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840 次) 时间：2001-10-09 10:16:40 来源：刘韧 (liuren) 原创-IT
王文京是一个例子
■ 本刊记者 刘韧 高剑巍
2001年3月30日，北京上地信息产业基地，用友大厦总裁室，王文京又低头看了一下时间，已经是中午12点了，中国证监会那边依然没有消息。
证监会审核委员会今天最后一次核准用友的股票发行方案，这是历时三年上市工作的最后一道关，也是最难的一关，成败在此一举。一大早，财务总监吴政平就去了证监会那边等结果，王文京决定在公司等。一个在北京城里，一个在北京西北郊，电话不断。其实电话里也说不了什么，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暗示。
办公室里的王文京起先还做点别的事情，但是，越到中午，他越没心思做别的事情，只是等，一直等到12点半还没有结果，一向沉稳的王文京也有些着急。
电话铃在安静中突然响了，又是吴政平打来的，王文京抓起电话：
“怎么样？”
“过了。”
这是预料到的结果，但此时的王文京依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只是激动，他也不知道他在电话中对吴政平说了些什么，此刻所有的言语与思维都是空白，“过了”比什么都重要。
撂下电话，王文京向证监会赶。事前，他们相约，如果过了，就在证监会附近的民族宫聚会；如果没过，就算了。
在车上，王文京将“过了”的消息告诉了两个人，一个是他的总经理郭新平，一个是他的夫人。
那天中午，王文京特别放松，他向在场每个人都敬了一杯酒；那天，他喝了很多酒。
上市
1988年，用友创业之初，王文京就有将用友上市的梦想。这个梦想追求了十年之后，董事会决定1998年正式启动用友上市计划，从那时起，梦想变成了计划。这个计划实施了三年，中间的曲折使上市时间一再延迟。2001年5月18日，这一天终于来临，身在上市现场的王文京感觉就像“一个女孩子出嫁”。“女孩子出嫁不是到临嫁那天才突然激动，之前她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为了筹备婚礼，她已经忙活了好几个月，很多东西在这之前已经一步一步都在感受了。”
他们没必要后悔
《知识经济》：中途离开用友的人会不会后悔？
王文京：未必后悔。他们有的离开用友，是要独立发展一个事业，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和我当初离开机关创办用友一样。离开机关，我失去了机关所有的东西，我不后悔，因为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所以，我相信他们离开用友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
《知识经济》：他们临走的时候，你向他们描绘用友上市蓝图了吗？
王文京：我会和他们讲上市，讲上市以后公司价值有比较大的增加，但具体什么时候上市，用友价值增加到什么程度，我也说不准，很多都是概念上的，都是定性的。
《知识经济》：除了买回苏启强、吴铁的股票，你还买过别人的股票吗？
王文京：买过别人的。
《知识经济》：特别是在用友初期现金并不是特别充足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愿意用现金买回股票，而不让他们将股票带走？
王文京：我还要吸纳新的人才，新人才也会涉及到一些股权的转让，走一个带走一块，这个资源总是有限的。股权当然比现金更值钱，因为它能增值。
《知识经济》：他们不卖不行吗？
王文京：转让股份的协议一开始就规定，离开用友时要将股份卖给原股东，原股东不买，才可以带走。
《知识经济》：你当初是怎样转让给他们的？
王文京：有赠予的，也有购买的，但购买的价格都是按净资产价格，他们一买到手，就增值了。
《知识经济》：你都是以什么价格回购股票的？
王文京：有协议的按照协议规定，没有协议的,价钱是大家商量，双方要都愿意，这是一个买卖行为，要根据资产评估，不能漫天要价，也不能随便杀价，双方都合适才能成交。
发行价创纪录
2001年4月23日，用友将要以中国股市创纪录的每股36.68元发行2500万股。上午9时许，北京马甸桥附近的股票交易所，路过的王文京还是没能忍住进去看看，但王文京没能看到什么。没有抢购，没有激越，没有人潮，王文京甚至没有看到有人填单认购用友股票，股票交易大厅里和平常一样。
每股36.68元的发行价是用友和承销商海通证券定的。那天，王文京与吴政平一早飞到上海，下午和海通证券谈发行价。双方把各自的意图都讲了一下后，开始谈具体定价。王文京没有底线，他觉得用友股票就值那么多钱；海通证券想将发行价向下压几块钱，以降低自己的发行风险。最后，双方很快达成一致。一块石头落地，王文京当天飞回了北京。
走出马甸股票交易所，王文京不能不考虑每股36.68元的价钱高不高。因为，发行2500万股36.68元的新股后，用友2001年的净资产收益率将会从2001年的47.76%下降到5.87%，股民接受净资产收益率急剧下降的风险吗？
但是，两天以后，王文京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用友股票发行一下冻结了2000多亿资金，中签率千分之三。用友不仅创下了中国股市发行价的纪录，也创下了中国股市认购率的纪录。
2001年4月29日，8.8亿元人民币打到了用友北京账户，用友净资产实打实地翻了10多倍。人们现在明白3月30日中午，王文京为什么那么激动了。
八亿重托
2001年7月31日，用友召开董事会决定：使用不高于3亿元的资金投资国债。2001年8月12日，用友又召开董事会修改7月31日的决议，改为：公司只购买1亿元人民币的国债，另外委托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管理2亿元人民币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委托期限为12个月，公司向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委托资产的1％，作为管理费用。如投资收益率在10％以上时，本公司将超额盈利部分的20％支付给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业绩报酬。
《知识经济》：股民将8个亿交给用友，应该不是让你们投资国债的吧？
王文京：我们拿了钱以后，不可能将8个亿全砸出去，那风险太大了。我们会陆续安排项目，但项目是有周期的，我们的项目周期是三年，所以，在这个周期中就会有一些阶段性的资金，即临时的阶段性的闲置资金。对阶段性闲置资金有几个不同的处理方法：一、存银行，但利息太低；二、买国债，利息比银行高一点；三、委托管理，可能回报会比国债再高一点。
实际上，大部分上市公司都会有这样的安排，好的上市公司现金都很宽裕。联想你知道吧，它现金很多，我问过柳总；微软的现金储备更多。
《知识经济》：为什么要留这么多现金？
王文京：很多公司失败并不是它业务没做好，最后往往失败在现金流断血，企业一下子被击倒了，所以，即使上市以后，用友的财务还是偏保守。
《知识经济》：有人将这种保守看成，王文京抱着一个“炸弹”不知道怎么扔。
王文京：我们现在有400多人的研发队伍，纯研发投入，今年是几千万的规模，明年就超过一亿了。另外，我们也在考察一批项目，有的已经差不多了，还没正式对外发布，有的还正在谈，我们会做一批购并，这样会迅速扩大我们的规模。
《知识经济》：会投房地产吗？
王文京：用友业务本身需要的物业会自己投资，不会做经营性的房地产，软件业本身机会就很大，用友要做主业绩突出的公司。
《知识经济》：你对中报2900万的利润满意吗？
王文京：这个业绩比去年同期增长还是不错的，增长了40%多，而且，这个业绩在上市公司里还算可以的。
《知识经济》：但是净资产收益率太低了。
王文京：那是因为我们最近净资产扩展很大，随着我们的发展，我们会逐步将净资产收益率提高。
《知识经济》：你的利润压力大不大？
王文京：有压力，但是还好，因为业务都在正常开展中。
员工的失落
本公司作为软件企业，人才对公司发展至关重要。本公司面临人才吸引、保留和发展的风险。本公司截至2000年底的人员构成中，高级职称以上人员只占16.8%。上市后本公司对高水平软件人才的需求将大量增加，人力资源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公司激励机制对人才保留具有较大影响。公司在过往发展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技术、营销及少数高级管理人才流失的情况。另外，公司也面临由于国际竞争引起的人力资源成本迅速上升以及部分人员队伍老化的问题。
——引自《用友招股说明书》
在上市的兴奋之中，王文京感到了广大员工的失落情绪。用友上市计划中有期权计划，但因为国内上市公司的期权政策尚在制定之中，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讲，用友上市并不完满，最完满是期权制度同时启动，用友一上市，很多的员工跟着成为百万富翁。”
王文京希望广大员工能理解，“不是公司不想做，而是现在政策限制，做不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这种感受也不那么明显了，包括最近陆续引进一些人才，都还比较顺利，现在员工整体的状态还不错。”
王文京揣摩员工心思是：“用友起码公司上市了，后面的发展前景肯定会更好，有一些暂时解决不了的问题，相信以后能够解决。”对在用友工作时间比较长的员工，王文京心里比较有谱。“用友原来规划的事，有的快点，有的慢点，但最后都实现了，所以，大家对期权的事情应该有信心。”
为了期权的事，王文京一直在呼吁。今年人代会，王文京专门写提案，建议修改公司法，建立激励期权制度，“国内上市企业行使期权制度，有法律障碍，主要是现行的公司法。”
《知识经济》：期权暂时行不通，想没想过再拿出一些自己名下的股份转让给更多的人？
王文京：业务骨干层面，期权更加适合。我转让给他们的国内法人股不能流通，价值不一样。
《知识经济》：最后怎么解决期权的问题？
王文京：目前公司的激励制度正在制定过程之中，我们想，边制定，边等有关政策的颁布，一旦政策颁布我们会推行。
《知识经济》：现在用友股票已经很高了，期权的空间还有多少？
王文京：这个不知道，要看具体政策的定价原则。
我必须保持控股权
《知识经济》：用友上市，股权稀释后，你个人的股份依然高达55.2%。
王文京：在将我个人的股份转让给别人的过程中，我有一些底线，比如，我必须要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
《知识经济》：为什么？
王文京：公司需要大股东，这是保持公司稳定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当企业发展出现不同意见的时候，大股东就会发挥作用，以股权来统一大家的意见。大股东和小股东在心态上肯定是有差别的，我可以肯定地说，我这一辈子就做用友，将用友做得越大越好。
不可能来用友工作的任何一个人都有股权的期望，否则，用友就成集体企业了，就回到了原来的方式，原来的方式已经被证明是失败的。
我看过很多失败的例子，公司创建的时候，一大堆股东，大家股份都差不多，刚开始创业，两三年就火了，因为那时大家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都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两三年后，公司挣到了钱，再往新阶段发展的时候问题就来了，此时大家在利益上开始出现矛盾，进一步发展的看法上也会出现分歧，大家股份都差不多，到底听谁的？定不下来！很多企业就因为这个失败了。盖茨如果不是微软的大股东，它几次大的战略转折，就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情况，就可能影响到微软的发展。
挂牌那天
2001年5月18日9时，上海证券交易所，王文京致词，敲锣，红锤向上一挥，用友股票挂牌交易。敲锣前，底下人悄声对王文京说竞价已经达到了76元，敲完锣，王文京和众人一起全都将视线投向了大屏幕，紧盯住不放。
9点30分，交易开始，开盘价76元，创中国股市新股上市开盘价纪录，但股价瞬间下探到73.88元，还没等王文京看出来怎么回事，股票随即被巨大的买盘放量托起，直冲81元，此时换手率高达45%。
众人兴奋起来，每出现一个新高，就有人报出来，王文京跟着看了一会儿，才发觉用不着这样傻看着。他开始和众人照相，不同组合地照相：跟公司里面的人，跟董事会的人，跟经理会的人，跟员工代表，跟客户代表，跟媒体代表，跟市领导，跟关系企业的老总，跟家人，跟亲戚朋友，一张接着一张，表情只有一个。往事如昨，百感交集，让他顾不上想当前的人和事。
1988年，用友创业之初，王文京就有将用友上市的梦想。这个梦想追求了十年之后，1997年底，董事会决定1998年正式启动用友上市计划，从那时起，梦想变成了计划。这个计划实施了三年，中间的曲折使上市时间一再延迟，这延迟一度使王文京的心情不好，使他不敢再和人轻言上市时间表，因为所有的预料都被以前的挫折消解了底气。
不管在哪里，王文京一想到用友上市，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证券公司大屏幕上用友软件那几个字，这个图景，老是被想起，越到后来越会被想起。2001年5月18日，这一天终于来临，身在现场的王文京感觉就像“一个女孩子出嫁一样”。“女孩子出嫁不是到临嫁那天才有感觉，才突然激动，这之前她已经酝酿很长时间，为了筹备婚礼，她已经忙活了好几个月，很多东西在这之前已经一步一步都在感受了。”
中午13:30，用友股票瞬间冲高到100元，成为沪市拆细以来第一只百元股。下午3:30分，用友股票报收于92元，成交2140万股，换手率85.6%，创中国股市新股上市首日最高的收盘价。
王文京很激动，他内向的性格在尽最大可能让这种激动不外露。从上交所交易大厅出来，王文京随即在上海召开用友高层会议。会上，王文京一扫5月17日晚招待会的热烈和18日上午的激动，他重归平静，整个会议也显得比较沉重。王文京以身作则地希望大家尽快冷静下来，不要只看到上市热烈的结果，更要看到以后的挑战。王文京说：“这只是一个新的起点，离目标依然遥远。”
往事
注册那天
1988年12月６日，王文京与苏启强一起来到海淀工商局。平时对外都是王文京一个人跑，今天领执照是件大事，所以，两个创业者就一同去。
1988年的中关村氛围很好，试验区刚刚成立，从中央政府到北京市到海淀区都在积极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热火朝天的情景有点像1999年中关村建设的氛围。
王文京与苏启强来到中关村，本想注册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高新技术企业，离开机关冲到中关村，也是奔着这个来的，但是，当他们了解到当时的高新技术企业只能注册成国有和集体两种形式的时候，他们放弃了。
王文京去推海淀工商局个体科的门，王文京跟个体科的副科长讲，他是从国家机关辞职出来的，要办一个科技型的个体工商户。以往来办个体工商户的都是其他行业的，副科长挺佩服王文京的勇气，挺支持，手续办得很快。
王文京与苏启强将个体工商户的执照拿在手中，走在回去的路上，感觉很轻松。
一辈子的事
1988年，用友注册前，王文京仔细研读国家在1988年对宪法的修正。在198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提出可以发展私营企业，跟着出台了《中国私营企业条例》，这些都表明发展私营经济不仅在政策上氛围形成，而且在法律上也有了保障。
但是，北京第一批私营企业的登记是在1989年；在1988年，私营企业只能登记成个体工商户。用友在1990年登记成了私营企业。
1983年8月，19岁的王文京进京，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司一干就是五年；24岁的时候，他找到了可以干一辈子的事，于是，他将档案往街道一放，当起了个体户。王文京将用友看成一辈子的事，为保全一辈子的事，当个体户是小事情。
既然是一辈子的事，既然不是赚一笔钱就走，王文京就不可能不拿产权当回事，就不可能不安全第一，“否则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如果不能将产权明确到个人，王文京也怕自己没有持久的动力。“国际上再大的企业产权最后都是要明确到个人，一定是这样，这实际上是国际普遍通行的做法，一定说明了某些规律，中国要发展经济，不可能回避这个。”
在1988年，王文京与苏启强这样那样的关系已经有了一些，所以，即使是办企业也有多种路可走，可以选择一个台阶，利用一些平台来做，但他们选择了从零开始，白手起家，走这种从零开始的创业路子。
在1988年，王文京清楚地看到，跨国公司都是从几个人，很低的起点做起来的，中间经历千辛万苦，但王文京认为这是企业发展的正道，这正是他追求的。“一旦把它做起来，很有意义，做不起来也没有什么。”
《知识经济》：个体户会不会影响你们的可信度以及发展空间，当时就没办法通融一下？
王文京：当时最盛行的方式是搞民办集体，也有国有企业找过我们，让去挂靠，但我们没犯错误。我们已经是中关村第二拨公司了，那时，已经能感觉到民办集体的问题了，四通已经开始呼吁产权明晰的问题。
《知识经济》：四通一开始就是民营企业，怎么还有产权问题？
王文京：那时它其实是民办集体，它的产权并没有明晰到个人。
《知识经济》：1988年，你才24岁，怎么会对产权问题这么重视？
王文京：这可能同我和苏总都是学财经的背景有关。学财经的会对企业体制比较关注，我们一直在关心全球是什么趋势，中国改革是什么趋势，在这两个趋势上，我们还是看的比较清楚，所以，我们选择了当时来讲最低的企业形式——个体工商户。民办集体短期有利，但是，对企业长远发展极为不利。
《知识经济》：当时能看到哪些不利？
王文京：当时重视的不仅是产权本身，还有企业以后的发展， 民办集体搞不清楚是谁的，挣到钱，就可能会产生纷争，纷争一出现，当然就会影响企业的发展。带“红帽子”，就是挂靠，更不安全，90年代初期出现很多例子，本来好好的企业，非要挂靠，本来没什么事，一挂靠，挂出毛病来了。名字叫“挂靠”，实际上在法律上就是“归属”，很多企业，包括我们有的同行，就是因为这个出了问题，实在可惜。
官方背景
《知识经济》：有人说，王文京能成功是因为他既和官方划清了产权关系，又在起步的时候利用了官方关系。
王文京：用友完全是靠商业的方式推广，官方关系对我们支援非常有限。
《知识经济》：没用过“红头文件”销售？
王文京：这不可能。第一、我们在机关的时候还不是很高级的官员，我离开的时候也只是个副科级公务员；第二，用友不是贸易型公司，也不靠某个项目开发就发财了，用友是技术公司，靠实实在在的程序，靠上门给客户服务。
《知识经济》：这么说，你在机关的5年没帮上你？
王文京：最大的帮助应该是，我在机关的时候，从事过一段财务软件方面的工作，通过那段时间积累了这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对财务软件市场的发展也有了一定的感受。
《知识经济》：有人质疑，为什么唯独用友财务软件在国家机关卖得最好？
王文京： 怎么说呢，应该说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政府机关工作过一段时间，了解政府机关，了解政府机关的财务体系，所以，产品更能适应政府机关的财务需求，所以，在这块市场的推销上就会比企业市场顺利一些，这不是什么关系。大概一年多之后我们的主客户就转向企业，1989年，我就能接来自企业的7000多元的“大”单子。
而且，北京本来就是国家机关云集的城市，用友很多竞争对手本来就不在首都，在政府机关里输给用友很正常。
王文京这个人
王文京准备换台新车，他现在坐的雪弗莱已经开了七八年，老出毛病，至于要换台什么车，他还没想好。1993年买的雪弗兰29万，加手续费30多万，王文京很长一段时间觉得雪弗兰不错，不扎眼。
王文京刚刚换了台IBM笔记本，上市演讲时，他用的还是用了一两年的华硕笔记本。
王文京的办公室也换了，比原来小一半，因为要给新来的人腾房子。
王文京没换手机，他现在用的还是老式的诺基亚7110。
王文京也不准备换房子，房子两年之前就换过了。
王文京在生活上满足于早在几年之前就能在北京维持一个“不会差”的生活，王文京常用“不会差”三个字界定自己的生活。他坚持，生活水准的提高是一个顺其自然的过程，“不能一下子硬提到一个高度，真到了那个高度，后面就没什么余地了，也就没什么意思了，一步一步来会好一点。”
据用友原来的公关经理李岩讲：他有一次和王文京在一个炎热的夏日一起打车，同时过来一辆富康，一辆夏利，王文京招手上了夏利车。王文京说，自己的生活完全是自己风格的问题，而他比较喜欢简单。“简单不是清苦，当然更不是奢华。”别人喜欢奢华王文京没意见，在他看来，这和有人喜欢动有人喜欢静一样自然，不存在高低好坏之分。该讲排场的时候，王文京也会讲，也舍得花钱，比如大型的展示会，确实为了做生意，王文京会将场面弄得比较大一些。
王文京会想到照顾江西老家的亲戚，但他的照顾有一定限度，他不愿意超过这个限度。他认为，他们更多地还是要靠他们自己，他相信“救急不救穷”那句老话。
王文京父母自己有收入，相比农村简单的生活，王文京父亲的退休工资足以应付，所以，父母实际上不需要王文京负担什么，但毕竟是自己的父母，王文京总想表达作为子女的心情。
50亿身价
王文京特别不喜欢人们说他50亿身价，他将他的股份也都“藏”在了他控股的公司里，所以，用友的十大股东里没有王文京的名字，要算出王文京实际占有的用友股份要且算一阵子，但中国现在时兴算个人财富，所以，他无论怎样藏，记者们也算得清清楚楚。没办法。
王文京喜欢人们说用友这个公司值多少钱。“我的公司值钱了，我个人肯定就值钱了。”而且，“50亿的算法本身就有问题，我持有的是不能流通的法人股。”另外，王文京觉得这个导向也不好。
在王文京看来，企业家远不是一个财富排行榜就能概括的，王文京至今清楚地记得他和微软总裁巴尔默共进的那顿午餐。那天，巴尔默就坐在王文京身边，整顿饭，巴尔默嘴都没闲着，介绍完公司，介绍产品，介绍完产品，谈合作，谈完合作，谈前景，只是趁翻译翻译的时候扒几口饭。午餐完了，下一个议程又开始了。
CA董事长王嘉廉在北京的一次行程也让王文京印象很深，那一次，王嘉廉早上六、七点抵达北京，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安排行程，一个接着一个。“他们已经做得那么成功了，下面有几万人，但他们工作起来还那么投入，难道仅仅是为了将排行榜的名次往前排几名吗？已经不是了，那只是一个结果，是第三方从一个角度拿一把尺子去量，我相信这些人追求的绝对是另外一些东西，包括个人人生价值的追求，对社会进步的追求，我想，这才是企业家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个人财富排行榜。”
超脱不了
当盖茨亲自演示Windows的时候，当埃里森亲自推销网络计算机的时候，王文京发现自己也无法超脱。王文京原以为，企业小的时候，要“亲历亲为”，大一点慢慢可以超脱，很大的时候就很超脱了，后来，他发觉不对，“不过是工作层面提高罢了，CEO还必须是自己领域的专家。”
王文京庆幸自己现在对软件的理解还比较深，还敢说自己不是外行，“现在做企业，即便不做高科技，如果不是自己本行业的专家，也甭想把企业真正领导好。”
超脱不了的王文京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工作11到12小时，礼拜天休息一天，礼拜天下午打一次网球。王文京承认自己对家庭照顾比较差一点，如果没应酬，他会尽量回家。
王文京的朋友不固定，谈得来就行。王文京平时看企业传记类的书多一点。退休之后，王文京想写一本小说，王文京觉得他们这代人的经历相当特别，他认为很有历史性，所以，他要从自己很小写到上大学，然后写到工作写到创业，一步一步写到老的时候，不全写他自己，要写整个中国社会这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他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值得写的东西。几乎每代都像王文京这样想过，都觉得自己这代人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看来历史以及历史性都是人为的。
王文京庆幸自己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他至今没想过他是不是其中的某种象征，他觉得直到现在他还没有资格这么想，至于他做到什么程度就可以这么想了，他也没想过，因为他觉得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刻意追求不得。
问答
《知识经济》：做企业，要求人吧。
王文京：这没有什么，做企业一定是这样，做企业，不求人不现实，即使企业做得再大，也要去求人。我想以后，我们做大了，我五六十岁了，我还得求人，一样的，因为做商业就是这样，因为我是生意人。
《知识经济》：主动给人打电话也没有问题？
王文京：那有什么问题呢。
《知识经济》：一次电话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再拨第三次？
王文京：没什么不行，我觉得这很正常的。要做商人，就得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不做商人，不是也得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好在我选择了做软件，我觉得做软件很有意思，做个软件公司很有意思。
《知识经济》：如果重新选择，你还选择做商业？
王文京：我肯定还会选择做商业，选择做商人，我觉得做商人还挺好的，做商人，创造的空间最大。
《知识经济》：做商人苦吗？
王文京：偶然会觉得艰辛，但总体感觉很好，我觉得很充实，很有意义。
《知识经济》：乐趣在哪里呢？
王文京：乐趣在于你有一个梦想，有一个追求，有一个目标，然后通过你和大家的努力，跟大家在一起，或者你组织一帮人，望着这样一个目标，一步一步逼近，我觉得这很有意思，而且，在这个过程中给社会创造很多东西，自己和同伴也可以得到很多东西。
《知识经济》：你会担心什么？
王文京：在平常具体事情上会有一些担心，比如涉及竞争的方方面面，这是难免的，但还没到不踏实的境地；恐惧基本上没有，因为我做的是正正经经生意，凭自己能力去做，力争把它做好，万一做不到，也没办法，已经尽力而为了。
《知识经济》：怎样排遣忐忑不安？
王文京：即便第二天有再大的事儿，我当天晚上都能睡得很好，这和心态有直接关系，心态的关键在于对很多问题怎么看。比如说，流失一个很重要的人才，我肯定很难受，但是，别人也要发展，而我还有新人来嘛。
《知识经济》：会伤心在什么地方？
王文京：不被理解。不可能每个人都完全理解某一件事儿，因为这个不理解，可能使事情导致另外一个结果。我会因为这些阶段性地感觉到挫伤，但很快就能调整过来。
《知识经济》：不被理解的时候，会不会多说几遍，试图说服他。
王文京：肯定会做努力，但没有结果的话，最后努力还不行的话，就要承认现实。
《知识经济》：你给成功的定义是什么？
王文京：三个指标：第一、做成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儿；第二、这件事情对整个社会有价值；第三、这件事情对与你一起做的人有价值。最重要的是这三个指标同时达到，而不在于这个事情到底有多么辉煌。
《知识经济》：中关村你最佩服谁呢？
王文京：柳传志。他在那样一个年龄、那样一个阶段、那样一个背景之下能够将联想运作到这样一个规模，而且，我知道这个过程有很多艰辛，没有企业家的气魄和能力肯定不行。杨元庆做事那种执着的劲头和专业水准以及将联想电脑做到中国第一也很值得我佩服，另外，杨元庆为人特别正派，要将事业做大，不正直不行。另外，佩服的人还有方正的王选与汉王的刘迎建。
《知识经济》：什么时候退休？
王文京：可能要到50岁左右。
历史沿革
用友前身可追溯至创始人王文京、苏启强于1988年成立的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用友财务软件服务社，最初的注册资本为5万元人民币。后于1990年3月正式组建为有限责任公司，同时更名为北京市海淀区用友电子财务技术有限责任公司。1990年12月和1993年7月公司进一步扩大了资本规模，注册资本增加至500万元人民币。1995年1月18日，在原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用友集团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2000万元人民币。1997年11月，公司注册资本再次增加至5000万元人民币。1999年12月6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公司由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最终增至7500万元人民币。
1999年12月，公司经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7500万元人民币，用友科技、用友研究所、上海用友、南京益倍以及山东优富作为本公司股东分别持有本公司55%、15%、15%、10%、5%的股份。
王文京，用友董事长，现年36岁，大学学历。198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财务管理司工作。1988年创建用友，长期担任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在此期间曾先后被授予“中国优秀民办科技实业家”、“中国优秀民营企业家”、“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王先生担任的社会职务有：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软件行业协会副理事长，第八届全国工商联执委等。王先生目前还担任北京用友企业管理研究所有限公司等公司的董事长等职。
商业制
很多人一提到经商马上就想到挣钱，经商确实比一般职业更能挣钱，经商成功能赚到很多钱，但个人赚钱是从商的第一个层次，再往深处看，商业其实不过是社会的一种活动方式，就像俱乐部制可以让竞技体育蒸蒸日上一样，社会财富的积累乃至社会的进步也必须采用商业制。
人类社会一开始并没有采用商业制，社会向前演进，需要创造更多的财富，慢慢发现体现落实个人财富利益的商业制最有效率，最能刺激和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
商业制的魅力在于能将“个人财富”、“企业财富”、“社会价值”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商业制中，个人获取财富以企业为单位，企业获取财富的途径是为社会创造价值。商业制的规则是：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越多，企业财富积累越快；企业财富积累越快，企业所有者的个人财富积累也就越快。商业制使个人、企业、社会在三个方面上同时正比例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想把商业制扭转过来，不按这个规则来做，结果带来的是低效率，社会财富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到了崩溃的边缘，这说明商业制不可能人为地被改变。
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包含三个方面：一、直接为社会创造的财富；二、提供就业机会和发展舞台；三、对社会进步的推动。比如，福特汽车不仅直接为社会创造了很大财富，不仅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培养了很多经理人，而且，还推动了人类交通事业的发展；再比如，IBM不仅创造了很大的财富，也对整个社会科技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些跟财富不是完全一回事儿。
个人财富可分为“名誉财富”和“消费财富”。名誉财富可以表现一个人成功、价值与地位，个人实际消费的财富和名誉财富是两码事，在全球范围内，富豪们自己的消费其实并不高，甚至很低，那么富豪们为什么还热衷于商业？因为商业之于个人不仅仅意味着财富的增加，它还能满足个人价值实现的需求，或者说，个人可以通过商业实现自己的理想与事业。
采访手记
我曾经写过一篇让王文京非常不喜欢的文章，那篇文章的题目叫《三国演义》，王文京对文章涉及用友与他的内容没有异议，他只是强烈地不喜欢《三国演义》将用友和金蝶放在一起写。
王文京清楚将用友和金蝶放在一起对他意味着什么，所以，从那以后，王文京再接受记者采访，绝口不提“金蝶”与“徐少春”五个字，能绕开就绕开，不能绕开用“竞争对手”四个字代替。这是王文京的聪明，他不会让竞争对手沾到他任何光。
王文京滴水不漏，他不想说的，记者再问也没有用。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文京会自己准备好纸笔，和记者细节上沟通不方便的时候，他会和记者进行形而上的讨论。这样既能回答记者问题，又能避免回答自己不愿意回答的问题。
此次采访王文京之前，我采访过王文京三次，三次他都画了不少图，但此次采访，王文京虽然也准备了纸笔，但他没有在纸上画图，这次他讲得高兴。这次采访最成功。怕2个小时的采访时间不够，我不停地打断他，但他不会被打断，他要讲完的，他一定会讲完，他宁肯采访超时。所有成功的人都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人，王文京的温和也只是表面，他能那么好地坚守股权，他就能坚守一切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
昨天，3721董事长周鸿 问我《知识经济》第10期的封面故事是什么，我说是王文京，我说，王文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能取得如此成功是一个传奇。周鸿 反问我，“你怎么知道王文京普通？” 周鸿 一下子将我问住了，难道不张扬的人就普通？
再不张扬的人也有忍不住的时候，2001年初，我和王文京私下聊起金蝶香港二板上市表现不佳的事，王文京没忍住自己的不屑，至于用友什么时候上市，王文京说：“什么时候能上市，就什么时候上市。不急。”其实，王文京此时已经有些急了。
那次见面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在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只要有可能，王文京、杨元庆、田溯宁会一起打一次网球。杨元庆说，“人以群分”。杨元庆现在用友的独立董事，王文京原来的老搭档苏启强也是用友的独立董事，独立董事年薪4万。
文章评论:王文京是一个例子 - fishman - 2001-10-09 11:09:27
好文章。 周鸿祎的祎字确实比较难找，打在这里可以拷贝：）
RE:文章评论:王文京是一个例子 - executor - 2001-10-09 11:58:04
我现在搞证券。 看到一家公司的上市居然成了这个样子，唉，悲哀呀。 用友上市时的股价有其特殊性。在上市那一天买进用友的人，只怕现在的心情不会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