；我怎么说呢？世事就是这样吗？还是忙工作吧。”倪光南这样说是有理由的。因为在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倪曾很快向计算机世界发过赞许信件，称计算机世界敢于坚持真理，不愧为IT第一大报。但是，事隔这么几天，计算机世界就做出了他认为的反方向运动。
其后，倪先生仍一直热情地支持着计算机世界，参加它的活动，并一如既往地向它提供着稿件。我感到倪是一个很会替别人着想的人，是一个有心胸的人。他这样做，肯定是站到了计算机世界的处境和立场上看过问题。
这更加深了我对倪先生一直怀有的好感。好感来自对倪先生的品质的钦佩，与我对柳先生叱咤风云的市场操作能力怀有敬意不同。柳先生在中国IT业的成功是前无古人的，没有柳，就没有现在的联想，就没有联想在方正之上，在长城之上，中国的IT业就没有了学习的榜样。但我深信，如果没有像倪光南这样的院士，不仅是中国的科学界的损失，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承环节的损失：倪儒雅、平和、认真、积极的入世之风，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精神风度体现，正是我们这个越来越商品经济社会中，急需抢救的知识分子的形象的标本。
大约在1999年下半年，我向倪先生约一篇急稿。之前，我没有与倪接触过。在我给倪打电话之前，我为我这个嫩嫩的小人向这位大名鼎鼎的科学家约这样一篇又急又长的稿子，心中上下。
“你们什么时间要，把你的电话、EMAIL都留给我。”倪先生在电话里用他那稍有发尖的嗓子爽快地说。
我留下了联系方式。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刚才打座位电话，你不在，”倪的声音：“我还是把我的手机给你吧，我很忙，稿子怕给你们拖了。你得打电话提醒我点”。
实际上，倪先生是不用操心的。在我正三番五次口干舌燥甚至委委屈屈地向一些院士约稿时，倪先生的稿子已经电子邮件给了我。我当然理解其他院士的繁忙，但更感谢倪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
这种好感持续着。2000年上，传说江主席要视察中关村，视察对象很有可能包括新浪网。我给王志东打电话，说我能不能化妆成一个新浪员工混在队伍里采访，王志东对江主席是否视察新浪和我的主意都不置可否。同时，我急于寻找江主席前一次视察中关村的材料。我去了我路过一千遍但从没进去的国家图书馆去查，各种程序弄得我头晕，未果。走出北图，踩在雪地上，人来人往的，小伙子搂着小姑娘，小姑娘戴着墨镜，我突然想起倪先生。
等我回到单位时，倪保存的当年江主席视察联想、四通等中关村企业的照片已在我的信箱里。倪已在手机里详细地向我回忆当时情景。但到了晚上，我发现我的信箱里又多一封倪先生对当时的回忆文字。有一千多字，“一千字如果打字不快的话，需要两个小时，”我这样猜测。我的确有这样的经验。我采访过两院院士罗霈霖先生，老先生是电子学领域的泰斗人物，八十高龄，仍笔耕不辍，用电脑写字。他不会拷软盘，一个星期天，我正逛超市，罗老打我手机，说他要拷一张盘，他孙子不在，他自己不会，要我去帮他。事实上，如何打手机，也是我教会他的。我第一次与他联系时，留手机给他，他很为难，说不会打这个东西，还是固定电话好。话说回来，罗老用电脑打字，基本是练一指禅，一千字，最少三个小时，若倪先生也是他这个速度，专门为我打了一千字，那我就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他了。
以上的一大段关于倪对小辈的热情关照的叙述，是想说明倪的人品应该没问题。倪作为院士，其业务能力不需赘述。我们还有很多愉快的交住。每次与倪交谈时，我们都尽可能地避免谈到联想。倪柳之争，确切地说是柳解退倪这一部分，没有什么可争论，无论前因如何，无论对倪造成多大的伤害，这是发生在规则内的事情，应该被解释为合理，起码应该被理解——尽管柳的杯酒释兵权不如老赵做得溜，但如果倪不是名人，这也和新浪辞退一个小员工没什么两样。但是，我一直想，如果联想当时仍选择倪，或按着倪的路径走到今天，其机会成本，比走的柳路径是大还是小？联想现在被认为没有技术，也事实上因此陷入窘境，但如果用倪，是不是联想现在已是一个有自己核心技术能力的公司？这个假设是重要的，这直接关系到联想面对外企业时，其比较优势所在的层次。
柳与倪没能建立起刘备与诸葛孔明式的关系，这种情况，我想，联想的机会成本，有70％的可能要比倪柳相合大，如果以发展的边际效益看，或许联想的损失还会更大些。联想还是需要一位倪光南这样的技术权威参与其方向行动，从企业发展必备的制度、资本、技术三要素看，这是联想解决长远问题的根本。联想有时也像方正，长城——这两个企业说起来复杂，他们问题的解决，一定是等到王选和王之之后，而这还需假以时日。但现在的联想，杨元庆已有了这样的机会，或者说已有了避开或者说让柳传志可以容忍的实力，该这样做一做了，制度创新之后，技术创新应该立刻上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