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59 次) 时间：2000-07-26 00:25:28 来源：单小海 (单小海) 原创-IT
曼德尔、减税与中国经济
单小海
99年的10月12日，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世纪最后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与加拿大经济学家罗伯特.曼德尔。
作为国际资本流通研究的始作俑者，作为欧元理论的奠基者，曼德尔的获奖被公认为“实至名归”。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凯伦称曼德尔是“经济学界最具才智之士”，多伦多大学的费奈德教授说“我们全都是在他的肩膀上站起来的。”瑞典皇家科学院秘书长罗尔比甚至宣称：“我们的世界跟着曼德尔的主意走，世界发生了变化，而他预见在先。”
当然，对我们来说，曼德尔的光荣未免显得有点儿遥远。我们更关心的是，曼德尔能够给中国经济带来什么启示？
曼德尔和他的“减税”主张
作为“供应学派的复兴者之一”，曼德尔把相当大的精力，投注到国家经济政策的设计方面。而他最重要、影响最深远的经济主张，当推“减税”。
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开始出现衰退征兆。自1968年以来，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大幅下降，每一工时的产量增长率从1948—1968年的年均3.1%下降到1968—1973年的年均2.1%。从1973—1980年，私人企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年均为0.6%，相当于1948—1968年的年均增长率的五分之一。到了1979和1980年，劳动增长率甚至出现了负数。
当时流行的“新古典混合”经济理论，认为应以低息刺激经济增长，以高税率遏制通胀，并平衡预算。曼德尔对这一主张不以为然，他开出了自己的处方：一、减税；二、加息。
曼德尔认为，高税率将打击工商界的投资积极性，从而抑压经济发展。他雄辩地指出，任何一个国家，一旦税率超过30%，人们的注意力就会从如何创造更多收入转向如何避税。所以，在经济衰退中，政府要做的应该是减税，而不是相反。
曼德尔和他身后的供应学派认为，边际税率影响着用于生产纳税收入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在经济的供给方面，有两种重要的相对价格。一种支配着收入在消费和储蓄（投资）之间的分配，高税率使消费相对于被放弃的可能收入显得更为划算，致使储蓄率下降，从而使投资减少；另一种重要的相对价格支配着时间在工作和闲暇之间的分配。同样的，边际税率越高，闲暇的代价就越小，人们用于提高人力资本的时间也就越小。
过高的税率使人们更倾向于消费，而不是投资；过高的税率使企业越来越依赖于负债。
在曼德尔设计的经济框架里，减税能够在低迷的经济环境中刺激投资意愿，并强化人们的工作和创利冲动，从而形成减税—-增加投资—-提高就业—-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同行们对曼德尔的这一主张嗤之以鼻。但是曼德尔一直坚持并呼吁美国政府实施减税政策。74年，他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减税言论，引起了共和党议员坎普的关注。在后者的努力下，78年，加州通过了第十三提案，标志着美国第二次大规模的减税运动开始。受此影响，“减税”也成为共和党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经济纲领。1980年，共和党人里根揣着他的“减税”方案，登上了总统宝座。
经过种种斗争和妥协，1981年7月29日，国会通过了所谓的里根一揽子税收计划。在诸多复杂条款里面，最精要的计划有三点：1、削减个人所得税；2、削减公司所得税3、大幅削减投资收入的最高税率。
简而言之，里根的“减税方案”，目的在于增强对工作、储蓄和投资的刺激，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资金流动，并给私营部门提供更多的机会。
现在，经济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正是里根政府的经济政策，造就了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克林顿得感谢里根，而里根要感谢曼德尔。”《华尔街日报》社论甚至将曼德尔誉为“凯恩斯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
爱尔兰给我们信心
爱尔兰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自93年以来，这头“克尔特老虎”，平均GDP年增长达8％，从落后地区一跃为高增长国，在欧盟诸国中独领风骚。
八十年代中期，爱尔兰通胀高达两位数，失业率达20％，财政出现赤字，政府试图通过提高税率增加收入，结果弄巧成拙，税率越高税收越少，资金、企业和技术工人纷纷外移。87年政府和工会达成“社会合作契约”，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政府逐步削减税率。“社会合作契约”实施后，爱尔兰经济大为好转，99年的通胀为1.3％，失业率6.4％，在欧盟中最低。预计今年的GDP实际增长为7.5％。在最新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爱尔兰位列第十。
信任市场、信任企业，爱尔兰的成功经验颇堪玩味。
“减税”是不是中国的一帖好药？
对被内需不振、投资疲弱困扰的中国经济来说，曼德尔的“减税”主张，是不是一帖好的药方？
我认为，中国经济要走出困境，最根本的道路是加大市场化的力度，激发经济要素的活力。落实到政策层面，主要应该是促进民间的有效投资，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政府减税（主要是企业利得税）是一种便利、可行、有效的政策选择。
中国现行的企业利得税高达33%，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明显偏高。如果加上名目众多的“费”，中国企业，尤其是最具活力和增长潜力的非国有企业，其税费负担严重影响了再投入的积极性。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两年，在亚洲金融风暴肆虐之后，在国内税源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国家税收却以每年1000亿以上的速度递增。据预测，99年全国税收将突破10000亿元，税收增长远远高于经济增长。
新增的上千亿税收哪里来？数据分析显示，国家税收的增量，大部分来自企业；而企业税收的增加，理所当然地来自经营情况较好的企业。这种类似“鞭打快牛”的税收执行，与拉动经济回升的主观愿望可谓是南辕北辙。
因而，个人认为，当前经济政策设计的配套性、有效性值得商榷。以财政政策为例，一方面，为了刺激需求，政府大举国债、投资基建；而在财政收入方面，推行的税收政策却在相当程度上抵销着加大财政支出的努力。一只手花出去，另一只手却在拿进来。结果是，尽管政府投资越来越多，但是其效率和效果都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质疑。
在当前经济形势下选择减税，在更深层面上，意味着政府进一步摒弃“大政府”的欲望，摒弃过多地通过中央计划干预经济运作的冲动，真正把企业当做经济增长的源头活水，把经济调节的担子更多地交给企业，交给市场。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才成为可能。
发表于99年11月之《万科周刊》，香港《信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华工商时报》等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