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88 次) 时间：2001-10-26 15:52:27 来源：李明顺 (青年同志) 原创-IT
转者按：目前涉足媒体的人不少，而且还有许多是为了创办报纸杂志的，国外很多媒体也准备进军国内，媒体行业确实繁华了不少，大家开始讨论如何办报办刊，如何利用这个赚钱圈钱，但很容易忘记一点：媒体是干什么的。当然各种媒体赋予自己的任务不同。所以，我引出这篇文章，只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思考。
再谈本报（中国青年报）的新闻定位
李大同
最近有点信息爆炸的味道，一篇篇关于报社改革的文章几乎来不及消化。
总的说来，要求改革的领域是全方位的。“再不改，船要沉了”——这已是社内多数同仁均已感同身受的现实威胁，谁也不敢担保明年的发行量不会跌到50万或以下。
报社的整体经营的目标、规划以及实施方案，应当包括编辑部、广告、发行三大板块连动，哪一块不彻底改革都不行，也已成为共识。这是一个过分复杂的系统，如我等平头报人既不了解编辑部外的真实情况，也对其它系统实际运作的复杂性缺乏感性操作经验，理念性观点虽也有一些，目前尚感到难以置喙。本着“饭要一口一口吃”的原则，还是想先就本报编辑系统的改革写下一点想法。
前两天抛出一块5年前写就的“老砖”（讨论本报的新闻定位），反应比5年前好得多。已有不少同仁和我谈了读后感，除赞同意见外，也提出不少问题，促使我做更深入、全面的思考。不言而喻，5年前就事论事写就的东西，相比起我们今天面临的改革课题，当然是太单薄了一点。本想等年轻同仁的“纲领性”思考出笼后，彼此碰撞一下之后再写一点什么，现在看来也来不及了。只好想到哪儿先说着。
这些天，把存档的众多电子信息又浏览了一遍；反复推敲了本报1995年的大型读者调查的相关数据和报告；还有这次深圳记者全会的纪要；回想各位同事跟我口头交流过的意见，等等，真是头绪繁多。我目前只能尽可能地保持在编辑系统的思考方向上。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写过：“一张报纸内在的发展动力，绝对取决于从总编辑到普通编采的前瞻性思索，取决于报社上下众心归一的办报目标及由此产生的合力。”现在看起来，这个首要问题尚没有得到解决。
在各位同仁的声音中，对危机的忧患和办报机制的意见占了主导地位，这当然是讨论得以开展的最重要的前提。但我本人仍固执地认为：为社会哪一个群体办报，满足这个群体的那些需要，树立起何种鲜明的媒介品牌，仍是我们面对激烈的报业竞争时无法回避的问题——报纸发行量的逐年下滑，与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密切关联。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抽象地谈“市场”、谈“新闻”。新闻标准一“抽象”，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一般”，就是与其他媒介趋同；在读者那里，就是“可看可不看”，“可订可不订”，这样怎能保有“市场”？
因此，在这篇文字里，我想来想去，还得不厌其烦地先从这里开始。为言之有据，文中我不可避免地要多举些实例乃至回溯一些历史，敬希大家宽宥。
一、本报是一张什么性质的报纸？（报纸读者以及新闻定位）
最传统的说法，叫“党报”、“团报”。这当然不错，不过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定性，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这个规定性已经仅仅意味着宣传上的“规定动作”，丝毫也解决不了报纸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本来还希望在报纸征订上沾点“规定性”的便宜，这两年的实践证明也指望不上了。
前些日子，阿米（博华）回报社来串门儿，我说人民日报的日子还行嘛，听说今年还有200万。阿米哈哈大笑：“你别信那个，那是1月份的数字，对付上面的，2月是多少就不好说了……”
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范敬宜对老徐说过，每年他们报纸的强迫订阅搞得“民怨沸腾”。“行政订阅”的效果由此可见一斑。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焦点访谈”制片人跟我说，他们有一次在垃圾站拍片，看到整捆整捆的人民日报，簇新的就被卖了，看样子根本就没打开过，而旁边的北青报等好看些的报纸捆，都是乱七八糟的，可见浏览度较高。“当然播出时这个镜头被剪掉了……”他大笑。
传统的大报，其“经典”的办报和发行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读者要么不订，要么不看，奈之何！
因此，我们最好放弃从大报传统规定性角度来讨论问题，因为那根本不着边际。为了论述全面，点到为止。
在今天的报业格局中，本报是一种什么实际地位呢？换句话说，本报实际具有什么样的属性，或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属性呢？
我的归纳是：本报具有明显的二重属性。
第一种属性，指本报是一份全国发行的、综合性的大报。
这类报纸，在世界大国都普遍存在，通常不超过10份。其主要特点是发行量较大；承担一个国家主流社会价值观的传播；承担保障公众对国家大事的知情权和辩论权的宪法使命；是社会正义与良知的重要代言人；在良性运作的前提下，是社会保持稳定与安全的“限压阀”和“预警器”；通常，这类报纸无论在对事件的报道或解释上，还是在对舆论的影响上，都较一般媒介有更大的、公认的权威性。这是名目繁多的各种小报根本不可能企及的优势。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和日本，这类大报的发行量均在百万甚至千万以上，或为一证。
在世界各国，上述特征为大报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均会受到政治权力和金钱权力的不同程度的销蚀，以及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但这毕竟已是各国大报（电台、电视台）从业者的共同语言、职业理想乃至细化成为详密的职业规范。
具体到我国，因为正处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初级阶段”，上述大报的一般特征尚不完全具备，然而总的趋势还是在往这个方向前进。我国现在的新闻从业环境，当然还有待重大的甚至是根本的改善（如依法从业），但我们这些复刊时进入本报的“老报人”，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近20年来，虽有波折反复，本报报道的深度和广度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中国传播环境的时代性改善是不可否认的。如今已经有不少新任省市负责人公开宣布支持舆论监督，做得如何另论，在“代际”领导人的意义上，宣布比不宣布，总是一种意识上的显著进步。再如“焦点访谈”现象，不管如何评价（他们自称为直属“朱熔基办公室”），也算是“曲径通幽（监督）”罢。有同仁说目前是九十年代以来“最好的”办报环境，这是有根据的。如不发生大的动乱，进一步的改善，我本人持乐观态度。
本报的这次改革，具体到编辑方针上，我认为在大报第一种属性的层面上，本报应当有选择地逐步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重新树立本报“敢说话”的媒介名声。
舆论监督最本质的涵义，无疑是对政府行为及政府官员行为的监督。这种根本性的监督，目前难度最大，有形无形的禁区最多，然而绝非无路可走。二品、三品官员不能动，七品、八品的还不行吗？切莫小看对“芝麻官儿”的监督，把它贬低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要知道芸芸众生大多只和“芝麻官儿”打交道，只和手里多少有芝麻大点权力的人打交道——社会的不公和腐败往往大量体现在这些交道中。
比较一下《南方周末》和“焦点访谈”就很有意思：这两个以舆论监督频度、力度蜚声海内的媒介，搞过什么大案、要案？尤其是“进行时”性质的？“始作俑者”的？没有嘛。几乎全部都是七品、八品吧？六品以上就得等结案了（是个报纸都能报了）。实际上，恰恰是通过收拾这些“不起眼”的小官儿，他们获得了受众极高的信任和嘉许。我在“焦点访谈”办公室看到成麻袋的告状信，公众几乎拿他们当了青天大老爷。这是目前中国的国情之一，恰好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主流媒介能够取信于民的一个极广阔的天地。
捎带着分析一下公众心理也很有意思：很可能，地省级以上官员的腐败案件，对老百姓来说，只是一件谈资而已，他感觉不到和自己的切身利益有何关联。我和不少出租汽车司机聊过“陈希同”，竟没有一个说他不好的；在我们家旁边有一个盖了一半儿的大型农贸市场，停工好几年了，问起物业管理公司的人为什么不盖完，对方哼的一声：“要希同在，早起来了！”透着那份儿亲切……反过来说，如果哪位平头百姓受到了“七所八所”、“村霸乡霸”不公正的对待，甚至受了哪个售货员的气，他倒没准儿会把共产党骂个昏天黑地。这绝非危言耸听——在“前村除霸”这篇报道里，村里老百姓就一个村霸向省委书记提出的问题是：国家以后会不会也像我们前村这样？共产党是否还是毛主席创建的那个共产党？政权会不会成为少数人行恶的工具？……（见“冰点”112期）这问题提得何等尖锐！
这次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和上海市长一起在电台与市民对话，竟然就有一个市民不理这位超级大国总统，只找市长，问的是住房建设的事儿。克林顿由此大发感慨，引用了一位先哲的话说：“任何真正的政治都是本地化的……”我们不妨也思索一下其中的道理。
在《冰点》日常办刊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即在主流媒介尚处于舆论监督的初级阶段的今天，公众的期望值实际上是很低的。譬如按行业标准来说，《冰点》算得上什么“敢说话”？我们的办刊方针是“严肃而可读”——不是不想搞监督，而是出刊周期实在支付不起时间和人力成本，然而一旦有可能，我还是偶尔发他一篇，哪怕是结了案的，如小董的“前村除霸”、双武的“本案被告无罪”、林炜的“维护合法权益抑或聚众闹事”、张坤的“明光窝案”“上访村纪事”、佳佳的“白色困惑”、沙林的“破碎的绿”等等，算起来有点监督味道的不过十几篇，再加上说些“恶”一点的真话的（“限压阀”性质），也就二十几篇东西，至多占《冰点》刊发总额的十分之一。就这令人汗颜的比例，竟有相当多的读者打电话、写信给我们，称赞《冰点》敢说真话，敢“主持正义”。《除霸》一文见报后，我先后接到过各地20几件几十名村民按了血红手印的告状信，要求冰点快去“除霸”；广西一对儿农民夫妻竟自费上北京找到我告状，说“只有冰点能为百姓说公道话了”，听他说每期冰点他都看（手里还拿着一张），我真是惊讶不已（这两件事儿使我对“农民不看本报”的思维定势动摇了，也许和他们有关的报道会通过特别的渠道传达到）。更有甚者，因去年一段时间“焦点访谈”也承担中宣部先进典型宣传，批评监督力度一时降低，很快，一位甘肃卫星发射基地的上校给我来了信，说“焦点访谈”已经“堕落到只会歌功颂德的地步”，“切望冰点一定要坚持住——为了人民！”好家伙，期望值之大，令人无地自容。
类似的事情还有许多，如北京大学一位副教授给我来电话，指控北大“方正”董事长王选不公，致使他无端成为一个失去工作和单位的“黑人”。考虑到王选是个大人物，我问他为什么不找权威更大的媒介。他说咨询了北大的同事后，很多人都推荐他找冰点，说“大概只有冰点敢碰他了”。我很惭愧地告诉他，即便他所说的都是事实，我们也搞不了，因为报社的电脑系统就是“方正”的（这当然只是貌似有根据的说辞）。他听后黯然放下电话。老实说，不得不这样回答信任我们的读者，让人心情郁闷——因为这很可能是他们最后的一点希望。
举几个这样的例子，是想说明：“舆论监督”作为一种媒介产品，因其稀缺，将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的“卖方市场”。你可能只做了一点点，但在受众那里，社会影响却会不成比例地放大。这是目前“性能价格比”最佳的媒介产品，却只有寥寥一两家全国性媒介独享其利，我们干吗拱手出让？
我强调上述经常性的舆论监督，绝非仅仅从报社荣誉出发，而在于这已经是一个最重要的市场信号。最近一期《青年报刊研究》（1998.1）大家可能都看了。不知其中一个调查各位注意没有？
这是一个在北京做的调查，里面有两道考察媒介的公众置信度的问题：
1.“如果北京发生一起违背有关法律法规的事件，您更希望看(什么媒介）对此的报道？
2.“您认为（哪家媒介）报道之后，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结果，对第一个问题（首选性）的回答排名依次为：“焦点访谈”（51.2%）；“新闻联播”（26.7%）；“北京特快”（6.1%）；“东方时空”（5.1%）；北京青年报（1.8%）。
对第二个问题（权威性）的回答排名依次是：“焦点访谈”（41.4%）；“新闻联播”（33.9%）；“东方时空”（5.9%）；“北京特快”（3.5%）；“人民日报”（2.4%）。
不知各位看完后有何感觉——堂堂全国第一大报在“首选”项里竟然没有，即使排在了第5名之后，选择它的公众已在1.8%以下。阅读率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也罢了，权威性总还有一点吧，可权威性竟也可忽略不计！
可想而知，一张大报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人想订、想看？这表明公众对它应有的期望值几乎已经荡然无存。这是真正的市场信号——我不无忧虑地联想到：不知这项调查是否涉及了本报？如果涉及到了的话，结果亦可能惨不忍睹，至少在北京地区……（北青报日常阅读率较高而权威性较低，这可以理解为公众对它的期望值并不在“权威度”上，它毕竟还是一张“小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往这个方向开拓。）
因此，在改版以后的报道上，有成效地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与密度，当为改善本报的可读性和公信度的最重要的选择之一。希望这能成为本报持之以恒的编辑方针，何况这原本就是本报的传统优势。可以考虑将群众举报集中到一个小组，遴选出有全国意义的线索，一年搞出10个原创性的，再加上结案的，已是蔚为大观。
上面讲了舆论监督对本报的重要性（在大报第一种属性的层面上）。容易引起误读之处是，似乎我们应当像“包大人”那样到处和贪官污吏正面干仗，当“青天”。其实，对权力的监督只是舆论监督的一个方面（狭义监督），而不直接涉及权力的监督天地也是极为广阔的（广义监督）。在对公众生活的实际影响上，后者一点也不比前者的作用小。
在公共权力之外，是“社会现象”和“公民权利”——这是我们万万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重要的监督领域——其影响力很可能更广泛、更持久，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和贪官污吏打交道，而“社会不公”却人人都可能遇上过；“不良现象”、“社会不良因子”往往会笼罩很大的一群人。
这不是在故弄玄虚，本报以往曾有不少影响甚烈的这方面的报道。如《第五代》，其中并未专为某个人打官司，只是公开站出来为留学生群说话，当然也包括了对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乃至对国家有关部门、政策的批评，于是，“中国青年报万岁”的标语贴到了报社门口，这天的报纸被留学生家属纷纷寄往国外。
往日成功的范例虽然比比皆是，似乎并未完全形成本报同仁的规律性认识，并由社内机制整合到日常编辑方针中去，因而九十年代以来类似报道虽也有一些，但形成规模效应并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不多。由此似乎有多说几句的必要。
对“广义监督”的内涵，我以往想得不多。真正静下心来把它当回事儿想一想，是在接到大量求购《冰点》新书的读者电话之后。
我个人特烦出书这种麻烦事儿，因而出了一本《冰点》之后不想再碰。一开始接到询问冰点新书何时出版的读者电话时，我真的很纳闷：这些过时的东西有什么好看的？要搁我自己，一不会看，二不会买。可后来这种电话多得成了一个事儿，方感到对读者的这种需求无权漠然视之。结果，硬着头皮又编出一本（其间为中宣部的“名牌栏目丛书”还编过一本），编辑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写成了“后记”（见《青年报人》1998.5）。估计社内同仁多已见到。
在这篇“后记”里，我使用的概念是：主流媒介应当成为公众为自己“定位”的有效参照系；具体表述起来是：（在日常报道中，主流媒介）应敏感到社会是否在某一方面发生了失衡；社会的健康因子是否正在受到遏制或伤害；社会某一部分人群是否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利益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等等。主流媒介的社会责任，就在于用强化某方面报道来提出警告，成为社会纠偏的“领头羊”。
这些表述就是指“广义监督”。但这个表述较为抽象，不易被把握，请原谅我再举两个《冰点》实例加以说明。
今年年初，在《文摘报》上看到关于语文课教学的讨论，摘自《北京文学》，约有4000字左右。看完深有感触。本来看完也就完了，但那种感觉挥之不去，觉得没看够，得看全文。于是到附近邮局去买，也买不着。还是不甘心，又给《北京文学》打电话，请他们立即寄一本过来。原文到了，一看竟有两万多字，酣畅淋漓。相比之下，觉得《文摘报》摘得又少又不够得当，不少意见精华未能摘入。这时颇为作难：一方面觉得这篇东西完全值得再次大加传播；可《冰点》来做这件事儿似有些别扭——我们从未转载过别人的东西，何况是再次转载，这未免也太掉价了。（为保证“独家性”，以往我们的选题标准是把其他中央媒介报过的都排除在外的。）
几经踌躇，两个星期过去了，其间我曾数次重读，感觉仍不差。这时下了决心，上！于是重新编辑，加了编者按，改原标题“语文课”为“不仅仅是语文”，为日后“攻击”其它科目留下伏笔。
结果，“再次转载”的反响远远超出预计。见报当天上午，就连续接到几个中央大部读者（第一个竟是外交部）的电话，大加赞赏。下午临下班时，一位人事部的处长来电话说，今天下午全处的同志都看了这篇报道，又自发做了讨论，最后委托处长给编辑部打电话，要求就这个问题展开大讨论，因为这太关乎民族的未来了。此后，各地读者反馈接踵而至，上海、广州的一些媒体又“再再次”转载。《文汇报》就此搞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讨论，文章质量较高。《实话实说》搞了专题（可惜特“臭”）。谢湘告我在一次首都女新闻工作者聚会上，好多人都跟她说中青报这篇报道搞得好（没人注意是转载的）。梁平告我她上高中的儿子看完后喊道“全世界都应该看这篇报道”；更有“好事之徒”，直接把报纸寄给了李岚清。没过多久，文章作者之一来电话，告知国家教委今天把她请去，传达了李岚清的批示：李要求教委立即组成新的教材编纂班子，多请社会有识之士参加，先搞出新的语文教材来作比较。教委请这位作者参加这个班子。
至此，这篇“二次转载”可谓没投入、大产出。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始料不及的效益，我认为就是实现了对“教育倾斜”的监督，而这个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
与这篇转载相联系，又带出一篇反响极大的报道。4月下旬，一位云南某大学的副教授来北京出差后，临行前给我来电话，告知《语文》那篇东西多么多么好，她复印了几十份送给同事，此次来京，同事们都让她给编辑部转达感谢。末了，她感叹现在学校的问题太多了。我追问还有什么比较严重的事儿。她说起了儿子的遭遇。我听了几句就预感到“来货”了，马上问她什么时候走。答曰晚六点的飞机。我告她呆在宾馆不要外出，我们的记者立刻就到，到时再详谈。放下电话我马上通知记者去采访。结果谈了整整一下午，直到她动身。
采访结果表明，这是一个教师有意无意地凌辱、摧残学生人格，师德严重缺失的典型事件，具有普遍性。按职业标准，如果搞成一个既对事、又对人的报道，必须去当地的学校核实，但分析素材时，发现证人均为10岁以下儿童，在法律意义上，他们的“证言”是无效的（无行为责任能力），何况批评对象是班主任，这些儿童怎么敢说真话？说了真话以后会怎么样？无奈，只能将这篇报道转为对事不对人的“现象报道”，以自述为主体，不点人名不点学校（《我为孩子讨说法》1998.4.28）。
万万没想到，这篇报道的反应几乎是“震荡”式的，比《五叔五婶》有过之而无不及。见报之后，大量电话涌来，应接不暇，几乎每一个电话都是一个让人落泪的故事。其中还有许多地方教委、学校的领导，告知看完报道深感震动，立即在各自单位里展开讨论和师德教育；昆明市教委主任在全市中小学校长会议上全文读了这篇报道，要求对照检查师德问题。云南省分管教育的副省长找到这位家长，做了两个小时的恳谈。媒介反应亦是前所未有，除《文摘报》、《报刊文摘》、《文摘周报》等立即予以转发外，通知我们已经转载和联系转载的省市日报、晚报、杂志不下二十几家，有的报纸干脆连我们续发的一小块读者反馈也一并转发了。新华社一位编辑告诉我，当天早上他一看完报道，马上就寄给了教育部长陈至立。我们没有版面，不敢说展开讨论，可短短半个月里寄给我们的讨论稿件厚达盈尺。其后不久，我被“焦点访谈”叫去帮助策划一个专题时，制片人告我他们已经收到好多让他们继续作这个题目的电话和信件……
事实上，除《TC进中国》外（因“有用信息”故，从不涉及新闻的《新华文摘》竟也全文转载。每一次其他媒介转载，都导致新一轮问讯波，已持续5个月，至今未断。我们答复的信件、电话数以千计），上述两篇报道异军突起，成为《冰点》今年以来影响最大的“热点”。而这都是“广义监督”。
在现实生活中，“狭义监督”与“广义监督”经常是融合在一起，难分彼此的。我之所以分开来谈，主要是想强调一下后者,因为后者较易受到忽视，也因为后者往往具有更大的开掘纵深和辐射力。
另外，与新闻监督报道同步，应当大大加强本报相关评论的力度——评论，代表编辑部的立场，是一家大报的灵魂，其激浊扬清、开阔思路的传播效益，绝不在报道之下。譬如，比起案件报道来，我本人就更喜欢看《南方周末》的评论文章。他们近期在这方面有上佳表现。
限于篇幅，在这篇文字里不可能将本报改版后的新闻领域一一论到，只能先就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先讲。这个话题先就此打住。下面谈谈本报的“第二种属性”
二、本报的“市场意识”、“新闻意识”的基础是什么？
前两天，大家可能都看到了那位大学新闻系毕业生的论文，不少同事跟我说真是“刀刀见血”、“令人汗颜”等等，要知道这是一个读着本报长大的孩子。往好里说，可算是“爱之愈切，责之愈苛”罢。最近，一位长期自费订阅本报的新闻界朋友当面告我，下个月不订了，原因是“没有多少适合孩子（高中）看的东西”，“我自己也觉得好看的东西不多”、“不值了”。也许他顾我的面子，说冰点“还不错”，仍让我一时语塞，尴尬无比。
我们肯定是出了问题——在5年前写的那篇东西里，我相当忧虑的是：在本报主体新闻上（集合度高、规模效应显著、青年读者反应强烈），存在着一种逐渐远离青年读者群的倾向。5年过去了，坦率地说，这种倾向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或者根本就没人想去遏制。值此报社上下对发行量逐年下滑忧心忡忡之际，我们必须重提这个原本不应是问题的问题：本报的“第二种属性”是什么——究竟谁在看我们的报纸？他们是不是一定要订、要看我们的报纸？如果已不能做出肯定回答，那又是为什么？
答案如果只是在概念上说说而已，似乎也不会有根本性的分歧，几乎可以脱口而出，无非偶尔忍不住在某个个案上七嘴八舌一通，最后夜里谁有权谁说了算罢了。但是，如果具体到每一个编辑记者，问问他在采写、编辑某篇稿件以及组织某个专题时，究竟脑子里有没有一根“弦”动了一下：这篇报道本报的读者会有兴趣读吗？这种写法能让读者读完吗？这个角度能让事件发生地以外的人感兴趣吗？——答案恐怕就难说了。事实上，就我本人的日常感觉来说，本报的好多“新闻”，哪怕是编辑记者好歹问自己一下：如果我是读者，我读不读？有没有兴趣？——立刻就会得出答案。我估计这样想的人恐怕不太多，因为本报可看可不看，甚至完全不可看的“新闻”实在比比皆是。很可能，本报很多编采在制作一条新闻时，只按新闻的一般标准衡量一下是不是“新闻”，而这种选择结果，往往与本报两种根本属性的要求相距何止八百里。
这里需要提及本报曾多次发生过的争论——由新闻的“时效性”而产生的两种相反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新闻竞争最关键是时效的竞争，本报应当尽量抢“第一时效”，以快取胜。目前“周刊”的模式最不利于新闻时效，应当彻底改变。日报就要像日报的样子，最好所有的新闻都要有“几日”甚至“几时”的电头。这种意见因从新闻的“基因”出发，具有显著的合理性，曾得到了编辑部某种程度的重视，有一段时间带电头的消息明显增多。但这并没有触到现代新闻竞争的根本，所以“电头”频繁了一阵后似乎又只是偶尔露峥嵘。
另一种意见是，本报在“第一时效”上，根本竞争不过地方媒体，即便同一时间刊出，发行也大大滞后，抢时效无用，何况本报传统的优势就是“第二落点”比别的媒介做得深和透。现在，既然一二版难看的情况很难改变，“周刊”相比之下要好看得多，因此“周刊”体制不必改变。也许为了证明周刊的时效也不错，有的周刊一段时间也“电头”一下。不过这当然只有权充门面的意义。
我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有其合理的根据，但时效并非是现代新闻竞争的本质，对全国性媒介尤其如此，因而仅仅加强时效并不能提高本报的竞争力。
时效，是新闻的题中之义，没有时效哪儿还谈得上新闻。但新闻时效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其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在媒介较少并且“大众化”的时代，只要有两家同质的媒介存在，其竞争就会在两条战线同时展开，一是“独家新闻”，二是“同一新闻”的刊发时间。这种竞争常常体现得非常残酷，如肯尼迪遇刺现场，一家媒体的记者在听到枪响时，立即意识到总统遇刺，他发疯般冲到附近唯一的电话亭里开始向编辑口报新闻。这只是一句话的快讯，但他说完后仍双手抱着电话不放。这时另一个记者冲进来，见他抱着电话不放，勃然大怒，对着他脑袋饱以老拳。这哥们儿被打得鼻青脸肿却绝不还手，直到确信自己的报纸已经抢先才放开电话。当年读到这则轶事时，陡生敬意。
如今，新闻媒体浩如烟海，并且越来越向“分众化”发展，决定一家媒介生存与发展的核心要素，已经主要取决于新闻的“独家”和“独到”；取决于你是否满足了特定受众的特定需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是一味地与地方媒介抢同一新闻的时效，则会不可避免地迷失全国性媒体新闻探访的重点和独有视角，使新闻竞争的标准“地方化”和“一般化”。
这并不是说时效不重要了，具体到本报来说，只有那些按行业标准明确将不再是“本地新闻”和“独家新闻”，所有的或重要的媒介（如首都媒介）都将会报道时，时效才成为压倒性要素，必须玩儿命争抢。在一般的地方新闻上，与其去争夺时效，不如多去发掘本报读者真正爱读的“独家”及“独到视角”的新闻——在常规新闻上，时效作为单一因子对阅读率的影响，远不如新闻类型来得重要。“媒介类型”，亦即“品牌”，在今天已成为极为重要的市场选择依据，就拿《南方周末》来说，他们也是摸索了多年才确定了今天的独有类型，用他们主编左方的话说，这个类型就是“民主与法治”，再加上“精英视角”。这是恰恰是报纸媒介的缺门儿，于是大火。
然而日报就是日报——从来没有哪家货真价实的日报会以“周”为时间单位来刊出新闻。目前本报的周刊制是一个特定时空条件下的权宜之计，它在一段时间内的确起到了增加可读性的作用，但现在已弊端丛生。本报新闻时效本来就弱（连印度核爆炸都不予理会），有必要加以改进，“周刊”则无异于雪上加霜，在时间上将新闻制作拖后的弊端“固化”。有人在照排室看到某周刊竟在出刊前５天已拼完版，这还有什么新闻可言呢！即便从本报做“第二落点”的传统出发，又有什么理由非要等一周，不能在日报上即时刊出呢？更不要说重大新闻的逐日连续报道和必要的公众讨论了——这是使新闻重要起来并产生集束性效应必不可少的条件，本报已经久违了……
新闻时效以往是本报内部屈指可数的争论之一，因此不免多说两句，主旨是希望讨论问题时不要以偏概全，更不能以此置换本报改革的主要方向（周刊问题不仅在时效上，将另文详加讨论）。现在回到本文的主题。
本报的“第二种属性”，严格说来就是“读者是谁”的答案所给出的规定性。我近期才看到本报1995年末那次大型读者调查的数据分析和结论报告。这个调查是在本报固定读者中进行的，回收问卷又达5万份之多，因而可信度相当高（据社调中心同仁告知，其中的读者数据又经过多次单项调查的校正）。
其中基础数据如下：
15岁以下： 0.8%
15—19岁 27.3%
20—24岁 34.4%
25—29岁 18.3%
30—34岁 8.7%
35—39岁 4.0%
40—49岁 4.0%
50岁以上 2.4%
15岁到29岁的三个年龄段，已经是全部读者的80%。
文化程度分布：
小学及以下 0.4%
初中 5.0%
高中 40%
大专 31.1%
大本 22.2%
大本以上 1.2%
高中至大学本科文化程度的占93.3%。
全部读者中，城市读者占85—90%；农村读者10%多点。
我们的读者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一般从17岁（高一）开始阅读本报，大体在25岁左右脱离本报。如果在25岁之前没有阅读本报的机会和习惯，这个人再订、阅本报的概率为零。（其它数据从略）
这个数据说明，本报的主体新闻（并非所有的版面都要求具备这个特点），必须经常立足于固定读者自身及他们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
17—29岁这个青年群体，无疑是媒介最大的消费群。他们不仅自己零花钱不少，在摊上掏钱不眨眼；父母们为满足孩子的需求，也舍得为他们的文化消费花钱，我知道不少家长给追星的孩子订了很贵的体育杂志《搏》。
前两天，我特意到一个报摊上，指着几十种报纸和杂志逐个问摊贩哪种最好卖，每种能卖多少。结果，报纸里《精品购物》（晚报、电视报除外）较好，但购买者“什么人都有，看不出是干什么的”；杂志里《读者》最好，“新的一来，跟卖晚报似的，有的一下买好几本，送朋友。我一期至少能卖200本”，“学生买的多”……我问摊贩《知音》、《家庭》、《青年文摘》等曾听说行市不错的杂志怎么样，“差远了，也就十来本，不敢多进。”
比较一下《精品》和《读者》得以成功的区别就很有意思：前者为“都市型”、“广告型”，着重满足不定读者群的特定物质需求（就是怎么花钱：购物、房产、汽车、餐饮、流行文化、旅游、休闲、家庭装修外加国安队）；后者则试图满足特定读者群（青少年）的多种精神需求（什么都有点儿，人生感悟、爱、知识、幽默、漫画、社会写真等等，以软文章为主）。前者发行在一个城市，十几万份，听说广告五六千万；后者全国发行，400万份，广告额不详，从广告页张数上看不会太高，但因办刊成本极低，估计人均利润也极可观。
由此可见，清楚自己面对哪一部分读者，清楚自己的读者要看什么，是本报同仁“新闻意识”、“市场意识”最重要的构成因子，如果在编辑方针上整合有力的话，这几乎应当成为本报从业者的“本能”。
在八十年代，本报在这一点上做得相当不错。复刊时进报社的人都会记得，那时总编辑曾硬性规定过报道人物的年龄界线，最高“28岁”；编辑拿起稿子先下意识地看一下这人多大岁数。后来根据联合国的最新划分，放宽到“40岁”。这当然有些过分机械，但确实起到了硬性保证报纸面孔年轻的效果。当时在主体新闻上，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新闻，几乎无一例外是在“青年与社会”领域里爆出的。那时总编辑们的青年意识之强，气魄之大，在今天听起来都近乎“天方夜谭”了——如1986年第四季度《两代知识分子对话录》的大讨论，竟然破天荒地决断在一版进行，每周两期，每期发两篇文章，约4000字一大块，持续了整整三个月。搞了两个月后，因对话内容越来越敏感，编辑起来太伤神，我觉得该收场了，结果老徐、老高都不同意，“青年知识分子这么关注，为什么停？”最后一直持续到学潮蜂起，耀邦辞职前夕，尽管形势险恶，还是加快进度，以每天一篇重头文章的频度，把约来的总结性稿件全发完才打住。如今这能想象吗？
再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大概是1981年吧？我们这些报人还不到30岁，总编辑大约50岁上下。当时青年歌手李谷一唱“乡恋”，尝试采用了邓丽君的“轻声”唱法，一时引起轩然大波。舆论把邓丽君和通俗歌曲骂个狗血喷头，李谷一的日子很难过。这时本报出于要“正确引导青年”的目的，也准备发两篇批评李谷一的文章，却遭到青年编辑们的顽强“抵抗”。后来在白楼会议室专门开了一个“统一思想”会。会场气氛凝重，两军对垒，唇枪舌剑，哪能“统一”？我隐约还记得那天会延续到下班以后很晚，不欢而散。文章还是发表了，不过似乎有些妥协，大概是放在二版的中间位置，不很显眼。可青年由衷喜爱的东西你“大批特批”又有什么用，不仅没遏制住，反倒迅速普及开来。这时方体现出总编辑的青年意识——在那年的记者全会上，时任老总钟佩璋，在编辑记者大会上作全年工作总结报告时，郑重向报社的青年同志道歉，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认识老化，实践证明是错的。让人大出意外的，是这次全会竟专门安排了“通俗歌曲欣赏”，请来一位专家，大放了一通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边听歌边讲解，为的是“和青年有共同语言”！
谈谈个把往事，决不是为了“怀旧”，哪有那闲心！而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好的传统弃之如敝屣；本报曾独具的报纸文化不能没有经过“证伪”即无由中断。相反，应当在充分把握九十年代和下一个十年的新的社会环境、青年问题、青年需求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更新和发扬。这毕竟是我们仅有的立足之地了。从长远的读者定位角度来看，本报应建立一个高质量的“青年研究中心”，专事搜集、整理、研究这方面的信息并提出报道建议。经总编辑决策后，必须按质、按量、按时完成。一年搞出10个在青年读者中产生较大反响的报道，亦是蔚为大观。
进入九十年代后，本报不是没有新的开拓和经验，就单个报道而言，也有不少精品。然而回顾起来，整个办报路子走的是“新闻泛社会化”。在九十年代，某些版面的“社会化”扩展是必要的，因为“社会化”的涵义仍是服务于本报特定读者层或读者兴趣——青年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过程。而“泛社会化”就乱套了——一方面根本说不出为什么读者对那些报道有兴趣；另一方面真正可能有兴趣的人根本从来就不读本报。南辕北辙。
“制度比人更强大”——不是总编辑没有强调过，而是报纸的的版面设置和整合、监督机制里根本就没有这个内容，基本上是编辑记者想搞什么就搞什么，放任自流。其结果是报纸个性越来越模糊，读者定位越来越找不着北。
本报固定读者越来越少的现实，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改弦更张，弘扬传统，“新闻青年化”，此其时也！（有同仁曾问我为什么老强调“固定读者”而不着眼吸引“可能读者”——这实在没有多少道理好讲，只因为固定读者是现实的、确定的；“可能读者”是潜在的、不确定的——如同长江抗洪一样，面临危机时，只能先加固现有堤坝。）
前两天，吕彤找到我，要求我再找那位大学生（论文作者）搞一个调查，想知道如今年轻人究竟想看什么。“我一直以为人们喜欢看案子，可有个大学生跟我说爱看青春热线，也许我们的判断有些问题？”他说。我听了很高兴，也很愿意转达他的期望，因为这是第一个年轻编辑与我讨论这个问题。
岳庚曾来与我讨论“老砖”，问实际操作中，“社会”与“青年”孰轻孰重，比例怎么才能把握得当。这的确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在办报的日常流程中，当然不可能每天按一个什么比例去安排新闻，但在一个周期里（半年或一年），引起过较大读者反响的主体新闻，应当能够反映出本报的编辑方针和侧重点；在十年的周期里，研究者应当可以从这家媒介里看到青年问题的变化和青年发展的轨迹。
我想不出更好的比喻，说一家全国性媒介，很像一枚硬币：硬币的一面是“国徽”，另一面标识“币值”。“国徽”是普遍性——你是哪个国家的；“币值”是特殊性——在一个国家的特定环境下，只能用它。本报的“第一种属性”如同国徽，意味着我们是大报，必须承担大报的社会责任；“币值”为“第二种属性”，意味着本报读者构成（兴趣、需要）的规定性，并以此区别于其他硬币。如果新闻素材明显可归为“第一种属性”，它的效益主要体现在社会影响上；如果新闻素材明显归为“第二种属性”（比较单纯的青年题材），其效益虽不会轰动一时，但会体现在持久吸引、稳定本报基本读者群上，其重要性绝不比第一种差，而且是本报的目前亟待改善的明显弱项。
还有第三种情况：即新闻素材既是社会的，又是青年的。在“老砖”里，我曾用“两个圆的交叉部”作比喻，现在也可以说是溶铸为一体的“硬币”——缺了哪一面都不行。事实上，就新闻价值判定的常规而言，这即是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又是本报获益最大的新闻类型，往往产生社会影响、读者订阅双收的好处。
分析一下本报的新闻类型，目的是提供一个判断新闻的基础和思考范式，我本人在日常实践中基本依据这个划分，收益非浅，如果再加上问自己一句：“这东西（这样）会有人读吗？”通常选择题材及编辑稿件的结果令人满意。我的“反台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凡不符合这个选择标准，应毫不犹豫地弃之不用。非如此，本报新闻“一般化”的毛病难以克服。
再举两个近期的实例：可佳在北京某大学为冰点作一个采访。一天回来聊起采访中的事儿，讲一个优秀毕业生选择了上海殡仪馆的工作，引起大学生极大兴趣，学校专门为此举办了对话会。可佳说是想写在这篇冰点里。我听后条件反射般地告她单独成文，立即在一版见报，因为正在毕业分配期，大学生肯定需要和愿意看这类新闻，等冰点见报就不赶趟了。可佳写完后让我看了一下，对话体，好读，我没再动。结果中心值班编辑阅后告知这“不是新闻”，“不能上新闻版”。因这位值班编辑通常判断力很高，我听后有些发懵：“莫非走了眼？”随后我又看了一遍，确认这至少是一条不错的青年新闻。这时只好建议给教育导刊。导刊随即在头条刊出。一周后，《报刊文摘》转载——同行认为这的确是条值得转载的新闻。也许，值班编辑更多地从稿件形式上作了判断。
另一个例子大家多少已经知道（少华已发过邮件）：关于“王海们无权打假”的官员意见报道。我本人特别关心打假者（青年新生代、牛虻）的命运，在冰点上曾连续发过四篇跟踪报道。当从《报刊文摘》上看到这条消息后气个半死，心想真应该找这个官员当面理论一番：平头百姓侵了你们什么权？但不知该找谁来干这件事儿。过了两天，忽然听见白岩松在“东方时空”里对此发出置疑，再也坐不住，一上班就找少华，鼓动他立即写一篇“青年评论”。少华飞快写完传给我看，我觉得极妙，文虽短，立论却比白岩松高出不少。老徐阅后只删去了官员名字迅即签发。当晚安排明日见报。
应该说，这是一次比较典型的代表青年对社会发言的好机会，言论时机和内容具有很高的新闻性。其后每天一上班我就在报纸上找这个评论，几天过去都没有，其间虽然刊出一篇青年评论，却不是这篇。终于，一个星期过去，忽然看到北青报对此发出详细“证伪”报道，当时我像是撒了气的皮球，痛感“无颜见江东父老”……
我分析，问题表面上似乎出在某个编辑环节上，其实根本还是意识、标准问题——如果本报独家的新闻标准，在各个环节的编辑脑中都十分鲜明的话，那么，上述两个实例中，前者可宽容对话体形式而优先价值；后者在轻重缓急的斟酌上，应先上“王海有权打假”那一篇。
这说明，当“读者是谁”的意识削弱时，机制本身并不能自行解决新闻标准和新闻时效的问题。新闻毕竟需要人来判断——制度虽然也具有事前的规定性，但内核为“追惩依据”。
值这次改革大讨论之际，我们不能不先从根儿上正本清源。
1998年
文章评论:《冰点》主编李大同谈中国青年报的新闻定位 - 海中独立 - 2001-10-27 16:36:17
怎么最近看到几个地方转载这个东西了？ 这代表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