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59 次) 时间：2000-07-25 22:43:48 来源：单小海 (单小海) 原创-IT
1998年是改革开放二十周年，也是蛇口创建二十周年。踯蹰徘徊的中国向何处去？在世纪末的风潮中，每个人都在沉思，在反省。。。。。。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沉寂多年的蛇口又被人重新记起。
袁庚：坐看云起时，星斗正阑干
单小海
今天的蛇口显得很安静。
当我们的车缓缓驶入蛇口工业区的时候，我注意到大道旁矗着的蓝底白字的标语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曾几何时，这句口号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一样，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迅速地从蛇口传遍了全中国。
而我前去拜访的，正是这些口号的“始作俑者”、招商局第29代掌门人袁庚先生。二十年前，在“左”潮未退、乍暖还寒时节，正是年逾花甲的他一手创办了蛇口工业区。
“我不懂（计划）经济，所以我们搞出个蛇口”
袁庚提出开发蛇口的大胆设想是在1978年的11月，当时，离拨乱反正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有一个来月呢。事过境迁，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袁庚，一位62岁的老人，一位坚定的共产党员，会想到在社会主义中国开辟蛇口这样一块改革开放的试验田？
“经济学家宦乡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我同意他的说法。”
袁庚于39年入党，同年参加东江纵队，转战大江南北。新中国成立后，袁庚长期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对国内在苏联影响下的计划经济建设几乎一无所知，他所接触的，都是自由竞争下的市场经济。“除了非洲，其它四大洲的主要国家我基本上都去过，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比较熟稔。”
所以当他结束铁窗生涯、开始接触国有经济时，计划经济下国有企业的人浮于事、机构臃肿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一到交通部，就带丹麦B&W公司总裁去上海一家国营船厂参观，那个厂一共一万多人，能够上船台工作的还不够五千人。丹麦人非常奇怪，说以你们的设备技术规模，一年就造两条船？我问那你们造几条，丹麦人说我们起码造十二条。。。。。。那是我上的第一堂经济课。”
“所以我到香港招商局任常务副董事长的时候（董事长由当时的交通部长兼），就开始想利用招商局的对外优势，在隔海相望的蛇口建一个工业区，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设备和管理，不用国家投资，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回首往事，袁说得轻描淡写，但是我们不难想象，在整整二十年前，做出这一决定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么坚定的信心。
“当年交通部也有人激烈反对，说老袁把交通部的钱扔到那个小地方，又搞保险又搞银行又搞工厂，纯属不务正业嘛！”
“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我们当时的成功就在于排除了政府的干预，摆脱了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东西，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律也就是价值法则办事，而不是拍脑袋想当然。”
值得注意的是，蛇口工业区是招商局的企业，而招商局隶属于交通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蛇口工业区也可以被视为“官商”，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当时中央的支持是分不开的。蛇口企图凭借体制的力量来冲击体制—-一个严肃的悖论。它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意味深长的。
“我不懂经济，我对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一窍不通”，袁庚再次强调。一个对当时经济制度和经济活动规则“一窍不通”的人，却一手缔造了一个辉煌一时的经济奇迹，真不知该算是经济体制的悲哀，还是幸运？
“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
袁庚已经82岁了，微瘦，穿了一件休闲棉恤，人看上去很精神。老人最近刚动过手术，他喜爱的高尔夫是没办法再玩了。剩下的唯一乐趣就是看书看电视，籍此了解外面的世界。
“有记者问我，你每天最高兴做什么？我说我以接受信息作为一种娱乐。” 但是，“当下舆论的开放性仍然有待提高。当一个社会发表不同言论的渠道不畅通，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就会冒出来。正面的东西反而少人关心。。。。。。绝对稳定是从来没有的，不可能想象一个绝对稳定的社会会有进步。要使到整个社会所有人民的聪明才智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而不是依靠少数人的智慧。”
其实，蛇口当年之所以引起诸多争议，主要也就是因为这一点。据说，袁在主政蛇口期间，除了大刀阔斧地改革经济体制外，更是把主要的兴趣和精力都投入到政治体制的改革上，“我坚信，在中国，没有纯粹的经济问题，所有经济问题的背后，都必然是政治问题。要使市场经济成熟、规范，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说是改革，但是在当年来说，蛇口的许多举措无异于革命，即使是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说是非常大胆的。“在蛇口的前十年，蛇口没有发生过一起干部贪污或卷款潜逃的案子。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领导干部都是直选产生的，要定期接受群众的质询和监督。”袁的改革是真刀真枪的，同样也对准了他自己：作为蛇口的最高领导，从84年起，他同样要站在演讲台上，接受群众的质询和选举。
改革还体现在蛇口的言论自由上面。“有一个时期，蛇口在言论方面比较自由，报纸不用审查，只要是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什么人什么事都可以谈论都可以批评，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可以作为佐证的是1985年的2月，在蛇口最“风光”的日子里，蛇口机关报《蛇口通讯》却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群众来信，批评蛇口的诸多弊病，并毫不客气地请袁庚“学习一下管理、注重一下管理”。事前，报社请袁审稿，遭拒，再次上门请示审批，袁大笔一挥，“原文照发”。文章发表后，在蛇口乃至全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并荣获85年度的全国好新闻评比特等奖。
就这样，蛇口的不同声音多起来了，甚至“不能让袁庚一个人说话太多”、“袁庚应该退休了”的论调也时有所闻。作为蛇口的“权威”，对这一切，袁庚采取了一种非常宽容甚至是暗许的态度。
这一切都在1988年的春天嘎然而止。88年1月，曲啸、李燕杰等三位“青年导师”来到蛇口，与青年人对话。蛇口的青年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与演讲者发生争执，最后被上纲上线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一场大争鸣，这就是著名的“蛇口风波”。
当这场风波愈演愈烈时，袁出面阐明了自己的态度：“我非常赞赏这句话‘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要誓死捍卫你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这是保卫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所以，对那位被追问姓名并上了什么材料的年轻人，我们一定要加以保护，即使他的发言有什么不妥，也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袁的发言赢得了阵阵掌声，即使是在十年后的今天，这席话听来仍然振聋发聩。
然而，回想起来，蛇口的命运也正是在这些时刻被决定。
“蛇口也不是世外桃源”
92年的8月，袁庚接受《万科周刊》采访时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蛇口不搞土地拍卖和商品房地产市场”。
为什么？
“因为蛇口（工业区）地方不大，主要是满足投资外商和干部职工住房以及工业区发展的需要，如果拿去卖的话，从长远来看不利于发展。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拿房子出去卖，业主又拿去出租，三教九流、一拥而入，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黄、赌、毒等治安问题，反而是得不偿失。”
“我可以骄傲地说，即使是今天，我们蛇口的人口素质也是一流的。所以蛇口还保留了一些好的风气，很少恶性的刑事案件。很多高素质的人都愿意到蛇口来居住。”
平心而论，这一举措无疑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结合袁的民主选举等一系列措施，感觉他的用心与其说是想建一个经济开发区，不如说是想在二十世纪末的蛇口建一座乌托邦。
但是蛇口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在现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蛇口的一些好的传统也在逐渐瓦解。”袁很坦率地承认，语气里仿佛有淡淡的惋惜。
“企业，要么是利润，要么是死亡”
沉默半响，我们的话题又转回蛇口的标语牌上。 “这些口号已经过时了”，袁庚笑着摆摆手，仿佛不愿多谈这些过去的光荣。其实，这些口号的“过时”未尝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因为它们已经成为整个民族的共识。
“很遗憾，我还提过一个口号，一直没有能够传播出去。”袁庚话锋一转，“那就是‘企业，要么是利润，要么是死亡’。连年亏本而又死不了的企业，只有中国才有。”
国有企业为什么积重难返？“关键就在于他们都是各级政府的企业，各种权力利益纠结在一起，领导者关心权力甚于关心利润。小平同志早就说过：经济领域中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片面强调经济工作中的地区、部门的行政划分和管辖，画地为牢以邻为壑。。。这样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就不需要也不可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来运转。”
“中国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我注意到吴敬涟最近有篇文章，讲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这种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二十年来改来改去，最后连他也弄不清楚了。
朱容基在国企设稽核员，一个稽核员有几个助理，负责几个大中型国企，期望他们去把企业的问题真正查清楚。这一步很重要。情况明，才能决心大嘛！其实，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政府行为过多地介入了企业经营。我也看过商报的那篇文章，标题叫《蛇口怎么了？》蛇口怎么了？就是政府行为进入企业嘛！以前蛇口的干部通过人民选举产生，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现在呢。。。。。。一种权力不受制约，就必然导致腐败。。。。。。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只要是计划经济，都摆脱不了这种死症。”
“但是现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新的企业，这些企业相对可以少很多桎梏。比如通过股份化改造，理顺产权关系，就可以比较健康地发展。当然，前提是它们既不是近亲繁殖，也没有受到行政权力的污染。我大概地观察过中国的上市公司，那些发展势头比较好、真正有效益的，基本上都是这样。”
“但是也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企业无法完全摆脱政府的阴影，不能完全按照市场经济那一套来运作。就拿万科来说吧，王石是个有魄力的人，但是我相信他也要把大量的精力花在对上下左右的公关上，这也是企业生存之道啊。”
有一种普遍的担忧是国有企业长期生存在母鸡的羽翼下，走得太快会不会出现一放就乱的局面，对此，袁的回答是，关键要有法制，要有一个健全的监管机制。“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政府只通过‘第三种力量’来影响企业。所谓‘第三种力量’指包括商业银行、社会保险、法院和新闻传媒等在内的中介机构。政府通过这些中介组织来调节企业的发展，而不是亲自披挂赤膊上阵。”
“企业尤其要警惕人治的陷阱”
蛇口创建之初，袁庚曾经拒绝了港资七大财团的入股倡议，为此，他现在仍然后悔不已：如果当时蛇口再走远点，都股份化了，也许后来受到的行政干预就会少一点。如今看来，这想法未免有点儿过于天真，但更让人感觉他对蛇口真诚而执着的感情。
值得庆幸的是，袁终究还是留了一手：在他的筹划下，蛇口先后成立了两个大型股份制企业：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1982）和招商银行（1987）。1988年，又是在袁庚的主持下，蛇口社会保险公司顺利地进行了股份制的改造，更名为平安保险公司。目前，招商银行已跻身世界前500家银行之列，平均资产利润率居全国银行业之首，世界排名第13位；而平安保险已经成长为中国的第二大保险公司。
有人把这形象地称为“胜利大逃亡”。“当年‘胜利大逃亡’的三家企业，有些其实也还带有一点近亲繁殖的味道，还不能称纯粹意义上的股份企业。但是无论怎样，这毕竟是迈出了一大步。我希望他们能够稳健地前进。”
尽管已经隐居多年，袁对新兴企业的兴衰成败仍然十分关注。“江总书记97年在中央党校说过，‘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在改革的路上，我们的确需要更多的勇气。你们万科是办得不错的，但是也一定要保持强烈的危机感，我上次参加平安的董事会，就再次讲了青蛙的故事：把青蛙放在热水里，它感到危险，立刻蹦出来，如果放在温水里，慢慢加热，它就麻痹了，泡在温水里面很舒服很过瘾，等到越来越热，体力消耗尽了，再想跳出来就为时已晚。这虽然说的是青蛙，但是对企业来说，同样有警诫作用。难道青蛙就这么愚蠢，人就这么聪明？当你的公司迅速发展，下面一片赞扬声的时候，你很容易洋洋得意，但是往往危险也就孕含其中。”
“何清涟不是写了本《中国的陷阱》吗？（大陆版改为《现代化的陷阱》）对企业来说，中国现在同样有着太多的陷阱，任何一点小的错误都可能使你辛辛苦苦打下的企业垮台。
当然，如果上级英明，政府不太多干预，主政者素质较高，比较清醒，措施得当，这些企业也可以发展得不错。但是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靠个人的英明神武肯定是靠不住。更何况中国有着这么悠久的人治传统。《邓选》里不是透露过嘛：‘毛泽东批评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但是毛泽东自己晚年也没有避免这些错误。所以归根结底，这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蛇口的教训，就在于没有建立起一套自己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彻底地摆脱人治的阴影。君子之泽，五世而斩，更何况。。。。。。”
蛇口的袁庚和袁庚的蛇口
讲到人治，话题又绕回袁庚身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没有袁庚，就没有今天的蛇口，没有蛇口，也不会有今天的袁庚。袁庚的个人才能、信念和勇气，使得他成为蛇口人一座无法逾越的山，无论后来者喜欢与否，都无法绕过他。
袁又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人。日本投降前夕，28岁的袁庚以上校军衔赴港与英军谈判，当时国民党从重庆派来的谈判代表余兆祺少将对袁庚的评价是十个字：盛气凌人，不知天高地厚。袁的为人可见一斑。如今尽管已年逾八十，谈锋依然尖锐切肤，谈到关节处甚至有点咄咄逼人，一股桀骜不驯之气扑面而来。可以想象，以袁的这种性格，对他不满的人当不在少数。
84年，蛇口管委会第一次信任投票时，只有1个人对袁庚投不信任票，到了86年，参加投票的2300人中共有341人未投他的信任票，其中有91人投了不信任票；有人把他称作蛇口的“土皇帝”；在袁庚主事蛇口的后期，甚至有干部喊出了“袁庚退休”的口号。对这一点，八十二岁的袁庚又是怎样看的呢？
袁庚没有正面回答我们的提问，“我认为，只要是按市场经济和价值法则办事，谁来领导都可以。”可能在他的意识里，这已经不是问题。因为就在那次投票结果宣布时，袁庚公开演讲：“如果讲我是蛇口权威，那么权威正在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这说明蛇口人在民主风气熏陶下，对自己的领导者有更多选择余地了，反对袁庚也没有什么可怕了，是大好事，坚持下去。。。国家就有希望了”。
袁庚是1992年退下来的，离休以后，他对蛇口发展的影响力已经逐渐地消退了。毕竟是6年过去了，再过分夸大他对蛇口的影响，无论对蛇口还是对这位老人，都未免有失公平。
辉煌已过万重山，但开风气不为师
夫子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面前的袁庚，时时让我想起这句话。
“毋庸讳言，引进外面的资金和技术容易，要营造一个现代政治的人文环境就要困难得多。因为它和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的体制相排斥。”
所以当蛇口在改革的路上走得越来越远，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指责。“比如说当年我们搞干部选举，左邻右舍就很讨厌，你这么搞下去，如果大家都来投票选干部，那我的乌纱帽怎么办？所以在中国搞改革，就不仅仅是自己的事，还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既得利益，不知不觉间就得罪了很多人。”
袁庚极喜欢将蛇口比作“中国开放与改革的试管”，作为蛇口当年的主要决策者，袁庚一直在蛇口坚持政治体制改革、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齐步走，如今回头去看，他又作何评价？
“这是不可能的。”袁回答得很肯定，也很简单“因为蛇口毕竟不是在真空里搞改革。”
怎样看蛇口的今天？袁显得很豁达：“蛇口辉煌过一段，但是不能老是辉煌。蛇口弹丸之地，就九平方公里，再怎么弄也有限。。。。。。蛇口的辉煌已经成为历史了。如果永远都是蛇口第一，那全国岂不是就没有进步了？现在全国不少地方远远超过蛇口，这是大大的好事，长江后浪推前浪嘛！”
“我真心希望（改革）能够有一些创新的东西出来。”
是啊，在改革这场惨烈的攻坚战中，冲在最前面的都将最先倒下，这也是历史的规律。蛇口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它的实验性，在于蛇口以自己的实践给中国的改革提供了经验，也提供了教训。从这一点来说，蛇口不仅是深圳的，更是中国的，不仅是过去的，更是未来的。
车出蛇口，蓦然回首，一支被折断的试管孤单地伸向南中国海。
袁庚简历
1917年4月，生于广东省宝安县。
1936年，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燕塘分校。
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4年，担任东江纵队联络处处长。
1945年，担任东纵驻港办事处第一任主任。
1946年，随部队编入三野，参加了济南战役和淮海大战。
1950年，赴越南，任胡志明的情报和炮兵顾问。
1953年，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
1968年，经康生批准，袁庚被捕入狱。
1973年，在周恩来等人的过问下，获释。
1978年，就任香港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同年向中央建议兴办蛇口工业区。
19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
1992年，离休。
蛇口备忘录
78年10月9日，袁庚起草《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上报党中央、国务院。
78年12月18日，国家经委、交通部、广东省委、招商局等单位的领导会聚一堂，商谈在蛇口筹建工业区的有关事宜。
79年1月6日，广东省革委会、交通部联名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我驻香港招商局在广东宝安建立工业区的报告》。
79年7月20日，蛇口工业区正式运作。
80年3月，蛇口开始在全国公开招聘人才。
81年11月，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向五届任大常委会介绍说：“蛇口的管理方式，为改革现行的管理体制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82年6月，在蛇口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中外合资企业—-南山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袁庚出任董事长。
83年2月9日，胡耀邦、李鹏等视察蛇口。
83年4月，蛇口工业区第一届管委会成立，蛇口在全国率先实行干部聘任。
84年1月26日，邓小平、杨尚昆、王震视察蛇口。
84年3月28日，袁庚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作重点发言。
84年6月4日，在第一期沿海部分开放城市经济研讨会上，袁庚被中央批准为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的顾问，赴各地推广蛇口的开放经验。
85年4月24日，蛇口第二届管委会通过选举产生。
87年4月，蛇口董事会取代管委会。
88年1月，发生“蛇口风波”，8月，《人民日报》组织讨论。风波延续到89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