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86 次) 时间：2001-09-26 11:13:37 来源：刘磊 (传媒大亨) 原创-非IT
“另眼读中国”之百年流行（一）
刘磊 方玉萍
世纪初“流行”
留日热
1901年，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呈复内阁的奏折中，提出将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学习作为一项政策推行。于是，到日本留学成为大批热血青年的选择。此后数年，中国出现了一股“留日热”。
抱着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变法自强之目的，一批批青年纷纷赴日学习。这些青年到日本后，接触了大量经日本人介绍的西方思想文化，使他们耳目一新，逐步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这给此后数十年中国的政治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早期领导人中，就有许多曾留学日本，如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董必武、李汉俊、陈望道、李达、周佛海、彭湃、王若飞等。而在国民党的领导人中，也有许多曾留学日本，如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汪精卫、居正、吴稚晖、阎锡山、何应钦、张群等。此外，还要许多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文化界人士如鲁迅、郭沫若、沈均儒、黄炎培、田汉、成仿吾、周扬、夏衍等，也曾留学日本。
欧风美雨
鸦片战争之后，坚船利炮、声光化电等词汇依次成为国人概括泊来之物的用语，但这些称谓中，外来之物仍然是具体之物，而在20世纪初出现的“欧风美雨”一词则反映了国人西方文化认识的深化——在一片风雨之势中，来自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已
急速地渗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著名历史学家陈旭麓认为这一新词“兼具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以精练的方式表达了千言万语”。据他考证，“欧风美雨”一词最早出自蔡锷之笔。1902年，蔡锷在《军国民教育篇》中用“欧风美雨之震荡”来形容当时之局势。其后，这一词汇陆续出现在梁启超、秋瑾、陈天华等的文章中，“欧风美雨”也从一个新词变成了“熟词”。
《革命军》和《猛回头》
1903年，由上海大同书局刊行的《革命军》甫一面世，就行销百余万册，以当时受教育者的人数之少，如此大的发行量已堪称奇迹。邹容的《革命军》被时人推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据说，在有的偏远地方，竟然卖到10两银子一册。
无独有偶，同样是在1903年，陈天华写了《猛回头》和《警世钟》，同样是以通俗的语言宣扬反清革命，也是风行一时，先后翻印十余次。
《革命军》和《猛回头》、《警世钟》的风行，说明“革命”已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2年后，因“苏报案”入狱的邹容病死狱中。而就在同一年，写下《猛回头》和《警世钟》的陈天华也在东京大森湾蹈海而死，欲以一死唤起国人觉醒。
《天演论》
1905年严复译《天演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使国人的眼界大开，“天择”、“演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最为流行的字眼。
剪辫子和放天足
民国成立后，一股剪辫子的热潮在全国兴起。早在辛亥革命前，革命人士就提出“革命、革命，剪掉辫子反朝廷”的口号，将剪辫子视作反清革命的重要象征。所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久，就发布剪辫子的公告：
“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凡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各地也纷纷成立许多剪辫子的团体，不但剪自己的辫子，甚至当街剪掉路人的辫子，一时间兴起了“剪辫热”。山东都督甚至通令各州县，凡不剪发者一律停止其选举权、被选举权及诉讼权。垂长辫子的男子
1914年６月２３日，北京政府内务院又颁布《劝诫剪发规程六条》，规定，凡政府官员、职员不剪发者停止其职务；凡车马夫役不剪发者，禁止营业；凡商民未剪发者由警厅劝令剪除；凡政府官员的家属、仆役未剪发者，其官员要负劝诫之责。在这股剪辫子的热潮中，绝大多数国民陆续剪掉了辫子。但也有人抵制剪辫子，甚至宣称“吾头可断，辫不可剪”。如张勋的辫子军就人人留有辫子。张被称为“辫帅”。参政院参政中脑后垂辫的也有１０多人。直到1928年，在北京依然有“垂垂拖豚尾者”。当年的《申报》统计，北京尚有男辫4000多条。
在男子剪辫子的同时，女子放足也成了热潮。3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就以孙中山的名义令内务部“速行通饬各省一体劝禁（缠足），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缠足本来就是迫于习俗，一经政府大力劝禁，放足与天足者就日益增多。一些民谣也随之而起，唱出了女子从缠足中解放出来的快乐：“大脚好，大脚乐，去操作，多快活，又不裹来又不缠，又他疼痛又省钱。”但在不少地区，缠足的陋习仍难根除。四川就有一首《缠足歌》唱道：
问娘何心毋乃酷，
忍叫自己亲骨肉，
未成人先成废物。
只因媒妁再三渎，
谓足不美美不足，
恐娘受骂女受辱。
鸳鸯蝴蝶派
1914年6月，《礼拜六》周刊创刊，而同在这一年创刊的鸳鸯蝴蝶派报刊竟达21种，这标志着该派文学活动进入了极盛时期。在清末民初，鸳鸯蝴蝶派小说成为最流行的文化消费产品。在当时的上海滩竟有“宁可不娶小老婆，不可不看礼拜六”的说法。
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代表着近代中国通俗文学的崛起。该派作品多写爱情故事，时常出现“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之类的套话，所以也被人称为“鸳鸯蝴蝶派”。代表性的作家有包笑天、周瘦鹃、张恨水等，而他们也是中国最早的一批靠小说写作为生的文人。也是从这里开始，文学与报刊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后，鸳鸯蝴蝶派虽因其格调不高而不断遭致批评，但由于有可观的消费市场，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些鸳鸯蝴蝶始终照飞不误，这也使他们成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学流派，并且出现了象张恨水的《啼笑因缘》这样的优秀作品。
《新青年》
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从1916年第一期起改名为《新青年》，而这时的《新青年》已经风靡全国知识界。作为一份刊物，《新青年》存在的时间并不很久，但在20世纪的中国，没有一份报刊能象《新青年》这样如此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巨人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几乎都是通过《新青年》走上历史舞台的。
当时，《新青年》在全国各个城市的青年中传递。它所吹响的思想启蒙运动的号角激励了千千万万青年冲破桎梏，投身于新文化运动之中。
“德先生”和“赛先生”
“德先生”者，Democracy,民主也；“赛先生”者，Science，科学也。在1919年第一号的《新青年》上，陈独秀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一文中把民主和科学尊称为德先生和赛先生：
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谟克
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
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
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
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
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
其实，早在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拉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伊始，民主和科学就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越来越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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