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正在庸俗化吗? - 偷香窃玉 - 张瑛宸

(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35 次) 时间:2001-10-06 09:45:55 来源:张瑛宸 (北京纤纤小女子) 转载

·主持人的话·

在今天人们的文化生活中,大概没有什么媒体能像电视那样具有如此强大的传播功能和影响力了。有人将电视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因为它在传播信息和知识、开启人类心智、影响现实生活及人们的价值观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似乎对荧屏一些时政类、知识类、谈话类节目较为认同,如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节目赢得受众较好的口碑和较高的收视率;而对娱乐、休闲类节目的看法却不尽一致,甚至有时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近期舆论针对荧屏上商业性的电视剧风靡一时,古装戏戏说成风,搞笑、滑稽、武侠、游戏、竞赌等类节目纷纷出笼的现象提出批评,有人进而认为当前的荧屏节目存在着“庸俗化”倾向。本期“文化视点”栏目以此为话题,约请从事影视艺术和社会学研究的专家对这一问题发表看法。

庸俗化的评价并不准确

主持人:近期有舆论认为我们的荧屏节目存在着“庸俗化”倾向,各位专家是否认同这一说法?我们荧屏的娱乐类节目(包括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

张颐武:我并不能够完全认同这个说法。我想,电视文化的问题远比“庸俗化”要复杂和微妙得多。对于“庸俗化”的批评并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电视文化具有越来越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的同时,对于“庸俗化”的批评就一直非常激烈,但似乎并没有对于电视文化产生影响。这就促使我们不得不从另外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庸俗化”当然是无法忽略的,但电视节目本身就有不同的功能,时政类、知识类、谈话类节目和娱乐节目的目标和功能本身就有所不同。其实,《实话实说》之类谈话节目就极具娱乐性,很难一概而论。精英主义式的一笔抹杀和民粹主义式的简单肯定都不可取。流行和娱乐并没有“原罪”。它和纯文学一样都需要具体分析。我们习惯于认为大众文化由于迎合而媚俗,其实在目前越来越“复杂”的市场上,只要是文化产品都会有交换价值,“高雅”也具有相当的商业性,媚俗和媚雅都已出现。我觉得目前电视文化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庸俗化。

尹鸿:也许可以说,电视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

夏学銮:我倾向于用“世俗化”来描述和解释各种文化现象(包括电视文化)。虽然“世俗化”和庸俗化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在它们之间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1)“世俗化”是个确定性的、成熟的、公认的哲学———社会学概念,而“庸俗化”则是一个不确定的、不成熟的、缺乏广泛认同的普通常识话语;(2)“世俗化”涉及到社会—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没有明确的个体针对性,而“庸俗化”则涉及具体人及作品的学风和文风问题,有很强的个体针对性;(3)“世俗化”毕竟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性质,而“庸俗化”则是一个与价值相关的概念,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性质。我对转型期的中国人专门作了研究,结论是转型期的中国人所追求的是以个体为中心的感性文化价值体系,其核心是感性高于理性,物质高于精神,一句话,是一种世俗化的文化价值体系。

电视文化是社会心理的折射

主持人:电视节目目前的现状是否与特定的社会背景有关系?

夏学銮:是的。由于整个社会和文化有一种“世俗化”的倾向,电视文化也不例外。

尹鸿:在一个消费社会里,娱乐性节目的风行,有它自身的“现实合理性”。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的市场化转型,中国的电视文化也经历着从宣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型,特别是在九十年代末期,由于各电视台、电视频道的激烈竞争,也由于各种传媒之间的激烈竞争,也由于处在特定历史状态中的电视消费群体的娱乐需求的增加,导致电视的娱乐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些娱乐节目用对矫情的贵族意识的嘲笑、对那些虚伪的道德寓言和价值观念的瓦解,以及那种进退自如、宠辱不惊,超然于胜利与失败之上的人生态度,为处在生存压力下的大众允诺了一种文化“解放”,它兴高采烈地抛弃了那些由意义、信念、价值强加给人们的重负,用一种能够逃脱惩罚的游戏方式,在清扫着文化垃圾的同时也满足着人们的一种“垢浮庇望。它们提供的是一个欢乐的平面,一个世俗化的万众同乐世界。

主持人:但是,电视文化的现实合理性,并不意味着要回避对它的价值判断。

夏学銮:是的。虽然“世俗化”本身并不带有价值判断的性质,但应看到,这个概念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含义却并不完全是积极的。有些纯娱乐节目“世俗化”就“世俗化”了,无关宏旨,而与价值体系相关联的文化“世俗化”,则具有完全负面的意义,像电视剧《海马歌舞厅》主题歌所唱的那样“游戏人间”,这种人生态度难道是积极的吗?

张颐武:娱乐类节目的功能是非常矛盾的,它在为社会大众提供了快感和乐趣,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中新的社会力量和新的文化的崛起,往往投射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新”、“富”中国的想象,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窄化了现实世界,它的想象往往是片面的,也往往迎合了某种趣味。如最近电视中流行的巨额的博彩节目,就提供了一种对于偶然性的崇拜,一种投机性文化趣味。而那些表现中年人家庭危机和情感问题的电视剧也表现了中等收入阶层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趋向,透露了他们在物质相对满足之后的精神焦虑。而那种力争上游的个人成功的价值更是具有主导性,成为电视文化的主导价值。这种特定阶层的意识往往掩盖了许多真切的问题。娱乐往往忽略弱势群体的感受和经济成长中的受到损害的人,这会产生偏见和简单化。我以为目前的电视文化似乎需要使各个阶层连接的“场”,促进新的社会团结,凝聚认同,在这方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警惕电视娱乐节目成为新的霸权文化

尹鸿:有一点特别值得警惕,就是当娱乐文化与文化工业相结合,文化生产与经济利润相结合的时候,娱乐节目很可能因为其经济利益的诱惑在市场机制的操纵下而成为一种新的霸权文化。它将平均化的文化趣味作为主流的甚至是惟一的文化趣味,它排斥包括精英文化、边缘文化、前卫文化,甚至现实主义文化在内的所有其他非平均化的文化理想和文化需求,这是以大众名义所施行的一种一元化文化专制。其结果不仅意味着大众中的许多成员的文化诉求被否决,而且也意味着文化的多元格局被破坏。我们只有一种平均化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状态中,文化失去了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大众也失去了获得丰富多样的文化营养的可能性;同时,我们也只有一种宣泄性的、游戏性的娱乐文化,而我们认识现实、把握现实、批判现实的精神需求,我们从文化中获得知识、智慧、思想的精神需求,我们体验那些永恒的审美经验的精神需求都将被忽视和否定。

文化工业所关心的始终是金钱而不是人,因而它所建立的文化帝国是一个能够换取利润的娱乐文化的帝国,而人的发展所必须的全面的精神需要对于文化工业来说,则被看作“票房毒药”、“收视率毒药”而被禁锢。

显然,在包括文化、包括爱情、包括一切神圣和不神圣的东西都被消费化、商品化的时候,娱乐节目兴起所形成的对文明的挑战,与其说是娱乐节目本身的游戏化,还不如说是这种节目很可能因为其经济效益的本质,被文化工业生产为一种霸权文化,一种垄断产品,于是,不仅是那些脱离大众平均文化消费趣味的大量的大众文化需求被剥夺,而且也意味着那些处在平均消费趣味线上的大众也将只能得到一种惟一的文化营养,造成一种文化的偏食,就像我们只能得到一种食品一样,从而影响到人们的生理、心理健康。因此,我们应该努力去创造一种机制,来维护文化的多元性和文化产品的多样性。

按艺术规律定位电视节目

主持人:在电视的收视率调查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一些我们认为格调不是很高的电视剧或游戏节目,收视率却不低,该如何评价这一现象?

张颐武: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指谁?“我们”和大众文化有怎样的关系?这恐怕是不能回避的。我想,一方面,知识分子和文化研究者应该对大众文化保持分析和批判的立场;另一方面,也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寻求一种与大众文化对话的态度,对于它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有比较明智和客观的分析。高高在上的“俯视”当然不可取,取悦献媚的“仰视”也不可取,恐怕应该有一种“平视”的态度。我觉得像《还珠格格》这类电视剧不能简单地以庸俗来概括,它在全球华人社区中受到的热烈欢迎并非偶然,它表现了青少年亚文化的矛盾性,即“新新人类”对传统规范的又要冲破又要在一定程度上去顺应的心态。去年我在香港参加的“华语影视文化研讨会”时,这部电视剧成为许多海外学者研究的重点。

夏学銮:广大人民群众喜欢的作品必然有其可看、可爱之处。这些在内容和形式上均受到大众欢迎的作品很值得我国的影视工作者研究、参考和借鉴。

主持人:应当承认,近年来,电视工作者在提升电视的文化品格方面做了不少积极的探索和努力,出现了一批格调昂扬向上的电视剧和节目。但是收视率调查显示,这样的电视节目,有时收视情况并不十分理想,该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张颐武:只要符合电视艺术表现的规律,抓住人们关切的兴趣点,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些电视剧尽管主题积极,但在具体表现手法上,却缺乏电视化特点,无法抓住受众心理,当然不会有好的效果。

主持人:就各位的个人印象,目前我们的电视剧和电视节目中,哪些属于品位不差,同时又具可看性的作品?

张颐武:《突出重围》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一面赋予我们对国家的强烈认同感,又有饱满的戏剧冲突,还有人物的复杂纠葛,把情节剧的手法和国家面临挑战的紧迫感结合得非常好。《红色康乃馨》也是如此,让悬念等等情节剧的手法和有关腐败的公众关心的问题结合在一起,有一定的冲击力。将观众面对的紧迫的文化问题和情节剧的表现结合是电视剧成功的策略。实际上,就是像流行的所谓“日剧”、“韩流”也都是与大都市青年“白领”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有关,如高度现代化都市青年的“爱情”问题等等,和中国现在都市人面对的许多问题有直接的联系。而我们本土的电视剧很少这方面的表现。这说明电视剧的成功并不是仅仅依靠迎合和取悦,而是应该比观众永远快半步,掌握他们真实的想法,给他们想象的空间。

夏学銮:我认为在我看的电视剧中有两部比较好,一是《一级恐惧》,另一个是《铁齿铜牙纪晓岚》。《一级恐惧》的人性化视角值得肯定。《铁齿铜牙纪晓岚》有戏说的成分,但它用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体系来诠释历史上的是非曲直和忠奸善恶,看起来让人觉得历史与现实并不遥远。

新的文化形态呼唤 新的评价机制

主持人:刚才我们涉及到评价机制这个问题,有一个现象比较典型:一段时间以来,在大中学生中出现了《大话西游》热,据说甚至北大、清华的学生也为它疯狂,这令老师、家长们颇感惊奇和费解。按说这是一个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较为活跃的群体,究竟是他们的整体趣味出现了问题,还是社会评价机制出了问题?

夏学銮:《大话西游》受到现代大学生的喜欢是必然的,这是因为这部影片所张扬的后现代文化的价值观与现代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是不谋而合的。作为现代性的一种表现形式,后现代文化充其量是现代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它不是与现代文化对立的,而是与现代文化一致的,它力图用挑战现代文化基本假设的形式来补充、发展、完善现代文化。现代大学生实际上是被涵盖在现代文化的主流之内的,其文化(如果说他们已经发展出自己的文化的话)在本质上依然属于现代文化,但从其形式上看它是现代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态。这种亚文化形态在流行歌曲、文学艺术、戏剧电影和电视娱乐节目以及在现代青年的日常生活中早就有所表现了,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到《还珠格格》中小燕子的“我就是这个姑娘”,再到《大话西游》至尊宝“爱你一万年”的爱情宣言,从某种意义上它们都在催发一种“新新文化”的产生。像“小燕子”那种自由飞翔,又像“至尊宝”那样自尊坚固,这就是这种文化的核心和灵魂。这种文化的后现代性开始尚不明显,但随着《大话西游》在大学校园里的迅速传播,其后现代文化的性质变得越来越突出,已变成一种自觉的认同了。“新新文化”的后现代性表现为俗、媚、独、特、嫩几个特质:“俗”指这种文化是世俗的、物质的、大众的,“媚”指它是以感情为中心的媚情文化,“独”指崇尚独立价值,“特”指推崇个性魅力和风采,“嫩”即幼稚化倾向。

张颐武:《大话西游》的流行似乎代表了一种新的文化形态的出现。《大话西游》和周星驰为代表的“无厘头”文化对于新兴的网络文化有巨大影响。《大话西游》已经成为中文网络社区中的一种话语方式,为网上交谈提供了语言,金庸的作品也有这方面的功能。这一现象引起的分歧和争议实际上是新的以“视听”、“网络”为中心的文化与传统的文字文化之间的“代沟”,显示了两种知识体系和话语方式的断裂。现在的问题是,年轻人对于经典的文化缺少接触,而成年人对于新的文化不够了解。我觉得没法判断其间的是非,只能期望双方互相理解。年轻人多接触经典文化,而成年人多认识新的文化,这样互相了解,互相宽容,扩大自己的视野。如果仅仅从传统的文字文化的视角出发,往往忽略新的文化形态的特点和新的社会格局的变化,往往用旧的文化模式判断新的现象,就会出现错位。在这方面,我们的理论需要再出发。

建构多元化的电视文化机制

主持人:目前电视文化的状态是一种短期状态,还是会在相当一段时期继续存在?

张颐武:会继续发展,它是中国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随着中国进入WTO和奥运申办成功,中国电视文化面对许多矛盾,如跨国资本进入的冲击,电视娱乐节目的“概念贸易”带来的“全球本土化”问题等等都有待我们继续探索。

夏学銮:作为一种感性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电视作品的世俗化在转型期的中国将会长期存在。只有当一种新的理性文化开始循环的时候,世俗化的电视作品才会退到后台,让位给充满理想和信念的新文化作品。

主持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提升电视节目的品位?

张颐武:电视工作者比我们熟悉运作的过程,也有许多好的创意,他们只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就会有可观的成果。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也提供了最好的平台。中国电视文化的前景仍然是非常好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其中将一些“看不见”的阶层纳入到其中,显示他们的光彩,表现生活和社会的多样性,创造社群的团结。

夏学銮:不要为娱乐而娱乐,要让人们在娱乐中增长智慧、提高修养和激发创造才能。另外,在娱乐中不要为了追求噱头而搞一些恶作剧或庸俗低级的东西,要充满人文关怀精神。

尹鸿:提升电视节目的品位,应该与构建理想的电视文化一起来谈。新世纪的中国电视文化,应该是一种多元的文化,一种大众与小众、共性与个性、高雅与通俗、主流与边缘、认同与超越、正统与前卫、男性化与女性化、国际化与本土化、传播与接受,相互补充、相互参照的并存、互动的文化,它承认所有人的文化权利,它尊重人们所有的精神需求,只有这样,电视才能真正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充满活力的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政客获取政治权利和商人获取经济利润的工具。

也许,目前我们还缺乏建构多元电视文化的机制,但是,这种机制的建立只是需要我们以一种对文明、对我们自己负责的方式去探索而已,目前电视娱乐倾向的过度膨胀必将随着人们对电视文化的重新认识而得到调整。世世代代,人类曾经面对过许多挑战,最终都度过了危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依然会寻求到一种能够维护、鼓励和推进文化多元发展的途径,而且这种途径不仅是政治性的同时也是经济性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符合人自身利益的文化需求不能经受文化市场的检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大众文化素质的提高,电视文化的多元性将不仅是一种公益需求,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产业需求———而这一点,在国内外的文化产业运作中,已经有了许多成功经验,这些经验正为我们提供了对电视文化多元前途的信心。

●主持人:本报记者吴娟●参与专家:张颐武尹鸿夏学銮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电影、大众文化及批评理论研究。著有《在边缘处追索》、《大转型》(与谢冕合著)、《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散文集《世纪末的沉醉》等。

尹鸿,文学博士,清华大学传播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事媒介文化、影视文化与艺术的研究、批评和教学。著有《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镜像阅读》等著作。主编《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等。目前正进行“好莱坞与中国电影”、“媒介理论与媒介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曾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做访问学者两年。现从事社会心理学、社会福利制度、社区建设和青少年研究。著有《转型期的中国人》、《整合社会心理学》等专著。主编《中国社区建设:理论政策实践》等。

大学生谈电视节目

·网上调查·

“电视节目正在庸俗化吗?”记者日前在某网站的校园频道以此为题,做了一个小型的舆论调查,不少网友参与讨论。

一部分网友对电视节目现状表示了自己的不满。但谈到造成电视节目尤其是娱乐节目品位不高的原因时,观点莫衷一是。网友沙白先生认为,思想界、娱乐界缺乏创新,商业化运作淹没创新,是主要的原因。网友春塘鱼认为原因是社会整体缺乏信仰,无信仰就会庸俗,就会追求感官刺激以解脱自己。网友鸣惠则认为,电视节目“俊男靓女、戏说、偶像”这些现象,不单是庸俗和信仰的问题,还暴露出深层的问题,在我们当代的文艺工作者中,缺少思想精英,在创作思想中缺乏一种挑战权威的意识。

也有网友认为,对当下的影视节目或相关文化现象不应一概而论,一个“俗”字概括不了复杂的现状,应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不同的文化现象进行具体分析。一位网友说,游戏节目能热起来,说明这样的节目有观众基础、有市场,对于靠广告赢利的电视台来说,给这些节目留出空间无可非议,也满足了一部分观众的观赏口味。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这类节目应占多大比例?能否满足不同文化层次观众的需求?在商业利益和文化品位之间,电视经营者能否找到平衡点?等等。

谈到大学生热衷《大话西游》现象,有的网友表示不可理解,也有的网友认为《大话西游》所代表的文化并不属于俗文化,与一些低俗的电视节目不可相提并论。

《文汇报》 2001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