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272 次) 时间：2001-09-16 20:48:37 来源：刘磊 (传媒大亨) 原创-IT
中国报刊的“壳资源”
刘磊
“借壳办报”与“壳资源”
在我国证券市场上，有一批冠以PT、ST头衔的上市公司，这些公司业绩很差、经营困难，但在上市额度严格控制的情况下，这些公司不但没有视作垃圾，反而被誉为“壳资源”。 一些想上市却又苦无途径的企业便对这些“壳”公司进行兼并收购，进而达到“借壳上市”的目的。
在我国报刊市场上，也存在这样一种“壳资源”。由于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对刊号的严格控制（现在更是到了几乎一个新刊号也不批的地步），于是一些新的投资者为了进入传媒领域，只能兼并那些发行量极小、经济状况恶化，但有正式出版刊号的报刊，采用它们的刊号出版自己的报刊。如同证券市场上的“借壳上市”使绩差公司“乌鸦变凤凰”的好戏屡屡上演，传媒领域“借壳办报”的故事，现在也越来越多。比如人民日报旗下的两份报纸《健康时报》和《京华时报》，前者用的是原煤炭部一家报纸的刊号（不是煤炭报），后者用的则是原《中国引进报》的刊号；财经报新贵《经济观察报》用的是山东一家报纸的刊号。
眼下，传媒被许多人认为是最后一个暴利行业，正有越来越多的资本盯上了传媒业这块诱人的蛋糕，所以“借壳办报”也会逾演逾烈。
正如证券市场上的“借壳上市”是因为对企业上市额度严格控制造成的，报刊市场上的“借壳办报”，也是制度的衍生物，是政府对报刊刊号严格控制的产物。这种现象的出现，对中国传媒业产生的是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台湾报业在“报禁”下发展的历史。
台湾报业在“报禁”下的发展
“报禁”是国民党政府自大陆迁台后不久开始实施的，是台湾当局对报纸实行“停登、限张、限印”的统称：
停登，1951年6月10日台湾“行政院”发布训令，规定：“台湾省全省报纸、杂志已达饱和点，为节约用纸起见，今后新申请登记之报纸杂志通讯社，应从严限制登记”（1）。说是“从严限制”，其实这之后就从未批准过一家新报纸登记。
限张，1950年11月台湾“行政院”发布训令，宣布“以国际风云日益险恶，制纸木浆改作军用，纸浆减产，纸价高涨，而台纸公司报纸产量不敷新闻业之用，为使台湾宣传文化事业不致因纸荒而陷入停顿起见，势不能不就减少消费，增加储备方面，做通盘之筹画。”进而规定：“各报应自本年十二月一日起，一律减缩篇幅，至多不得超过一大张半，惟特定纪念日得出增刊，仍不得超过一张，此外不得以任何名义增加篇幅”（2）。后来曾在1958年放宽为２大张（８版），1967年放宽到２张半（１０版），1977年又放宽到３大张（１２ 版）。
限印，是指报纸只准在登记发行处所在地印刷，不得跨地区印刷。这样，报纸要发行到外地，只能采用长途运送的方式。
在严格的“报禁”之下，台湾报业获得了一种畸形的发展：从1951年到1987年的36年间，台湾报纸的总发行量从台湾光复之初的17.5万份，发展到1987年的390万份（3），增长了近25倍，但报纸家数却一直只有31家。
虽然台湾在实施“报禁”的36间报纸家数没有增加一个，但还是陆续有新报纸诞生，就是采用“借壳办报”的方式。当时在台湾，报纸办得再差也没关系，即便停刊，其报纸登记证作为“壳资源”也是奇货可居，因为收购报纸登记证是创办新报的唯一途径。这造成了报纸登记证的价码越来越高：1967年王惕吾收购《公论报》的登记证创办《经济日报》，只花了120万新台币，到1978年余纪中为创办《工商时报》而购买《大众日报》的登记证却花了2100万元新台币。
“报禁”使台湾报业缺少一种充分、有序的竞争，当然影响了台湾报业的正常发展，但台湾的两大报系中国时报系和联合报系却充分利用“报禁”所造成的不平等竞争环境，抓住机会，不断壮大，事实上成为“报禁”最大的既得利益者。1971年，这两大报系所属报纸的发行数占台湾报纸总发行量的不足40%，而到1987年“报禁”解除前夕，却已经达到了75%。（4）从广告收入来看，1987年在台湾报纸广告收入排行榜上列前6位的报纸中有5家属于两大报系。（5）
台湾经验对我们的启示
考察台湾“报禁”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和大陆目前的报业市场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虽然因为中国报纸“刊号”的存量很大，所以“刊号”的价码并没有被恶炒到天价，但刊号“壳资源”的存在却是一样的。
虽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有明确规定：“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名义直接或间接地购买书号、刊号、版号，并参与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等活动。凡购买书号、刊号、版号从事的出版活动均属非法出版活动，坚决予以取缔。”（6）但事实上，“借壳办报”在当前的传媒业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从台湾报业发展的历史看，这种“借壳办报”确实不失为在刊号严格控制下进入报业市场的捷径。
而台湾两大报系在“报禁”环境下快速膨胀的经验也值得目前几家强势媒体集团借鉴。政府对刊号的严格控制使报业处于不充分竞争状态，这就给现有的强势媒体集团很好的发展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台湾自1988年1月1日解除“报禁”后，虽然许多新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两大报系凭借在“报禁”时期积累下的巨大优势，在新的报业格局中仍然保持着龙头老大的地位，直到今天，中国时报系和联合报系仍然是台湾实力最强的传媒集团。
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情况下，目前的强势媒体集团如果能抓住机会快速发展壮大自己，就能在新资本不断进入传媒产业的新形势下，凭借先发优势占据有利地位。
（1）.《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第309页，方汉奇、陈业劭主编，（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
（2） 《台湾报业演进40年》，第50页，陈国祥、祝萍著，（台北）自立晚报社1988年第二版。
（3） 《中华民国广告年鉴（民国77—78年度）》，第31页，（台北）台北市广告代理商业同业公会1989年版。
（4） 冯建三：《从报业自动化与劳资关系反省传播教育》，载（台湾）《新闻学研究》第49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发行。
（5） 《中国新闻年鉴（1989）》，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6）《关于严格禁止买卖书号、刊号、版号等问题的若干规定》，转载自“中国版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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