剥开新闻身上的厚茧 - 杂题 - 雍弘

(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74 次) 时间:2001-10-18 22:19:57 来源:雍弘 (雍弘) 原创-IT

剥开新闻身上的厚茧

一、新的新闻理论空缺
在许多进入传播业的编辑记者手头,都有几套新中国的前30年里出版发行的新闻理论书籍—-这些书中的理论曾严格地、广泛地指导了我国的新闻实践。他们曾用这些理论为自己提供了入门知识和了解中国报业的大致轮廓。但是逐渐地,他们发觉:这些理论已经不能解释和解决今天的新闻实践所遇到的种种新问题了。
新中国的后20年—-我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新闻业的存在方式和受众群体均发生了较大改变:这是一个新闻进入了通讯技术大发展的年代,这是一个新闻进入了互相竞争的年代。媒体在数量上,由过去垄断“话语霸权”的“两报一刊”、七八张大报主导的局面,变成了现在的2000多家报纸“群雄并起”的格局。受众也已不再是对舆论高高仰望,“枪一响,靶子就倒”的“芸芸众生”。
在这样的时代,新闻和新闻从业者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摆脱导向性新闻媒体的倾向已经出现,读者对媒体的自主性、个性化选择趋势越来越强。现在,每个人拥有多种媒体,他们采用多种手法来满足自己的多重需要,而不是对一种报纸从一而终。如果某种报纸对他已失去了价值,就会被丢弃。而读者流失,对于报纸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报业已经进入并开始品尝到媒体进入买方市场后在我国,人们摆脱导向性新闻媒体的倾向也已经出现端倪,读者对媒体的自主性、个性化选择趋势越来越强。每个人拥有多种媒体,他们采用多种手法来满足自己的多重需要,而不是对一种报纸从一而终。如果某种报纸对他已失去了价值,就会被丢弃。而读者流失,对于报纸而言,是一个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报业已经进入买方市场,并开始品尝到市场规律带来的凛冽。
现在,新闻界好像知道了再按照过去的路子搞下去不行了,可是怎样搞才行呢?这恰恰是一直没有弄清楚的事情。仅是这种情况就已经证明了传统新闻学的落后。
或许,现在新闻界最需要的工作是去发现并搞清楚实际上所遇到的是些什么问题,去寻找、建立能够与新闻实践相辅相成而不是相生相克的新的理论。
当他们的眼光回到传统新闻学上时,发现里面布满了禁区,既定的成规告诉你,这样不行、那样也不行。越来越多的编辑记者认识到,前30年的理论和后20年的现实之间出现了“错位”,解决今天的问题不能依赖过时了的、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的新闻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在过去就没有能够使新闻变得富有活力和更符合自身发展规律,怎么能够指望它们在今天如此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承担起有着更多需要的指导性任务呢?温故未必能知新。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的新闻史从1896年《时务报》创刊算起,只有100年。而西方新闻史有300多年。新闻界的眼光转向西方,就象中国文化一样寻找借鉴、碰撞,试图建立“中体西学”的模式。我们知道,中国文化一直在两种力量的左右下蹒跚前行,一是有着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传统惯性作用,二是西方强国的后工业文明的逼迫兼示范作用。两者在许多方面无法兼容,我们无力吃掉、消化西方文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已经不领先了。这种实力对比倾斜的碰撞,使我们总是不得不在西方思想框架中去思考为题,不得不以西方的价值标准去进行各种判断。—-新闻作为文化的子系统里的一个历史很短的分支,它不像大的文化那样面临着痛苦的选择,能够轻易地接受西方的新闻价值理念和思考方法。事实上,大报编辑记者对于客观公正的强调、对于独立自由的追求,乃至消息写作中“行文断裂法”的普遍运用,代表着现代报纸标志的专栏文章的大量出现……这些都显示出新闻的发展方向来。但这些仍然只是形式上、局部上的改变,还缺乏理论支撑。
新的新闻理论似乎应当从哲学意义上去探求,它的模样应当是一种解释形式或框架,应当是领导性的,能够决定新闻思想观念的容量、张力、结构,有足够的力量能够使新闻按照自身规律顺畅地运行。
现在,它还空在那里。
二、改革实践方向不明确
1.全球性读者滑坡迫使报业转型
受众滑坡成为全球媒体的普遍现象,是最近两年的事。尤其是报刊读者普遍下降,已引起西方传媒自身的高度警惕甚至恐慌。西方媒体出现了“空版”现象:厚厚的一叠报纸在读者手上只浏览了几页就被弃置;电视打开8小时,人们仔细观看的有效时间仅占1小时—-传媒淡化趋势无可避免地来了。
媒体滑坡的社会原因在于技术进步和人们生活观念的改变。科学技术种种革命性的突破,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就产品服务的能力和花样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世界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为富足。在当代,平常人家所获得的信息量和娱乐程度远比过去的皇帝多。这些因素,使新闻媒体在人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受到挑战。
不可忽视的是,新兴的电子媒体对传统的印刷媒体的潜在威胁。世界上有1.7亿人每天是从网上获取信息的,在网上交换的信件每天有35亿封。传统传媒淡化趋势露出端倪。国际四大媒体集团在京举行的一次研讨会忧心忡忡地指出了这种趋势。他们说,再过三五年,中国的新闻媒体结构将发生质的变化。但从目前我们还看不出这种危险:原因是网络媒体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替代报纸,一种媒体要成为大众媒体,其使用人数必须达到全国人口的20%以上。现在中国的网络环境还未形成。400万国内网民短时间内还是个小数。再有,网上读新闻的代价要高于读报纸,如果用30分钟在网上读新闻,要花2元钱的信息费,外加30分钟的电话费,这使许多人读不起。然而这并不能使我们坦然,因为网络发展的速度之快是我们所难以预料的,这种发展必然会打破传统报业对新闻信息和新闻发布的垄断。
这一切,迫使报业面临转型。
2.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报业改革类似国企改革的模式,但由于报业在中国政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特殊性位置,决定了它的改革还远没有达到国企改革的深化程度,它的改革需求和方向甚至从没有被政府明确地提出来。报业改革来自于报业内部。这种改革呈现出的特征是小心谨慎地探索性和渐进性,并经常地被政治性因素所打断。这种渐进性改革的局限性在于,它主要依赖于“增量”改革—-那些新出现的市场化取向的“体制外”报纸,而始终回避“存量”改革—-那些占据主流地位有较大影响的大报。现在“增量”部分的改革显现出某种活力,它们反过来正在影响“存量”部分的改革。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二十年间的国企改革现状和民营企业的崛起。
a.从版面革新到整体重组
十年前到二十年前,报纸的变革是从版面革新开始的。当时的读者还记得,报纸的标题字号被放大了,打破了“合适”的定势、规范,在版面上形成富于冲击力的视觉中心。在北方,《北京青年报》似乎是首先吃螃蟹者,美术专业出身的编辑王友身将现代美术的观念引入报纸排版,在当时各报版面都穿着“中山装”的时候,他使穿上“西服”的《北京青年报》变的引人瞩目。现在大家都穿“西装”了,由版面革新带来的边际效用开始衰减。报界认识到,需要改革的地方很多。
于是,从版面,到内容、采访、人员、财力诸种方面一一进行探索改良,最后是对这些资源进行整体组合。在整体组合上,报纸按着新闻本身的特点和处理方式进行排列。南方几个报业集团的成立,给国内其它报纸带来了压力,使许多报纸感到自己快被淘汰了。南方报系在进行内部重组的同时时,使国内报业市场上出现了硝烟味。为挤垮竞争对手谎报夸大发行量、互相攻轩、扩版增加发行量占领市场份额……标志报业进入市场竞争的初级阶段。这在中央级大报中引起一阵喧哗和躁动。有两家大报宣布成立集团,但业内仍未以其进入“市场化”看待。问题在于,人们对于大报改革的基本判断是,有改革感觉但缺少改革动力,有研究改革的需要但缺少研究动力。大报未来的取向上还面容模糊。
b.逐步放弃传统学院派新闻观
这集中体现在对于读者的重视。改革开放的二十年,中国的老百姓已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变,已从政治人向经济人转变。这个深刻变化使报纸注意到,远离社会生活的报道内容已不能受到百姓关注。他们更关心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变化和新的政策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意义。
而过去的报道遵从的原则是宣传需要高于报道需要,使得读者的真实需求长期受到漠视。在报纸的一版上,上级的直接指令性任务经常占据着很大的版面,既使新闻登不出去也要安排好这些统稿。有些读者拿起报纸来从不看一版,而是从后往前翻。这样的读者在过去还曾被某些老新闻工作者批评为“不关心时事”。这种报道任务对于版面的压迫,在报纸和编辑那里是无法规避的。唯一的办法是扩版,但扩一个对开张,如无广告来填一年就会赔进去几千万元。这种牢骚,在被一些部门视为“不讲政治”、“不讲社会效益”。
经院派新闻价值观在越来越多的编辑和记者那里受到排斥。版面语言、标题倾向、内容角度、选题取舍,在向有利于满足读者需要的方向发生转变。许多报纸推出了以观察为主的注重社会研究的专栏,同时淡化了以体验为主的偏向类型研究的人物通讯;在报道中开始提供有用信息,并对信息进行有效分析。
关于报道贴近性的问题,在改革中一直存在着不同看法。因为这个问题已经转化为“报纸是不是商品”的问题。持否定看法的业内人士认为,不能根据读者的需要去找新闻,不能认同“读者是上帝”的观念。他们援引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家报纸为了争取“ 卖点”,在夜班大样出来时,邀请“报头”来看大样,决定上什么稿件。后遭到宣传主管部门的批评。
逐步放弃经院式新闻观的过程,始终伴随着是重宣传还是重新闻的理论交锋和实践上的拉锯、反复。
3.仍然戴着镣铐跳舞
被垄断,是当代传媒自身难以克服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新闻没有绝对的自由。这成了对新闻价值观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的共同体认。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西方一批现代传媒在经济上实现了独立自主,从而在新闻报道和言论上获得了相当程度的自由。1972年《华盛顿邮报》的系列报道“水门事件”能够出现并成为新闻史上的经典作品,原因在于报纸是独立的。但是当代垄断报业发展的结果,使置身于垄断报业集团之外的独立报纸越来越少。
垄断导致新闻媒体从本质上无法公正。美国新闻媒体在报道越战和科索沃战争中,表现迥异。越战期间,美新闻界揭发战争真相,获得了在电视机前打败了政府和军界的美誉。垄断形成后,新闻已成为垄断集团手中的高利润产业,西方的主流媒体首先是商业性的机构,以追求利润为自己的生存目的,“新闻自由”、“新闻公正”成为为维护本身在市场上的信誉而不得不遵守的规则—-这是新闻界的最大悲哀。
对新闻的垄断,有经济性的垄断,也有政治性的垄断。
垄断的出现,使那些自由的经典式新闻报道随风飘逝,在今天已成绝唱。
当代新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戴着镣铐跳舞。
对于今天的国内多数报纸而言,一方面要遵循政治规律,一方面要遵循市场规律,一方面要遵循新闻规律。三种力量同时作用于报纸,要把报办活很难。这导致一些现象:报人想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所思想的与实际选择无关;在事实中生长出来的问题不去讨论,即使去讨论也锻炼出来一种“本事”:把问题搞歪了……
这些年中,传媒的探索、改革见不到明显收效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报业新闻改革从实践上判断,特别是大报还未体现出清晰的路线,基本上是单兵作战,尚未形成总体联动的态势。各报在行为方式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在内部还没有形成一致观念的贯通、整合,甚至一张报纸的内部在价值观念和行动步调上还存在着不同的声音。
三、向新闻自身规律回归
报纸为突破身上裹着的层层厚茧而作出的种种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努力,实质上就是想让新闻回归到自身的发展规律上来。多年来,新闻身上承载着各种各样的不同需要,新闻本身常常要从某种意志的魔桶里钻出来变成“四不象”,这类违反行新闻规律的新闻充斥着版面,已到了令人感到窒息的地步。
让“新闻”还原为本来面目,这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健康发展的需要。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标准在变,一切都在变,新闻不得不变。最基本的前提是让新闻变得是新闻,这一步并不容易。它需要能变的条件和思想上的准备。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判断,是与这些条件和思想准备密切关联的—-
1.最根本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
经过几轮的竞争之后,报纸发现真正的新闻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能够在一片平庸的新闻产品中开发出具有原创性、指向性新闻产品的高级新闻专业人才,在竞争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大报具有孕育这类人才的土壤,人才储备是大报的天然优势资源。
在竞争中人才永远是稀缺资源。
然而当代新闻对于人才的要求也是高标准的。当下,不懂中国经济,不了解世界经济,不清楚现代科技发展的编辑记者已经不能称其为人才了。新闻人才必须有宽阔的视野,视野将使你拥有比别人更多的发言权。
曾衰落了200年的中国,在刚刚过去的20年里又重新走上了世界的舞台,并开始享有巨大的国际声誉,对世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全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20年间经济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经济对于中国老百姓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深度影响,经济规则成为老百姓判断一切的标准。这些年里,经济学也成为当代的显学。经济学不仅用来解释市场与交换等纯经济问题,而且用来分析投票程序、政府制度、家庭问题、宗教道德、全球环境,以至文化演进和文明冲突—-经济学进入了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众多领域。
与此同时,经济的全球化趋势使中国越来越广泛地融入世界这个大市场中。分析中国某个行业的兴衰起伏、改革变化,就要把它放到整个世界范畴中去研究,才会获得准确、全面的认识,才能避免一叶障目的局限。经济报道中“夜郎自大”式的笑话在新闻界已不是一例两例了。
因此,不懂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就不能谈论中国。
另一个标准是现代科技,它的迅猛发展正深入地影响、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对科学的尊重、对科学方法的采用、对科学原则及规律的信奉,正成为人们应付、解决生活的手段和依据。然而,能有多少编辑记者可以做到掌握科技发展高新动态?又有多少编辑记者了解多少量子力学、相对论、基因科学这奠定了现代科学基础的三块基石的ABC呢?置身于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 ,不懂现代科技就无法去判断今天的世界。
如果说这三条是构成新闻人才的知识标准,那么新的形势还将对新闻人才的心理能力、人格提出要求。有没有调整能力越来越决定一个编辑记者是否有发展潜力。逼人的形势使报业从业者只有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来刺激生成新能力,只有让自己的学习速度高于变化速度才不会被抛弃,还要不断扬弃自己过去的成功经验,思考它是否还适应明天的要求;而是否具有亲合力也在决定着你是不是一个主要人才。单骑入阵枪挑敌首式的个人英雄主义已成为冷兵器时代的产物,现时代的新闻活动越来越需要组织、联动,个人力量很难再达到什么高度,亲合力在新闻活动中愈加重要;是否具有研究力和洞察力也在决定着你 能否成为一个重要人才。理论素养在今天的新闻圈里日益凸显出其重要性,理论水准的高低成了介入重大新闻活动的主要因素,在一些报社里由于缺乏理论素养而变得没有后劲的编辑记者正成为边缘人。
同时,在新闻专业人才的身上,还有着浓厚的“新闻情结”: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政治意识。 大报编辑记者有幸握有传播的权利,对上影响当局决策、对下引导公众意识。在当前国内经济不很景气的严峻形势下,能够着眼于国家命运的高度,去关注中下层平民百姓生活命运,去鼓励人们的信心,成为他们不懈的使命,无法抛却的责任。这种新闻情结是同小报报人的重要区别。
2.向读者提供真货
假冒伪劣产品是媒体一直猛烈开火的焦点。前段时间有人提出:媒体是不是也要打假?
这个问题很严峻。
报纸上不仅有假冒伪劣,更让媒体尴尬的是长期地没有新闻。编辑的苦恼是见不到真正的新闻,手里尽是些可发可不发、可登可不登的稿子。这导致:一旦出现热点,媒体一拥而上疯狂爆炒!改头换面抄袭、转载,一周内所有媒体全是一个话题!
新闻纸上极缺新闻,报纸开发独家新闻的能力消失了。
消费者要买货真价实的产品,读者要看真正的新闻,但生产新闻产品的报纸却提供不了。这构成了极大的竞争危机。
提供不出真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个因素不可不察—-
长期以来,编辑记者对于社会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时,不是基于现实问题的论述,而是基于一种理想的未来期望的表达—-这是相当一部分编辑记者讨论问题时的倾向性思路。这种思维可以称为“文人政治思维”。
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在真的遇到问题时没有能力直面而只是迷恋于进行理想化的思考,这样“推导”出来的结果也许是“特别好”的东西,而且可能是一些逻辑上的真理,但就是不合用。这样的新闻是失败的,因为它缺乏现实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编辑记者的思维活动应当比普通读者高出很多级,这是从事新闻舆论业的职业要求。因为他们总是提出问题,并永远寻求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但是,“文人政治思维”正在损害他们这一既定角色的形象和威望,使他们对公众的发言权“打折扣”。
在新闻圈内,有个人所共知的现象获得了长久默认:报纸编发的消息或评论不是基于事实,而是由组成新闻机构的那些人的愿望所主宰的。编辑以他们的偏见正在越来越深影响着新闻,见报的稿件所表现的倾向只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东西。比如,远的例子:《纽约时报》在1917年2月到1920年8月对俄国革命的报道中,报道布尔什维克政权行将垮台的消息竟达91次之多;比如,近的例子:中国传媒对于1998年洪水的报道,读者希望看到洪水灾难及损失程度的报道,但见诸版面的几乎都是军民如何发扬抗洪精神抗洪、各地如何捐款捐物的报道,重要的新闻事实—-洪灾本身反而被有意的忽视了。这造成了一个矛盾,对于形势的判断,报纸与基层始终有距离。后果是读者对报纸失去信任。
生活事实不是一种能够按照理想模型捏来捏去的东西,它有着自己特定的模样和形式,它是不可能被超越的。相比之下,倒是政治家们的眼光值得重视。他们的思维方式更为现实和有针对性,脑子里没有那么多的“文人理想”,对于错综复杂的矛盾,他们能够找到要害并拿出直接了当的解决办法。老百姓需要的就是这个。
报纸上那些似是而非、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大而无当、人云亦云的文章的频频出现,原因之一就是“文人政治思维”在起主导作用。不改变,就有失去读者信任的危险。不改变,报纸就很难奉献出真货来。
3.按市场规律改组
评价新闻产品营销销成败的标准是什么?不是新闻身上附加的那些东西是否得到了上级的首肯,不是新闻圈内同行之间的孤芳自赏,而是读者的认可。据一家新闻研究机构的调查,一张报纸的可读条数在占64%的情况下,读者才会掏腰包去购买。按这个标准衡量,会有许多报纸感到沮丧。这表明,报纸的编辑、经营运作方面的改革应当充分考虑到市场规律。
按市场规律标准看,中央级的几家大报在人力资源的安排上是严重到错的。正当的发行、广告、编辑、记者这四大部门人员数量分布是由多向少排列的,但事实上报纸的排序是正好相反的:最多的是编辑,其次是记者,再次是广告,最少的是发行。
在人们的观念里,发行赔钱,报纸主要靠广告赚钱。[至今,有些人还有一个陈旧观念:编辑记者干不了,就被安排去干广告发行,似乎这些岗位是无关紧要的闲差。]现在媒体经营观念上的主流认识是:走市场,拿发行和广告两份钱。广州日报的发行部成立了发行总公司,总经理由一个博士担纲。公司下属搞发行的有900人、专司送报纸的有1500人。发行人员为推展业务挨家挨户去“洗楼”,对新订户白送一个月的报纸,一个月后回访,只要客户说订,“光当”一声铝合金定报箱就钉在你的门口,服务已到了读者在早晨穿着睡衣能看上报的地步。相比之下,大报的服务意识和市场化取向还差得很远。
最终的竞争焦点会集中到报纸的内容上。按新闻本身的规律进行报道体制和编辑记者体制的改组就显得迫在眉睫。现行报道体制下,许多报纸的编辑人数很不合理地比记者多出一倍以上。在新闻极缺的情况下,记者的来稿竞争力很小,因为编辑要把版面填满,就被迫上了许多本该枪毙的、让读者嚼蜡的“垃圾稿”。僧多粥少,编辑下岗的趋势出现了。中国青年报今年迈出了这一步:原有的125名编辑,只留下50人。将近三分之二的编辑待岗,去当记者、做广告、发行、去调研。同时对记者的稿件严格控制,据说记者的上稿率能达到70%已是最高纪录。这是让不少编辑记者痛苦的一步改革,但是这种变化,使读者看到了他们想看到的新闻。从这个意义上说,谁又能肯定它不是拉开大报开改革序幕的一个开场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