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91 次) 时间：2001-10-06 10:55:39 来源：叶闪 (南拳王) 转载
有毒的小虾米
黄钟
新加坡只是个弹丸之地，但是它如何从一个贫弱的岛国成为一只有毒的虾米，却值得相信弱国无外交的中国人深思。
因为中国人最需要的就是端正自己的心态，以务实的眼光看待世界和处理国际事物。
1959年新加坡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成立自治政府。新加坡是个没有腹地的城市，就连引用水都来自马来西亚的柔佛州。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根本就不相信一个商业城市国家能生存下去。1961年9月，李光耀在电台广播里说：“我们单独生存不了”。[1]他认为，新加坡只有并入到马来西亚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1963年李光耀积极推动新加坡与马来亚、沙捞越、沙巴组成马来西亚。
1965年新加坡被赶出马来西亚，被迫宣布独立。当时的国内形势，可以说是处于贫弱无靠风雨飘摇之中。
独立是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是李光耀却说：“对新加坡来说，1965年8月9日不是什么值得庆祝的日子。我们从没有争取新加坡独立。在这之前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我们说服了新加坡70%的选民在全民投票中投赞成票，赞成同马来亚合并。我们说过，一个独立的新加坡根本无法生存下去。”[2]对这个弹丸之国的前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感到前途是渺茫的，新加坡没有腹地，就连我们的饮用水也来自柔佛州，该怎么生存下去呢？”[3]
没有生存，其他问题都是空谈。
那么这样一个国家，如何才能世世代代生存和繁荣下去呢？
无疑，外交政策的选择关系国运兴衰。
新加坡独立时，中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关系都很紧张。1965年受到中国支持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到残酷镇压，两国外交关系恶化。而新加坡的处境，就像李光耀所说的那样：“新加坡是马来海洋中的一个华人岛屿，我们在这样一个敌对的环境里如何生存？”由于新加坡以中国裔人为主，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以马来人为主，在种族、宗教等方面格格不入，而且还认为“新加坡是中国扩张的一部分”，是“第三中国”，威胁了它们的安全。就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当天，马来西亚领导人拉赫曼就说：“如果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损害到马来西亚的利益，我们可以切断柔佛水供，对他们施加压力。”[4]并且警告，“新加坡必须选择他的朋友”。因此，新加坡必须在夹缝中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
建立睦邻关系就成了新加坡的当务之急。
新加坡独立后立即宣布实行和平、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和睦邻友好政策。
李光耀告诫国民：“我们当前的急务是照顾全体各族人民，而且向世人清楚表明我们不为任何外来的势力服务，这一点是顶重要的。为了求得生存，必须采取这样的路线。假如被外来势力所利用，而危害邻邦，那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也没有办法生存。”也正因为这样，独立后的新加坡很快结束了与印尼的对抗关系，并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
而对中国，在1965年到1974年，在经济上积极开展对中国的贸易，钱要赚够，虽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也支持它取代国民党政府在联合国的地位，但是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政治接触，更不会建交了。1975年3月到1990年10月两国建交前，虽然在政治上关系发展了，但是不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5] 1975年6月，马来西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当有人问李光耀，新加坡何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时，他说：“新加坡在东南亚的地位很特别，要格外小心，如果不聪明，就无法生存。因此在决定每一项政策时，首先要肯定是否对本国有利。当然，如果时机成熟，就一定会采取步骤，我们不要抢先，我们有必要让别人占第一和第二，等到我们的邻国马来西亚和印尼跟中国建立关系后，我们再跟中国建交，这对我们并没有坏处”。[6]这都是与它首先要搞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为前提的，因为中国虽然国家大，但是对东南亚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力是很有限的，而且中国跟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关系一直紧张。因此政治上疏远中国是新加坡明智务实的选择。直到1990年8月8日印尼与中国复交，10月3日中新两国才签署联合公报，宣布“自1990年10月3日起建立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新加坡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不受任何教义或者意识形态的束缚。
想想看，六七十年代，中国和苏联、印度的关系都很紧张，而越南战火纷飞，日本、韩国、台湾省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马来西亚和印尼由于政治原因，不可能成为中国密切伙伴，而中国商品必须有中转的出口。那么新加坡发展中国的经贸关系，而不建交，既能够获得经济上的好处，又避免了政治上的麻烦，从而最大程度的维护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当然，我不是希望新加坡损害中国利益，但它在外交上的精明和务实却耐人寻味。
中国需要从世界吸取外交智慧。
注释：
[1]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11页，外文出版社1998年版
[2]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11页
[3]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10页
[4]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第530页
[5]刘少华《新加坡的“生存政策”与对外关系》，载《世界历史》2000年第4期
[6]凌翔 陈轩《李光耀传》第410页，东方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