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17 次) 时间：2001-09-25 09:09:17 来源：徐世平 (申一申) 原创-IT
高行健的“理由”
这两天，高行健跑到瑞典去了，为了那笔900万克朗（约合100万美元）的诺贝尔奖金。单冲这笔钱，我为高行健高兴。因为，靠画点东西和涂点文字维持的生计，毕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领赏之前，高行健作了一个题为《文学的理由》的演讲，却让人十分的沉重……倘若不是冠以文学的美名，真会叫人误以为是一篇政治的宣言。
高行健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对高行健的得奖，代表中国作家立场的中国作家协会早就指出，该项奖“不是从文学角度评选，而是有其政治标准。这表明，诺贝尔文学奖实质上已被用于政治目的，失去了权威性”。也有正直的评论家指出，这是向中国文学开了一个“大玩笑”。一位评论家曾在80年代初期写文章介绍过高行健和他作品，他说：“那时是把他作为戏剧新人向读者推荐他的作品。不知道他到法国后是否写过大作，但要凭他80年代在中国时创作的几部话剧和小说就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那就太荒唐了。”
想必，高行健也听到了这些说法。因此，他曾极力否认自己得奖的政治原因，而强调自己作品的文学价值。在他的“文学主张”中，推祟所谓的自由自在的“纯文学”，认为“文学原本同政治无关”。然而，看看他的《文学的理由》的演讲，却让人对他的主张产生了足够的怀疑。在这个演讲之中，到处充斥着这样的字眼：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劫难；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作家倘若想要得思想和自由，除了沉默便是逃亡……尽管，高行健再三标明他不想“滥用这文学的讲坛去奢谈政治与历史”，但他对中国的无端批评不是政治又是什么？他在抵达瑞典的那一天，不无得意地说：“在中国政府的眼里，我是异议分子，但我认为自己比这更胜一筹。我想我有权批评中国政府，因为他们总是批评我。”政治的标签，生动地贴在了他的脸上。
前些日子，曾在国外的媒体上看到一个文章，里面有一个片断说，高行健的得奖，恐怕主要得益于他的“流亡作家”和“异己分子”的称呼，而所谓的“作品在西方的影响”和评委马悦然的推祟，则是次要的因素。这篇文章甚至这样举例说明：高行健小说唯一的英译本，是由澳洲学者翻译的《灵山》。此书出版社虽然是英国公司，但是小说却是在澳洲出版而未在英国发行。文学奖宣布后，英国各大书局，竟然找不到书来卖。美国方面，《纽约时报》与《洛山矶时报》分别访问了知名的汉学家兼翻译家葛浩文。葛浩文显然也并非深入研究过高行健的作品，在报上发表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谈话。其他的受访对象，如汉学界泰斗李欧梵、曾经编辑过当代中国戏剧集的严海平（译音），都不算是高行健的研究者。显而易见的，在西方的汉学界，高行健的作品向来都非常不受到重视，也难怪多数的学者都对他的获奖感到惊讶。如果高行健不是得了诺贝尔奖，一般群众是不大可能有兴趣知道他是谁，写过什么作品……一位西方的评论家也指出：“高行健是谁？他的作品怎样？我简直一无所知。颁奖给高行健，可能与他反对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体制有关。”
自称是“讨厌政治介入文学”的高行健显然深知“逃亡作家”的份量。他在演讲中，从东方谈到西方，从古代屈原谈到当代的许多逃亡作家，刻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的政治迫害的“逃亡者”。加之他过去的“刻意模糊”，以至于西方的媒体一直将他列为“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并与北岛、刘再复等相提并论。但是，据我所知，高行健早在1987年便去了法国，“六四”又与他何干？！我还听说，那个时节的高行健，好象正在巴黎的某个地方推销他的画作，赚点外快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流亡”或“异议分子”作为一种标签，还是有其实用价值的。高行健对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的评委们感激不尽，他说：“我感谢你们把诺贝尔奖给了文学，给了不回避人类的苦难，不回避政治压迫而又不为政治效劳独立不移的文学……”够了，一口一个政治，一口一个压迫，三句话不离本行，其“政治家”的颜面一览无余。
高行健说了一大堆的“理由”，显然不仅仅是文学的。因此，我倒是建议他改一下演讲的题目，干脆叫《政治的理由》罢了，也省得玷污了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