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文章已经被阅读了 156 次) 时间：2001-09-07 21:34:43 来源：昆明海王星 (昆明海王星) 转载
《历史中的周恩来？》
看了一个叫宋永毅的文章《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感到作者的无知、片面，恶意诋毁，将文革手法用到了极度。中国几亿人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是不会被欺骗二十年的。对周恩来，当局从来没有刻意保护过。而邓小平等为了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代表，为了标榜一贯正确，曾贬低和歪曲过周恩来。周恩来在全中国多数人民中，在中共全党的多数党员中，享有最崇高的威信，这是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等都无法相比的。出了几个人，如：宋永毅，如：那个品质极其恶劣的所谓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如：林彪”未来”的儿媳妇张宁等，对周恩来进行造假、诬陷，歪曲、攻击。但他们无损于周恩来的光辉形象，因为历史是无法篡改的。
四、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宋永毅好像也不是太年青，但感到他对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无知。看问题要客观全面，而我们看到的是宋永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只言片语，乱下结论。宋永毅对文化大革命中好象极为陌生，但对扣帽子、打棒子的文革手法却运用得极为纯熟。只要简单分析一下作者的论点、论据，就会发现其结论之荒谬。
一、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功绩是无人可比的，他的言行是无可指责的
文化大革命以后一些有关周恩来的书籍、文章确实有毛病，他们没有告诉读者一个完全真实的周恩来，或者说是完整的周恩来。但是，这是枝节问题，没有改变周恩来的基本形象。
我们应该告诉读者一个有血有肉的周恩来；一个有缺点，有错误的周恩来；一个不可能洞察一切，预见所有以后发生的事情的周恩来；一个在文化大革命中有时也会迷茫、软弱、情绪失控、痛苦的周恩来；一个很讲求策略，很讲求斗争艺术，实行曲线救国的周恩来；一个在对手非常强大，自己力量薄弱时期，需要说一些假话，需要伪装自己，保护自己的周恩来；一个需要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并利用这个信任，与林彪集团、江青集团进行坚决斗争的周恩来；一个巧妙地利用林彪集团、江青集团之间矛盾的周恩来。
对手（林彪集团、江青集团）太强大了，毛泽东像中了魔一样，肆意妄为。（我从来不认为毛泽东是要把中国搞垮），党和人民太愚昧了，而相对，周恩来的势力太弱小了。开始还有陶铸帮助他，有几个副总理，几个元帅帮助他。但1967年1月陶铸被打倒，3月，几个副总理、几个元帅又被打倒，周恩来只能独撑危局。他是太难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有三种选择：一、硬抗，被打倒；（中央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与毛泽东硬抗，包括彭、陆、罗、杨，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包括陶铸等）二、养病（像陈云那样），退出政治舞台；三、忍辱负重，”曲线救国”。周恩来选择了第三种：”曲线救国”。正是由于周恩来的选择，我们才有今天。如果周恩来倒下了，那将是很多年的天下大乱，很多年的军阀混战，中国倒退半个世纪，人民不知要受多少苦难。
周恩来是策略超级大师，这一点连极有手段的毛泽东也自愧不如。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是很会搞阴谋诡计的，而周恩来从来不搞阴谋诡计。周恩来的手段有很多，比如：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予以附和；重复毛泽东、林彪、江青的话；有时做出无害的过激表现；假打真帮忙；抓住皮毛，转移斗争大方向；打着”红旗”反”红旗”（红旗指毛泽东、林彪、江青的言行）；嘴上不说，行动反对；等等。但是他有个原则：从不搞落井下石，从不在关键问题上搞揭发，从不整任何好人。
我们不应苛求周恩来，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周恩来经常有满肚子的话，无法向人倾诉，他忍辱负重了十年，他受的委曲是任何人所没有办法比的，他像一支蜡烛一样，燃尽了自己的全部，他是真正的无私无畏的人。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周恩来。他是说过一些吹捧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的话，他也说过批判刘少奇等人的话。他身为中共中央的第三号人物，（后来是第二号人物），他不这样说行吗？那时大家都这么说，周恩来跟着多说几句，起不到什么坏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个人崇拜、对领袖的盲从被搞到了极点。如果一个党政干部不去吹捧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甚至只是吹捧得程度不够高，都会带来巨大的政治灾难。中共的吹捧风气至今仍存在。周恩来确实吹捧过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这是完全正常的。不吹捧，吹捧得不够热烈，反而是不正常的。宋永毅在他的文章中，举了大量的关于周恩来曾经吹捧过毛泽东、林彪、江青等人的事例。任何一个了解文化大革命，了解中国政治文化的人都会觉得宋永毅的可笑和无知。
为了能”曲线救国”，周恩来就要自保；就要得到毛泽东的高度信任；就要与当时深得毛泽东宠信的，炙手可热的人物林彪、江青等搞好关系，使他们无法抓住辫子；就要表现出自己的”革命”；就要极为讲究斗争的策略。毫无疑问，这些作法是应该的，必须的。他这样做是为了人民，是为了国家，而绝不是为了他个人。
我们到什么时候，都不要脱离历史条件，去对待前人，对待他人。
二、周恩来经过十年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
周恩来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复杂的，不断变化的。
总的来说，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是忠诚的，从来也没有想过打倒毛泽东，更没有加害过毛泽东，他只是极力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极力挽救毛泽东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严重损失，同时也极力维护着毛泽东的威信。毛泽东与林彪、江青是有区别的，毛泽东主观上还是为中国好，为中共好。毛泽东有严重错误，而且越来越严重，后来发展到简直是严重罪行了。但对毛泽东仍然应维护，而不是搞垮他。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还极力维护毛泽东。
这绝不是奴颜婢膝，绝不是愚忠。周恩来作为党的第三号人物（林彪倒台后是党的第二号人物），维护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领导是完全正常的。他的这种做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中国没有民主政治制度，毛泽东的威信和影响被人为地提到了最高，中国的政治文化的非常落后，人民和党员是比较愚昧的。而周恩来本身的影响和威信，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都无法与毛泽东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毛泽东下台或因周恩来与毛泽东直接对抗，毛泽东不得不完全依靠林彪、江青，就会天下大乱，并完全失去控制。所以此时的正确作法是得到毛泽东的信任，说明毛泽东，争取毛泽东的支持。
除了周恩来争取毛泽东的支持外，毛泽东那时也不能没有周恩来。他知道没了周恩来，局面就无法收拾了。当然毛泽东也需要林彪、江青，没了林彪、江青，他无法推进文化大革命，并将完全被周恩来所控制。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了一种相互制约的平衡。毛泽东在上，林彪、江青与周恩来分为左右，在下。毛泽东对周恩来不那么信任，但又离不开，他要依靠周恩来的才能和威望，来管理国家和党。毛泽东对林彪、江青是充分相信的，他要他们起来革命、造反，但对他们的政治经验和政治能力又感到不放心，怕他们把国家、把党搞得不可收拾。
宋永毅说：”例如，《年谱》中有这样一条记载：’1966年7月26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我曾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如果不做细究，真会认为周早在1966年文革初期便与林彪倡导的个人迷信作了正面的坚决斗争。但只要浏览一下1966年7月前后的报刊文献，便会明白必其中必有蹊跷－－’剪裁’奥妙。首先，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他们所用的词汇，语式几乎是完全一样的。查1966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便可以发现周在4月30日’首都各界十万人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集会上的讲话’中吹捧毛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和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5月21日，周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鼓吹毛是’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
周恩来对林彪提出的’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类言辞，同毛主席谈过，也同林彪交换过意见，提出用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此事应该是事实。当然这不是”正面坚决斗争”。略懂一点政治的人都知道，在当时的形势下，为这几句话，就与得到毛泽东坚决的支持，如日中天的林彪进行正面的坚决斗争，是不可能的。周恩来只是以婉转地言词同林彪交换意见，对毛泽东则更是小心地提出不同意见。显然毛泽东、林彪都没有接受周恩来的置疑。至于说公开讲话中，仍采用林彪的说法，是为了党对外的一致性。这也是普通的政治常识。所以，没有证据能证明周恩来当时没有对林彪的提法提出过疑问。
宋永毅断言：”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中，文革初期吹捧毛最力的恐怕就是林，周两人”。
不对，周恩来在吹捧毛泽东方面远不如林彪。连小孩子都知道，上面提到’顶峰’,’最高最活’,’最高指示’等都是林彪创造的。宋永毅将林彪”功绩”分给了周恩来一半，林彪如地下有知也不会干的。当时在中共副主席级的高干一共六人，朱德基本退休了，陈云养病，刘少奇、邓小平同周恩来一样对毛泽东进行了吹捧。因为刘、邓二人很快就靠边站了，所以当时的讲话未公布。但从刘少奇的检讨书中，从邓小平几次给毛泽东的表示效忠，绝不翻案的信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对毛泽东的吹捧。我们应对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有一个理解，他们对毛泽东的吹捧是无奈的。时到今日，二十一世纪了，不是还有人在搞个人崇拜吗？要全党全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与某人保持高度一致吗。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有三个阶段：
一、1965年至1966年。此时的周恩来存在幻想，他从良好的愿望出发，相信毛泽东，支持文化大革命，希望文化大革命能在几个月内结束，国家能够重新赶上经济建设的正轨。周恩来并非没有怀疑，以他丰富的政治经验，他知道毛泽东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但是他已无力回天。他在迷惑之中，只能跟着走下去。
二、1967年至1974年。在这个期间，周恩来深知毛泽东的严重错误，毛泽东的一意孤行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他在极力地设法纠正毛泽东的错误，同时给予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以沉重打击。
三、1975年至1976年。随着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人民的觉醒，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了。周恩来又一次经过深思熟虑，改变了做法。他逐渐开始了与毛泽东的抗衡，以至最后分道扬镳。周恩来全力支持邓小平的治理整顿，支持他与四人帮的坚决斗争。在知道毛泽东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与过去完全不同，他没有表示任何附和。他知道，毛泽东和他自己的时间都不多了，他要给后人留下一个扭转乾坤的基础。
毛泽东尽管他对周恩来不放心、不满意，但他一直下不了决心搞掉周恩来。因为他深知，如果没有周恩来在他的身边扶助他，他将被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所控制，整个国家完全失控。这一点是他所不愿看到的。毛泽东是个政治上非常敏感的人，到1975年，看到周恩来不再拥护自己，才下决心搞掉周恩来。（周恩来病重、病危的一年中，对周恩来极为冷漠；周恩来死时，一句话不说；背后支持打倒周恩来）
美国总统尼克松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他说：毛泽东点燃革命的大火，如果没有周恩来，大火将把整个国家烧尽。
周恩来非常成功，他创造了历史的奇迹。我怀疑后人在这方面有谁还能超过周恩来？毛泽东最后总是跟着周恩来走。周恩来迫使毛泽东抛弃了林彪集团，迫使毛泽东批评”四人帮”，迫使毛泽东依靠他；迫使毛泽东起用邓小平。周恩来使得毛泽东的严重错误为更多的人所认识。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占5.5，林彪占2、江青占2，周恩来只占0.5，到了1971年底林彪集团被打倒，毛泽东占4，江青、周恩来各占3，到了1975年开始治理整顿，毛泽东占3，周恩来占5、江青只占2。尽管后来，毛泽东和江青联手搞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但失败大局已定。1976年3、4月间北京、南京等地爆发了明显反对江青，对毛泽东不满，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四五”运动。这时连中国的老百姓、知识分子、广大党员和干部都认识到，只有周恩来才代表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利益。
几个月后，1976年10月四人帮被彻底解决了。经过十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周恩来是从十分之零点五，到十分之十，取得了最终胜利了，尽管他没有能看到这个胜利。打倒四人帮后，周恩来威望极高，一直到今天仍享受着最高的威信。后来周的夫人邓颖超被破格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主席的高位，反映了人民和中共党对周恩来感激之情。
伟人可以在其身后，仍然起着巨大的作用。周恩来就是这样的世纪伟人。”四人帮”的打倒为什么那么顺利？十一届三中全会，批判毛泽东，否定文化大革命为什么那么顺利？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为什么那么顺利？我们从中能够强烈地感到周恩来生前的良苦用心和打下的基础。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周恩来无关
宋永毅断言：”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独立寒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并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周恩来要负重要责任，因为他是支持者。
宋永毅错了。毛泽东完全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权威和能力。他在中国拥有无限大的权力，又极有手段。从延安时期开始到解放后，谁大搞对他个人的迷信和绝对服从，他就提拔谁。他建立了一个由他个人专制独裁的国家，专制独裁的共产党。如果说责任，周恩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从来不积极参与搞个人迷信，他也因此为毛泽东所不喜欢。周恩来是当时所有活着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中，最早成为中央领导的，时间是1927年12月。毛泽东7年后才进入中央领导岗位。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一降再降，在延安整风时受到严厉批判，原因之一就是周恩来不肯吹捧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毛泽东。搞个人迷信的有一些积极分子。如果说，要对此负责任的话，那么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林彪。他们先后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结果使国家和中共没有任何民主可言，最高领导人能够呼风唤雨，翻江倒海，能够践踏宪法和中共党章，能够推翻党和国家的任何决定，能够搞任何政治斗争，能够打倒任何人。
宋永毅问：”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
不错，周恩来开始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但在中共中央又有谁是文化大革命的反对者，或中立者呢？没有，一个也没有（我指的是公开站出来，而不是私下议论）。包括先后被打倒的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都是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上海市委张春桥、姚文元要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目的就是要打倒彭真。彭真尽管对批判吴晗不满，但也没有任何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表示。文革前期，批吴晗，是康生、江青、张春桥等搞的，周恩来没有参与；要打倒彭、陆、罗、杨，与周恩来没有关系；周恩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表现就相当不错了。注意，周恩来不可能预见到文化大革命要搞十年，给中国人民，给中共带来极其巨大的灾难。毛泽东当时曾讲过文化大革命只搞几个月，主要针对文教系统，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我们今天知道了结果，再去指责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什么支持文化大革命是不讲道理的。
中国没有民主制度，中共党内没有民主制度；中共内部一次又一次残酷的党内斗争，使得党内没有人敢讲不同意见；社会上的人为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使社会上没有合法的政治反对派；中共党内和整个国家极为严重的个人迷信；这是文化大革命得以发生的根本原因。
如果真要追究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责任的话，那么第一是中共，第二是毛泽东，第三是林彪、江青两个中共左派政治集团，第四是文化大革命最积极的参加者。这个责任，到什么时候也轮不到对文化大革命持消极态度的周恩来。
宋永毅说：”有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十一月二十八日1965在周恩来同志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又如，’四月二日1966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
以上都是事实又怎么样？周恩来、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在这个位置上，他们不这样做，又能怎么做？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在被打倒前，仍在对毛泽东竭力表示忠心，在被打倒后，对毛泽东也不敢有任何怨恨。自从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被打倒后，党内没有一个人敢对毛泽东说个”不”字。如果当时中共中央有人勇敢地出来反对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可以指责周恩来，但这个人有吗？根本没有。这就是历史，我们没有资格脱离历史条件地去苛求前人。
宋永毅说：”周在5月21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5．18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如果我们同意中共的党史专家们的意见：’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那么，周和林彪的估计一样，出于他们的某种政治需要，他们都估计得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宋永毅说周恩来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估计比毛更黑暗，更极左”，”周的讲话就显然比毛的五．一六通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文章写到这里，应做比较，再下结论，但宋永毅不做任何比较，就下结论，这完全是乱下结论。周恩来只是在生米做成熟饭后，重复一下毛泽东、林彪的话和中共中央的决定而已。周恩来没有任何一句话，超过毛泽东、林彪。这里有个问题，周恩来需要不需要保护自己？文化大革命一来，所有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都极力表现对毛泽东的忠诚，以保护自己，那么周恩来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周恩来确实与毛泽东在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但他不能公开说出来，他只能默默地以实践对逐步改变毛泽东的错误。
宋永毅说：”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首先这类的话是由林彪等人首先讲的，周恩来不过重复而已。历史上两次大的搞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运动：一是在延安整风和七大前后，由刘少奇为首搞的；二是1962年以后，由林彪为首搞的。两次周恩来都没有积极参与，当然有时也不得不说几句，做些表面文章以保护自己。周恩来讲上面的话的时间是1966年5月，类似的话，林彪1965年就讲了。在那时，中国大概多数人都表示过对于”三忠于”、”四无限”的拥护，但他们不需要对中国的个人崇拜负任何责任。周恩来与他们是一样的，跟着讲几句，也不需要负责任。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戴过毛泽东像章。我只是一个中学生，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但是周恩来却不能这样做，他是党的第三号人物，所有人都在看着他。很多人都看过刘少奇的检查。刘少奇当时已经被打倒，但在信中，照样要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很多人也看过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同样表示对毛泽东的忠心。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周恩来不讲这些话，应该是神经出毛病了。我青年时就对个人崇拜深恶痛绝，但我今天并不指责文化大革命时对毛泽东无限敬仰的愚昧的人们。而周恩来吹捧毛泽东是被迫的。
宋永毅说：”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著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于周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
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瞿秋白是叛徒的事是康生搞的，而李秀成是叛徒是戚本禹提出的，这些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周恩来提出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是正常的，因为既已定为叛徒，是不能还放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的。这也是周恩来为了自保。要知道，解放后瞿秋白的墓葬从江西迁至北京，在八宝山隆重安葬，就是周恩来主持的。周恩来是绝不会讲”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的话。因为苏州忠王府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恩来怎么可能说这样的话呢？并且苏州忠王府从来没有被毁掉过。宋永毅加罪于周恩来。他把”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全国”文革群众性政治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由此滥觞。”的罪责强加在周恩来的身上。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非但没有鼓励过打砸抢，而且是坚决反对打砸抢的。这是尽人皆知的。
四、周恩来使林彪集团垮台的第一功臣
宋永毅说：”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付统帅，毛的接班人。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1967年1月21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我们要用尽一切努力消除诽谤。'”
毛泽东要林彪当中共副统帅，在1964年就在党内开始做工作了。1966年7月，我只是一个16岁的中学生，我当时都知道刘少奇的位置将被林彪所取代。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绝对的用人权力。即使是周恩来提出的，也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谁先提，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我们不应该否定这样的历史事实：林彪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战功卓著，解放后基本都在养病，1959年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也并非没有成绩。林彪当时非常走红。全国人民、全党相当一致地认为：林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所以在毛泽东提议林彪取代刘少奇担任党的第二号人物时，周恩来和党内其他领导人确实没有反对的理由。周恩来即使心里不这样认为，嘴上也要这么说。坏人的暴露是有过程的。周恩来在1967年以后看出了林彪的严重错误，1969年九大以后已经感觉到，必须搞掉林彪集团。但因为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周恩来是没有力量搞掉林彪的，所以也只能耐心地等待时机。
宋永毅说：”关于周在建立林的付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则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
张宁的话可信吗？张宁文革初期，还不知林彪家的门朝哪开呢？她何来对当时的”回忆”？无非是道听途说或自己编造而已。张宁在林彪倒台后，被政治审查。她到处嚷冤，说自己被”选妃子”选为林立果的未婚妻时间很短，她与林立果都接触很少，根本不知道多少林彪、林立果的事。张宁不过是借林彪来抬高自己而编造谎言。张宁说，毛泽东因数次调林彪进京未果，而”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要自杀。也太荒唐了吧？毛泽东是这种人吗？谁不知道，林彪是中国第一马屁精，把毛吹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对毛泽东从来不敢有任何怠慢（甚至对江青也不敢有任何怠慢）。林彪处心积虑地向上爬，权力欲极强。张宁编造说：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都不回京。林彪敢吗？这纯粹是胡说八道。写文章引用这样”回忆录”，说明宋永毅的浮躁和极端的无知。
宋永毅说：”不仅如此，周还用同样的语汇吹捧林彪：’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得最活，做得最力’。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在短短一百几十字的段落中，周就用了五，六个’最’和数个’无限’，’众所公认’，何来’科学，准确，恰当’可言？”
宋永毅在 “直至1969年4月14日，周还在九大上继续吹捧林彪。”一句中用了个”直到”一词。谁都知道到九大时，正式确立林彪的副统帅和接班人地位，是毛泽东最信任林彪，林彪最走红的时候。为什么九大时周恩来反而不能吹捧林彪了？吹捧是完全正常，不吹捧反而是不正常的。中国共产党就兴这个，一直到今天这个毛病还没有改。宋永毅如果能证明”直到”1970年夏天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周恩来还在吹捧林彪，文章就太有力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周恩来有问题，但可惜没有。
宋永毅说：”为把周恩来和林彪，’四人帮’在文革中基本同盟，也有分歧的复杂关系说成是纯粹的’斗争’关系，并进而把这种所谓的”斗争”夸大为长期持久的斗争，即把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的矛盾移花接木到文革初期，又导致上述三本史著用心良苦地剪裁和掩盖历史真实。””不难窥见，从文革开始至林彪倒台，周在林这个身上下的一直是一种早期政治投资，他在毛，林之间也一直是’脚踩两只船’。直到毛，林彻底决裂，他可能估计林彪断无胜利的希望，才帮毛毁灭了林彪。但这已经是1971年的事了。”
在这里，我要强调指出：林彪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其历史是光辉的。林彪在党内，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在这时周恩来没有理由怀疑林彪是坏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把林彪提拔成副统帅，并且一直到1970年夏天九届二中全会以前，关系都非常密切，毛、林并非两个阵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毛、林都搞好关系说明周恩来党性很强，这有什么不对的？这根本不是”脚踩两只船”，因为毛、林那时是在一只船上。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林彪的问题开始暴露，错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但是还没有到应打倒林彪的时候。如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密谋打倒林彪（对江青也一样），那是在党内搞分裂，是危害党和国家的行为。周恩来没有这样做，而是采用各种办法，批评和纠正林彪等的错误。周恩来确实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及以后才与林彪进行斗争的，因为这时林彪集团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周恩来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只有林彪集团、江青集团才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密谋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搞阴谋，搞分裂，危害党和国家呢。宋永毅所说，恰恰证明了周恩来的光明和正直。
宋永毅说：”毛泽东的私人医生李志绥在他的回忆录中揭露过周直至1970年11月（九届二中全会后）还向林透露毛健康情况不好的机密，在林倒台后又威胁李不准告发。”
先不说这个李志绥是个品质恶劣的人，他在回忆录中因个人恩怨，对周恩来进行了肆意地攻击和污蔑，他的话的可信度是很低的。就算这是事实，也没有什么。林彪当时仍然是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他难道连毛泽东的健康情况都不能知道吗？李志绥算老几？他不过就是毛泽东的一个保健医生。他传达的毛泽东的指示：其健康情况不得告诉林彪；周恩来对此可以不相信，不执行。此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更非原则问题。周恩来有权对此事按自己的认为来处理。从道理上讲，告诉林彪毛泽东健康情况不好，没有任何坏处。林彪听到周恩来告诉他毛泽东健康情况不好，应该不急于搞军事政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周恩来的”泄密”起到了防止林彪铤而走险的作用，这对国家和毛泽东都有好处。
李志绥说：”林彪事件后，汪东兴”派八三四一部队搜查毛家湾林彪住宅中，搜到了许多邓颖超、周恩来和林、叶的合照。汪亲自将照片拿给邓。邓一再向汪表示感谢””
这一事实太正常了。一个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一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他们之间有合影，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毛泽东与林彪的合影更多，难道说毛泽东是林彪的同谋？
宋永毅拿以上两事当作周恩来在林彪倒台前，仍与林彪勾结的证据，也太没说明力了吧。
周恩来政治经验极为丰富，斗争手段极为高明。他深知毛泽东疑神疑鬼，最怕大权旁落的弱点。周恩来也深知林彪的弱点：同样有疑神疑鬼的毛病，最怕失去接班人的位置。林彪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政治经验不足。林彪周围的人，他的幕僚没有一个是有政治头脑的人，全是马屁精，全是笨蛋，没有一个人能对林彪提出忠告，只会吹捧林彪，把林彪给吹得忘乎所以。林彪干了两件错事、蠢事：要当国家主席，让人吹捧自己的儿子林立果。
毛泽东是个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很深的人，他希望儿子能接自己的班。毛泽东对唯一健康的儿子毛岸英的死非常痛心，几次自嘲，引孔子的话说自己是：”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毛泽东自己做不到，也就反感其他中共中央领导人这样做。毛泽东准备把自己的位置传给林彪，当他听到林彪让人吹捧自己的儿子，将来准备把从毛泽东这里得到的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时，自然会非常愤怒。周恩来知道此事后，不动声色，任其发展。
在九大以后，也许周恩来使用了欲擒故纵的计策，有意提出由林彪出任国家主席（这只是猜测）。周恩来从刘少奇倒台的事，看出了毛泽东对1959年把国家主席的位置让给刘少奇，形成了中国有两个主席的事非常后悔。知道如果林彪要这样做的话，毛泽东大概会认为林彪有野心。反观林彪，极为愚蠢，他非要去当象征性的国家主席。林彪已经是党的唯一副主席了，党章上写上了他是接班人（这在中外政党史中是罕见的）。他比毛泽东小13岁，身体并无致命的疾病，完全可以等着接班。他完全没有必要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去”抢班夺权”？这正是林彪的弱点：非常强烈的权力欲望和担心失去接班人的位置，政治经验和政治敏感性太差。
其实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并没有”抢班夺权”，只是不听毛泽东并不重要的话而已。林彪以为，毛泽东既然在九大上同意自己为接班人并写进党章，也会同意他当国家主席（这是个象征性的职务）。当时作为毛泽东最近的近臣汪东兴，站在了林彪一边；毛夫人江青在开会之前，仍与林彪来往密切。这些说明毛泽东对林彪仍然充分信任。林彪大讲毛泽东是天才，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有很强的迷惑性。周恩来能从中看出问题来，说明周恩来政治洞察力之高是无人可比的，也说明周恩来对林彪一直心存戒心。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是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因为谁也不知道毛泽东心里是怎么想的。结果周恩来的政治冒险成功了，毛泽东开始怀疑林彪。如果毛泽东是个心胸宽广，相信同志的人，与林彪进行一些勾通，后来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他越来越觉得林彪要加害于他。就象以前怀疑彭德怀、朱德、彭真、贺龙、陶铸、刘少奇等人一样。
也许并没有什么军事政变（只是林立果及死党的设想），或者军事政变林彪并不知情。总之这个军事政变没有发生。林彪不应该疑神疑鬼，他应该懂得，他是毛泽东提起来的，是党章刚刚规定的接班人，他如果像邓小平那样”忍”，表示顺从，毛泽东也不好把他拿下来。毛泽东内心里一直是非常喜欢林彪的，他并不希望林彪走向反面。林彪多少是被吓跑的。而他一跑，政治上彻底完蛋。如果没有周恩来，林彪集团是不可能垮台的。先是捧杀，后是火上浇油，再是适时挤压，逼上梁山。周恩来巧妙地铲除了中国和中共的一大祸害–林彪集团。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没有办法向全党和全国人民交代了，于是拿出了他1966年给江青的一封信。信中表现出了对林彪有所不满。毛泽东疑神疑鬼，没有任何人是他不怀疑的。但毛泽东如不充分信任林彪，为什么在1969年的九大上让林彪做政治报告呢？为什么同意把林彪是接班人写进党章？毛泽东的威望大大下降，很多人不再相信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开始怀疑。由周恩来提出批判极左思潮，开始大批解放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江青集团同样受到了打击。
周恩来在粉碎林彪集团斗争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个贡献超过了中共党内任何人的。可以说是周恩来在关键时刻又一次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也挽救了毛泽东。读了宋永毅的文章，总想问一句，宋永毅你懂不懂些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对周恩来的苛求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竟然指责周恩来与林彪是一伙。难道林彪集团是你宋永毅打倒的不成？
五、周恩来为彻底打倒江青及”四人帮”集团奠定了基础
宋永毅说：”根据最近在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
用陈伯达、江青都是毛泽东的意思。林彪才是帮江青上台的人呢，谁都知道早在1966年2月，林彪、江青一起搞了个”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毛泽东马上批转全党。
宋永毅说：”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毛泽东是那样的人吗？宋某人还被称为文革史专家，对毛泽东竟然如此的不了解。毛泽东更无耻的事都能做得出，却在”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感到不好意思了？宋永毅说：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对此我不否定，党内又有谁不这样做呀？
周恩来没有火眼金睛，他当时不可能预见到，后来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能干出那么多坏事，并且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暴露是有过程的。他也不能预见到毛泽东要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政治局。周恩来当时不可能违背毛泽东的意愿，他无法阻止江青、陈伯达、康生政治地位的上升，更何况周恩来还需要保护自己。
如果说是周恩来提议陈伯达当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话，我倒觉得是做了件好事。因为当时文革小组组长只可能有三个选择：陈伯达、江青、康生。他们中间，相对而言，江青、康生更坏。如果是周恩来组织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子，那么周恩来还在这个班子里加了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人，这对江青等人是个牵制。对此宋永毅怎么不提呀？当时毛泽东要周恩来搭中央文革小组的班子，他也只能去搭。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苛求周恩来。
宋永毅说：”周在文革中对江青等人的吹捧，有时比对林彪更甚。1968年3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周除了带头’敬祝我们伟大领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外，还第一次反常地在如此大规模的群众大会上带头高呼：’誓死保卫江青同志！'”
注意这次大会是打倒”杨、余、傅”的大会。当时江青集团和林彪集团联手编造了”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到毛泽东那去告刁状。在毛的支持下，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抓了起来。宋永毅对这个大会是什么大会，有意提都不提。这是保卫江青的大会。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这三员军中大将当时完全听命于周恩来，经常与中央文革小组作对。上面所说的所谓”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就是傅崇碧根据周恩来的命令，到钓鱼台中央文革小组住地，去要珍贵的鲁迅手稿。打倒”杨、余、傅”就是为了打击周恩来。当时周恩来处境极为不利。为了自保，嚷两句口号是很正常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一讲江青的特殊。中国当时是个封建思想还很严重的国家，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搞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江青作为毛泽东的夫人，政治地位自然很高。毛泽东有意让江青出来主持大局，对江青表现出无比的信任，给予江青对除林彪、周恩来以外任何党的高级干部都可以先斩后奏的莫大的权力（如对党的第四号人物陶铸的打倒）。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不但江青如此，毛泽东其他亲属也是如此，如，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被称为”东三省的太上皇”。对江青的拥戴是有群众基础的。当时几乎所有的造反派、红卫兵都在高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毛泽东支持召开的保卫江青的大会上，周恩来喊：”誓死保卫江青同志！”的口号，太正常了。这绝不是反常。我们不应以今天的眼光去看当时的情况，提出周恩来为什么要吹捧江青的荒谬问题。
宋永毅说：周恩来”作为三十年代中共地下系统的负责人，他绝不会不知道江青作为一个三流演员在上海不光彩的历史，但周竟把江青比作鲁迅来赞扬。周说：’在这里我要提几句江青同志的战斗生平，江青同志是经过战斗年月的。特别是三十年代她刚入党时，就遭到国民党，叛徒，假党员的迫害，她在很年青时就像鲁迅那样硬骨头，敢于向对她进行诽谤，迫害她的人进行反击。她写出的文章是战斗的文章。当时江青同志写出的文章如果拿出来一读是红文章。至于反动派们为了迫害江青同志，写了不少黑文章，黑材料，那是专门为登在台湾和香港的报纸上用的黑材料，根本不是江青同志的东西。所以，谁要是收集这些材料(就是黑帮，反动派，帝国主义者写得诽谤江青同志的黑材料)。那么他也就一定是黑帮。所以我们要追究些人。这些材料没有什么了不起！那都是诽谤的材料嘛！鲁迅也遇到过这些嘛！何况江青同志那个时候整天做地下工作，又做艺术工作，很不容易。所以，这一点值得我们大家钦佩她。从抗日战争起，江青同志到延安成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勤奋的学生，在她身体不好的时候，也还在勤奋学习毛泽东思想，听毛主席的报告，在战争年月里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以后，刘，邓，陶，彭，罗，陆，杨，谭震林，杨成武等这些黑帮都在迫害，反对江青同志。但是江青同志藐视他们，敢于和他们斗争……在中央文革里江青同志非常严格要求自己。当同志有缺点错误时她能热情认真的帮助。遇到坏人的时候她就敢于把他们端出来。这种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最后，周再一次振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林副主席！誓死保卫江青同志！”在周近三，四千字的讲话中，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对江青连篇累牍的奉承。”
首先，应指出：江青不是三流演员，在上海也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历史。揭批四人帮的时候，一些人也用四人帮的那一套来整江青及四人帮。江青在上海应是一流演员，她能够与另一个电影明星争一个重要电影的主角，说明她在演艺界的影响。纵观江青在上海的历史，可以看出，她是一个进步的青年、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中共地下党员。只不过在生活作风上是随便了点。说江青是叛徒，完全是编造的。江青与毛泽东结婚是经过中央严格的政治审查的，不可能有政治历史问题。
宋永毅竟然相信这些东西，说明他对文革认识的浮浅。有人问，江青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害怕人家知道她的历史，为此迫害了那么多人。这是由于江青要把自己树立为”高、大、全”的革命领袖。其光辉形象，当然不能有任何的污点。再加上江青精神变态，疑神疑鬼，可以把任何人都视为仇敌。
其次，周恩来离开上海，到中央苏区的时间是1931年底，而江青在上海走红的时候是1935年前后。周恩来当时根本就不可能知道江青其人。作为一个文革史的”专家”，一个研究周恩来的”专家”连这点最基本的情况都搞不清楚，真令人吃惊。
江青参加革命是比较早的，那时参加革命非常危险，随时都可能牺牲。对所有在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的人我们都应非常崇敬，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了坏人，但当时能参加革命，仍应给予肯定。宋永毅说：周恩来把江青比作鲁迅。这是歪曲，周恩来并没有说江青是又一个鲁迅，只不过说她很年青时就有像鲁迅那样硬骨头。这也并不过分，江青骨头确实是硬的，审判四人帮时，她的表现说明她是硬骨头。
周恩来在某种情况下，对江青是有吹捧，但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对江青进行了坚决斗争，则是不可否定的事实。比如：二月逆流；迫使中央文革小组抛出王、关、戚；借批林反极左；与四人帮的多次斗争；迫使毛泽东批判”四人帮”；支持邓小平的治理整顿；等。宋永毅不敢提其中的一次，全部正面回避。难道文化大革命中，与江青斗争，并取得成效的，不是周恩来等人，而是你宋永毅等人不成？
周恩来吹捧江青没有超过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更没有超过造反派和红卫兵。吹捧是为了取得毛泽东的信任，迷惑江青等人。要想在中国的最高政治权力中，占有一席之地，就需要表现。许世友是一介武夫，直来直去，没有什么心眼。他在当时的情况下，为了自保，仍要做些苟且之事。许世友对林彪、江青都很反感，对文化大革命抵触情绪非常大，但他在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照样吹捧江青，高呼”打倒谭震林”（谭震林是许世友的老政委），”誓死保卫江青”的口号。林彪为儿子”选妃子”选到了江苏，许世友的夫人田普热心地为其张罗。许世友可以这样做，周恩来为什么不可以说几句吹捧江青的话？我们不应该脱离历史环境，去苛求前人。
宋永毅说：”就整体而言，文革中周与四人帮及其前身’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融洽的。1967至1968年全国有’首都红卫兵5．16兵团’等好几个反周的群众组织，但都首先为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镇压下去。尽管文革中江青以时时’女主人’自居，对周这位’老管家’并常有不敬之处，但她却多次告诫她的嫡系（如清华井冈山）：’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周自己在文革中也多次说过：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
当然，周恩来表面上与江青等四人帮没撕过脸，但进行过多次激烈的较量。江青搞掉了周恩来一派的陶铸，搞掉了几位副总理、几位元帅，搞掉了”杨、余、傅”，搞掉了邓小平。而周恩来也搞掉了江青一派的”王、关、戚”，搞掉了陈伯达，使康生与其反叛。在毛泽东还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时候，江青是不敢打倒周恩来的。在两派出现均势的情况下，相互表面上说些好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认为这也叫”关系基本是融洽的”，就太幼稚了。而宋永毅不是幼稚，而是有意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骗骗幼稚的读者。
任何熟悉文化大革命历史的人都知道，在1968年3月，江青还不应该被打倒，因为其罪恶还没有到被打倒的程度；江青也不能被打倒，因为她仍被一大批狂热的造反派和红卫兵所拥戴；江青更打不倒，因为毛泽东对江青充分信任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稍微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正确的做法是先顺着江青，等待时机。在此以后，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越来越强硬。到1974年，向毛泽东揭发江青的”红都女皇”事件，迫使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及四人帮。
宋永毅说：”说穿了，”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周既然知道毛是实际上的帮主。以他的愚忠和圆滑，怎么可能公开与毛去公开”斗争”呢？文革后期，尤其是林彪事件后，中共党内各派系都竭力填补林彪军人集团留下的权力真空。但结果是周和他的部属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位置，周也第一次成为中共的第二把手。由于毛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又由于’四人帮’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他们之间的矛盾和磨擦才逐渐增加。尽管如此，周毛之间的联盟仍然是主要的。如果不承认事物的发展有其阶段性，或借用中共的话语系统来说：周总理对林彪，四人帮也有一个正常的认识过程。而一味拨苗助长，移花接木，恐怕只会闹出历史的笑话来。”
宋永毅有了一大发明：”‘四人帮’其实是’五人帮'”，”毛是实际上的帮主”。并说：”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对宋永毅的话，只能视为极端的无知。如果真是如此，为什么周恩来逝世后，毛泽东要只是政治局委员的华国锋，而不是政治局常委、第二副总理张春桥出任总理呢？1976年”四五”运动，毛泽东不把大权完全交给江青及四人帮呢？而把华国锋提升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把党政军大权交予一人之手，提前安排了接班人呢？很显然，毛泽东与四人帮是有区别的。还有一件事，1972年毛泽东突发重病，他曾交代过一次后事，他把身后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不是江青，引起了江青的极大不满。这也说明毛泽东并不是四人帮的”帮主”。
实际上宋永毅无法否定周恩来、邓小平与四人帮之间的激烈政治斗争，但他编造说，这不过是一场误会，是毛泽东”对他的’接班人’的天生疑忌”，是江青等个人”想要夺取更多的权力”。但谁都知道，周恩来、邓小平与四人帮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种命运的决战。
写到这里，我都懒得再批驳下去了。我觉得我的对手水平太低了，与这样的对手论战，确实提不起斗志来。
六、宋永毅举了一个对自己不利的例证
宋永毅说：”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豹。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传》原注为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回忆。
然而，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那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迹。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我把宋永毅的原文全部引在上面。宋永毅提到王力回忆被舍去的”极为重要的结尾”。但这个结尾并没有否定：”周恩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 的事实。周恩来不可能把与毛泽东的全部谈话告诉王力，所以不能断言：周恩来”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很可能周恩来到毛泽东处以后，知道林彪的讲话，完全是毛泽东的意思，他没有办法改变。甚至可能还因此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恩来回来以后，不可能把不利自己的，毛的原话告诉王力（王力是江青的人），但总要对王力敷衍几句，并表现出对毛泽东的忠心和服从。于是只告诉王力，毛泽东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的事。其实这里有个疑点。谁都知道，周恩来懂多国外文，对英语极为精通，而毛泽东对英语就是半瓶子醋。毛泽东竟然给周恩来讲起英语来了，多少有些滑稽。所以说，周恩来对王力所说，毛泽东的话，最少是不完整的。
周恩来是伟大的政治家，他决不会”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王力回忆是：”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他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由此可见，周恩来认为这是重大原则问题，而不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其含义是：如果是机会主义路线问题，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同志，如果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刘、邓就是敌人了。要知道周恩来此举是冒着巨大政治风险的去做的。此事难道不值得我们颂扬吗？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了一句”我懂了”。此话太平常了。所有人都说过这句话。而宋永毅居然用这个三字短句给周恩来扣了那么多的大帽子。什么”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了，什么”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了，什么”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了。宋永毅肯定对很多人说过不知多少次：”我懂了”。难道说这表明你对很多人都”无原则地卑膝效忠”吗？
七、到底是周恩来，还是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保护了老干部
宋永毅说：”《传》和《年谱》等书的另一个不吝泼墨之处，是描绘周如何在群众运动的狂澜中讲政策，竭力保护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然而，连编撰者也不得不承认，周的保护绝大多数是执行毛的指示而已。连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真没有想到宋永毅是这样地热爱毛泽东。原来文化大革命中竭力保护的老干部和国家知名人士的是毛泽东。只可惜，除了宋永毅以外，没有任何人（包括至今仍竭力为毛泽东说好话，而不愿意说毛坏话的中共左派）认同宋永毅的观点。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过有名有姓的高级干部、民主人士有几百人之多，毛泽东对这些人都有保的指示吗？毛泽东是保过几人（可以数得过来的几个人），但他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出尔反尔的作法谁不知道？以他的权威和影响，他可以保任何人。但他真正保了谁？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朱德、陈毅、贺龙等他都保过，还不是都被打倒了。毛泽东真正保的只有江青等几个亲信。至于”周自己都在文革中一再表白：’主席领导我们，要我们做的，没有别的话好讲。我保了多少人，刘少奇，邓小平，王光美……我还不是’保皇派’，我奉命’保’。” 是为了保护自己，不被打成保皇派。周恩来的手法叫”打着红旗反红旗”。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早就被造反派和江青等人认定为中国最大”保皇派”了，随时都有可能被打倒。难道还不允许周恩来把毛泽东抬出来，用以来当挡箭牌，保护自己吗？
宋永毅说：”1966年9月，周恩来在他主持起草的一个中央文件中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文后被毛压下未发。”
宋永毅又一次地表示了对毛泽东的热爱。原来在中国搞极左的，要打倒一大片的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这谁信呀？当时的人都知道”放在火里烧一烧”，是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的意思，而不是打倒的意思。当时这个提法，不是左，而是右。如果以上是事实，那么就是毛泽东认为周恩来过于右倾。毛泽东是要把大部分干部打倒，而不是仅仅把他们在”放在火里烧一烧”。毛泽东嘴上也说，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但是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片”的事实说明了毛泽东实际的想法。宋永毅为毛泽东评功摆好也太站不住脚了吧。
以下宋永毅为我们举了几个例子。
宋永毅说：”关于周对老干部的保护，恐怕也要作具体分析。除了上面所说他对毛坚决要保的干部也表现出异常的勇敢外（如陈毅），一旦毛改变主意，他却会做出种种落石下井式的举动。”
错了，陈毅才不是毛泽东坚决要保的人呢。陈毅因历史上多次与毛泽东冲突，（有时是陈毅错误，有时是毛泽东错误）是毛泽东最不信任的干部之一。从1943年到1954年，毛泽东、刘少奇以饶漱石压了陈毅11年，在延安整风时，除了苏联回来的那几个人外，批的最多的就是周恩来和陈毅。陈毅被留在延安一年半没有分配工作。解放后，陈毅成了周恩来的左膀右臂。毛泽东在听到江青等人对”二月逆流”的汇报后，大发脾气，说：周恩来、陈毅竟敢翻延安整风的案，他们是要把我赶下台。让周恩来、陈毅上台，我和林彪上井岗山打游击去。”二月逆流”之后，毛泽东、江青、林彪把几个副总理，几个元帅打倒，以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了政治局。在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也感到对这些老干部太过分了，就说：”二月逆流”不提了，但没有平反。参加陈毅的追悼会，纯属心血来潮。
宋永毅说：”刘少奇可为文革受整的最大的老干部。当毛对刘尚未下彻底打倒的决心，反对将刘的问题公开化，并对刘的检查有所好评时，周也就顺水推舟地为刘改检查，在接见群众时反对把刘的问题公开化。一旦知道毛下了决心，周便在公开场合大肆批刘，并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甚至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负责人，《传》的主编金冲及先生最近都在公开的讲演中承认确有此事，但他又暗示，这属于’鸡毛蒜皮的事’，因而无论《传》和《年谱》都毫不提及。”
周恩来开始是极力保刘少奇的，前面提到的周恩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提法的事，就可证明。要打倒刘少奇的是毛泽东、江青、林彪等人。周恩来在知道毛泽东已下决心打倒刘少奇，事情无法逆转后，他也没有做过任何对刘少奇不利的事情。打倒刘少奇的关键，是那些证明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的材料。这些材料没有一件是周恩来揭发和提供的。周恩来出任”刘少奇专案审查小组”组长一职，是不得已。宋永毅说：”据有关海外学者调查，周不仅完全同意定刘为’叛徒，内奸，工贼’，”。这个事实谁不知道，还用海外学者调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除一人（陈少敏）弃权外，所有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都投了赞成票，当然也包括周恩来。关于周恩来在有关文件中批示：’此人该杀’，如果这是真事的话，也算不了什么。这是一句空话，因为谁都知道，枪毙刘少奇是不可能的。周恩来与刘少奇关系一直很密切，（尽管刘少奇多次跟着毛泽东整过周恩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又极力保护刘少奇，在打倒刘少奇的事情已无法改变的情况下，为了保护自己，对刘少奇的事情做个实际无害的过激的表态，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宋永毅说：”另一个值得一提的’鸡毛蒜皮的事’是贺龙。周一旦知道毛从’保’变为’倒’贺龙后，立刻在对贺的逮捕令上’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把贺龙骂得狗血淋头，没说一句好话'”。
对周恩来是保贺龙，还是加害贺龙，最有发言权的是贺龙的夫人薛明和子女。你们看一看他们的回忆录。他们对周恩来充满了感激之情，周恩来为保贺龙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为没有能保护了贺龙而感到内疚，在重病下，在贺龙没有被正式平反的情况下，不顾生命危险和政治危险，坚持去参加贺龙的追悼会。读着起来催人泪下。打倒贺龙的是林彪、江青，是毛泽东。就算周恩来在贺龙被打倒的事实已不可改变的情况下，写了数百字的批语是事实，又怎么样呢？还是那句话，周恩来需要自保。林彪、江青因周恩来死保贺龙，跑到毛泽东那里多次告周恩来的状，周恩来不有所表示行吗？周恩来写了批语，对贺龙的境遇没有任何坏的影响。
宋永毅说：”对于中下层干部，周在群众运动中保得更少。文革初期，周曾经亲自在国务院系统抓了三个试点：国家外文委，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其结果是这三个单位的负责人被他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周在万人大会上断言：’他们不单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是一个阴谋集团，当然各有各的系统，但是总之性质相同’。
打倒上述三人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下的这三个单位的造反派，不是周恩来。所以说是周恩来一手打成了’张彦反党集团,”韩光反党集团’和’张劲夫反党集团’，纯属诬陷。周恩来当时只能这样表态。如果周恩来说：”革命造反派们：你们单位的领导人，都是革命领导干部，没有一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派就不会答应，更不要说造反派背后的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了。周恩来采取的办法是，不能硬顶，只能慢慢化解。
宋永毅说：”对一个单位中有他亲疏两系干部的，周常常不惜主动抛出’疏者’以保’亲者’。在国家侨委的两个主要负责人廖承志和方方中，廖是周的亲信而方则不是。周为了保廖，便在1967年1月3日近万人的’夺取侨务界文化大革命新胜利誓师大会’上公开煽动打方，并作了如下异乎寻常的发言：’我同意你们提出的要打倒中侨委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你们挖掘出来的这个代表人物很对，是谁？是方方。我现在供给你们一份材料：在去年文化大革命当中，已经有人揭发，方方与香港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商订的大量寄去我们国内的所谓风景片子，实际上是照了我们许多的地面和建筑物，简直是把我们山河出卖给外国的反动派’。今天再看这样的发言，真会感到已不是什么’上纲上线’，而亦近’天方夜谭’。因为以周为贵一国总理之尊，竟然会把风景片和间谍活动混为一谈！自然，这种周历史上’鸡毛蒜皮的事’，无论《年谱》还是《传》都是决不会提及的。”
方方是个死老虎，早在解放初期，在广东他就被叶剑英、陶铸批判过。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一般都是先把这些犯过”错误”的干部抛出去，保其他领导干部。方方早在此前就被国家侨委的造反派被打倒了，根本用不着周恩来的煽动。还是那句话，一个单位不出几个走资派是过不了关的。至于周恩来把方方的罪行讲得非常的荒谬，正是保人的技巧。因为越荒谬，越不被人相信，越容易被推翻。
一个干部被打倒，最怕叛徒、特务之类的揭发。而周恩来从来没有揭发任何一个干部是叛徒、特务。周恩来早在1927年底就是中共中央的领导人之一，比任何活着的一个中央领导人都早，他对高级干部的历史情况知道得最多，但他从来不做这样的揭发。有时他不得不说些违心的话，做一些附和。韩素英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就提到，她访问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时，荣对周恩来的不满：在荣被批斗时，”出乎他的意料，周也公开大声斥责他。’他念了一大堆有关我的罪状— —我感到特别沮丧。””我认为是毛的魔力把他给迷惑住了。”韩素音把荣高棠对周恩来的不满写进行了书中，反而使我们感到真实。我们应理解周恩来，他只有一个人，被林彪、江青两个极左集团包围着，他不可能保所有的人。我们不应只从个人恩怨出发，应从国家、党、人民的大局出发，从历史的角度去认识周恩来。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对解放干部最积极的就是周恩来，为此，他多次被指责为中国最大保皇派，在政治上历尽危险。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因周恩来没有能够保护所有的人，而责备他。他太不容易了！
八、周恩来去清华大学，反对工作组的错误，为蒯大富等人平反没有错
宋永毅说：”清华大学的文革之火，是周受毛的委托，1966年8月4日，22日两次去发表近万人大会的演讲煽动起来的。周在两次讲演中都开明宗义地说：’我上次说，我是来煽风点火的，煽社会主义之风，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火。你们已经把火点起来了，就应该由你们自己来解决你们自己的问题。我相信这个火也很快在全国都会点起来。’自然，周在公开点名蒋南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了工作组的错误，并为蒯大富平反后，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必然会讲一点’党的政策’：诸如’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之类。但上述史著只辑录周这方面的寥寥数言，而置他绝大多数的”煽风点火”的言论于不顾，甚至造成了一种周去清华是为了保工作组的印像。试问：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周如不是去煽风点火（如他自己所说的’解放’清华），他又有什么必要去清华保工作组呢？”
首先，1966年7月29日，北京市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北京万人的大学、中学学生代表大会，刘少奇、邓小平公开在大会上做检查，承认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并宣布撤回全部进住北京大、中学校的工作组。怎么能说”八月初的清华还牢牢控制在工作组手中”？
其次，文革开始后，派工作组起了一定的好作用，比如制止了一些过激行为，但总的来说，工作组在多数学校是执行了一条极左的路线，打倒大批领导干部，特别是抓了很多右派学生和右派知识分子，其数量远远超过了1957年反右斗争，在全国应达几百万之多。如果不否定工作组，其后果是不可想象。后来把刘邓的错误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是不对的。但周恩来到清华大学去批评工作组的错误并没有错。清华大学工作组是刘少奇直接控制的，毛泽东让周恩来去，周恩来只能去。为蒯大富平反也没有错。蒯大富后来成了坏人，但当时是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青年学生。周恩来不仅仅是为蒯大富一人平反，也是为很多”右派”学生和知识分子平反。
第三，清华大学和全国大中学校的革命之火，根本不是周恩来煽动起来的，而是毛泽东6月2日要人民日报刊登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煽动起来的。
周恩来所作所为并没有错。在中央文革小组拼命煽动抓住工作组的错误不放时，周恩来能讲：”工作组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派工作组的责任应该归新市委和在北京工作的中央同志。不能把责任全推到各个学校的工作组”的话，是难得可贵的。周恩来确实在保工作组。
九、红卫兵打人，抄家的责任是应由谁负？
宋永毅说：”另一方面，周对于一般群众所受的迫害，尤其是在北京红色恐怖的’红八月’中所受的老红卫兵，西城纠察队（西纠）的残害又鲜有同情之心。这里是一个当年仅16岁的中学生对’红八月’源起的回忆：’1966年8月，北京工人体育场批斗小流氓的10万人大会，我们学校的’红红红’是召集人之一，因为他们组织的一个人挨了小流氓的扎。在会上他们把小流氓打得极惨，可当时在坐的中央首长包括周总理等没一个人制止，由此开了全北京市的打人风。’周作为这些老红卫兵，尤其是西纠的’顾问’，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正是因为周和其他所有中共领导人一样，从不当面有力地制止他们残害群众，只是事后才马后炮式地说几句，才造成了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
红卫兵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谁都知道。是因为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写信，在1966年8月18日召开百万人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是因为林彪在天安门上讲话，公开表示对红卫兵”破四旧”的支持；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与红卫兵的亲密接触，直接指挥红卫兵的行动。周恩来从来没有支持过红卫兵的过激行动，他反复向红卫兵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的道理（党的”十六条”中的”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是周恩来坚持写进去的），但是没有起多少作用。周恩来面对毛泽东、林彪、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非常为难，他不可能对着干。周恩来想了个办法，就是要红卫兵组织纠察队，让红卫兵纠察队来维持社会秩序，来约束红卫兵的违法行为。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时间。”短短一个多月内北京地区1,772人被活活打死，33,695户被抄家，85,198人被驱逐出京的大惨剧” 是在红卫兵纠察队成立以前。红卫兵纠察队确实对停止八、九月份打人、抄家狂潮起到了一定作用。（当然红卫兵纠察队也是良莠不齐，他们中间一些人仍然打人）从中我们看到周恩来的良苦有心。把红卫兵打人、抄家等的责任加在周恩来身上，这不是扯蛋吗！这对北京老红卫兵纠察队也是不公平的。
十、人民并没有被欺骗
《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都成书于八、九十年代。如果说它掩盖了真正的周恩来，给读者以误导的话，也应发生在八、九十年代以后，但人民对周恩来的崇敬却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此时，宣传舆论工具完全掌握在四人帮手里，毛泽东还发动了规模浩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毛泽东此时已下定决心打倒周恩来。要知道这时是反动专政严重的时期，因为一个”手抄本”就可能被判重刑。人们的反主流的思想情绪，只能通过最落后的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进行。在对周恩来最为不利的时候，周恩来的威信却上升到了远远超过毛泽东的威信的程度。这是空前绝后的。一百多万人，冒着严寒，自发地站在长安街上几时小时，为周恩来的灵柩送行。”四五”期间，几百万人冒着政治危险，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恩来，去谴责四人帮，去发泄对毛泽东不满。这一事件波及全国。这简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难道是他们愚昧，被谁欺骗了？不，他们知道完整的周恩来，知道宋永毅引用的多数不利于周恩来的讲话和事例。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的威信远低于林彪、江青，更不要说毛泽东了，但是人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事实的比较，认识了周恩来，也认识了毛泽东、江青、林彪。他们知道人民的大救星不是毛泽东，而是周恩来。
人民对周恩来的认识，对周恩来崇敬，并非由于出了颂扬周恩来的书藉、文章而增加，也没有因为邓小平等人对周恩来不公正的评论，因为近年来海外出现多个攻击周恩来的书藉、文章而改变。宋永毅等人的书藉和文章，只能骗骗幼稚者，无知者，迎合内心灰暗、肮脏的人，迎合江青、林彪等的拥护者。
官方的伟人传记是有毛病。就是”为尊者讳”，有意掩盖了很多不利伟人的真实的事实。其实他们没有必要这样做。这样做的结果，会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找到对伟人全盘否定的借口。比如，宋永毅之流就是采用揭露某些事实的方法来完全抹黑周恩来。介绍读者读一下英国著名作家韩素音写的《周恩来与他的世纪》。这本书并不回避对周恩来不利的事实。这是一部对周恩来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进行描述的传记，是写的最好的周恩来传记之一。
宋永毅说：”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大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读者不会再轻易地相信’毛林会师井冈山’之类的天穴来风式的神话，而编撰者认为自己只是剪裁历史而不是伪造历史又可以减轻撒谎的心理重负，因而这一方法在上述作品中可谓一脉流贯。”
写历史都需要剪裁，否则就是杂乱无章的流水帐，无法正确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的剪裁，尽管不适当地把周恩来的伪装的一面，占第二位的错误、失误的一面给剪裁掉了，给了人以一个完美无缺的周恩来的形象，多少使人感到不真实，但基本是合于实际的，本质未变。而宋永毅的剪裁则是将历史的真实剪裁掉，把本质给剪裁掉了。他造出了一个假的周恩来，一个被肆意攻击、诽谤、诬蔑的周恩来。宋永毅说的”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它不是完全的凭空伪造，所依的也可说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只是这些部分事实来自编撰者对历史整体的一番或许是言不由衷,用心良苦地加工与拼凑。与伪造者的读者期待一样，剪裁者也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的话，用在宋永毅自己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通观宋永毅的全文，发现他并没有提供出人们所不知道的，爆炸性的材料。而且写作手法上明显采取了回避不利重大事实的办法，比如不提”二月逆流”，不提四人帮集团、林彪集团对周恩来的攻击诬陷，不提毛泽东多次严厉指责周恩来，不提周恩来支持邓小平治理整顿，不提周恩来最后与毛泽东分道扬镳。大量使用的文革笔法，篡改、歪曲、扣帽子、打棒子。而我的反驳文章对宋永毅的文章的论点论据全面引用，绝不因不利于我的观点而绕开。对很多不利于周恩来的传闻，尽管没有被证实，也采取先承认的办法。读者同时读了我的文章，宋永毅的文章，就会明显地感到，谁讲道理，尊重历史事实；谁是满嘴的胡说八道。
十一、邓小平对周恩来的不公正的评价被宋永毅之流所用
宋永毅说：”有关周恩来当年坚决支持毛发动文革的责任，连前中共领导人都觉得实在难以否认。据说早在1980年3月20日，邓小平在看了中央起草小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纲后，就与部分政治局委员谈到过周在文革中的’错误，过失’：’文化大革命初期即推荐了林彪为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起草九大党章时，又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周恩来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曾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曾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关于设国家主席一职，也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由林彪担任的建议；在刘少奇问题上，在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有过失的’。胡耀邦，陈云也认为周对文革的发动等重大问题’是有一定责任的，不能都归于当时政治环境，气候，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
如果邓小平的话是真的话，就太不象话了。邓小平作为一个政治家，作为一个中国政治斗争的当事人，他应能够理解周恩来的所作所为。除非由于个人的私心，除非出于对周恩来在全国人民和中共党内的，任何人都比不上的崇高威信的妒嫉，除非要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才会讲出这样的话。
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是一贯正确。他与刘少奇一样对文化大革命是极为积极的。他们与毛泽东的分歧是斗争的矛头向上，还是向下。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第二次反右斗争，抓出了起码是几百万右派。幸亏被中央所纠正。
没有周恩来对邓小平的保护、举荐、支持，就不可能有邓小平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出来，搞的治理整顿。邓小平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
至于邓小平所说的周恩来的错误，更不值得一驳。毛泽东在1966年5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定林彪取代刘少奇为中共第二号人物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同意刘少奇派工作组，南巡回来后，又指责刘少奇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就是要刘少奇下台，以林彪取而代之。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即使周恩来不推荐林彪当唯一副主席，也有人推荐。在起草九大党章时，提出把林彪作为既定接班人，并以法加以确立的首先是姚文元。至于在中共九大筹备期间，提名江青，叶群为政治局委员；在中共十大筹备期间又建议江青为政治局常委，也算不了什么。我们想一想，九大前，在毛泽东、林彪的授意、纵容下，江青、叶群的政治地位早就超过政治局委员了，其中江青更比任何政治局常委的权力都大。所以提不提名只是个形式。周恩来没有必要在这些小事上惹毛泽东、林彪不高兴。在设国家主席一职，由林彪担任的问题上，周恩来更是欲擒故纵。对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等人的问题上，周恩来从来没有起过任何坏的作用。
宋永毅说：”记得前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八十年代在为周文革中种种错失所作的辩解时还有过如下几乎全中国家喻户晓的评述：’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周）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且不论周当年犯下这些错失时是否’违心’；也不论邓有没有资格代表’人民’说这些事可以用’原谅’两个字轻轻一笔带过；至少邓还承认这些事是’好多’且不光彩。而在九十年代大陆’周恩来热’中出版的《传》，《年谱》等数百部著作中，读者绝对看不到这个’好多’，看到的只是一个经过编撰者精心剪裁过的的周恩来形像，一个所谓’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
宋永毅此次倒是说对了。邓小平没有资格代表人民，人民的大多数，中共党员的大多数，中共领导干部的大多数，与邓小平的认识完全不同。人民对周恩来有的只有深深的爱戴和感激，他们认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大的问题上没有错误，所以根本用不着”原谅”。
没有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青年读者，可能会不了解”好多”周恩来说的所谓违心的话，做的违心的事，但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此却完全了解。所以根本谈不上官方以发行量并不大的两三本书，把周恩来人为地树立成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形象的问题，也根本就不可能制造一个”力挽狂澜””中流砥柱”的新神话。周恩来是文革中正确路线代表，挽救了国家，挽救了党，是确确实实的事实。如果不是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又是谁呢？
十二、结语
我们应如何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要不要有一个时空概念？后人已经知道了历史的过程和结局，但当时的人并不知道，这就是所谓”当局者迷”。谁也不可能准确地预见未来。好人变坏要有过程，坏人暴露要有过程，好人认识坏人要有过程，好人打倒坏人要有过程。这四个过程说明了历史是复杂的，曲折的。如果我们不承认这些，就是蛮不讲理。
从宋永毅的文章看，他并非水平太低，也不是不了解文化大革命，而是别有用心。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中被镇压的，专门攻击周恩来的”五一六兵团”的残渣余孽，很难写出这样的文章。
本文不是全面评价周恩来的文章，我将来会写这样的文章。我会以充分的历史事实证明，尽管周恩来从来没有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但他对中国的贡献，他的伟大，他的光辉，他的正确，绝不在毛泽东、邓小平以下。因为宋永毅的文章只讲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我也只粗略地评价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我认为：打倒”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批判毛泽东的错误，开始改革开放，是周恩来路线的胜利，是周恩来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以生命拼搏的最终结果。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推行的改革开放的路线是周恩来建国后所倡导，所推行的，所实践的，与毛泽东完全不同路线的体现，是后周恩来主义。周恩来确实是代表中国的正确路线的光辉的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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